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在商务旅馆的餐室里，路易莎拆开了当天收到的海外来信。和往常一样，她吃着牛排和土豆，外加一杯葡萄酒。餐室里有几位跑业务的，还有因鳏居而每晚必到的牙医。他起先有意于路易莎，可又说从没见过敢碰葡萄酒和烈酒的女人。

“喝点酒对身体好。”路易莎声音低沉地说。

白色桌布一周一换，上面还有一层油布保护。每逢冬天，油布被厨房抹布擦过后的味儿、炉膛冒出的煤烟味儿、牛肉卤汁混合干土豆和葱头的味儿，在餐室弥漫开。住客若是受冻挨饿地推门进来，大抵还消受得了。每张桌子上都搁着小小的调味瓶架，配有烧汁瓶、番茄酱瓶和装着辣根酱的小钵子。

信封上署有“安大略省，卡斯泰尔斯，卡斯泰尔斯公共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收”。落款日期是六周前——1917年1月4日。

这封信让你吃惊吧？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记得你的名字了。希望你就是那位图书管理员，虽说时间过去很久，你可能已经离职了。

我伤得不重，可还只能待在医院。周围的人情况都比我糟，我只能分神想别的事，比如你是不是还在那家图书馆。如果没弄错，你应该是中等身材或是稍矮一点儿，一头淡棕色的秀发。在我入伍前的几个月，你接替坦布林小姐到图书馆上班，我八九岁刚办图书卡的时候，她就在那里了。她管事那会儿，书可真够乱的。想开口劳她大驾，可得有必死的决心，因为她活脱脱就是一条恶龙。你来后就大不一样了，书都按照虚构、非虚构、历史、旅游分好类，杂志整理得井井有条，新刊一到就上架，不会让大家总是读那些老黄历。我很感激，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也琢磨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可是一个念过书的人。

我叫杰克·阿格纽，读者卡就在抽屉里。我借到的最后一本书很不错——H.G.威尔斯的《人类的构建》。我书念到高二，就和很多人一样去了杜德家的工厂。我不是刚满十八岁就参军的，你肯定觉得我不算条“好汉”。我总是习惯自己拿主意。我在卡斯泰尔斯，不，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就是父亲帕特里克·阿格纽。他为杜德家干活，不在厂里，而是在他家的宅院里做园丁。他真是头独狼，比我还不合群，一有机会就去乡下钓鱼。我有时候也写信给他，他看没看就不知道了。

用过晚餐，路易莎去了二楼的女士间，在书桌前写起了回信。

很高兴我在图书馆的工作能得到你的欣赏。可那只是些平常活儿，没什么特别的。

你一定想知道家乡的消息，可我真答不出什么来，在这儿我是个外乡人。我会和图书馆还有旅馆里的人聊天。旅馆里的旅行推销员都爱聊自己的买卖（只要能拿到货，生意就很火），偶尔聊聊病情，要么大谈战事。小道消息满天飞，那些道听途说的高见又可气又可笑。这儿我就不花力气写了，因为检查员读到的话，这信一定会化为碎片。

你问我怎么会来这里，其实没什么故事可讲。我父母双亡。父亲过去在多伦多伊顿百货店的家具部，他死后母亲去了那家店的织品部。我自己也在书店部干了一阵子。你可以说，“伊顿”就是我家的“杜德工厂”。我从贾维斯学院毕业。我得过一种病，在医院里住了好一阵子，不过现在已无大碍。过去读书的时间很多，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托马斯·哈代。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太灰暗，但我觉得很忠于现实生活。还有就是薇拉·凯瑟。我只是碰巧来到这个镇子，听到图书管理员的讣闻，心想没准可以接手这份工作。

真不错今天能收到你的信。我正准备出院，信能不能转寄到新驻地就很难说了。很高兴我的信没被你笑话。

如果你碰巧遇上我父亲或别的什么人，别提我们通信的事。这和别人没关系，我知道很多人会笑话我给图书管理员写信，就像人们当初笑话我去图书馆。干吗给他们添乐子？

真高兴可以离开这里。身边是走不了路、永失光明的伙计们，一群将要离群索居的人。比起他们，我实在够幸运的了。

你问我住在卡斯泰尔斯的什么地方。说起来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小地方。你知道维尼格山吗？弗劳尔斯街拐弯，右手边最后一栋就是，过去它刷的是黄漆。我父亲种土豆，至少原来是种的。过去我常装上一手推车土豆，满镇子叫卖。卖完一车，我就攒下一枚五分镍币。

