奥萨诺被安全地藏在赌城。我得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没工作，只有尽可能地接自由撰稿的活。我为《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写书评，书评杂志的新总编也给了我一些活儿。但对我来说，这还是太令人紧张了，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自己在某个特定时期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决定，要尽一切努力写完那本小说，希望它能赚上一大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每天花十二到十五个小时在工作间，跟我妻子一起去超市，夏天和周日把孩子们带去琼斯海岸，好让瓦莱莉休息一下。有时在午夜，我会吃粒塞米尔好让自己清醒，坚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在那段时间，我有几次去纽约市跟艾迪·兰瑟一起晚餐。艾迪成了好莱坞一个重要编剧，很明显他现在不写小说了。他很享受那边的生活，女人、轻松赚到的钱，他发誓再也不写小说了。他的四部剧本都变成了热门电影，现在他可是供不应求。他提出只要我愿意搬去好莱坞，他就会给我找个为他干活的工作。我拒绝了。我没法想象自己在电影业工作，虽然艾迪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但变成一个电影编剧绝对不好玩，这很清楚，你再也不是艺术家了，只是其他人思想的翻译者。

在那两年里，我基本一个月见奥萨诺一次。他在赌城待了一周，然后就消失了。卡里打电话给我，抱怨奥萨诺带着他最喜欢的女朋友跑掉了，那姑娘叫查理·布朗。卡里并没有生气，只是非常震惊。他说那姑娘很美丽，正在他的指导下在赌城赚大钱，日子过得好极了。她竟然抛下这一切，去跟着一个又胖又老的作家，不仅有啤酒肚，还是卡里见过的最疯狂的人。

我告诉卡里，我又多欠他一份人情，如果我看到那姑娘跟他在纽约，我会帮她买张机票回赌城。

“让她跟我联系，”卡里说，“告诉她，我想念她，告诉她我爱她，随便告诉她什么，我只想把她弄回来。那姑娘在赌城值很大一笔钱呢。”

“好。”我说。但当我在纽约跟奥萨诺见面共进晚餐时，他总是一个人，看上去不像是能够抓住一个拥有卡里描述的诸多优点的年轻漂亮姑娘的爱恋的样子。

当你听说某个人的成功和名声时，情况总是很有意思，那种名声就像流星一样突然而至。但它发生在我身上时，却令人惊讶地平和。

有两年，我像隐士一样生活。最终，那本书写完了，我把它交给我的出版商，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月后，我的编辑打电话叫我去纽约，告诉我他们把我的小说以超过五十万的价钱卖给了一家出版精装书的公司再版。我无比震惊，完全没法做出反应。每个人，我的编辑、我的经纪人、奥萨诺、卡里，人人都警告过我，说一本关于绑架儿童的书，绑匪还是书中的主人公，一定没法吸引大众。我向我的编辑表达了自己的震惊，他说：“你的故事讲得太好了，让其他一切都不值一提。”

那晚回家，我跟瓦莱莉说了发生的一切，她似乎也并没有觉得惊讶，只是冷静地说：“我们可以买幢大点的房子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需要更多房间。”然后，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瓦莱莉找到一幢离她父母家只有十分钟的房子，我们买下它，搬了进去。

那个时候，那本小说出版了，它登上了全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成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但它似乎并没有改变我的人生。琢磨这一点，我才意识到，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只有那么多。我有卡里、奥萨诺、艾迪·兰瑟，就这么些。当然，我哥哥亚蒂为我骄傲，想要办个大派对，直到我告诉他，他可以随便开派对，但我肯定不会去。真正感动我的是奥萨诺执笔的一篇书评，刊登在文学评论杂志的第一版。他赞美我的理由头头是道，并指出了真正的缺陷。秉承他一贯的风格，他有些太过于吹嘘这本书，因为我是他的朋友。当然，他也继续说他自己和他正在进行的小说。

我打电话去他公寓，没人接。我给他写了封信，他回了信，我们在纽约一起吃晚餐。他看上去糟糕极了，身边有个长得很美的年轻金发姑娘，几乎不怎么说话，但吃的比我和奥萨诺加起来还多。他介绍她是“查理·布朗”，我意识到她曾经是卡里的姑娘，但我并没有把卡里的话转达给她。何必伤害奥萨诺呢？

