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上映后不久，我与奥萨诺和查理·布朗一道去了卡内基大厅，参加全国女性解放大会，大会特邀奥萨诺作为唯一的男性演讲者。

在那之前，我们三人一起去珍珠餐厅吃晚餐，查理·布朗令侍应们震惊，她轻而易举地干掉了一只北京烤鸭、一盘螃蟹猪肉、一盘豆豉生蚝、一条巨大的鱼，然后还扫荡干净了奥萨诺和我盘子里剩下的东西，连口红都没有残。

在卡内基大厅前面，当我们从出租车里下来时，我试图劝奥萨诺先进去，让查理·布朗挽着我跟在后面，好让那些女人认为她是跟我一起来的，她看上去太像传说中的风尘女了，这绝对会激怒大会上的那些激进派。但奥萨诺和往常一样固执，他想要所有人都知道查理·布朗是他的女人。所以当我们沿着走道走到最前排时，我走在他们身后。我一边走一边研究着大厅里的女人，她们唯一令我觉得奇怪的是，她们全是女人。我这才意识到，很多时候，在陆军里，或是在孤儿院里，在我曾去看的球类比赛里，我已经习惯于看到要么全是男人，要么大部分是男人。这次全是女人简直令人震惊，就好像我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

有一群女人去欢迎奥萨诺并把他带到了台上，查理·布朗和我则在第一排落座。我真希望我们在后排，那样我才能迅速跑出去，我非常担心，几乎错过了开幕演讲。突然之间，奥萨诺就被领到了演讲台前，有人介绍他。奥萨诺站了一会儿，等着并没有出现的鼓掌声。

那儿的很多女人都被他多年前在男性杂志上发表的男性沙文主义文章冒犯过；还有些觉得被冒犯，是因为他是她们那一代最重要的作家，而她们嫉妒他的成就；还有一些他的崇拜者，她们的鼓掌声很小，生怕奥萨诺的演讲会不讨大会的喜欢。

奥萨诺站在演讲台前，一个庞然大物。他又等了长长的一刻，然后傲慢地靠在演讲台上，缓慢地一字一句清晰地说出：“我要么跟你们斗争，要么就操你们。”

大厅里，喝倒彩、口哨和嘘声四处回荡。奥萨诺试着继续说，我知道他用那句话只是为了抓住她们的注意力，他的讲演将会是支持女性解放的，但他完全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喝倒彩和嘘声越来越大。每一次奥萨诺试着说话，它们就会再次响起，直到奥萨诺繁复地鞠了个躬，迈步走下了讲台。我们跟着他沿着走道一直走出卡内基大厅的门。喝倒彩声和嘘声变成了喝彩和鼓掌，她们要让奥萨诺知道他正在做她们希望他做的：别惹她们。

奥萨诺那晚不想让我跟他一起回家，他想和查理·布朗独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想要我帮个忙。

“听着，”奥萨诺说，“我要去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米饭饮食诊所，据说那是美国最好的减肥农场，他们还能让你变得健康。我必须得减肥了，医生似乎觉得我的血管有栓塞，而米饭饮食法能治愈这个。但有一个问题，查理想跟我一起去，你能想象让那个可怜的姑娘吃两个月米饭吗？所以我告诉她她不能去，但我得把我的车开过去，所以我希望你能代我开车。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开过去，然后在那儿待上几天，一起开心一下。”

我考虑了一分钟，然后说：“没问题。”我们约好了接下来的那周去。我告诉瓦莱莉我会离开三到四天，跟奥萨诺一起开着他的车过去，陪他几天直到他安顿好，然后飞回来。

“他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呢？”瓦莱莉说。

“他看上去真的不太好，”我说，“我不觉得他的身体能让他开那么远的车，至少得八个小时。”

那已经能够满足瓦莱莉。但有一件事让我不安：奥萨诺为什么不想让查理当他的司机呢？他完全可以在到了那儿之后立刻把她送走，所以他给我的那个关于不想让她吃米饭的理由是假的。我想他也许是厌倦了查理，打算这样甩掉她。我并没有太过于担心她，她有好多朋友能够照顾她。

就这样，我开着奥萨诺那辆凯迪拉克把他送去杜克大学，奥萨诺的状态好极了，身体上似乎也有所好转。“我很爱美国的这一部分，”当我们进入南部各州后，奥萨诺这么说，“我爱死了他们在这里经营耶稣基督事业的方式，几乎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耶稣基督商店，他们开着夫妻档耶稣基督商店，过上了好日子还交了许多朋友。世界上最伟大的诈骗之一。当我回顾我的人生时，我会想，要是我是个宗教领袖而不是作家的话，我将会过得好得多。”

我什么也没说，就这么听着。我们两人都清楚，奥萨诺除了作家不可能成为其他任何人，他只是在任幻想翱翔。

“是啊，”奥萨诺说，“我将会弄一个很出色的乡巴佬乐队，然后叫他们耶稣的捣蛋鬼，我爱死了他们在他们的宗教世界里那么谦逊，而在日常生活中又是那么激烈和骄傲。他们就像是训练场里的猴子，没有认识到行动及其结果的联系，但我猜，对于任何宗教，这种描述都没错。以色列那些天杀的希伯来人呢？他们不允许在圣日里开公交车和火车，他们还在跟阿拉伯人作战。还有意大利的那些该死的臭意大利佬和他们那该死的教皇。我希望自己才是管理梵蒂冈的人。我会贴一个标示：‘每个神父都是小偷’。这就是我们的座右铭，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天主教教会的问题是，还有几个老实的神父，他们搞砸了一切。”

