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流行自杀”，这是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很长时间我都记得这个神秘而独断的说法，信以为真——相信诸伯利比其他地方有更多人自杀，就像波特菲尔德有更多的斗殴和酗酒一样，自杀是这个城市的象征，有如市政厅上的炮塔。后来我对母亲所说的一切的态度变得怀疑和鄙视了，我争辩说，事实上诸伯利很少有自杀事件，数字肯定不可能超过平均数，而且我会向母亲挑战，让她列出来。她会在脑海里系统地沿着不同的街道历数：“——妻子和孩子在教堂时，他上吊了——他早餐后出去朝自己头部开枪——”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多；我很可能比她更接近真实。

如果算上我原来的老师范里斯小姐的话，有两起溺水自杀事件。另一个是马里恩·谢里夫，母亲和其他人会略带自豪地说：“哦，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家庭！”一个哥哥酗酒身亡，另一个在杜伯敦的精神病院，马里恩自己走进了瓦瓦那什河。人们总是说她走进去的，而说到范里斯小姐的时候用的却是投河自尽。因为没有人看见任何当时的情形，差别只是两个女人本身的不同，范里斯小姐做什么事都冲动而激烈，马里恩·谢里夫则深思熟虑，不紧不慢。

至少那是她在照片里看起来的样子，挂在中学的主厅里，在装着马里恩·谢里夫女子体育奖的盒子上方，那是一个银杯，每年拿出来颁发给学校的最佳女运动员，刻上女孩的名字后再放回去。在这张照片里，马里恩·谢里夫拿着网球拍，穿着白色褶裙，白毛衣的V型领子上有两条深色的边。她头发中分，不合适地在鬓角处向后夹着；她体格结实，没有微笑。

“自然是怀孕了。”弗恩·道夫提常常这么说，内奥米也说，大家都这样说，除了我的母亲。

“没有确实证据。为什么要给她抹黑呢？”

“有人让她陷入了麻烦，把她弄了出去，”弗恩确定地说，“不然她为什么要跳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有一段时间，市政厅图书馆所有的书都不能满足我，我要有自己的书。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场的就是写小说。我选择了写谢里夫家族；他们家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让他们注定成为故事和传奇。我把他们的姓改为霍洛维，死去的父亲由店主改为法官。我从大量阅读中了解到，在法官家庭，和大地主家一样，堕落和疯狂比比皆是。我就照原来的样子写那位母亲，和我在圣公会教堂看见她时一样，她风雨无阻，憔悴而庄重，她的祈祷响亮如同喇叭。我把他们搬出他们一直住的芥末色灰泥粉刷的平房，它位于《先驱导报》大楼后面，甚至现在，谢里夫太太还有整齐的草坪、没有杂草的花圃——搬到我自己虚构的房子里，高高的像塔一样的砖房，狭长的窗子，有供车辆出入的通道，还有大量灌木被反常地修剪成公鸡、狗和狐狸的形状。

没有人知道这部小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我写了一些片段，放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把它写下来的企图是一个错误；我所写的可能玷污了我头脑中故事的美妙和完整。

我到处带着它——有关它的想法——好像童话故事中的好人拿着的那种魔法盒；触摸一下，麻烦就消失了。我带着它，和杰里·斯多利在铁轨上走，他告诉我将来，如果世界继续存在的话，可以用电波激励新生婴儿，可以像贝多芬或是威尔第一样作曲，想做什么都行。他解释说，人类能够以合理的数量把智能、天赋、喜好和愿望内置到头脑中。为什么不呢？

“像《美丽新世界》一样？”我问他。他说，那是什么？

我告诉他，他清高地回答：“不知道，我从来不读小说。”

我想着小说的情节，感觉好些了；这似乎让他所说的话变得不重要了，即使是真实的。他开始唱一首感伤的歌，带着德国口音，试图像鹅一样正步在铁轨上走，像我预料的那样掉下来。

“相信我，如果你所有可爱的魅力——”

在我的小说里，我去掉了长子，那个酒鬼；三个悲剧命运甚至对一本书来说也是太多了，我也驾驭不了。老二看起来温和、可爱，我对他不太了解；他长着雀斑的粉红的脸，没有戒备心，有点胖。他在学校受欺负，学不会算术和地理，每年只有一次开心的时候，就是被允许在金石门市场坐旋转木马，幸福地笑着。（这件事我当然是听福兰克·霍尔说的，那个大白痴，他过去住在弗莱兹路，现在已经死了；他总是被允许免费坐木马，整天玩儿，还会带着高贵的懒散向人们挥手，尽管在其他时候他从来不感谢任何人。）男孩子们会拿他的妹妹奚落他——卡罗琳！她的名字是卡罗琳。她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嘲讽，隐秘，把矮胖的网球手马里恩整个覆盖了。她是个女巫吗？色情狂吗？没有这么简单！

