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奥娜住在父母家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城市。那是间大房子，可以望见海湾，在格兰特看来，显得豪华而凌乱，地毯在地板上拱着，杯底在桌子的漆面上留下了印子。她母亲是冰岛人——是个有权势的女人，有着泡沫般的白发和愤愤不平的极左派的政治观念。父亲是个重要的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德高望重，在家里快乐地服从，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听奇怪的长篇大论。各种各样的人，不论富有或贫寒，都在发表这些言论，来来去去，不断地争辩，协商，有时还带外国口音。菲奥娜有自己的小车和一堆开司米羊毛衫，但是她没有参加女生联谊会，她家里的这些活动很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她倒不是在乎这个。联谊会对她来说就是玩笑，政治也是一样，尽管她喜欢放《四位起义将领》那张唱片，如果她想让某些客人感到紧张，有时也会放《国际歌》，音量放得很高。有个表情忧郁的鬈发外国人在追求她——她说他是西哥特人——还有两三个很受尊敬、心神不安的年轻实习生也在追求她。她拿他们开玩笑，也拿格兰特开玩笑。她会怪模怪样地重复他们的乡下话。他认为她向他求婚或许也是个玩笑，那是在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在斯坦利港的海滨。沙子吹打着他们的脸，海浪把一堆堆碎石推到他们脚下。

“你觉得好玩吗——”菲奥娜叫喊着，“你觉得我们结婚会好玩吗？”

他接受了她的求婚，是的。他永远也不想离开她。她朝气勃勃，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们离开家前，菲奥娜注意到了厨房地上的印子，是她那天早些时候穿的便宜的黑色居家鞋留下的。

“我以为不会有了。”她有点气恼和迷惑地说，一边擦着灰色的印子，看起来像是用油腻的蜡笔涂的。

她说她以后不用再做这个了，因为她没带那双鞋。

“我想我整日都会穿戴整齐，”她说，“或者半整齐，有点像是在酒店里。”

她洗了刚用过的抹布，挂在门内水池下的架子上，然后穿上金棕色毛领滑雪夹克，里面是高领毛衣和定做的淡黄褐色宽松裤。她个高肩窄，虽是古稀之年，但依然挺拔，整洁漂亮，长腿长脚，纤细的手腕和脚踝，还有那小得几乎显得有点滑稽的耳朵。她的头发是乳草绒般的浅色，已经从淡金色变成了白色，格兰特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变的，她还披在肩上，像她母亲一样。（格兰特自己的母亲为此感到有点吃惊，她是小镇上的寡妇，在医院做接待员。菲奥娜的母亲留着长长的白发，这甚至比房子的状况更能向她传达，对于态度和政治观点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菲奥娜骨骼小巧，蓝宝石般的小眼睛完全不像她母亲。她的嘴微微翘起，现在她涂了口红来突出自己的嘴唇——这通常是离开家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天她像极了自己——坦率而茫然，甜美而讽刺。

一年多以前，格兰特开始注意到，家里贴满了黄色的便条。那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她总是把东西写下来——收音机里提到的书名，当天一定要做的工作，甚至早上的行程也要写下来——他发现时间安排得十分准确、神秘而感人。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脸梳头。7：45～8：15，散步。8：15，和格兰特共进早餐。

新的便条内容不太一样。贴在厨房的抽屉上——餐具，擦碟的干布，刀。难道她就不能打开抽屉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吗？他想起战争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巡逻的德国士兵的故事。一些捷克人告诉他，每条巡逻狗都戴着“猎狗”的标志。为什么？捷克人问，为什么？德国人说，因为那就是条猎狗。

他正要讲给菲奥娜听，然后又想到还是不讲为好。他们总是会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大笑，但是假如这次她不笑呢？

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了镇上，从电话亭打电话问他怎么开车回家。她穿过田野散步，撞进了林子，最后沿着篱笆墙回来了——绕了很远的路。她说她相信篱笆总会把你带到某个地方。

真是令人费解。她说起篱笆的事就好像是在开玩笑，况且，她能毫不费力地记住电话号码。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她说，“我想我是精神错乱了。”

他问她是不是在吃安眠药。

“即使吃，我也不记得了。”她说。然后又抱歉地说，这话听上去很轻浮。

“我确信没有吃什么药。或许是维他命。”

维他命不管用。她会站在门口，努力想要弄清楚自己要去哪儿。她烧菜会忘记开炉子，或忘记往咖啡壶里倒水。她问格兰特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座房子里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说是十二年前。

她说：“那太令人震惊了。”

“她总是有点这个样子，”格兰特对医生说，“一次她把大衣忘在储藏间了，完全忘了。从那时开始，我们总会去温暖的地方过冬。然后她说这是刻意安排的，虽然很无心，她说那就像她丢弃的一种罪一样，就像有些人让她对毛皮大衣产生的感觉一样。”

他试图解释更多的事情，但都很徒劳——他想解释，菲奥娜对这一切的吃惊和歉意，似乎像是某种例行的客套，而并非是在掩饰一种私密的乐子，仿佛她没有预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冒险，或者只是在玩她希望可以跟得上的游戏。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游戏——胡言乱语的方言，他们自己虚构的人物。菲奥娜模仿的一些嗓音，唧唧喳喳或甜言蜜语的哄骗（他不能告诉医生这些），不可思议地模仿她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他的女人们的声音。

“是的，那么，”医生说，“或许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在看到恶化的趋势之前，我们真的说不清楚。”

有一段时间，贴什么标签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菲奥娜不再独自去买东西，格兰特一转身她就会从超市里消失。一名警察在她走在几个街区以外的路中央时把她带走了。他问她名字，她爽快地回答了。然后他问她国家总理的名字。

“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好心的年轻人，你真的不应该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了。”

他笑了。然后她出了错，问他是否见过博里斯和娜塔莎。

这是她几年前收养的两条俄国狼狗的名字，是从朋友那边接手的，她用心地照料它们的余生。她接受它们可能是因为她那时恰巧发现自己也许不能生育。输卵管堵塞或扭曲什么的——格兰特现在记不得了，他总是避免去想那些女性器官。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去世。当她带它们出去散步时，狗的长腿和柔软的毛发、温柔而不屈服的窄脸和她很相配。那些日子里，格兰特自己刚到大学开始第一份工作（他岳父的钱尽管受了政治的污染，但仍然很受欢迎），在某些人看来，菲奥娜是因为另一个突发奇想的怪念头而与他结婚的，一个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接受照顾和爱护的念头。幸运的是，他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一点。

超市走失那天的晚饭时间，她对他说：“你知道你得把我怎么办吗？你得把我送到那个地方。浅水湖？”

格兰特说：“草地湖。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草地湖，愚蠢湖，”她说，仿佛他们在玩开心竞赛，“愚蠢湖。是愚蠢湖。”

他用手抱住头，胳膊肘搁在桌子上。他说即使要考虑这条路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安排。一种实验性治疗。休息疗法。

有条规定说十二月不收病人，节日期间总有太多情感上的陷阱，所以他们决定一月的时候去。路上开了二十分钟。上高速公路前，之前潮湿坑洼的乡间道路现在已经完全结冻了。湿地橡树和枫树把阴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栏杆一样。

菲奥娜说：“啊，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过是在月光下面。”她说。

她说的是那次他们在夜里出去滑雪，在满月下，滑过布满黑色条纹的雪地，这个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进入。他们听到树枝在严寒中开裂的声音。

那么如果她能够生动准确地记得那些，她又会有什么大问题呢？

他努力控制才没有掉头开回家。

院长还向他解释了另一条规则。新病人第一个月不允许接受探访，大多数人需要这段时间来安定下来。这条规则实施以前，人们请愿，哭泣，发脾气，甚至那些自愿来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们开始后悔，请求回家。有些家人会受影响，会把病人带回家，可情况并未好转，六个月甚至短短几周之后，所有的麻烦又会重新上演。

“然而我们发现，”管理者说，“如果他们独自留下，通常最后会像糊涂虫一样快乐。你实际上要哄着他们上车去城里，要他们回家看看也是一样。那时再带他们回家就完全没问题了，待上一两个小时——他们还会担心赶不回来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楼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离开。那太困难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去二楼的。”格兰特说。

“不会，”管理者若有所思地说，“我只是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说清楚。”

他们几年前去过草地湖几次，去看法卡先生，一个老单身汉农场主，他们以前的邻居。从本世纪初起，他就一直独自住在一座通风良好的砖房里，除增加了冰箱和电视，其他都一成不变。隔上一段长短恰当的时间，他就会来拜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喜欢讨论他阅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南极开发或火器的历史。但是他去了草地湖以后就只谈论那里的日常情况，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探望尽管令人愉快，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社交上的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到处弥漫的小便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低矮阴暗的走廊和那些草草摆在走廊壁龛里的塑料花。

现在那个建筑不见了，尽管它是五十年代才建造的。就像法卡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那座房子被那种华而不实的城堡式建筑代替了，成了某些来自多伦多的人的周末度假屋。新草地湖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拱顶的房子。空气中充满了宜人的松香，很多真正的绿色植物从巨大的瓦罐里伸出来。

