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迈拉·塞拉是什么时候来到镇上的了，她来我们班里至少也有两三年了。去年，她的小弟弟吉米·塞拉来学校上一年级，我开始想起了她。吉米·塞拉还没有习惯自己一个人上厕所，只好先来到六年级的门口找迈拉，迈拉再带他下楼去。他经常没办法及时找到迈拉，棉布裤子的小扣子边上便有了大块暗色的污迹。接下来迈拉只好去找老师：“请问我可以带弟弟回家吗？他尿湿了裤子。”

第一次她这么说的时候，尽管声音非常轻，前排所有的同学还是都听到了，随即便是小声的吃吃笑，把全班都惊动了。我们的老师是个冷静的文雅的姑娘，戴一副金边眼镜，动作像一头长颈鹿。她表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关切，在一张纸上写了什么，拿给迈拉看。迈拉犹豫不决地重复说：“我弟弟出了意外，老师，求你了。”

这下，大家都知道吉米·塞拉的耻辱了。课间休息时（要是他没有被留在座位上，因为他常常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被留在座位上），他不敢到操场上去，否则在操场上别的小男孩，还有些稍大一点的男孩子等着追他，把他逼到后面的栅栏边，用树枝抽他。他只好和迈拉待在一起。我们的学校有两边，男孩一边，女孩一边，要是你的脚踩进了不是你的地界，很容易被皮带抽。吉米不能到女孩这一边来，迈拉也不能到男孩那一边去，也不允许回教室去，除非外头下雨或者下雪。所以迈拉和吉米，每次课间休息都站在两边之间的后走廊上。也许秋天里，他们看人打篮球，看追追闹闹的游戏，看跳绳，看用叶子盖房子；冬天里，看人堆雪堡。也许他们什么都没在看。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们，他们都是微微低着头，瘦小的身体有些驼背，非常的安静。他们都有一张椭圆的，光滑的长脸，忧郁，慎重，都长着黑色的，油腻的，闪闪发亮的头发。小男孩的头发一长，就在家里剪了。迈拉的头发则编成粗粗的麻花辫，盘在头顶上，远远看起来仿佛裹了一条穆斯林头巾，对她来说略微嫌大了似的。他们黑色的眼睛上，眼皮似乎从来没有全抬起来过。他们都长了一张困乏的脸，但还远甚于此。他们看起来像中世纪画里的孩子，像木头雕像的小人儿，崇拜的，或是祈求神灵的模样。光滑的面孔有老人的神态，驯服，神秘，难以言说。

学校的大半老师都要上很长时间的课，一到休息时间，他们就消失在教师休息室，不会来烦我们了。不过我们自己的老师，一个戴金边眼镜的瘦弱的年轻女人，会隔着窗户盯着我们，有时候也出来，生气勃勃又心神不宁的样子，阻止小女孩打架，或者会召集凑在一起玩真相秘密游戏的大孩子开始玩跑步的游戏。有一天，她出来叫道：“六年级的姑娘，我想和你们谈一谈！”她的笑容让人信服，恳切，但还是有一种极为不安的神情，牙齿上质地良好的金边也露了出来。她说：“六年级有一位女生，叫迈拉·塞拉，她是你们班的，对吧？”

我们小声咕哝。格拉迪斯·希利回答：“是的，达林小姐。”

“哦，那么，为什么她从来不和你们一起玩？每天我都看见她站在后面的走廊上，从来不玩。你们是不是觉得她站在后面很高兴？要是你们谁一个人站在后头，会高兴吗？”

没人回答。我们面对达林小姐站着，一个个都恭敬有礼，冷静自制，宽容了她这个不切实际的问题。然后，格拉迪斯回答：“迈拉不能和我们玩，达林小姐。迈拉得照顾她的弟弟！”

“哦。”达林小姐颇为怀疑，“好吧，总之，你们应该想办法对她好一点。你们不觉得吗？你们试过了吗？你们会试试吧？会不会？我知道你们会的。”可怜的达林小姐！她的战役这么迅速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她坚定的信念立刻变成了虚弱的抱怨，不切实际的恳求。