她任性，像叶子一样轻，在诸伯利的街上滑动，好像试图从看不见的墙上的裂缝中侧身穿过。她头发长而黑。她任性无常地把天赋挥霍在男人身上——不是那些认为她有资格的英俊的年轻人，不是阴沉的高中英雄、体育健将、习惯将征服写在热血的脸上的人，而是中年的疲惫的丈夫、在城里失败的生意人，甚至，偶尔还有变形的轻度精神错乱的人。但是她的慷慨大方挫败了他们，她伤心但愉快的肉体，呈剥了皮的杏仁色，让男人迅速消耗殆尽，留下死亡的味道。她是一个牺牲品，为性而伸展身体，躺在发霉的、不舒服的墓碑上，被推靠在粗糙的树皮上，她脆弱的身躯被挤压在畜棚的泥浆和鸡粪里，支撑着男人可怕的体重，但是是她，而不是他们，幸存了下来。

一天，一个男人来高中拍照，一开始她看见他被摄影师的黑布遮着，一团灰黑色破旧的衣服，在三角架、大眼睛、老式照相机的黑色折叠箱后面。他出来又是什么样子呢？黑头发中分，两侧向后梳，有头皮屑，狭窄的胸部和肩膀，薄而易剥落的苍白皮肤——尽管不整洁，病态，却有一种邪恶的流动的能量，一种灿烂又铁石心肠的笑。

他名不见经传。人们总是叫他摄影师。开着高高的方形车往返于乡间，车顶上有折叠的黑布。他拍的照片非同寻常，甚至令人感到恐怖。在他拍的照片中，人们看到自己衰老了二三十年。中年人在面部特征里看到与他们死去的父母可怕的又不可避免的相像；年轻鲜活的女孩和男人现出他们五十岁时才会有的憔悴、呆滞、笨拙的面目。新娘子看起来好像孕妇，小孩则如同患了腺状肿疾病。所以他不是个受欢迎的摄影师，虽然收费不高。但是没有人拒绝他的生意；大家都害怕他。他的车沿路开过来时，小孩子会掉到壕沟里。但是卡罗琳追求他，在炎热的路上徘徊，寻找他，等待他，伏击他，把自己献给他，完全没有对其他男人的那种轻蔑、冷漠的服从，而是带着热切、希望和哭喊。一天（那时，她已经能感觉自己的子宫在小腹中像坚硬的黄色葫芦一样膨胀），她发现车在桥边翻了，倒在干涸的小溪旁的沟里。车是空的。他不见了。那天晚上，她走进了瓦瓦那什河。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她死后，她可怜的哥哥看着摄影师拍的他妹妹高中班级的照片，发现卡罗琳的眼睛是白色的。

我没有全部弄清楚这些事实，而是感觉它们多变而有力。

在这本小说里，我也改写了诸伯利，着重选取了一些特点，对其他的则予以轻描淡写。它变得更古老，更黑暗和腐败，充斥着没有粉刷的木板栅栏、破烂的马戏团海报、破落的市场、一直起起落落的选举。里面的人不是像卡罗琳一样瘦弱，就是胖得像气泡一样。他们的话语微妙莫测，含糊其辞，奇怪而愚蠢；他们的陈词滥调疯狂地噼噼啪啪。季节总是仲夏——白热化的酷热，狗躺在路边好像死掉了，高速路上气流像果冻一般战栗。但是，为什么——对事实琐碎的考虑会冒出来，偶尔，让我担忧——瓦瓦那什河怎么会有足够的水？卡罗琳不是漂着，弓着头，像月光一样赤裸，顺从地漂向河水深处，而是俯卧着躺在水里，就像是溺死在浴缸里似的。

所有的照片。事情发生的原因我大概了解，但无法解释；我期待一切能慢慢清晰起来。关键的是它对我是真实的，不是真的但却真实，仿佛是我发现而不是编造了这样的人物和事件，仿佛那个城市就紧贴在我每天穿行其间的这个城市的背后。

一旦我把他们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我对真的谢里夫家的人就不太关注了。精神病院的博比·谢里夫，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好像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看见他在诸伯利街上走，和人们聊天。我离他近到可以听到他轻柔恭顺、不慌不忙的声音，我观察到，他总像是新刮了胡子，扑了滑石粉，穿着高档衣服，个子矮小结实，悠闲自在地走路，带着无所事事者漫不经心的样子。我无法把他和我的霍洛威疯哥哥联系起来。