尽管如此，在不能见到她的这漫长难挨的一个月里，格兰特还是想象着菲奥娜在那座旧楼里。他想，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日子——比他和母亲去拉纳克郡看望亲戚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十三岁；比杰姬·亚当斯和家人去度假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们就要确定恋爱关系了。他每天给草地湖打电话，希望找到那个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她似乎对他的频繁来电感到好笑，但是她给他的报告比别的护士要充实。

菲奥娜感冒了，对于新来的人这并不罕见。

“就像小孩子开始上学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会接触一批新的细菌，一段时间内什么病都可能染上。”

然后感冒好些了。她不用抗生素了，似乎也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迷糊了。（这是格兰特第一次听说抗生素和迷糊的事。）她的胃口不错，她似乎喜欢坐在日光房里，也喜欢看电视。

旧草地湖让人无法容忍的一件事是到处都开着电视，不管你坐在哪里，电视都会扰乱你的思路和谈话。一些牢友（那时他和菲奥娜就是这样称呼那些人的，而不是称之为住客）会抬起眼睛看着电视，有些人对着电视说话，但大多数人只是坐着，温顺地忍受着它的攻击。他记得，在新楼里，电视都放在分开的客厅或卧室里。你可以选择看或是不看。

所以菲奥娜一定是做出了选择。看什么呢？

他们生活在这座房子里的那些年里，他和菲奥娜一起看了不少电视。他们窥探了镜头所能触及的每一种兽类、爬行类或海洋生物的生活，还追了几十部类似十九世纪优秀小说的情节剧。他们渐渐迷上了有关百货公司生活的英国喜剧，看了很多次重播，以至于连对白都能背下来了。他们为真实生活中去世或转行的演员悲伤哀悼，欢迎这些演员重返舞台，如同人物再生一般。他们看着导视员的头发由黑变白，最后又变黑，简陋的背景却从未改变。但是背景也在消失。最终，背景和最黑的头发就如同从伦敦街道上飘来的灰尘钻进了电梯门下面的缝里，都消失了，这其中的悲哀似乎比《经典剧场》中的任何悲剧都更能影响到格兰特和菲奥娜，所以他们没有等到结局就不再看了。

克里斯蒂说，菲奥娜交了些朋友。她真的要从自己的壳里出来了。

那是什么壳？格兰特想要问，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为了给克里斯蒂留下好印象。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他会让留言机录下来。他们在社交场合偶尔见到的人，不是近邻而是住在附近乡下的人，和他们一样退休了，这些人离开时往往无人注意。住在这里的最初几年，格兰特和菲奥娜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在乡下过冬是全新的体验，他们要对房子进行大量的修缮工作。然后他们想到也应该趁条件允许的时候出去旅游，他们去了希腊、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人们会以为他们现在也是去旅行了。

他用滑雪来锻炼身体，但是从来不会走到湿地那么远的地方。他在房子后面的田野里滑来滑去，等太阳落山，整个乡间的天空呈现粉红色，似乎被边缘发蓝的冰浪环绕着。他数着在田野里绕了多少圈，然后回到阴暗的房子里，一边准备晚餐一边看电视新闻。他们通常都是一起做晚餐，一个人准备饮料，另一个生火，一边谈论他的工作（他在写传奇的挪威狼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在世界尽头吞掉奥丁神的伟大的魔狼芬力斯），还谈论菲奥娜正在阅读的任何东西，以及他们在亲密但又独立的一天里各自的思考。这是他们可爱的亲密时刻，尽管上床之后也当然会有五到十分钟甜蜜的身体接触——往往并不是以性爱为目的的，但是让他们确信性爱还存在。

在梦中，格兰特给一个他视为朋友的同事看了一封信。信来自一个他好久没有想起的女孩的室友，写得道貌岸然，充满敌意，哀怨中含着威胁——他认为写信人是潜在的女同性恋。他与女孩本人的分手是体面的，她似乎不太可能闹事，更不要说自杀，而这封信却显然是在苦心孤诣地告诉他相反的情况。

这位同事属于这样的丈夫和父亲，他们最早扔掉领结离开家，每晚在地上的床垫上与迷人的年轻情妇消度，他们来到办公室或是课堂，衣冠不整，带着麻醉药和焚香的气味。但是现在，他对这种恶作剧抱否定的态度，格兰特回想起他实际上娶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像别的妻子一样被带去参加派对，生小孩。

“我不会笑你的。”他对格兰特说。格兰特不觉得他什么时候笑过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尽量让菲奥娜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格兰特动身去草地湖找菲奥娜——旧的草地湖——结果却进了阶梯教室。大家都在等他去上课。坐在最后最高一排的是一群身穿黑袍，目光冷淡的年轻女人，都在哀悼，痛苦的目光凝视着他，没有一刻从他身上移开，不记也不在乎他说的任何话，表现得很露骨。

菲奥娜坐在第一排，很安静。她把阶梯教室变成了派对上的一个角落——她总能发现的一个孤岛，喝着掺了矿泉水的酒，抽着普通香烟，讲着关于她的狗的笑话。她和她的同类一起与潮流抗衡，仿佛在其他角落，在卧室，在黑暗的阳台上演的一幕幕只不过是幼稚的喜剧，仿佛纯朴就是时尚，而沉默就是福祉。

“噢，呸，”菲奥娜说，“那个年龄的女孩总是谈论如何自杀。”

但是光听她这么说是不够的——事实上，这让他很恐惧。他担心菲奥娜是错的，某件恐怖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看到了她看不到的东西——黑色的环在变粗，收拢，绕住他的气管，笼罩在房间顶上。

他把自己从梦中拖出来，开始理清真实和虚幻。

曾经有过一封信，还有“老鼠”这个词用黑油漆写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菲奥娜得知一个女孩因为苦恋他而痛苦万分，就说了和梦中类似的话。同事没有搅和进来，黑色长袍的女人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也没有人自杀。格兰特的名誉没有受损，事实上，想到几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算是轻易脱身了。但是有谣言流传开来。人们对他的冷淡和轻蔑变得很露骨了。他们没收到什么圣诞晚会的邀请，新年是独自度过的。格兰特喝醉了，没有人逼他——谢天谢地，也没有犯认罪的错误——他向菲奥娜许诺了新的生活。

那时他感到的耻辱是被愚弄的耻辱，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的耻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改变是，很多女人一下子都唾手可得了——或者他是那么感觉的——现在是新的改变，她们说发生的事和原先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因为无助和迷惑而联合起来，她们被整个事件伤害了，而不是因此感到开心。甚至她们采取主动时，也只是因为形势对她们不利。

没人会承认玩弄女性的人（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那样称呼自己的话——和梦中责骂他的男人相比，他连一半的战利品或情感纠纷都没有）的生活中会有善意、慷慨甚至牺牲的行为。也许一开始没有，但是至少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次为了迎合女人的骄傲和脆弱，他献出了更多的爱——或更强烈的激情——比任何他真正感受到的爱都要多，以至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对是伤害、利用和摧毁自尊等罪名的控诉。还有欺骗菲奥娜的罪名——他当然是欺骗了她——但是，像其他人对待妻子那样离开她，真的会更好吗？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尽管其他地方有令人不安的要求，他从来都没有停止与菲奥娜做爱。他从来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和她在一起。没有为了在旧金山或马尼图林岛的帐篷里过周末而精心编造的故事。他麻醉剂用得很少，也不多喝酒，继续发表论文，为委员会工作，事业进展顺利。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抛弃工作和婚姻，到乡下去做木工或是养蜜蜂。

但是那样的事毕竟还是发生了。他提早退休，退休金便缩了水。在他的大房子里独自度过了一段茫然困惑而恬淡寡欲的日子后，他那个心脏病专家岳父终于溘然辞世。菲奥娜继承了财产和一座位于乔治亚湾附近乡间的农庄，她父亲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放弃了志愿者服务医院协调员的工作（在那个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就像她说的，实际上人们的麻烦与吸毒、性或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角无关）。新生活就是新生活。

博里斯和娜塔莎已经死了。一个先病死了——格兰特忘了是哪一个——接着另一个也死了，跟伤心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他和菲奥娜对房子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他们参加越野滑雪。他们虽然不是很善于交际，但还是渐渐有了些朋友。不再有兴奋的调情，晚餐聚会上不再女人把光光的脚趾伸进男人的裤腿里往上爬，不再有放荡的妻子们。

不公平的感觉渐渐消退，格兰特可以认为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女性主义者和那个不幸的蠢女孩自己或是他那些怯懦的所谓朋友们恰逢其时地把他推了出来，从一种事实上就要变得得不偿失的生活中推了出来，而那种生活也许最终会让他失去菲奥娜。

要去草地湖做第一次探访的那天早上，格兰特早早就醒了。他浑身充满了肃穆的麻刺感，就像以前和一个新女友第一次约会的早晨一样。这感觉并不是真的和性有关。（后来，当见面成为例行公事，就完全和性有关了。）有一种发现的期待，几乎是一种精神的扩展。还有胆怯、谦卑和警觉。