在接下来的五十英里，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讲着宗教问题，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文学上，接着是政治，最后，在我们的旅程接近尾声时，他开始谈论女性解放。

“你知道么，”他说，“有趣的是，我真的非常支持她们，我总觉得女人挺倒霉的，即使是在我让她们倒霉的时候也一样。但是那些婊子，她们甚至都不让我说完我的演讲，那就是女人的问题，她们完全没有幽默感。她们难道不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吗？我之后就会反转过去支持她们吗？”

我对他说：“你何不把那篇演讲稿发表出来，这样她们就会知道了？《君子》杂志肯定会刊登的，不是吗？”

“当然，”奥萨诺说，“也许我待在减肥农场的时候会好好修改一下，好让那篇演讲发表时更有可读性。”

最终，我陪着奥萨诺在杜克大学诊所待了一整周。那一周我见到的胖子——我说的可是体重两百五十到三百磅的那种胖法——比我一生中见到的加起来还要多。自从那个星期之后，我再也没有相信过穿着斗篷的姑娘，因为任何一个超过两百磅的胖姑娘都会以为她往身上披一条墨西哥毯子或是法国宪兵斗篷就能藏住自己的胖。实际上，那只会让她们看上去像个巨大又可怕的庞然大物从街上走过来，好像是某个可怕的把衣服塞得满满的超人或是佐罗。

杜克大学的医疗中心绝不是一个为了美容而减肥的机构，那里对修复因为长期超重而造成的身体伤害问题非常严肃。每一个新客户都要花上好几天进行各种各样的血液测试和X光扫描，所以我陪着奥萨诺，确保他去的都是提供米饭的餐馆。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不管我吃多少，从来不会多长一斤肉。那一周令我永生难忘。我看到三个三百磅的姑娘在蹦床上蹦跳，一个超过五百磅的男人被弄去火车站，用货运称重器称他的体重。那么巨大的身形蹒跚着走入黄昏的景象带着种悲凉，就像一只大象在知道自己将死去时蹒跚着走向坟场一样。

奥萨诺在杜克医疗中心大楼附近的假日酒店里定了个套房。许多病人都住在同一家酒店，大家一起散步，打牌，或是坐在一起想要勾搭到一起。有很多的绯闻，一个两百五十磅的男孩把他三百五十磅的姑娘带去新奥尔良来一段周末同居之旅，不幸的是，新奥尔良的餐馆都太出色了，他们在那两天里一直都在大吃大喝，回来都增重了十磅。让我觉得可笑的是，增重十磅在这里被认为是比偷情更严重的罪恶。

一天晚上，奥萨诺和我在凌晨四点时被一个男人致命的痛苦哀号给惊醒。在我们卧室的窗外，一个总算把体重减到两百磅以下的男病人躺在草地上，他显然奄奄一息了，或者至少听起来如此。人们急匆匆地跑过去，一个诊所的医生已经到了他身边，一辆救护车载着他离开。第二天我们听说了发生的事情，那病人把酒店贩售巧克力的机器里所有的巧克力都一扫而光，他们数过草坪上的包装纸，一共有一百一十六张。似乎没人觉得这件事有多古怪，那男人恢复过来并继续进行减肥疗程。

“你会在这儿过得很开心的，”我告诉奥萨诺，“素材足够多。”

“不，”奥萨诺说，“你可以写一部关于瘦子的悲剧，但永远也写不出一部关于胖子的悲剧。记得以前肺结核曾经有多流行吗？你可以因为卡米拉的悲剧而哭泣，但你怎么能够为一袋三百磅的肥肉而哭泣呢？那很悲剧，但看上去就很不对劲。就连艺术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奥萨诺最后的测试。我计划当晚就飞回去。奥萨诺表现非常好，严格遵循米饭食谱，也因为我一直陪着他而感觉不错。当奥萨诺去医疗中心拿检查结果时，我收拾好了行李，等着他回到酒店。

奥萨诺四个小时后才出现，他的脸庞因为激动而生机勃勃，绿色双眸跃动着，以前的闪光和色泽又回来了。

“一切结果都还好吗？”我问。

“当然。”奥萨诺说。

有那么一刻，我不相信他，他看上去太精神奕奕太开心了。

“一切都很完美，不可能更好了，你今晚就可以飞回家，我得说你是个真正的朋友。换成其他人绝不会像你这样，日以继日地吃米饭，更糟糕的是，还得看着那些三百磅的女人摇晃着她们的屁股经过。不管你对我犯下了什么罪过，我都原谅你。”

有这么一刻，他的双眸和蔼，非常真挚，脸上有种温和的表情。“我原谅你，”他说，“记住那一点，你真是个天杀的罪人，我想要你记住这一点。”

然后，自从我们认识之后极为罕见地，他拥抱了我。我知道除了女人，他痛恨任何人碰他，我也知道他痛恨变得感情用事。我很惊讶，但我并没有琢磨他说原谅我是什么意思。奥萨诺精明极了，他比我认识的其他所有人都聪明。通过某种途径，他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帮他弄到那个三元文化杰夫·瓦艮的编剧的活儿。他原谅了我，很好，那就是奥萨诺的作风。他真的是个伟大的人，我的唯一问题就是我自己还没有原谅自己。

我那天晚上离开杜克大学，飞回纽约。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查理·布朗的电话，那是我第一次跟她通电话。她的声音柔软而甜蜜，天真无邪，像个孩子。

她说：“梅林，你一定得帮我。”

“出什么事了？”

“奥萨诺就要死了，他在医院里，请你一定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