她走以后，格拉迪斯·希利柔声说：“你们会试试吧？会不会？我知道你们会！”然后嘴唇缩回去，盖住她的大牙，感情充沛地呼唤道：“我不在乎是下雨还是霜冻。”她背完了全句，以她的斯图亚特王室的格子呢裙的一个自然旋转而结束。希利先生开纺织品女装店，而他女儿在我们班里的领导地位，部分便是因为她闪闪发亮的格子呢裙，蝉翼纱上衣，黄铜扣子的天鹅绒外套，以及她早熟的胸部，还有她天然的粗暴无礼。现在，我们都开始模仿达林小姐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怎么注意过迈拉。不过，现在，发展出了一种新游戏，开始是说：“让我们对迈拉好一点！”接着，我们会排成三人或者四人一组的正式队形，朝她走过去，大家一起喊口号：“你好，迈拉，你好，迈拉！”随后就是这样一些话：“你用什么洗头？头发真不错，光光亮，迈拉。”“喔，她用的是鳕肝油，是不是，迈拉，用的是鳕肝油，你竟然闻不出来吗？”

说实话，迈拉身上真的有一股味道，仿佛是坏掉的水果散发的腐烂的香甜味道。塞拉家开了一家小水果店营生。她爸爸整天就坐在窗户边的板凳上，衬衫在他鼓鼓的肚子上敞开，纽扣上方露出一丛黑毛来。他嚼大蒜。不过，要是你进了店门，来照料生意的是塞拉太太，她从挂在商店后面的软塌塌的印花帘子后静悄悄地现身。她的头发卷成黑色的波浪，笑的时候嘴唇抿在一起，嘴角一定已经拉到了最远的距离。她用颇有些严厉的嗓音告诉你价格，看你敢不敢讨价还价。要是你不还价，就递给你一个水果袋。她眼睛里有明显的嘲讽。

冬日的一个清晨，我早早走上了去学校的山坡，因为一个邻居让我搭车去镇里。我住在离镇子大约半英里的农场里。我本来不应该到镇里的学校来上学，不过，附近的乡下学校只有六七个小学生和一个自从生活改变以后就有点发疯的老师。而且，我妈妈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她说服了镇上的托管人接受我。我爸爸付了更多的学费，让我到镇里的学校上学。我是班级里唯一中午带饭盒的。每天中午，我就在高高的，芥末色的，没有任何装饰的衣帽间里吃花生三明治；我也是唯一春天里还穿橡胶鞋的，因为那时候路会化成厚重的泥浆。因此，我觉得有点危险，但是又说不清楚是什么危险。

我看见吉米和迈拉走在我前头。他们到校总是非常早，有时候，甚至早到不得不站在外头等看门人开门。他们走得很慢，迈拉不时地半侧身体。我自己常常在这条路上闲荡，想和某些走在我后头的重要女生一起走，但又不敢停下来等。这会儿，我有了个念头，迈拉对我，恐怕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人看见和她走在一起，我甚至也不想和她一起走——不过，另一方面，这谦卑的，满怀希望的转身举动之中的谄媚还是对我起了作用。这么一个为我度身定做的角色，我忍不住想去扮演。我感到一股自以为善良的快乐激动，甚至想都没想怎么办，便叫道：“迈拉！嗨，迈拉，等一下，我有爆米花！”她停下脚步，我加快了脚步。

迈拉在等我，不过并没有看我。她保持了她特有的孤僻和呆板姿态。和我们在一起，她一贯如此。也许她认为我在骗她，也许她觉得我会跑过去，把空爆米花盒子朝她脸上扔。我开了盒子，抓出来给她，她拿了一点。我递给吉米，吉米急忙闪到迈拉的外套后头，不肯要。

“他害羞。”我鼓励地说，“很多小孩子都这么害羞。以后就不会了。”