他出门太早了。两点钟之后才允许探访。他不想坐在停车场等，所以把车开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雪已经开始消融。还有大量的残雪，但是初冬炫目严酷的风景已经破碎了。灰色的天空下，一堆堆满是孔洞的雪像田地里的垃圾。

在靠近草地湖的镇上，他发现了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花。他以前从来没有给菲奥娜送过花，也没有给任何人送过。他走进草地湖，感觉就像一个没指望的求爱者或卡通片里内疚的丈夫。

“哎呀，这么早的水仙花，”克里斯蒂说，“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她在他前面走到厅里，走进一个餐具室，或者也可能是厨房，打开灯，找了一个花瓶。她是个胖乎乎的年轻女人，已经对自己的身体自暴自弃了，除了头发。浓密的金发，是鸡尾酒女招待的风格，蓬松华丽的发型，或者是脱衣舞娘的发型，顶在一张平淡无奇的脸上。

“在那边，”她说，点头示意他去大厅那边，“名字就在门上。”

真的就在装饰着蓝鸟的名牌上。他不知道是否要敲门，然后敲了敲，打开门，叫她的名字。

她不在。橱柜关着，床很平整。床头柜上除了一盒克里奈克斯面巾纸和一杯水，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照片或图画，也没有书或杂志。也许那些都得放到壁橱里。

他回到护士站，或者叫接待处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克里斯蒂说：“不在吗？”一副吃惊的表情，他觉得是在敷衍。

他犹豫不决，抱着花。她说：“好吧，好吧——我们把花放在这里。”她叹着气，带他沿着大厅走，好像他是第一天上学的差生，然后来到一个很大的中央区，那里有教堂一样的天花板，地上铺了地毯，阳光从巨大的天窗里透进来。一些人靠墙坐在安乐椅上，其他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人们看起来都还不错。年老——有一些老到差不多需要坐轮椅了——但是很体面。过去，格兰特和菲奥娜探访卡法先生时，看到过一些令人不安的场面。老女人下巴长着胡须，有人的暴眼像烂李子；流着口水的人，走路摇摇晃晃的人，疯狂讲话的人。现在好像最糟糕的情况已被清除了。或许使用了药物和外科手术，也许还有一些治疗畸形、语言和其他方面失禁问题的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几年前还不存在。

不过，有一个非常忧伤的女人坐在钢琴旁边，用一根手指敲着琴键，没能弹出什么曲调。另一个女人，从咖啡壶和一堆塑料杯子后面盯着看，看起来厌倦透了。但她应该是雇员——她穿着和克里斯蒂一样的浅绿色裤子套装。

“看见了吗？”克里斯蒂轻轻地说，“你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尽量别吓着她。记得她也许不——好了，去吧。”

他看到菲奥娜的侧面，靠一张牌桌坐着，但是没有在玩。她的脸有些浮肿，一边脸颊上松弛的肌肉掩蔽了嘴角，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她在看坐得最近的男人玩牌。他把牌竖起来，这样，她就能看到了。当格兰特走近桌子时，她抬起头看。他们都抬头看——所有在桌上玩牌的人都抬起头看，显出不悦的样子。然后又立刻低头看自己的牌，仿佛是想避开侵扰。

但是菲奥娜笑了，还是那种局促、狡黠而迷人的歪嘴笑，她把椅子推后，转过身来向他走来，把手指放到嘴上。

“桥牌，”她小声说，“严肃得要命。他们很痴迷。”她把他拉到咖啡桌旁，闲谈起来。“我记得在大学里有一阵子也是那样。我和朋友们会逃课，坐在公共休息室里抽烟，拼命玩。其中一个人叫菲比。我不记得其他人了。”

“菲比·哈特。”格兰特说。他想象着那个平胸的、黑眼睛的小巧女孩，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菲奥娜和菲比，还有其他人都被笼罩在缭绕的青烟中，如女巫般专注。

“你也认识她？”菲奥娜问，朝一个面容呆滞的女人微笑。“你喝点什么，来杯茶吗？恐怕这儿的咖啡没有多少了。”

格兰特从不喝茶。

他不能伸出胳膊搂住她。她的声音和微笑，尽管和以前一样熟悉，却有某些异样，似乎她是在守卫那些玩牌的人，甚至那个管咖啡的女人，不让他靠近——同时也在守卫他，不让那些人的不悦影响他——这些都让他不可能去拥抱她。

“我给你带花了，”他说，“我想它会给你的房间增色。我去过你的房间了，但你不在。”

“是啊，我当然不在那儿，”她说，“我在这儿。”

格兰特说：“你交新朋友了。”他朝着刚才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点点头。这时，那个男人抬头看着菲奥娜，她转过脸来，要么是因为格兰特说的话，要么是感觉到了背后的目光。

“是奥布里，”她说，“好笑的是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在商店工作，就是那个我祖父经常去买东西的五金店。我们总是开玩笑，可是他没有胆量约我出去。直到最后一个周末，他带我去看球赛，但是球赛结束后，我的祖父出现了，开车接我回家。我是去那儿过暑假的，看望我的祖父母——他们住在农场上。”

“菲奥娜，我知道你祖父母住在哪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以前住的地方。”

“真的吗？”她问。她没有全神贯注，因为那个玩牌者在看她，用的不是恳求的眼神而是命令的眼神。他和格兰特年龄差不多，或者老一点。密而粗的白发耷在前额上，皮肤像皮革一样，但是很苍白，白里发黄，像起皱的旧山羊皮手套。他忧郁的长脸显得很有尊严，有一种强壮、气馁的老马的美。但是有了菲奥娜的关注，他没有了气馁。

“我还是回去吧。”菲奥娜说。最近有点发胖的脸上透出一丝红晕。“他觉得没有我坐在旁边他玩不了。真可笑，我已经几乎不会玩了，恐怕得请你原谅了。”

“你们很快就完吗？”

“噢，应该是吧，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你去客气地问那个看起来很严肃的女士，她会给你一些茶。”

“我没事。”格兰特说。

“那我得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你能自己找点乐子吗？这里的一切对你一定很陌生，不过你会很奇怪自己怎么那么快就能适应。你会认识每个人，只是有些人总是迷迷糊糊的。你知道——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谁。”

她溜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对着奥布里的耳朵说了些什么。她用手指轻敲着他的手背。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在大厅里碰到了她，她正推着推车，上面有一些装苹果汁和葡萄汁的大罐子。

“稍等一下，”她边说边把头伸进一扇门里，“里边有要苹果汁的吗？葡萄汁呢？曲奇饼呢？”

他等着，她灌满两个塑料杯子拿进屋里，然后出来，把两块竹芋粉曲奇饼放在纸盘里。

“嗯？难道你看到她参与到大家中间不开心吗？”

格兰特问：“她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谁？”

他无法确定。她可能在开玩笑，那就是她的风格。她最后那个小伪装出卖了她，和他讲话的语气仿佛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新住客。

他不确定那是不是就是她假装的事情。他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伪装。

但是玩笑一过，她难道不会跟着他，嘲笑他吗？她不会就这么回到纸牌游戏中，肯定不会，就那么装作忘记了他。那太残忍了。

克里斯蒂说：“你只是来得不是时候罢了。她正忙着。她在忙着玩游戏。”

“她都没在玩啊。”他说。

“是啊，但是她的朋友奥布里在玩呀。”

“那，奥布里是谁呢？”

“就是他。奥布里。她的朋友。你想要果汁吗？”

格兰特摇摇头。

“噢，看呀，”克里斯蒂说，“他们形成了这种依恋。有一阵子了。就是像铁哥们一类的。这是一个阶段。”

“你是说她真的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吗？”

“也许是。今天不知道，然后明天——谁知道呢，是吧？情况总是在反反复复，我们没有办法。你经常过来就会了解这些了。你会学会泰然处之，一天一天慢慢习惯的。”

一天一天。但是情况并没有反反复复，而他也没有习惯那种方式。倒似乎是菲奥娜慢慢习惯了他，但只是把他当作某个对她有特殊兴趣的常客，抑或当作一个讨厌的人，根据她过去的礼数规则，她不会让你意识到自己很令人讨厌。她用心不在焉却礼貌友好的态度对待他，那就足以成功地阻止他提出最明显最必要的问题。他不能问她是否记得他是她结婚快五十年的丈夫。他觉得她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尴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她会不安地笑，用她的礼貌和迷惑不解来羞辱他，结果会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认。或者她会用一点都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肯定或否定。

克里斯蒂是他唯一能与之交谈的护士，其他一些护士把整件事当作笑话。一个粗鲁的老家伙当面嘲笑他：“那个奥布里和那个菲奥娜？他们真的很痴情，是吧？”