杰里·斯多利和我散步归来，可以清晰地看到诸伯利的景色，现在叶子落光了；以战争、女士、君主和开拓者命名的街道，以并非很复杂的形式呈现在眼前。一次我们在高架桥上走，一辆满载我们班同学的车从下面经过，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产生了一个仿佛来自外面的幻象，多么奇怪——杰里沉思着盼望着未来会消灭诸伯利和其中的生活，我自己悄悄计划着把它变成黑色的寓言，加入我的小说。城市，真正代表城市的人们，都在按汽车喇叭——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嘲弄走路的没有开车的人——从来不知道我们将他们置于怎样的危险之中。

在诸伯利的最后一个夏天，从七月中旬开始，每天早上，我九到十点总是走到城里。我会走到《先驱导报》大楼，看看它们的前窗，然后走回家。我在等待六月参加的考试的结果。结果会邮寄过来，但总是会提前一两天到报社，用胶带粘在前面的窗子上。如果早上没有邮来，就不会有了。每天早上，当我看到没有纸条，只是波克·蔡尔兹在花园里挖出的状如鸽子的马铃薯，立在窗台上，等待压扁变形的胡萝卜和巨大的南瓜加入进来，我感到暂时的解脱。我又有一天可以安然度过。我知道那些考试题我做得很糟糕。我被爱情耽误了，很可能得不到奖学金了，我们都期待着它能带我们离开诸伯利。

一天早上，我从《先驱导报》大楼回来，没有像平常那样走上主街，而是经过谢里夫家，博比·谢里夫站在门口向我打招呼，吓了我一跳。“早上好。”

“早上好。”

“可不可以到我家院子来吃块蛋糕？蜘蛛对苍蝇说，啊？”我想，他的礼貌谦卑但含有讥讽。“妈妈坐六点的火车去多伦多了，所以我想，既然我已经起来了，就试着烤个蛋糕吧？”

他把大门敞开。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就跟着他走上了台阶。

“门廊这里很凉爽。坐这儿吧。要一杯柠檬水吗？我做柠檬水可是很拿手的。”

我坐在谢里夫家的门廊上。希望没有人会经过，看见我。博比·谢里夫用一个小盘子端给我一块蛋糕、一只专门的蛋糕叉子，还有绣花的餐巾。他进去给我拿了一杯柠檬水，加了冰块、薄荷叶和酒浸樱桃。他抱歉地说没有用托盘把蛋糕和柠檬水同时端来；他解释说托盘在橱柜的什么位置，在一大堆盘子下面，很难拿出来，他宁愿和我一起坐在这里，而不是跪着去翻又暗又古老的橱柜。然后他又为蛋糕道歉，说他烤得不好，只是喜欢偶尔尝试不同的方法，他觉得不应该给我上面没有撒糖霜的蛋糕，但是他一直没有掌握这门技术，总是得依赖妈妈，所以现在只好这样。他希望我能喜欢柠檬水里加薄荷叶——好像很多人都对这个很挑剔似的，你无法弄清楚他们会不会想到把薄荷叶扔掉。他把让我坐在这里、吃东西和喝饮料看成意外的荣幸。

门廊地板上有一张地毯，很宽，中间有裂缝，涂成了灰色。像一张旧的客厅地毯，从里面磨损了。两把柳条椅子，褪色臃肿的印花棉布垫子，我们坐在上面，还有圆的柳条桌。桌上面有陶瓷杯子或者说花瓶，里面没有花，却有一枚小小的红色徽章，以及一面英国国旗。是1939年国王和王后参观加拿大时卖的纪念品；年轻高贵的面孔，闪着善意的光芒，就像在公立学校八年级的教室前面一样。这样的物件放在桌子上并不意味着谢里夫家特别爱国。你可以在诸伯利很多人家里看到这些纪念品。就是这样。平凡的一切让我不满足，让我记得。这是谢里夫家。透过纱窗门，可以看到一点儿走廊，棕色和粉色的墙壁纸。马里恩就是从那条走廊进来的。去学校。去打网球。去瓦瓦那什河。马里恩是卡罗琳，她是我故事的开始；她的行为和秘密。我一开始走进谢里夫家的院子，或者我坐在门廊上等博比给我拿蛋糕时，并没有想起这些。我没有想到我的小说。我几乎从来没有想它，不再想了。我从来没有对自己说我失去了它，我相信它只是被小心地储存起来了，预备将来什么时候拿出来。事实是它受了损伤，不能恢复正常了。它已经损坏；卡罗琳和其他霍洛威家的人，以及他们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威信；我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不想考虑，也没有考虑。

但是现在，我惊奇地回忆起我是怎么利用它的，整个神秘，结果它成了不可信的结构，从这座房子，谢里夫家，升起一些可怜的事实，还有所有没有讲述的故事。

“我认识你，”博比·谢里夫羞怯地说，“难道你认为我不认识你吗？你是要拿奖学金读大学的女孩。”

