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莱坞的第一周，我把它想象成一片舞虻的国度。一个有趣的想法，至少对我来说，即使的确有点屈尊俯就。

舞虻是一种昆虫，雌性舞虻会吃自己的同类，交配行为刺激她的胃口，雄性舞虻在交配高潮的最后一刻会丢掉性命。

但在神奇的进化过程中，雄性舞虻学会了带点小小的食物，用自己体内射出的网包裹着。当嗜杀成性的雌性把网撕开时，他便爬到她身上交配，然后迅速逃走。更加进化的雄性舞虻则只需要织个网，裹住小石子或一小块垃圾就行。

在一场伟大的进化跃迁中，雄性舞虻变成了好莱坞的制片人。当我跟马洛玛尔提及这个想法时，他扮了个苦脸，给了我一个不友善的眼神，然后大笑起来。

“好吧，”他说，“你想不想只为了个屁股让她们咬下你该死的头来？”

最开始，差不多我碰到的每个人都是那种为了成功可以去舔别人脚丫子的类型。但当我待了一段时间后，制作电影的人们所拥有的热情让我大吃一惊。他们爱极了这一行。编剧女助理、秘书、公司财务、摄影师、道具师、技术组、男女演员、导演甚至是制作人，他们都说“我拍的那部电影”，都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我注意到唯一不这么说但跟电影相关的是编剧。

这也许是因为人人都想要修改剧本，该死的，都想把自己的想法塞进去，就连编剧女助理也要改一两行台词，某个性格演员的妻子甚至会重写她丈夫的那部分，而第二天他会说这么演才对，当然，重写的部分只是让他炫技，并不能推动整部电影。对作家而言，这是个令人愤怒的行当，人人都想干他的活。

我发现电影是伪艺术。这一媒介本身已经足够强大，运用摄影、服装、音乐和简单故事的组合，没有任何天赋的人也能够创造。说艺术品也许太过，但他们至少能够制作出足够好的东西，赋予它们重要性和某种价值。

电影能带来极大的快乐并从情感上打动你，但没法教会你什么。它们不能像小说那样真正琢磨透一个角色的深度，不能像书本那样教导你，它们能让你感受，却没法让你理解生命。电影是那么有魔力，它能赋予任何东西价值。对某些人来说，它可以成为一种迷药，一种毫无坏处的可卡因。对其他人而言，它则可以成为有效果的疗伤方法。谁不想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来记录自己的一生或未来的可能性呢？

无论如何，我对电影世界的研究只到这种程度，至少在那时是这样。当我自己也被舞虻咬了两口后，我觉得这种看法也许太残酷太势利了。

拍电影这想法似乎套牢了每个人。马洛玛尔充满激情地热爱着拍电影，所有电影从业者——导演、明星、首席摄影师和制片厂大佬——都挣扎着试图控制它们。

我很清楚电影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艺术形式，而我很嫉妒。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不再写小说，而是拍他们自己的电影。我忽然意识到，对电影的运用甚至根本不是艺术，而是一种疗法。每个人都想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感情和思绪。这一魔法在书、绘画和音乐中没有那么强大，有多少书是因为这个理由而出版的呢？电影结合了所有的艺术形式，令人无法抗拒。拥有如此有力的武器，根本不可能拍出一部烂电影。你可以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混蛋，却仍能拍出一部有趣的电影。怪不得电影业有那么多裙带关系——你可以让侄子写剧本，把女朋友捧成大明星，儿子则成为电影公司的老板。电影能让任何人成为成功的艺术家，再也没有无声的弥尔顿了。

为什么没有演员谋杀导演或是制片人？为什么没有导演谋杀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什么没有编剧杀掉导演？这么多年来，肯定有足够的因由这么做，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艺术上的。解释只能是制作电影的过程净化了人们的暴力倾向，治愈了他们。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治愈那些情感失常的人最有效的疗法就是让他们去拍一部关于自己的电影？上帝，想想电影业那些人，他们要么疯了，要么接近疯狂——演员绝对是疯的。