克里斯蒂告诉他说，奥布里是一家除草剂——“所有那类东西”——公司在当地的代理商，将产品卖给农场。

“他是好人。”她说，格兰特不知道这是说奥布里诚实、大方、善良，还是说他声誉好，衣着讲究，开名贵的车。很可能兼而有之。

然后她说，他在不是太老，甚至都没退休时，受到了某种不寻常的伤害。

“一般是他妻子照顾他。她在家里照顾他。她只是暂时把他放在这里，好让自己休息一下。她姐姐想要她去佛罗里达。看，她很艰难，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他这样的事——他们只是去某处度假，他撞上了什么东西，比如某种虫子，让他发了可怕的高烧，然后昏迷了，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问她这些住客之间的感情问题。他们会不会太过分？他现在能够以宽容的语气说话了，他希望这样就不用听没完没了的斥责了。

“那要看你是什么意思。”她说。在思考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时，她不断地在记录本上写着。等她写完，会抬头看着他，坦率地笑笑。

“好笑的是，我们这里的问题经常出现在那些彼此并不友好的人们中间。也许他们并不认识对方，比如，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以为老男人会试图爬到老女人的床上，但是要知道，有一半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老女人追求老男人。可能是她们还不太疲劳，我想。”

然后她收起了笑容，仿佛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或者太麻木不仁了。

“别误会，”她说，“我不是指菲奥娜。她是位淑女。”

那么，奥布里呢？格兰特想要问。但是他想起奥布里是坐轮椅的。

“她真的是个淑女。”克里斯蒂说，语气那么确定和令人信服，以至于让格兰特不安起来。他想象着菲奥娜穿着网眼花边的蓝带子长睡衣，开玩笑似的掀起一个老男人的被子。

“噢，有时我想知道——”他说。

克里斯蒂厉声问：“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伪装。”

“什么？”克里斯蒂问。

大多数下午，都能在纸牌桌旁边找到那一对。奥布里手很大，手指很粗，拿牌很困难。菲奥娜洗牌，帮他出牌，有时迅速地摆正一张似乎要从他手里滑落的牌。格兰特会在屋子另一边观察她轻快的动作，开心机敏的道歉。当她的一绺头发碰到他的脸颊时，他可以看见奥布里会像丈夫一样皱眉。只要她在旁边，奥布里就宁愿忽略她。

但是每当她微笑着向格兰特打招呼，把椅子推到后面，起身给他倒茶——表明她认可他有权在这儿，可能还略微地感觉对他有点责任——奥布里的脸上就会呈现出惊慌失措的阴沉表情。他会让牌从手指间滑落到地板上，让牌局泡汤。

所以菲奥娜必须忙活着，把一切理顺。

不玩牌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沿着大厅散步，奥布里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抓住菲奥娜的胳膊或肩膀。护士认为那是个奇迹，她能把他从轮椅上弄下来。虽然走长一些的路——去大楼一端的暖房或另一端的电视间——仍然需要轮椅。

电视似乎总是调到体育频道，奥布里喜欢看任何的体育运动，但他最喜欢的显然是高尔夫球。格兰特不介意和他们一起看。他隔开几个椅子坐着。大屏幕上，一小队观察员和评论员跟着选手在宁静的草坪上行走，在恰当的时间爆发出拘谨的掌声。但是当选手挥杆，球沿着孤单的指定路线划过天空时，周遭一片寂静。奥布里和菲奥娜和格兰特，可能还有其他人，坐在那里屏住呼吸，然后是奥布里首先打破沉默，表达满意或失望之情，之后菲奥娜会随声附和。

暖房里就没这么安静了。这一对在最茂盛浓密的热带植物间——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树荫——找到座位，格兰特勉强控制住自己不要闯入。与叶子的沙沙声和飞溅的水声混合在一起的，是菲奥娜轻柔的谈笑声。

还有某种咯咯的笑声。是谁的笑声呢？

也许谁的都不是——也许是来自角落笼子里一只鲁莽俗丽的鸟。

奥布里可以讲话，尽管声音可能和过去不一样。他现在似乎在说什么——几个不甚清晰的词。小心。他在这儿。亲爱的。

喷水池蓝色的池底落了一些许愿硬币。格兰特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投币。他盯着这些五分、十分、二十五分的硬币，心想它们是不是黏在了瓷砖上——这是这座建筑另一个让人鼓舞的装饰。

一些十几岁的少年在玩棒球，他们俩坐在露天看台的最顶端，与少年的朋友们保持距离。他们中间有十几块几寸长的光木头，黑暗降临，仲夏傍晚的凉意突如其来。他们的手轻轻掠过，腰臀游移，目光从来没有离开球场。如果他穿着夹克，他会脱下来披在她窄窄的肩膀上。在夹克下面，他可以把她拉近自己，张开手握住她柔软的胳膊。

不像现在，小子们第一次约会就可能把手伸进她的裤子。

菲奥娜的胳膊瘦弱而柔软。青春期的欲望令她震惊，闪过她轻柔崭新的身体里所有的神经。夜色在球场里被点亮的扬尘之外渐渐变浓。

草地湖镜子不多，所以他看不见自己暗中的潜行和追踪。但是偶尔他会想到，自己这样跟踪着菲奥娜和奥布里，是多么愚蠢和可怜，也许都显得精神错乱了。与她或他当面对质，他毫无胜算。越来越不自信他有什么权利在场，但又无法退出。甚至在家里，当他在书桌旁工作，清扫房间或必须铲雪时，他头脑中某种滴答作响的节拍器也装在草地湖，装在他下一次的探访上面。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执拗的孩子，在无望地追求，有时又像那些在街上跟踪名女人的无赖，相信有一天这些女人会转身，认可他们的爱。

他尽了很大努力，把探访限定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他还让自己观察这个地方的其他事情，仿佛他是个无拘无束的探访者，进行某种视察或社会研究的人。

星期六有一种假日的喧闹和紧张。家人成群结队地来访。母亲通常是负责人，她们像开心而坚决的牧羊犬，带领着男人和孩子们行进。只有最小的孩子不理会这些。他们马上注意到了大厅地板上绿色和白色的方块，他们选一种颜色的方块走，其他的跳过。大胆一些的会试图挂在轮椅后面搭便车。有一些孩子就算挨了骂也要玩这些游戏，不得不被赶回车上去。一些大孩子或父亲是多么开心和求之不得地自愿带他们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探访中逃脱了。

是女人负责让谈话继续下去。男人在这种情境中感到恐惧，十几岁的孩子感到受了冒犯。被探访的人坐在轮椅上，或者拄着拐杖歪歪斜斜地，或者孤立无援、僵硬局促地走在队列前面，为自己高涨的人气自豪，但在这种紧张和压力下，他们或是眼神空洞，或是绝望地唠叨个不停。被各式各样的外来者簇拥着，这些住客的确看起来不像正常人。女性下巴上的胡子可能被连根刮掉，烂眼睛可能会用布条或墨镜遮起来，不恰当的话语可能会用药物控制，但是呆滞的表情和眼神，痛苦的僵硬还在——仿佛人们满足于就这样成为自己的记忆，最后的相片。

格兰特现在更理解法卡先生的感觉了。这里的人——甚至那些不参加活动，只是坐着望着门或窗外的人——头脑里都过着忙碌的生活（更不要说他们的身体了，肠道里不祥的蠕动，浑身上下遍布的剧痛和刺痛），一种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探访者描述或暗示的生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推动轮椅或想办法移动，希望能碰到可以展示或谈论的东西。

暖房是可以炫耀的，还有大电视屏幕。爸爸们认为那很不一般。妈妈们说蕨类植物漂亮极了。很快，大家都围着小桌子坐下来吃冰淇淋——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们会拒绝，他们已经恶心透了。女人们擦掉老人颤抖的下巴上流淌的食物，男人们把目光移向别处。

这种仪式一定会带来某种满足，有一天，也许甚至是十几岁的孩子也会为自己来过而感到高兴。格兰特对家庭不在行。

似乎没有子女或孙子孙女来看望奥布里，而他们也玩不了纸牌了——桌子被冰淇淋聚会占领了——他和菲奥娜就远离这些星期六的大游行。暖房人太多了，他们没法说悄悄话。

当然，那种谈话可以在菲奥娜关闭的门后进行。格兰特不能敲门，尽管他在那里站了好一阵子，盯着门牌上的迪斯尼鸟，心里翻腾着紧张、恶毒的厌恶。

或许他们会在奥布里的房间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儿。他越是探索，就发现越多的走廊、休息空间和坡道，他还是会在漫游中迷路。他会拿某张图画或椅子做地标，可到了下一周，他选择的地标似乎都换了地方。他不想对克里斯蒂说，免得她认为自己也精神错乱了。他想，这种持续的变化可能是为了住客着想——让他们的日常锻炼更有意思。

他也没有说，有时他望见远处的一个女人，他认为是菲奥娜，但转念一想又不可能，因为那女人穿的衣服不像。菲奥娜什么时候喜欢上了明亮的花上衣和电光蓝便裤？有一个星期六，他朝窗外张望，看见了菲奥娜——一定是她——推着奥布里，沿着冰雪消融的石板路散步，她戴着傻乎乎的羊毛帽子，穿着印有蓝色紫色卷儿的夹克，就是他在超市里看见当地妇女穿的那种。