你提到最喜欢的作家。过去我爱读赞恩·格雷，后来兴趣从虚构文学转向了历史和游记。有时我会啃些硬骨头，哪怕不适合我，也能读出些名堂。我提到过的H. G.威尔斯算一个，还有写宗教题材的罗伯特·英格索尔。他们都让我深思。如果你是虔诚的教徒，希望没有冒犯到你。

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正巧看到你打开门锁，一盏一盏地开灯。那时天色很暗，外面还下着雨。你没戴帽子，也没带伞，头发淋湿了。你取下发夹，松开了头发。冒昧地问一句，你还留着那时的长发吗？还是剪短了？你走到取暖器前停住脚步，甩了甩头发，水滴溅落在上面，发出“吱吱”声，就像平底锅上的油脂。我坐在一边，读着伦敦《新闻画报》上有关大战的文章。我们相视一笑。（这可不是说你的头发油腻！）

我没剪短发，虽然时常想剪。

虚荣还是懒惰？我自己也不明白。

对宗教，我谈不上虔诚。

我沿维尼格山步行而上，找到了你家的房子。土豆长势不错。一条狼狗对我不怎么客气，是你养的吗？

天气热起来了。河水泛滥过一次，我猜每年春天都会。水漫进旅馆地下室，不知怎么的就弄脏了我们的饮水系统，所以大家喝上了免费的啤酒和姜汁汽水。不过你得是房客或常住户才行。你也想得到，一定是笑话百出。

我想知道，能帮你捎些什么吗？

我没什么特别想要的。我收到了烟，还有卡斯泰尔斯的女士们为我们张罗的东西。我想读读你提到的那几位作家，但在这儿看来没辙。

前些天这边有人犯心脏病死了，成了个大新闻。你听说过什么人死于心脏病吗？在这里，从早到晚大伙儿就唠叨这事。每个人说完了都笑。你一定觉得大家心狠，但这事儿实在是太怪了。战事不紧，他不可能是被吓死的。（实际上，他是写信时犯病的，所以我最好留点神。）在他死后，战友有挨枪子儿的，有被炸飞的，但他死得最出名，心脏病发作。人人都说军队花了大价钱，换来他千里赴死。

今年夏天特别干，为了防止扬尘，洒水车每天上街洒水。孩子们就追着它手舞足蹈。镇上出现了一个新玩意儿——叮当作响的冰激凌小车，这是孩子们的宝贝。推车的是厂子里出过工伤的那个男人——你应该知道是谁，我记不起名字了。一边的胳膊肘以下都没了。我的房间在旅馆三楼，活活一个烤箱。我常得在外面散步到半夜。很多人和我一样，有时还穿着睡衣。像是一个梦。剩下的河水还漂得起划艇。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卫理公会的牧师划过一次。他是在为大家祈雨，不过那小船有点儿漏水，先是湿了他的鞋子，后来整条船都沉了。牧师只能站在河里，其实水都没齐腰。这算事故还是预先谋划好的恶作剧呢？大家都说祈祷灵验了，只是方向不对。

我时常路过杜德家的宅子。你父亲把草坪和树篱打理得很漂亮。我喜欢那栋房子，看起来别致又敞亮。可就连那儿也未必凉快，很晚了我都能听到妈妈和小娃娃的声音，他们好像还在屋外草坪上。

我说过自己不需要什么，但还是有一样东西想要。一张你的相片。但愿你没觉得我得寸进尺。说不定你已经订婚了，没准在给这里的心上人写信，就像写信给我一样。你很出众，如果已经有长官追求你，我也不会惊讶。一言既出，没法收回，由你决定吧。

路易莎二十五岁，谈过一次恋爱，对方是在疗养院里结识的医生。爱情的最终回报是，医生没了工作。他是被疗养院解雇的，还是厌于纠葛而自愿请辞的？路易莎不禁怀疑。他有家室，有几个孩子。那阵子少不了写信。他走之后，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在获准出院一两次后，路易莎让对方别再写信，他也照办了。书信既断，她无法再待在多伦多，转行干起外勤推销。这样她每周只会失望一次，也就是周五或周六晚上回来的时候。她的最后一封信隐忍决绝，一种悲情女主角式的自怜从此相随。当她拽着装有样品的旅行箱上下小旅社楼梯的时候，当她谈论巴黎流行款式的时候，当她介绍样品帽子如何迷人的时候，当她对影独酌的时候，这种感觉都不曾离去。如果有人可以倾诉，她又会嘲笑那种念头。她会说爱情都是花招把戏，是场骗局，对此她确信无疑。可一旦想到爱情，她会感到一阵死寂，继而紧张不安，直至被汹涌的虚脱感压垮。