未来，每个人都坐在家里，看他朋友拍的电影以免变疯，电影会挽救他。就这样，最终，每个混蛋都能成为艺术家。在这里，银行家、服装制造商、律师……等等，决定要拍什么电影，他们甚至没有那种能帮助创造艺术的疯狂。所以，即使每个混蛋都来拍一部电影又有什么可失去的呢？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精神科医生或是天才了，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

所有那些人，完全不值得被爱。他们从来不理解必须努力才能得到别人的爱。他们自恋，幼稚，只爱自己，现在，他们却可以把自己的内在形象投射到屏幕上一个值得爱的角色身上，让他们变得可爱。当然，你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家都这么做，想想那个在私生活中自我宠溺的伟大作家奥萨诺。但至少，他们仍有点天赋，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能给予快感或引发更深刻理解的部分。

但在电影里，无需才华，无需任何天赋，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让一个富有的人渣拍他的人生故事，不用任何伟大导演、伟大作家、伟大演员等等的帮助，只需利用电影的魔法，就能让他变成一个英雄。电影对于所有这些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不用才华也能成功，但那并不意味着才华不能把它变得更好。

我和马洛玛尔在剧本上的合作十分密切，所以常常在一起。有时我会在他的豪宅里一直待到深夜，但那儿总让我不舒服。对一个人来说，太大了，我想。那巨大的堆满家具的房间、网球场、游泳池和一幢有间放映室的楼房。有天他提议看一部新电影，我告诉他自己没那么喜欢看电影，他有些愤愤然，我猜是我的傲慢自大流露了出来。

“你知道的，如果你对电影没这么瞧不起的话，我们的剧本会写得好得多。”他说。

这句话刺痛了我。第一，我很为自己的好礼仪自豪，我不会显出那一点来；第二，我对自己的作品有种专业的骄傲，而他却说我在乱搞；另外，我逐渐尊重马洛玛尔，他是制片人兼导演，完全可以在我们一起工作时自作主张，但他从未这么做过。当他建议修改剧本时，他通常是正确的，如果他不对，而我能通过争论证明这一点，他也会遵从我。总而言之，他完全不符合我那先入为主的舞虻之国的想法。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既没有看电影，也没有写剧本，而是大吵一架。我告诉他自己如何看待电影和它的从业者，我说得越多，马洛玛尔却越来越消气，最终，他开始微笑起来。

“你说话的样子，就像某个再也找不到男人的婊子。”马洛玛尔说，“电影是最新的艺术，你担心自己那行会过时，你这完全是嫉妒。”

“电影跟小说完全没有可比性。”我说，“电影永远也做不到书本能够做到的。”

“那毫不相干，”马洛玛尔说，“电影是人们现在想要、未来也想要的东西。你才来这儿几个月，就开始对每个人评头论足起来。你看不起我们所有人。但每一行都一样，当然，电影业的人都他妈很疯狂，他们坑蒙拐骗，像物物交换一样利用性，但那又怎样？你所忽略的是，他们所有人，制片人和作家，导演和演员，他们都经历了许多痛苦。他们花了许多年学习这行的技巧，然后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工作，他们无比投入。不管你怎么说，拍一部好电影需要才华甚至是天分。那些男女演员就像该死的步兵一样，他们也会战死，靠上床可得不到重要角色。他们得证明自己是艺术家，得了解自己。当然，这一行有些浑蛋和疯子选他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当主角，然后毁掉一部五百万投资的电影。但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你还批评制片人和导演。我不需要捍卫导演，那是整个行业最难的工作，但制片人也有自己的功能，他们就像动物园里驯狮子的人。你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吗？首先，你得拍好电影公司财政委员会里十个委员的马屁；然后，你得成为一些该死的疯狂明星的父母；你得让工作人员开心，否则他们会用诈病和加班杀了你；你还得不让他们所有人互相倾轧。听着，我恨死了莫希斯·沃特伯格，但我承认，他有种经济方面的才能，可以帮助电影业继续发展。我尊重这种天赋就跟我鄙视他的艺术品位一样多。作为制片人和导演，我得一直跟他斗。我想连你也会承认，我的两三部电影可以称为艺术。”