事实上一定是他们不想费心整理尺码差不多的女人们的衣柜。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女人们反正也认不出自己的衣服。

他们也给她剪了发，剪掉了她天使般的光环。有一个星期三，一切趋于正常，纸牌游戏重新开始，女人们在手工艺室做绸花，或时装娃娃，没有人在周围晃来晃去，纠缠或欣赏她们。奥布里和菲奥娜又出双入对的了，这样，格兰特就可以和妻子短暂地说一会儿话，友好而令人抓狂。他对她说：“他们为什么剪掉你的头发？”

菲奥娜把手放在头上检查了一下。

“为什么——我的头发还在呀。”她说。

他想他应该查一查二楼是怎么回事，那里看管着的人们，用克里斯蒂的话说，彻底失去了心智。那些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的人，对着路过的人抛出怪问题（“我把我的毛衣忘在教堂了吗？”）的人显然只是失去了部分心智。

还不够格。

有楼梯，但是楼梯尽头的门上锁了，只有工作人员有钥匙。除非有人从桌子后面按电钮，否则没人能进入电梯。

失去心智后他们做什么？

“有些人只是坐着，”克里斯蒂说，“有些人坐着哭。有些人想把房子喊塌。你不会真的想知道吧。”

有时他们会恢复过来。

“你从他们的房间进进出出一年，他们都不认识你。然后突然有一天，噢，嘿，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他们又一下子完全恢复了正常。”

但是好景不长。

“你以为，哇，恢复正常啦。然后他们又犯病了。”她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

在他过去工作的镇上有家书店，他和菲奥娜一年去一两次。他独自回到那里。他不想买什么，但他还是写了书单，选了几本书，然后买了另一本他偶然注意到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一本介绍十九世纪一位去冰岛旅游的女士画的水彩画的书。

菲奥娜从来没有学会她母亲的语言，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用这种语言流传下来的故事的尊敬——格兰特在职业生涯中教过或写文章研究过，并且现在还在写文章研究的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叫作“老纳吉奥”或“老斯诺里”。但是在最近几年，她对这个国家本身发生了兴趣，她看了一些旅游指南。她读威廉·莫里斯的游记，还有奥登的游记。她并不是真的打算去那里旅行。她说天气太恶劣。而且她说——应该有一个地方，你思考过，也很了解，也许还心驰神往——但是从未亲眼见过。

当格兰特最初开始教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文学时，他班上都是常规的学生。但是几年后他注意到了一种变化。已婚妇女开始回到学校。她们不是想要提高自己，以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仅仅是想让自己有比日常家务和嗜好更有趣的东西来思考，丰富自己的生活。也许随之而来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教授她们这些课程的男人们成了她们丰富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男人对这些女人来说，比她们为之煮饭和一起睡觉的男人更神秘，更令人渴望。

所选择的科目通常是心理学、文化史或英国文学。有时也有人选考古学或语言学，但是当难度增加时就放弃了。那些报名学习格兰特课程的人，也许像菲奥娜一样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背景，或是从瓦格纳或历史小说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挪威神话的知识，还有少数人以为他教的是凯尔特语，对这些人来说，所有凯尔特人的东西都带有神秘的诱惑力。

他从讲台后面对这样的有志者粗暴地讲着话。

“如果你想要学一门美丽的语言，去学西班牙语吧。这样你去墨西哥时就用得上了。”

一些人接受了他的警告，渐渐散去了，其他人似乎被他强烈的语气打动了。她们凭意志努力着，将她们奇葩般的成熟女性的顺从，将她们战战兢兢的对获得认可的希望，带进他的办公室，带进他井井有条、心满意足的生活。

他选择了一个叫杰姬·亚当斯的女人。她和菲奥娜恰恰相反——她小巧，柔软，黑眼睛，热情洋溢。从来不会讽刺人。他们的恋情持续了一年，直到她丈夫被调走。他们告别时，在她的车上，她开始不可控制地颤抖，仿佛患有低温症。她给他写了几封信，但是他发现她在信里的语气过于造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让回信的时间溜走了，同时奇妙而意外地和一个年轻到可以做他女儿的姑娘搅在了一起。

正当他忙于应付杰姬的同时，另一个更加令人目眩的进展出现了。穿着凉鞋的长头发年轻女孩们开始进入他的办公室，声称随时可以和他上床。和杰姬在一起时所需的谨慎和温情暗示被弃若敝屣。一场旋风击中了他，就像击中了其他人一样，愿望变成了行动，让他怀疑是否错过了什么。但是谁有时间后悔呢？他听说有同步发生的私通，野蛮而冒险的遭遇。丑闻被捅了出来，到处是兴奋而痛苦的狗血情节，但却不知怎么的，觉得这样反而更好。有人遭到了报复——有人被解雇。但是被解雇的人去了较小较宽容的大学或开放学习中心教学，很多被甩掉的妻子挨过了打击，穿上了和引诱她们丈夫的女孩一样的漂亮衣服，变得和那些女孩一样，对性冷淡而随意。学术聚会，以前一向都是老套而没有想象力的，现在却成了雷区。瘟疫爆发了，像西班牙流感一样蔓延。只是这次是人们主动追求传染，十六到六十之间的人很少愿意被拉下。

然而，菲奥娜似乎非常愿意被拉下。她母亲快要死了。她在医院的经验让她从登记处的日常工作换到了新的岗位。格兰特没有走极端，至少和周围的一些人相比。他从来不让另一个女人像杰姬那样接近他。他主要的感觉是生活的幸福感大大提升了。从十二岁开始就一直在持续的发福倾向消失了。他一次能跨两级楼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欣赏办公室窗外的流云和冬天的日落，邻居客厅窗帘间闪烁的古董灯具，还有黄昏时分公园里孩子们的哭声，不情愿离开他们滑雪橇玩的山坡。夏天来了，他认识了花儿的名字。在他那几乎不出声的岳母（她患了喉癌）的辅导下，他在班上冒险背诵并翻译了壮丽而血腥的颂歌《救命赎金》，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吟游诗人写来赞美“血斧”艾瑞克国王的。（凭借诗歌的力量，艾瑞克国王释放了他。）大家都在鼓掌——甚至以前他开心地嘲弄过的反战分子也鼓掌了。问他们是否可以在大厅等候。那天或另一天开车回家时，他发现一段荒诞亵渎的引语在脑海里回荡。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齐增长。

这一切当时让他尴尬，让他感到迷信的恐惧。现在仍然这样。但是只要没有人知道，就没有什么不自然的。

下次去草地湖，他带了书。那是一个星期三。他到纸牌室去找菲奥娜，但没有看见她。

一个女人对他喊：“她不在这里。她病了。”她的声音听起来自大而兴奋——为自己认出他而洋洋得意，而他对她一无所知。也许还因为她了解菲奥娜的事，了解菲奥娜在这里的生活，自认为比他知道的还多得多。“他也不在这里。”她说。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

他问她菲奥娜怎么了。“没什么，真的，”她说，“她只是今天一天都躺在床上，只是有点情绪低落。”

菲奥娜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他来这个房间的次数很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那是张医院的病床，可以这样摇起来。她穿着一件高领少女睡衣，脸色苍白，不是樱花而是面团的那种白。

奥布里在她旁边，坐在轮椅里，尽量靠近床。他没有穿平时那种莫名其妙的开领衬衫，他今天穿着夹克打着领带。整洁的花呢帽放在床上。他看起来像是外出办过什么重要的事情。

见他的律师？他的银行经理？和葬礼承办人一起安排事宜？

无论他做什么，这件事都把他累坏了。他的脸也是灰色的。

他们都抬头看格兰特，看到他是谁的时候，就算没有表示欢迎，冷漠和忧虑也变成了宽慰。

不是他们认为要来的人。

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没有松开。

床上的帽子。还有夹克和领带。

不是奥布里出去过。问题不是他去了哪里或见了什么人，而是他要去哪里。

格兰特把书放在床上，放在菲奥娜空着的手旁边。

“是关于冰岛的，”他说，“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

“噢，谢谢。”菲奥娜说。她没有去看书。他把她的手放在书上。

“冰岛。”他说。

她说：“冰——岛。”第一个音节带有让人感兴趣的叮当声，第二个则流于平淡。无论如何，她必须把注意力转回到奥布里身上，他正把他粗大的手从她手里抽出来。

“怎么啦？”她问，“什么事，亲爱的？”

格兰特以前从来没有听她用过这么肉麻的表达。

“哦，好吧，”她说，“噢，瞧瞧。”她从床边的盒子里拉出一大把面巾纸。

奥布里的问题是他已经开始哭了。鼻涕开始流下来，他不想让场面显得这么悲惨，尤其是当着格兰特的面。

“没事，没事。”菲奥娜说。她要给他擦鼻子，擦眼泪——也许他们单独在一起，他会让她擦的，但是有格兰特在，他不会允许的。他尽全力抓起面巾纸，笨拙地擦了擦自己的脸，还很走运地擦到了眼泪。