“是的。”迈拉回答道。

“我有个四岁的弟弟。”我说，“他害羞得要命。”他才不害羞。“再吃点爆米花。”我说，“我以前从早到晚吃爆米花，现在不会了。我觉得对脸色没好处。”

他们都没说话。

迈拉怯怯地问：“你喜欢艺术课吗？”

“不喜欢。我喜欢社会学、拼写和健康学。”

“我喜欢艺术和算术。”迈拉的心算速度比班上任何同学都快。

“算术，我要是和你一样好就好了。”我这么说的时候，感觉自己很高尚。

“不过，我的拼写不好。”迈拉说，“拼写我犯的错误最多了，也许会不及格。”她听起来并没有为此不高兴，而是为有这样的事可说感到愉快。说话的时候，她的脑袋始终没有转向我，她盯着维多利亚街肮脏的雪堤看。她说话的声音，仿佛她正在用舌头湿润她的嘴唇。

“你不会不及格的。”我说，“你的算术实在太棒了。你长大了要做什么？”

她看起来颇为困惑。“我要帮我妈妈，”她回答道，“在店里工作。”

“喔，我想当空中小姐。”我说，“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很少告诉别人。”

“哦，我不说。”迈拉回答道，“你看了报纸上史蒂文·康永的漫画了吗？”

“看了。”想到迈拉也看漫画真是奇怪。实际上，除了在学校的样子，她干什么都会让我觉得奇怪，“你看瑞普·科比了吗？”

“你看过《孤儿安妮》吗？”

“你看过《伊莉莎白和男孩子们》吗？”

“你没吃多少爆米花。”我说，“吃点。拿一大把。”

迈拉往盒子里看，“有奖品。”她伸手拿了出来。是一枚胸针，一个小小的锡蝴蝶，涂了金色，一点点的彩色玻璃镶在上面，看起来像珠宝似的。她把它放在自己棕色的掌心里，微微地笑了。

我问：“你喜欢？”

迈拉说：“我喜欢蓝石头。蓝石头就是蓝宝石。”

“我知道。我的生日石就是蓝宝石。你的生日石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七月。”

“那你是红宝石。”

“我还是更喜欢蓝宝石。”迈拉说，“我喜欢你的生日石。”她把胸花递给我。

“你拿着吧。”我说，“谁发现，就是谁的。”

迈拉的手还是伸着，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又说：“谁发现，就是谁的。”

“爆米花是你的。”迈拉说，声音有些惊恐，很严肃的样子，“你买的。”

“哦，是你发现的。”

“不……”迈拉说。

“好吧。”我把胸花从她手里拿起来，又放回她的掌心，“好了，我给你了。”

我们都愕然了。我们看着对方，我的脸刷地红了，不过迈拉没有。当我们的手指碰触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承诺。我惊慌失措，不过，没有关系。我想，我以后可以早点来，和她一起走。休息时间，我可以去和她聊天。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行？

迈拉把胸花搁进衣服口袋里，说：“穿好衣服的时候再戴。我的好衣服是蓝色的。”

我知道是蓝色的。迈拉在学校，已经把她的好衣服穿旧了。甚至在隆冬时分，在清一色的格子羊毛呢裙子和斜纹哔叽外套中，她还是一抹悲伤的天蓝色塔夫绸，一件半旧的青绿色绉绸外套，显然是成年女人的衣服改出来的，V字领口一鞠躬便挂了下来，在迈拉狭窄的前胸，空荡荡地折起来。

我很高兴她没有戴上。要是有人问她从哪里来的，她说了，我该怎么说呢？

第二天，或者是第二个礼拜，迈拉没有来学校。她以前就经常留在家里帮手。但是，这一回，她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星期，然后，两个星期，她的桌子始终是空的。再然后，学校换教室的时候，迈拉的书被从桌子里拿了出来，搁在了储藏室的架子上。达林小姐说：“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给她安排座位。”考勤的时候，她再也没点过迈拉的名字。