“这至少有一半是在胡说。”我说。

马洛玛尔说：“你总是瞧不起制片人，但是没有他们，电影将无法完成。他们要花两年多的时间‘亲吻’一百多个不同的大龄婴儿——财政、演员、导演、编剧——才能做到这一点。制片人还得帮他们换‘尿布’，各种狗屎都会灌进他们的鼻子，进入他们的大脑。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才会有那么糟糕的品位。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更信仰艺术而不是才华或幻想。从来不会有任何一个制片人不出席奥斯卡颁奖礼领走他的奖杯的。”

“那只是自负，”我说，“不是信仰艺术。”

“你和你那该死的艺术。”马洛玛尔说，“当然，一百部电影里只有一部值得一看，但书呢？”

“书有不同的功能，”我防卫地说，“电影只有外在形式。”

马洛玛尔耸肩：“你真的是个老顽固。”

“电影不是艺术，”我说，“只是表演给孩子们看的魔术。”我自己其实也半信半疑。

马洛玛尔叹气：“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每一种形式其实都是魔法而非艺术。这是种欺骗，好让人们忘记自己正在死去。”

那不是真的，但我没有争下去。自从马洛玛尔心脏病发后，他一直有问题，我不想说这影响了他的判断，但对我来说，艺术让人理解该如何生活。

他并没有说服我，但自那之后，我的确没有带着那么多偏见观察四周。他有一点说对了，我嫉妒电影业——工作如此简单，回报如此富足，名声更令人头晕目眩。我痛恨孤零零待在房间里写小说。在我的鄙视下面是种幼稚的嫉妒，电影是种我永远无法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东西，我既没有才华也没有那种气质。我永远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鄙视它，但更多的是因为我的骄傲而非道德。

我读过所有关于好莱坞的书，当我说好莱坞时，我指的其实是电影。我听过作家们——特别是奥萨诺——回到东部后诅咒电影公司，骂制片人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乳臭未干的小子，公司总裁则是从猿类进化到人之后最冷酷无情、最傲慢无礼的人。那些公司糟糕，专横，作奸犯科，让黑手党看上去都像是慈悲的修女。

当杜兰带我去跟马洛玛尔还有胡里楠第一次开会时，我自信可以搞定一切。我一眼就看透了他们。胡里楠很简单，但马洛玛尔比我想象中要复杂。杜兰，当然，他就是个搞笑人物。老实说，我喜欢杜兰和马洛玛尔，但第一眼见到胡里楠就憎恨他。当胡里楠要我跟克利诺合影时，我差点就叫他操他自己了。克利诺没有准时出现，于是我有了借口，我痛恨等任何人。我并不会因为他们迟到而生气，他们凭什么要因为我不愿等而生气呢？

好莱坞令人着迷之处就是这些不同种类的舞虻。

做过输精管切除手术的年轻男人，胳膊下夹着胶片盒，工作室里满是剧本和可卡因，寻觅着有才华的年轻姑娘和男人们来试镜，同时也操他们，希望能拍出部电影。然后是拥有办公室和秘书的制片人，拿着十万美元的开发经费，他们打电话向经纪人或选角经纪公司选取演员。这些制片人至少有一部自己出品的片子，通常是低成本的愚蠢电影，还没赚回胶片的成本，最终只能在飞机上或汽车餐厅里播放。这些制片人会付钱给加州的某家周报，宣传说他们的电影是今年十大电影之一，或在《综艺》杂志上发一篇植入式软广告，说那部电影在乌干达的票房超过了《飘》，真实情况是《飘》从没在那里上映过。这些制片人桌上往往摆着大明星的签名照片，相框上的刻字是“爱”。他们一整天都在面试美丽的女演员，她们工作十分认真，完全不知道对于制片人来说，那只是为了消磨一整个下午，或者运气好点，能有人帮他们口交，好让他们晚餐的胃口更好点。如果他们特别中意某一个女演员，就会带她去制片公司的餐厅吃午餐，把她介绍给正好路过的公司大佬，那些大佬在清贫的日子里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只要不过分，都会停下脚步帮个忙。大佬都已经不玩这些把戏了，他们太忙碌，除非那姑娘非常特别，那样的话，她也许会有机会。