在他忙活的时候，菲奥娜转向格兰特。

“你碰巧在这里能说上话吗？”她小声问，“我见过你和他们说话——”

奥布里发出些表示抗议、疲倦或厌恶的声音。然后他往前探出身子，仿佛要向她扑去。她慌忙将半个身子伸到床外，抓住他，搂着他。格兰特似乎不太方便去帮她，但如果他认为奥布里会倒在地上，他当然会出手相助。

“嘘，”菲奥娜说，“噢，亲爱的。我们会见面的。一定会。我会去看你。你也会来看我。”

奥布里的脸埋在她胸前，发出刚才同样的声音，格兰特这会儿做什么都不太体面，只好走出了房间。

“我希望他妻子快点来，”克里斯蒂说，“我希望她把他带走，缩短这种痛苦。我们很快就得开始供应晚餐了，有他在旁边，我们怎么能让她吞下任何东西呢？”

格兰特说：“我应该留下来吗？”

“为什么？她又没有生病，你知道。”

“陪着她。”他说。

克里斯蒂摇摇头。

“他们要自己来克服这些事情。他们的记忆通常不会保持很久。并不总是这么糟糕。”

克里斯蒂不是个狠心的人。认识她的这段时间里，格兰特对她的生活已经有所了解。她有四个孩子。她不知道她丈夫在哪儿，她认为他应该在亚伯达省。她小儿子的哮喘很严重，一月的一天夜里，要不是她及时把他送到急救病房，他就已经死了。他没有吃任何非法药物，但是她不确定是不是他的哥哥做了什么手脚。

对她来说，格兰特和菲奥娜，还有奥布里，一定是很幸运的了。他们没有经历太多挫折。他们现在必须要经历这些，只是因为年老，这几乎算不了什么。

格兰特离开时没有回菲奥娜的房间。他感觉那天的风实际上很暖和，乌鸦吵吵闹闹的。停车场上，一个穿格子花呢裤的女人正在把折叠轮椅从后备箱里拿出来。

他开车驶过的街道叫作黑鹰路。附近所有的路都是根据国家曲棍球联盟球队的名字命名的。这是草地湖邻近一个镇的边缘地带。他和菲奥娜定期在镇上买东西，但是除了主街，不太熟悉其他的地方。

这条街上的房屋看起来都像是同一时期建造的，也许是三四十年前。街道宽阔迂回，没有人行道——让他回想起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认为以后人不会再走多少路了。格兰特和菲奥娜的朋友们开始要孩子时，都搬到了这类地方。他们一开始对搬家很后悔。他们把这叫作“外出去烧烤场”。

年轻的家庭还住在这里。车库门上有篮球框，车道上有三轮车。有些宅子原来是显赫的府邸，现在没落了，院子里布满了车轮印，窗户上贴着锡纸或挂着退色的旗子。

房屋出租。年轻的男性房客——单身，或离异。

有些房子似乎一直被保养得很好，主人在房子还是新的时候就搬了进来——这些人也许没有钱，或者觉得没有必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灌木已经长得很茂密了，柔和的乙烯基壁板已经去掉了，因为要不断粉刷。整齐的篱笆或灌木树篱说明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他们的父母觉得不必再让附近的小孩子跑进院子来玩了。

电话簿里列在奥布里和妻子名下的房子就是这样的。房前的小路铺了石板，旁边种着水仙花，像陶瓷花一样直直地立着，粉红色的花和蓝色的花交替间隔着。

菲奥娜还没有度过伤心的阶段。吃饭时间不吃东西，而是假装吃了，把食物放在餐巾里。他们每天给她提供两次营养补充剂——有人留下来，看着她吞下去。她起床穿好衣服，但仅仅是坐在自己房间里。如果克里斯蒂或别的护士，或者格兰特没有在探访时间陪她在走廊里来回走走，或带她到外面，那么她就根本不做任何锻炼。

她坐在春天的阳光里，轻轻地哭泣着，坐在靠墙的长椅上。她仍然很优雅——会为自己的哭泣道歉，从不反对任何建议或拒绝回答问题。但是她哭泣。哭泣让她的眼圈粗糙而暗淡。她的开襟羊毛衫——如果真是她的——会系错纽扣。她还没有到不梳头或不清理指甲的地步，但是那可能也不远了。

克里斯蒂说她的肌肉在萎缩，如果不尽快改善，他们就要动用助步车了。

“不过你知道一旦用了助步车，就会依赖上，不会再多走路，只去不得不去的地方。”

“你要多下点功夫，”她对格兰特说，“试着鼓励她。”

但是格兰特运气不佳。菲奥娜似乎开始有点讨厌他了，尽管她试图掩饰这种情绪。也许每次看见他就让她想起，在她和奥布里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请他帮忙而他没有帮。

现在，他觉得再提他们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她不愿意去那个玩牌的大厅，在那里玩牌的人基本是固定的。她也不去电视屋或暖房。

她说不喜欢大屏幕，鸟声令人不安，她希望他们偶尔关一关喷水池。

就格兰特所知，她从来没看过那本关于冰岛的书或其他从家里带给她的书——尽管书少得惊人。有一个阅览室，她会在那里坐下来休息，选择那里很可能是因为人少，如果他从架子上拿下一本书，她会允许他读给她听。他怀疑那样能让她更容易应付他的陪伴——她可以闭上眼睛，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中。因为，如果她让她的悲哀离开哪怕是一分钟，等她再次进入这悲哀的时候，都只会对她造成更大的伤害。有时他认为她闭上眼睛是为了掩饰自己因知情而绝望的表情，还是不让他看见为好。

所以他坐着，给她读关于纯洁爱情的旧小说，失而复得的财物，那些书可能是很早以前村子或主日学校图书馆处理掉的。大楼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东西都很时兴，但是阅览室的书籍却显然没有更新。

这些书的封面很柔软，几乎和小山羊皮一样，上面印有叶子和花的图案，像珠宝盒或巧克力盒。女人——他想应该是女人——可以像宝贝一样把它们带回家。

院长把他叫进她的办公室。她说菲奥娜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好起来。

“她的体重在下降，即使加了补充剂。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格兰特说他看出来他们确实尽了全力。

“问题是，我相信你知道，我们在一楼不提供长期的床边护理。如果有人感觉不舒服，我们有暂时的床边护理，但是如果他们太虚弱，不能行动，不能自理的话，我们会考虑转到楼上。”

他说他认为菲奥娜待在床上的时间还没那么长。

“没有。但是如果她维持不了她的力量，她会的。现在她正处于边缘。”

他说他以为二楼是给神志不清的人的。

“也有。”她说。

他不记得奥布里妻子的任何事情，除了他在停车场看见她穿的格子花呢裙。当她弯腰探进车的后备箱，夹克的下摆张开。他的印象是细腰和大屁股。

她今天没有穿格子花呢套装，而是穿了棕色系腰带的便裤和粉红毛衣。他对腰的印象是对的——紧紧的皮带表明她特别重视。如果不扎可能更好些，因为腰带上下都鼓出了一大块。

她可能比她丈夫要年轻十到十二岁。短发，打卷，染成红色。她的眼睛是蓝色的——比菲奥娜的浅一些，是淡青色或绿松石蓝——有点肿，显得有点歪。核桃色的妆让明显的皱纹更突出了。或许是在佛罗里达晒出来的棕褐色。

他说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我过去在草地湖见过你丈夫。我经常去那里。”

“是的。”奥布里的妻子说，下巴挑衅似的动着。

“你丈夫好吗？”

“好”字是最后一刻加上去的。通常他会说：“你丈夫怎么样了？”

“他还好。”她说。

“我妻子和他是很好的朋友。”

“我听说过。”

“所以我想和你聊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丈夫没有试图和你妻子怎么样，如果这就是你想要说的，”她说，“他没有以任何方式骚扰过她。他没有能力而且也不会那么做。我听说情况恰恰相反。”

格兰特说：“不。根本不是。我不是来投诉的。”

“噢，”她说，“对不起。我以为你是呢。”

她的道歉就是那样。她听起来也没有歉意，只是失望和迷惑。

“那你还是进来吧，”她说，“门口有风。今天外面不像看起来那么暖和。”

即使是进屋也算是一种胜利了。他没有想到会这么难。他想象的是另外一种妻子。慌乱不安的居家女人，因为有人意外到访而开心，因为一种亲密的语调而受宠若惊。

她带他走过客厅入口，说：“我们得坐在厨房里，这样我就可以听见奥布里。”格兰特看到两层的前窗帘，都是蓝色的，一幅透明，一幅丝绸般光滑，搭配着蓝沙发和令人沮丧的灰色地毯，还有各种明亮的镜子和装饰。

菲奥娜对那些垂下的窗帘有一个专门的词——帷幕。她像个笑话似的说起过，尽管她听到女人们说这个词时是很严肃的。菲奥娜装饰的任何房间都是光秃明亮的——她要是发现有这么多时髦的东西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会很吃惊的。他想不起那个词是什么了。