吉米·塞拉也没有来学校。没有人带他去上厕所了。

迈拉消失后的第四个星期，或者是第五个星期，格拉迪斯·希利来到学校，说：“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儿吗？迈拉·塞拉住医院了。”

这是真的。格拉迪斯·希利有一个当护士的姑姑。拼写课的时候，格拉迪斯举起手，告诉达林小姐：“我想你可能想知道。”她说。达林小姐回答道：“是的，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问：“什么病？”

格拉迪斯说：“贫血症之类的吧。她在输血。”她对达林小姐说，“我姑姑是个护士。”

于是，达林小姐用了整堂课的时间，给迈拉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每个人都说：“亲爱的迈拉，我们大家在一起给你写信。我们希望你很快好起来，回到学校。你真诚的……”达林小姐说：“我想起来了，三月二十号，有谁愿意去医院看迈拉，办一个生日聚会？”

我说：“她的生日是七月。”

“我知道。”达林小姐说，“是七月二十号。不过，今年她可以三月二十号过，因为她病了。”

“但是，她的生日是七月。”

“因为她病了。”达林小姐说，语气是一种警告的强硬态度。“医院的厨师可以做蛋糕，你们大家每人送一件小礼物，两毛五分钱左右吧。探视时间是两点到四点，所以只能在这段时间办了。我们不能全都去，人太多了。这样，谁想去，谁想留在学校补充阅读？”

我们全举起了手。达林小姐拿出了拼写记录，选了前十五个，十二个女生和三个男生。结果，三个男生不想去，于是达林小姐又选了接下来的三个女生。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过我估计大约就是这一会儿，迈拉·塞拉的生日聚会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

也许是因为格拉迪斯·希利有一个当护士的姑姑，也许是因为生病住院的兴奋感，或许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迈拉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她非常彻底地摆脱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规矩和环境。我们开始讨论她，仿佛她是我们拥有的某种东西。生日聚会成了一个理由，休息时间我们怀着女性特有的沉痛谈论这次聚会，一致觉得两毛五实在是太少了。

雪开始融化后的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去了医院，带着我们的礼物。一个护士带领我们上楼。我们排成一列，经过一扇扇半掩的门，听到隐隐约约的谈话声，穿过走廊。护士和达林小姐一直在说“嘘，嘘”。不过，反正我们已经踮着脚尖走路了。我们在医院的举止堪称完美无瑕。

这家小乡村医院并没有儿童病房，而且迈拉也不能真的算儿童。他们把她和两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太安排在一间病房里。我们进去时，一个护士拉开了她们之间的屏风。

迈拉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穿了一件笨拙僵硬的病号服。她的头发放下来了，长长的麻花辫搭在她的肩头，一直垂到被单上。但是，她的脸还是一样，永远都是这样。

聚会的事已经告诉过她了，达林小姐说，所以这个惊喜不会打扰到她。不过，看起来，她不相信，或者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看着我们的样子，还是以前在学校操场上，她看我们的样子。

“好了，我们来了！”达林小姐说，“我们来了！”

我们说：“生日快乐，迈拉。你好，迈拉，生日快乐！”迈拉说：“我的生日是七月。”她的声音比以往更加轻了，游移不定，毫无感情。

“别管它实际上是哪天。”达林小姐说，“假装是今天！你多大了，迈拉？”

“十一岁，”迈拉回答说，“七月的时候。”

接着，我们都脱下了外套，穿着我们的聚会服装，拿出了礼物，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堆在迈拉的床上。有些同学的妈妈用精致的缎带扎了庞大的，复杂的蝴蝶结，甚至还有一些在盒子上粘了一束小小的仿真玫瑰和山谷百合。“迈拉，迈拉，”我们说，“生日快乐。”迈拉没有看我们，她看的是缎带，粉红的、天蓝的、散落的银色斑点，微型花束。这些礼物让她高兴，正如那只蝴蝶曾让她高兴一样。她的脸上浮起一种天真的表情，一种隐隐约约的，似是而非的笑意。