姑娘跟小伙子们都明白这个游戏，知道它几乎是固定套路，但他们仍期待能撞上好运，所以会去找制片人、导演，或是大明星试试运气。如果真的了解这一行，又有点脑子，他们永远不会寄希望于一个作家。我现在终于懂得奥萨诺当初的感受了。

但我一直都清楚，这是陷阱的一部分，外加上金钱、奢华的套房、制作公司那阿谀奉承又令人沉醉的环境和拍一部大电影的举足轻重感，所以我从没有上钩。如果我感到饥渴，就会飞去赌城赌到冷静下来，卡里总会试着派个有品位的妓女到我房间，但我总会拒绝。并不是因为我自负，我当然会受到诱惑，但负罪感太强，而我也确实更喜欢赌博。

我在好莱坞待了两周，打打网球，跟杜兰和马洛玛尔出去晚餐，参加派对。派对都挺有意思，在其中一场派对里，我见到了位过气明星，她曾是我青少年时期自慰的幻想对象。她肯定有五十岁了，但靠着拉皮和各种美容手段的帮助，看上去仍然不错。但她有点发胖，脸因为酒精而肿着。她喝得醉醺醺的，试图在派对上干所有的男人，但没人理她。这可是数百万热血的年轻人曾经幻想过的姑娘。我觉得这挺有趣，但事实是，那也让我很沮丧。派对还行，面孔熟悉的男女演员、自信满溢的经纪人、魅力非凡的制片人和强势的导演。我得说，他们在派对里肯定比我要魅力十足又有趣得多。

我也喜欢这种温暖的气候。我爱贝弗利山街道上的棕榈树，爱跑去韦斯特伍德乱逛那里的电影院，还有那些跟真的非常漂亮的姑娘拍斗牛片的年轻大学生。我很理解那些1930年代的小说家为什么“卖身”了。为什么要花五年时间写一本小说，然后只赚两千块呢？你本可以过上这种生活，一周就赚到同样数目的钱。

白天我在办公室工作，跟马洛玛尔开会讨论剧本，午餐在餐厅吃，然后晃到片场去看他们拍片。在片场，演员的全心投入总能让我沉醉。有一次我真的很敬畏，一对年轻男女演了一段男人在做爱时谋杀女朋友的戏。拍完后，两人紧紧相拥着哭泣，就好像他们真的是一场悲剧的主角。他们相拥着离开片场。

在餐厅午餐也很有趣，会遇到各种参演电影的人，似乎人人都看过我的书，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让我很惊讶的是，演员其实话并不多，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话多的是制片人，导演总是心不在焉，通常还有三四个助理陪着。最享受的人似乎是拍摄组的人。但生活其实很枯燥，不算糟糕，但我想念纽约，想念瓦莱莉和孩子们，想念跟奥萨诺共进晚餐。在那样的夜晚，我会在傍晚跳上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在那边睡一晚上，然后一大清早再飞回来。

有一天，在制片公司，那时我已经从纽约到洛杉矶、洛杉矶到纽约来回跑了几次。杜兰叫我参加他在马里布租的别墅里举行的派对，一场慈善派对——电影批评家、编剧和制作组会跟男女演员和导演混在一起。我没什么更好的事情要做，也不太想去赌城，所以就去了。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简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