有件好笑的事情我总记得。

我叫瓦莱莉出去购物，给自己添点新衣服，随便买什么都行，那天由我来照顾孩子们。她跟几个女朋友一起出门，回来时大包小包的。

我正试图开始一本新小说，但其实并没有太专心，所以她给我看了她买的东西。她打开包装，给我看一条黄色裙子。

“这条要九十快，”瓦莱莉说，“你能想象花九十块在一条夏天的小裙子上吗？”

“它看上去很漂亮。”我尽责地说，她拿着它在身上比划。

“你知道吗，”她说，“我真的无法决定是更喜欢黄色的还是绿色的，最后我决定买黄色。我想我穿黄色更好看，你觉得呢？”

我大笑起来，说：“亲爱的，你就没想过两件都买吗？”

有那么一刻，她震惊地看着我，然后大笑起来。

我接着说：“你可以买一件黄色的，一件绿色的，一件蓝色的，再加一件红色的。”

我们冲着对方微笑。我想，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进入了某种新生活。但总体来说，我发现成功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或令我满意。就像我通常做的那样，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实际上，很多人终其一生挣扎着爬到职业生涯最顶峰时，都曾立刻用跳出高楼窗外的方式来庆祝。

到了冬天，我决定带全家去波多黎各度个假，这将是我们婚姻生活中第一次负担得起出去玩。我的孩子甚至连夏令营都没参加过。

我们玩得很尽兴。游泳，享受那里的温暖、奇怪的街景、食物，以及和煦的微风。晚上，我把瓦莱莉带到宾馆的赌场，让孩子们乖乖地坐在大厅里的藤椅里等我们。每隔十五分钟左右，瓦莱莉就会跑过去看看孩子们是否平安，最终她把他们都带回了我们的套房。我便一直赌到凌晨四点。现在我有钱了，自然也会有好运气，我赢了几千块。在某种可笑的程度上，我享受在赌场赢来的钱远多过目前我那本书的成功和靠它赚到的巨大财富。

回到家后，还有更大的惊喜等待着我。一家电影公司——马洛玛尔影业——花了十万美金买了我那本书的电影改编权，另外再加上五万块，开销全包，让我去好莱坞写电影剧本。

我跟瓦莱莉商量这件事，我确实不想写电影剧本。我告诉她我会把书的改编权卖给他们，拒绝掉编剧合同。我以为她会很开心，但她却说：“我觉得去那边对你有好处，见到更多人，认识更多人对你更好。你知道，我有时会担心你，因为你是如此离群索居。”

“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我说。

“不，”瓦莱莉说，“我跟家里人待在这里很开心，我们也不能给孩子们转学，我不想他们在加州长大。”

和所有在纽约住的人一样，瓦莱莉把加州看成美国一个新奇的边远地区，满是瘾君子、谋杀犯和看到天主教徒就会开枪的疯狂传道士。

“合同期是六个月，”我说，“但我可以去工作一个月，然后来回跑。”

“那听上去很完美，”瓦莱莉说，“再说了，坦白告诉你，我们俩分开一段也好。”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不需要跟你分开。”

“但我需要分开一段时间，”瓦莱莉说，“有个男人在家工作让我神经紧张，随便问问一个女人就知道了，那会搞乱我的整个家务活儿。我以前什么都没说，因为你负担不起额外的工作室，但现在你负担得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在家里工作了。你可以租个地方，早上离开家过去，晚上回来，我肯定你会工作得更好。”

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明白她所说的为何如此冒犯到我。我一直都很快乐地留在家里工作，她没这么想真的非常伤害我。就是这个才让我决定去写我小说的剧本。那是种幼稚的反应，如果她不想我在家里，那我就离开，看看她喜不喜欢那样。在那时，我虽然认为好莱坞看上去不错，但我连去拜访都不愿意。

我意识到，我生命中的一段已经结束了。在奥萨诺的书评中，他写道：“所有的小说家，不管是糟糕还是出色，都是英雄。他们独自作战，他们肯定有圣人般的信仰，他们经常遇上失败而非成功，而在这充满坏蛋的世界上，没人怜悯他们。他们的力量也有瑕疵（所以大部分小说有弱点，很容易被人攻击）——真实世界中的麻烦、孩子的病、朋友的背叛和妻子的出轨都得埋葬起来，他们无视那些创伤，继续战斗，召唤着奇迹给他们补充能量。”

我不赞成他的过于戏剧性，但那都是真的，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抛弃英雄们的陪伴。该死的，我完全不在乎这是否只是典型的作家们的感情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