她去拍了一张照片。要拍成哪种效果，她自有主意。她想要穿着宽松的白衬衣，农家女孩的长罩衫，脖颈处的细绳松开着的那种。那样的衬衣她只在电影里见过，自己并无置备。她想要那种散开的发型，如果一定要扎起来，就扎得特别松，且用珍珠链子来扎。

不过拍照那天，她穿了自己的蓝色丝质宽松上衣，头发就是寻常扎法。她觉得照片上的自己面色苍白、目光空洞，表情也比预想的严肃而不安。无论如何，照片还是寄出去了。

我没有订婚，也没有心上人。我谈过一次恋爱，已经分手。曾有一段时间，我很焦虑，告诫自己必须忍耐。我想现在一切算是圆满了结了。

不用说，她绞尽脑汁地想他是谁。松开头发，雨水落在取暖器上的时候，对着一个年轻人微笑，他说的这些都想不起来。没准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有可能。

对于战事消息，她比过去上心得多了，再也不会落下。走在街上时，她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为了战争大喜大悲。圣康坦、阿拉斯、蒙迪迪耶、亚眠，接着索姆河一带起了战事，之前那儿一定打过一仗了吧。她在书桌上摊开杂志里的跨页作战地图。彩线显示德军已推进到马恩河，美国人在提埃里堡发起了第一次强攻。她凝视着艺术家们的深色画作——空袭中的战马扬蹄而立，一群驻扎东非的士兵吸着椰子汁，一队德国俘虏，脑袋、胳膊和腿上缠着绷带，面容冷峻阴郁。现在她体会到了大家的感受——不绝的恐惧和担忧，以及那种教人上瘾的兴奋。那一刻你能放下自己的人生，感受世界在墙的那边碎裂开来。

很高兴知道你没有心上人，虽然这么想挺自私的。我想我们未必能重逢。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做过一个不吉利的梦，或者因为我生性悲观，总想着最糟的情形。只不过我觉得那就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虽然我并非沉湎于这种想法，而且每天努力求生。写这些不是要让你担心或同情我，只想说明一想到自己再也看不到卡斯泰尔斯，我就有了倾诉一切的勇气。这大概就和发烧差不多吧。那么，我要说我爱你。我想象你在图书馆，为了放回一本书，你站到椅子上。我走上前，双手放在你的腰际，抱你下来。你在我的臂弯里转过身，仿佛我们已无比默契。

每周二下午，红十字会的妇人和姑娘们会相聚议事厅，地点就在图书馆大厅往前走一点。每逢图书馆没人，路易莎就会来到那间挤满女人的屋子。她决定织一条围巾。在疗养院，她学会了织平针。可起针和收针她从没学过，也可以说早就忘了。

年长些的妇人要么忙着打包，要么将摊在桌子上的粗棉布床单裁成一条条绷带，再一一折好。不过有许多女孩子聚在门口边吃小甜面包边喝茶。有个女孩胳膊上绷着毛线，好让另一个绕毛线团。

路易莎告诉她们自己想学些什么。

“那你想织什么呢？”其中一个女孩问道，嘴里还嚼着面包。

路易莎说，一条围巾。给一位士兵。

“哦，那你得用标准型羊毛。”另一个女孩客气些，说着就离开了桌子。她取回几团棕色的毛线，从包里摸出一副备用织针让路易莎拿去用。

“我就帮你起个头，”她说，“厚度也是规定好的。”

其他女孩子围过来，笑话那个叫科里的女孩。她们说她全都弄错了。

“哦，我弄错了，敢说我弄错了？”科里说道，“我可有织针，小心你们的眼珠子。是给朋友织的吗？”她兴冲冲地问路易莎，“在国外的朋友？”

“是的。”路易莎答道。她们肯定觉得她是个老处女。姑娘们时而无礼说笑，时而好心同情，就看她们想演哪出了。

“那就好好织，织紧些，”一个快吃完面包的女孩子说，“织结实了他才暖和！”

这群女孩子里有位名叫格雷丝·霍姆的。她很害羞，但有着坚毅的外表，今年十九岁。宽脸盘，薄薄的嘴唇常抿着。棕发，直刘海，身材成熟诱人。杰克·阿格纽出国前和她订了婚，但他们约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西班牙流感

路易莎和几位常住店的旅行推销员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人是吉姆·弗拉雷，他负责推销打字机、办公器材、书和各类文具。他四十来岁，金发，有点曲背但身子很结实。他的长相让你觉得，此人应该在男性世界中推销更厚重的东西，比如农用机械。