“打开吧。迈拉。”达林小姐说，“是给你的！”

带着这样的笑容，迈拉拿起她身边的礼物，手指抚过它们，一种小心翼翼的心领神会，还有未曾预料到的自豪感。她说：“星期六我去伦敦，去圣约瑟芬医院。”

有人说：“我妈妈在那儿住过。我们去看她来着。那儿全是修女。”

“我爸爸的妹妹就是修女。”迈拉平静地说。

她开始拆包装纸，那神情，仿佛就连格拉迪斯都不会收到比这更好的礼物。她把包装纸、缎带都折了起来，拿出了一本本书、七巧板、剪图游戏，仿佛这些都是她赢来的奖品。达林小姐说也许她应该每打开一份礼物，就说句谢谢你，说出送礼人的名字，以便清楚地知道这是谁送的礼物。于是，迈拉说：“谢谢你，玛丽·路易斯，谢谢你，卡罗尔。”到我的时候，她说：“谢谢你，海伦。”每个人都对她解释她们送的礼物，叽叽喳喳，兴奋不已。迈拉引导了欢乐的气氛，虽然她本人并没有那么高兴。送进来一个蛋糕，上面写了“迈拉生日快乐”的字样，白色的底，上面是粉红色的，有十一支蜡烛。达林小姐点燃了蜡烛，我们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并且叫着：“迈拉，许个愿，迈拉，许个愿。”迈拉吹熄了蜡烛。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了蛋糕和草莓冰激凌。

四点钟，蜂鸣声响起来，护士端走了剩下的蛋糕和脏盘子，我们穿上外套回家。每个人都说：“再见，迈拉。”迈拉坐在床上，看着我们离开，她的后背挺得笔直，没有用枕头撑住，手搭在礼物上。但是，走到门口时，我听到她叫：“海伦！”只有一两个人听到了，达林小姐没有听到，她走在前头出去了。我回到了床边。

迈拉说：“东西太多了。你拿点。”

“什么？”我回答说，“这都是你的生日礼物。生日的时候，大家都会收很多东西。”

“嗯，你拿点吧。”迈拉说，她拿起一个里面装着镜子的人造革盒子，还有一把梳子，一把指甲锉刀，一管本色的唇膏，一块四边绣金线的手绢。之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份礼物。“这个你拿去。”她说。

“你是不想要吗？”

“你拿走。”她放在我手上，我们的手指再一次碰到了。

“等我从伦敦回来，”迈拉说，“放学以后你到我家来玩。”

“好的。”我回答。医院的窗户外头，孩子们在街道上玩耍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也许是在用今年的最后一个雪球互相追逐。这种声音让迈拉，她的成功，她的慷慨，以及她为我找到一个位置的未来，都变得虚幻、阴暗起来。床上的礼物，折叠起来的包装纸、缎带，这些沾染了负疚气味的礼物，都落在了阴影之中。它们不再是纯洁的，可以抚摸，交换，接受，而不会有任何危险的礼物了。现在，我不想再拿走这个盒子了，但是，我想不出怎么再把它放回去，该用什么借口。我想，我送给别人吧，我不会用它的。我会让弟弟把它拆掉。

护士回来了，带了一杯巧克力牛奶。

“怎么回事，你没听到蜂鸣器响了吗？”

于是，我走了，我自由了，从已经包围迈拉的，众所周知的，庄严的，散发着乙醚气味的医院生活的种种壁垒中逃离开来，从我自己内心的背叛中逃走。“好的，那么谢谢你。”我回答道，“谢谢你给我的东西。再见。”

迈拉有没有说再见？似乎没有。她坐在高高的床上，她优雅的棕色脖子从不合身的病号服里伸了出来。她轮廓分明的棕色面庞对背叛没有丝毫的反应。也许她的赠予已经被忘掉了，已经准备好被隔离开来派特别的用场，和当初她在学校后面的走廊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