从厨房旁边的一个房间——某种阳光房，但是百叶窗拉着，挡住了下午的炽烈阳光——他可以听到电视机的声音。

是奥布里。菲奥娜盼望见到的人，坐在几英尺外，好像在看球赛。他妻子探身进去看看他，说：“你没事吧？”然后半掩上门。

“喝杯咖啡吧。”她对格兰特说。

他说：“谢谢。”

“我儿子在一年前的圣诞节让他喜欢上了体育频道，我不知道没有体育频道我们该怎么办？”

厨台上有各种各样的装置和设备——咖啡壶、食物加工器、磨刀石，还有一些格兰特不知道名字和用法的东西。看起来都很新，而且价格不菲，仿佛刚从包装纸里拿出来，或者每天都擦洗似的。

他想，欣赏一下这些东西可能是个好主意。他看着她正在用的咖啡壶，说他和菲奥娜一直想要一个。这完全不是真的——菲奥娜一直使用一台精巧的欧洲货，一次只能弄两杯咖啡。

“他们送的，”她说：“我们的儿子和他妻子。他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坎卢普斯，他们给我们送的东西用都用不完。如果他们能用这些钱来看我们就更好了。”

格兰特很有哲理地说：“我猜他们是忙于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没有那么忙，他们去年冬天还去了夏威夷呢。如果我们家里还有别人在身边，那还可以理解，但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咖啡煮好了，她倒进两只棕绿相间的陶瓷杯子，杯子是在桌子上的一棵陶瓷树的断枝上挂着的。

“人们会感到孤单，”格兰特说，他想他有机会了，“如果他们被剥夺了和他们在乎的人见面的权利，他们会伤心的。比如，我妻子。”

“我想你说过你去探望她的。”

“我是去，”他说，“但情况不是这样的。”

接着他冒险尝试继续提出要求，那可是他此行的目的。他问她能不能考虑带奥布里回草地湖，一周一天去看看？只是几英里的路，应该不会太难的。或者如果她想放松一下——格兰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听到自己的建议感到非常沮丧——他自己可以带奥布里过去。他不介意。他确信可以做到。她也可以休息一下。

他说话的时候，她闭着的嘴和里面的舌头在动，似乎想要确定某种可疑的滋味。她拿来牛奶，为他调咖啡，还拿了一盘姜饼。

“自己家做的。”她边说边把盘子放下，语气里的挑衅多过热情。她坐下，把奶倒进咖啡里搅拌着，然后才开口讲话。

她说不行。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我不想让他不开心。”

“会让他伤心吗？”格兰特急切地问。

“是的，会的。一定会。不能那样做。带他回家，然后再回去，那会让他感到迷惑的。”

“但是他不明白这只是探访吗？他不能形成习惯吗？”

“他什么都明白。”她这样说，仿佛他侮辱了奥布里，“可这仍然是一种打扰。我还要准备好他的东西，把他弄到车上，他个头很大，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我要想法把他搬到车上，带着他的椅子什么的，那又是图个什么呢？如果要费那么多麻烦，我还不如带他去更好玩的地方。”

“如果我愿意做呢？”格兰特说，尽量让语气显得有希望有道理，“说真的，不用你麻烦什么的。”

“你做不了，”她平淡地说，“你不了解他。你应付不了。他不能忍受你为他做事。那么费事，他又能得到什么呢？”

格兰特想他不应该再提菲奥娜了。

“带他去商店街更有意义，”她说，“他可以看到小孩子什么的，只要不让他难过地想起自己没见过的两个孙子。或者现在湖上又有船了，他可以去看开船。”

她起身去洗手池，从洗手池上方的窗子那里取烟和打火机。

“你抽烟吗？”她问。

他说不用，谢谢，尽管他不清楚她是不是想请他抽烟。

“从来不抽还是戒了？”

“戒了。”他说。

“多久了？”

他回想着。

“三十年了。不——更久。”

他和杰姬开始约会时就决定戒烟了。但是记不得是先认为戒烟会带来可观的回报，还是认为既然有了这么大的精神消遣，就到了该戒烟的时候了。

“我不再戒烟了，”她说着点了一支，“只是决定不戒了，就是这样。”

也许是抽烟造成了她的皱纹。有人——一个女人——以前告诉他说，抽烟的女人会形成一种细致的特殊面部皱纹。但也可能是因为太阳光的照射，或只是皮肤的特点——她的脖子上也有明显的皱纹。有皱纹的脖子，年轻坚挺的胸部。她这个年龄的女人通常有这样的矛盾。优点和缺点，遗传的幸运或不幸，都混在一起。她们很少能保持自己美貌的完整性，尽管有的像菲奥娜那样神秘莫测地做到了。

也许那都不是真的。也许他只是那样想，因为他从菲奥娜年轻时就认识她了。也许需要从年轻时就认识一个女人才能有那种印象。

所以当奥布里看他妻子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轻蔑和无礼的女高中生，泛淡青色的蓝眼睛令人着迷地斜着，滋润的嘴唇叼着禁止的香烟？

“那么你妻子很伤心？”奥布里的妻子说，“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菲奥娜。”

“菲奥娜。那你呢？我不记得你告诉过我。”

格兰特说：“我叫格兰特。”

她出其不意地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

“你好，格兰特。我是玛丽安。”

“那么我们现在认识了，”她说，“没有必要隐瞒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他是否还那么痴迷于见到你的——见到菲奥娜。我不问他，他也不说。也许只是一闪而过的幻想。但是我不想带他回去，以免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我冒不起那个险。我不想让他变得难以控制。不想让他继续伤心下去。他已经让我够忙的了。我没有帮手。这里只有我。就是我。”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对你一定很难——”格兰特说——“你有没有考虑让他长期待在那里？”

他把声音降低到近乎低语一般，而她却好像不觉得有必要压低声音。

“不，”她说，“我就想让他在这儿。”

格兰特说：“噢，你这样做太善良太高尚了。”

他希望“高尚”这个词没有讽刺的意味。他不是那个意思。

“你真这样想吗？”她说，“我没有想到高尚。”

“不过还是很不容易呀。”

“是的，是很难。但我就是这样，没有多少选择。如果把他送到那里，我付不起费用，除非把房子卖了。房子是我们的全部财产。我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我明年才能拿到退休金，我有他的和我自己的退休金，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既付那里的费用又保住房子。我的房子对我很重要。”

“房子不错。”格兰特说。

“是啊，还好。我投入了很多。装修维护什么的。”

“我相信是。的确。”

“我不想失去它。”

“是的。”

“我绝对不能失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公司把我们遗弃了，”她说，“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但基本上他是被开除的。结果他们说他欠了他们的钱，当我试图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他只是说不关我的事。我认为他做了什么傻事，但是我不应该问，所以就闭口不谈了。你结了婚，你是已婚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我试图寻找真相时，我们按计划要和这些人去旅行，脱不了身。途中他染上了这种怪病，昏迷不醒。所以这就替他解了围。”

格兰特说：“真是不幸。”

“我并不是说他故意生病。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不再对我发脾气，我也不生他的气了。生活就是这样。”

“的确如此。”

“你斗不过生活。”

她的舌头在上嘴唇扫过，像猫一样，公事公办地把饼干屑舔掉。“我听起来像个哲学家，是吧？那里的人们告诉我，你过去是大学教授。”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格兰特说。

“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她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下了决心。一旦决定，我就不会放弃房子。也就是说我要在这里照看他，我不想让他有去任何别的地方的想法。把他放在那里，以此来让自己脱身，那很可能是个错误，而我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选择，所以我决定了。现在我不会犯傻。”

她抖出另一根烟。

“我敢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你在想有的人就是这么贪财。”

“我没有做那样的判断。这是你的生活。”

他想他们的谈话应该以更中性的气氛结束。所以就问她，她丈夫夏天是否在五金店里工作过，那时他正要去上大学。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说，“我不是在这里长大的。”

开车回家时，他注意到沼坑已经被雪填满了，臭菘将中规中矩的树影映照得亮亮的。它们的叶子有唱片那么大，很新鲜，看上去甚至都可以吃。它们蓬勃盛开，像蜡烛的火焰，那么多，那么纯粹的黄色，在这个多云的日子里从大地上放射出光芒。菲奥娜告诉他，它们能自己产生热量。她在隐藏的知识锦囊中摸索了一阵，说，你把手放到卷曲的花瓣里，就应该能感觉到热量。她说她试过，但是不能确定她感觉到的是热量还是她的想象。这种热量吸引了虫子。

“大自然不会为了纯粹的装饰而浪费时光。”

他没有说服奥布里的妻子玛丽安。他预料到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一点儿都没预料到其中的原因。他原来以为，他只需满足女人天然的性妒忌——或她的怨恨，那是性妒忌的顽固残余。