“我还没拿到呢。”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于是我问自己，马里恩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卡罗琳发生了什么事。马里恩发生了什么事？当他停止烤蛋糕回到精神病院，博比·谢里夫又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小说怎样，这些问题不断重复。当你巧妙而有力地处理完事实的时候，回来发现它们还在那里，这让人震惊。博比·谢里夫现在会给我一点有关疯狂的线索吗？他会用客气的会话式的声音说“拿破仑是我的父亲”吗？他会朝地板的缝隙吐口水说“我在给戈壁滩送雨”吗？他们真的是那样的吗？

“你知道我上过大学。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是的。”

“我没有获得过奖学金。”过了一分钟他继续说道，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我是个普通的学生。妈妈想我可能成为律师。送我去是一个牺牲。大萧条，你知道大萧条期间人们都没有钱。现在他们好像有钱了。哦，是的，自战争以来。人们都在购买。费格斯·科尔比，你认识的，科尔比车行的，他给我看了名单，人们买新的奥尔兹莫比尔车和雪佛兰车时要填写表格。”

“去读大学时要注意饮食。那非常重要。大学里的人容易吃含大量淀粉的食物，饱肚子又便宜。我认识一个女孩，在自己房间做饭，只吃通心粉和面包。通心粉和面包！我把自己的垮掉归罪于食物，对大脑没有营养。你要动脑筋就得给大脑补充营养。维生素B是有好处的。维生素B1、B2和B12，你听说过吧？粗米里有，未精炼的面粉里也有——我让你感到乏味了吗？”

“没有，”我内疚地说，“没有。”

“如果你觉得枯燥，我很抱歉。我一说到这个话题就停不下来，我知道的。因为我想，我自己的问题——从小时候以来的所有问题——都和营养不良有关。学习辛苦，没有给大脑补充。当然，我本来也不是很聪明，我从来不说自己聪明。”

我一直仔细地看着他，这样他就不会再问有没有让我厌倦了。他穿着柔软的烫好的黄色运动衫，领子开口。他的皮肤是粉色的。他和我所描写的卡罗琳的哥哥一点儿也不一样。我可以闻到剃须液的味道。想到他刮胡子，脸上和其他男人一样长胡子，裤子里有那个东西，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象它蜷缩着，潮湿柔软。他对我甜甜地微笑，有理智地谈话；他能看出我在想什么吗？疯狂一定有某种秘密，某种天赋的成分，某种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在给我讲老鼠，它们甚至拒绝吃白面粉，因为里面有漂白剂，化学物质。我点头同意。越过他的头，我看见福克斯先生从《先驱导报》大楼后门出来，把废纸篓里的东西倒到焚化炉里，沉重缓慢地走回去。后墙上没有窗子，有些痕迹，破损的砖，一条呈对角线蔓延的长长的裂缝，从中间稍上边一点开始，直到靠近柴恩威商店的墙角处。

十点钟银行开门，对面街上的加拿大商业银行和自治银行。十二点半，公共汽车经过城市，从伦敦的欧文湾向南开。如果有人乘车，海因斯饭店前会挂起旗子。

博比·谢里夫谈到老鼠和白面粉。他妹妹的头像悬挂在高中的大厅里，靠近发出嘶嘶声的饮水喷泉。她的脸固执，无动于衷，向下稍微倾斜，所以影子落在眼睛上。人们的生活，在诸伯利和其他地方一样，枯燥简单，却又不可思议和深不可测——铺着厨房油毡的深深的洞穴。

那时我从没有想到，将来我会对诸伯利这样贪婪，就像克雷格叔叔对詹肯湾一样贪婪，误入歧途地写他的历史。我想把事情写下来。

我试图列出名单。主街上下所有店铺的名单，主人、家人的名单，墓地石碑上的名字和下面的刻字。1938年到1950年莱森戏院上映的电影清单，大致而言。纪念塔上的名字（一战多过二战）。街道的名字和它们的排列式样。

对这些任务的准确性的希望是疯狂的，令人心碎的。

没有什么名单可以包括我想要的，因为我想要的是最后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层话语和思想，树皮或墙壁上的每一道光，每一种气味，坑洼，痛苦，裂缝，错觉，静止地聚拢在一起——灿烂，持久。

目前，我还不太指望这个城市。

博比·谢里夫留恋地对我说着话，拿走我手上的叉子、餐巾和空盘子。

“相信我，”他说，“祝你好运。”

然后他做了对我做过的唯一特别的事情。他手里拿着那些东西，踮起脚像跳舞的人一样，像一个丰满的芭蕾舞女。这个动作，伴随着他优雅的微笑，似乎是一个笑话，与其说和我分享，不如说为我表现，它似乎有一个简明的含意，程式化的意思——一个字母，或一个单词，在我不认识的字母表里。

人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奉献，是我想当然接受的东西，令我有点儿心烦意乱，似乎它们从来就不是我应得的。

“好的。”我说，没有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