他完全没有想到她会那样看待事物。不过，这种沉闷的交谈对他来说并不陌生。那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他和自己家里人的谈话。他的叔叔们，亲戚们，可能甚至还有他的母亲，都像玛丽安一样思考问题。他们相信，如果有人不是那样想，就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因为他们的教育或轻松而受保护的生活使他们变得太不现实，或者太愚蠢了。他们已经脱离了现实。受过教育的人，文化人，一些富有的人，比如格兰特的社会主义者岳父母，和现实失去了联系。这要归因于他们的狗屎运或是天生的愚蠢。至于格兰特自己，他怀疑，他们肯定认为他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玛丽安当然就是那样看待他的。愚蠢的人，满脑子枯燥乏味的知识，侥幸被挡在生活的真相之外。一个不必担心保住自己房子的人，可以进行复杂的思考，可以挖空心思臆想一个慷慨的好计划让另一个人开心。

她现在一定在想，多么混蛋的人啊。

对抗这样一个人让他感到无望和恼怒，最后几乎感到悲哀。为什么呢？因为他无法确信自己能不能坚持和那个人对抗？因为他担心最后正确的是他们。菲奥娜对这种担忧和疑虑不会有任何体会。她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打垮她，逼迫她。他的家庭教养让她觉得好笑，认为这种残酷的观点不可思议。

同样，那些人有自己的观点。（他能听到自己在和什么人争辩。是和菲奥娜吗？）狭隘的眼界有一定的好处。玛丽安很可能在危机中幸存。善于求生，能够搜寻食物，可以在街上把死人脚上的鞋子脱掉。

试图弄清楚菲奥娜为什么一直都处于沮丧状态，就像是跟踪海市蜃楼。不——就像是住在海市蜃楼里。接近玛丽安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像是咬荔枝干。果肉带着奇怪的人造诱惑力，化学的味道和香气，薄薄地覆盖在大大的种子上，果核上。

他不是没有可能娶她。想想看。如果他待在属于他的地方，他也许会和这样的女孩子结婚。她那上等的胸部就足够吸引人的了。很可能会调情。她烦恼地在厨房椅子上挪动着屁股，噘起嘴，稍微带有预谋胁迫的样子——那就是小镇上的调情多少留下的天真俗气的痕迹。

当她选择了奥布里的时候，她一定抱有某种希望。他堂堂的仪表，他的销售工作，他作为白领的前途。她一定是相信她最后要比现在富裕。那些讲求实际的人经常会那样。不管怎样精于算计，求生本能多么强大，他们也许并不能得到有理由期待的东西。这无疑显得很不公平。

在厨房，他首先看到的东西是留言机上的灯在闪。他想到了他一直在想的那个人——菲奥娜。

来不及脱下外套他就按下了键。

“你好，格兰特。我希望我没有找错人。我刚想到一件事。星期六晚上镇上有一个单身社团的舞会，我是委员会成员，可以免费带一个客人。我不知道你是否碰巧有兴趣？有时间给我回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报了个本地号码。接着是嘟的一声，同一个声音又开始说话。

“我刚意识到我忘了说我是谁。你可能也听出声音来了。我是玛丽安。我对这些机器还不习惯。我想说我明白你不是单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但是偶尔出去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管怎样我都说了。我真的希望我没有弄错人。机器上听起来是你的声音。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给我打电话，不感兴趣就算了。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有个机会出来。我是玛丽安。我想我说完了。好吧，那么再见了。”

她在留言机上的声音和他不久前在她家里听到的不太一样。第一条讯息的声音只是稍有不同，第二条则差别较大，有一种紧张的颤抖，假装的不冷不热，急于说完，又不情愿放手。

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了她身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如果是他们见面后立即发生的，他和她在一起时，她可是隐藏得非常成功。更可能是逐渐发生的，也许是在他离开以后。并不一定是突然爆发了兴趣，只是意识到他是可能的考虑对象，一个形影相吊的人。差不多是一个形影相吊的人。一个她或许可以追求的人。

但是她第一次行动有些心神不安。她让自己冒险了。她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自己，他还说不清。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情的进展，女人的弱点会越来越多。一开始你所能了解的就是，如果现在露出了端倪，以后会更多。

这让他满足——为什么要否认呢？——让她表现出来。从她的人性表面搅起某种微光一般模糊的东西。从她试探性的、元音很重的口音中能听出这种模糊的祈求。

他拿出鸡蛋和蘑菇准备做煎蛋卷。接着他想也可以倒杯喝的。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真的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例如，如果他想要的话，他会制服她，让她顺服到可以听从他的程度，把奥布里带回到菲奥娜身边？不只是为了探访，而是要与之共度余生。那种风波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一种扰乱，一种自我保护的终结，还是菲奥娜的幸福？

那将是一个挑战。挑战和积德的壮举。也是一个永远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的笑话——用自己的不良行为为菲奥娜做点好事。

但是他真的无法思考这件事。如果要思考，他就必须弄清楚，把奥布里送到菲奥娜那里之后，他和玛丽安会怎样。这是行不通的——除非他能够得到比预期更多的满足，在她健硕的果肉里发现无可指摘的利己主义的果核。

你从来都无法预测这类事情结果会怎样。你几乎知道，但永远也不能确定。

她现在一定就坐在她的房子里，在等他的电话。或者可能不是坐着，在做些事情，让自己不至于闲下来。她似乎是个忙个不停的女人。她的房子显然得益于勤快的照料和收拾。还有奥布里——她对他的照顾必须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她也许会早点给他吃晚餐——和草地湖的开饭时间一致，以便能让他早些安顿，把自己从他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她去舞会时该怎么处理他呢？把他一个人留下吗，还是会请保姆来？她会告诉他自己去哪儿吗？会向他介绍她的护花使者吗？她的护花使者会给保姆付钱吗？）

也许在格兰特买蘑菇和开车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给奥布里喂好了饭。现在可能正让他准备睡觉。但是她始终会注意听着电话，盯着沉默的电话。也许她计算好了格兰特要多久才能到家。他在电话簿里的地址会让她大概知道他住在哪里。她会计算路上要多久，然后加上买晚餐所需食物的时间（料想一个独居男人会每天买菜）。接着还有准备听电话录音的时间。随着沉默的持续，她会想到其他的事情，回家前他必须要做的一些杂事。或许他会在外面吃饭，参加聚会，这就意味着吃饭时间他根本不会在家。

她会睡得很晚，清洗厨房的橱柜，看电视，和自己争论是否还有机会。

他是多么自负啊。不管怎么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会按时上床，想着他可能并不是个像样的舞伴。太僵硬，太学究气。

他靠近电话坐着，浏览杂志，但是它再次响起的时候，他没有拿起听筒。

“格兰特，我是玛丽安。我去地下室把洗好的衣服烘干，听到了电话响，等我上来的时候，已经挂了。所以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如果是你，如果你也在家。因为我没有留言机，你不能留言。所以我想我还是打给你，让你知道。”

“再见。”

现在是十点二十五分。

再见。

他会说他刚到家。没有必要让她知道他就坐在这里，权衡着利弊。

帷幕。她就是那样叫那种蓝色窗帘的——帷幕。为什么不呢？他想起完美的圆形姜饼，她说是自己做的，还有陶瓷树上的陶瓷杯。一个塑料滑轨，他确定是用来保护大厅地毯的。特别平滑和实用，是他母亲一直羡慕却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感到一阵因奇怪而不可靠的爱意而产生的刺痛吗？还是因为他喝了一杯后又添了两杯？

她脸上和脖子上核桃般的棕褐色——他现在相信是晒的——很可能会延伸到她的乳沟，深深的乳沟，绉绸一样的皮肤，洋溢着香味和热度。他那样想着，拨下了已经记下的号码。他想着这些，还有她猫一般性感的嗓音。她绿松石样的眼睛。

菲奥娜在自己的房间，但不在床上。她坐在敞开的窗子前，穿着符合季节的裙子，但是奇怪地又短又鲜艳。从窗外涌进一股温暖的气息，是令人陶醉的盛开的丁香和田野里弥漫的春天肥料的气味。

她膝盖上摊开着一本书。

她说：“看我找到的这本漂亮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你想不到他们会把这么有价值的书到处乱放。待在这里的人并不都是那么本分的。我想她们把衣服弄混了。我从来不穿黄色的衣服。”

“菲奥娜……”他叫了她一声。

“你走了好久呀。我们现在都要搬出去了吗？”

“菲奥娜，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你记得奥布里吗？”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仿佛一阵阵风吹着她的脸。吹进她的脸，吹进她的脑海，把一切都撕成了碎片。

“我记不清名字。”她的声音很刺耳。

然后她费力地恢复了某种带有嘲弄的优雅，那种表情也随之消失了。她小心地放下书，站起来，抬起胳膊搂住他。她的皮肤或呼吸发出淡淡的新鲜气味，他感觉就像剪下来的花茎在水里泡得太久以后的气味。

“很高兴见到你。”她说，拉着他的耳垂。

“你不能就这么走掉，”她说，“仿佛你在世上已经无牵无挂一样抛弃了我。抛弃了我，抛弃了。”

他把脸贴在她的白发、粉红的头皮和她那形状可爱的脑袋上。他说，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