西班牙流感爆发那阵，即便不清楚店家是否营业，吉姆仍和平时一样跑外勤。旅馆偶尔也会歇业，就像学校、电影院，甚至是教堂一样。在吉姆·弗拉雷看来，教堂关门是不像话的。

“真不害臊，一群懦夫，”他对路易莎说道，“一个个躲在家里，全等着最后遭灾，有意思吗？你就不会关闭图书馆，是吧？”

路易莎说会一直开着，除非自己病倒。这样的小事一般过不了一周，但她肯定得去医院。他们不会让她待在旅馆的。

“懦夫，”他说，“是祸躲不过。你不觉得吗？”

他们聊到医院里成群的病人，病死的医生和护士，聊到阴郁凄惨的葬礼。吉姆·弗拉雷家所在大街的一端就是多伦多的某家殡仪馆。他说他们还在置备黑色的马、黑色的四轮马车、全套工具用来落葬要人。

“他们忙得没日没夜，”他说，“没日没夜。”他举杯说道：“那就为了健康吧。你看起来很不错。”

他觉得路易莎的气色确实比过去好了。也许她开始搽胭脂了。她的皮肤是浅橄榄色的，过去在他看来，那双颊是没有血色的。她的穿着更用心了，努力变得更友好。她以前总是忽冷忽热，全凭心情。她还喝起了威士忌，不过喝之前总会兑水。过去她只是喝一杯葡萄酒。他琢磨着，是男朋友让她变了样？男朋友或许会让她漂亮起来，但不会提升她对周遭的兴趣。在他看来，后一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在韶华将逝，丈夫人选也因战争而锐减的情形下，女人可能会变得更有魅力。比起大多数已婚女人，她更聪慧，更好相处，也更漂亮。这类女人到底怎么了？有时仅仅是运气不佳，或是关键的一步棋没有走好。稍过尖锐和自信的女人，旧时的男人们受用不了？

“日子总得过下去，”他说，“你做得很对，让图书馆一直开着。”

这是1919年的初冬，人们以为危险已过，新一轮的流感疫情又爆发了。旅馆里的人看上去都形单影只。晚上才过九点，旅馆老板就上床睡觉了。他的妻子患上流感正住在医院里。吉姆·弗拉雷从酒吧带回一瓶威士忌，连酒吧也因为害怕传染而关门了。两人在餐室里靠窗的桌边落座。外头冬雾渐浓，迫近窗棂。那几盏街灯和桥上谨慎缓行的轿车都快湮没无踪了。

“哦，那不是什么大事，”路易莎说道，“不闭馆的原因没你想的那么高尚。”

她大笑起来，还说要送他一则奇谈。“噢，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都是威士忌害的。”她说道。

“我可不爱嚼舌根。”吉姆·弗拉雷说。

她冷笑一声，宣称不嚼舌根的人多半靠不住。和自称守口如瓶是一个道理。

“除了我们这儿，你随时随地可以说给别人听，只要不报真名就行了，”她说道，“但愿我能信你一回。这会儿我怎么都无所谓。酒醒了以后，没准又在乎起来。是个教训，这个故事。让傻女人们看明白自己的教训。你看，实在没什么新鲜的，这样的故事每天都有！”

她开始讲某位士兵从国外写信给她的故事。士兵在来图书馆的时候记住了她，可她对那人毫无印象。不过她很友好地回复了他的第一封信，两人有了书信往来。他说了在镇上的住址，她跑去帮他看现在的情况。他说读了哪些书，她也回复呼应。简言之，两人因互吐心声而一起感到了温暖。是他首先告白，她并非傻乎乎地急着冲进去。一开始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个好人，即便是后来，她也不愿因任何回绝而让他难堪。他开口要一张照片，她去拍了，尽管并非出自本意，但还是寄出去了。他问她有没有心上人，她如实回答没有。他并未回寄自己的照片，她也没开口要，尽管很想知道对方的模样。他身处战场，拍照一定很难。而且，她不愿被视为那种女人——倘若对方的外表不合心意，就扭过脸去。

他在信里写道，自己并不指望回家。他说比起死，更骇人的是落得跟医院里见到的那些伤兵一样。他没多谈，她猜是指大家近来才慢慢听闻的——男人们的残肢、失明者、不成人形的烧伤者。他不曾抱怨自己的命运，她无意那样暗示。只是他期望去死，比起其他选择，他更倾向死亡，他思恋她，写信倾诉，就像此情此景下恋人们的所为。

战争结束，此前已有一段时间没他的消息了。她天天盼望来信，但杳无音讯。杳无音讯。她担心他会不会是整场战争中最背运的那群士兵之一——他们死于最后一周、最后一天，甚至最后一小时。她每周都查阅当地报纸，阵亡者名单持续更新到新年后，但上面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报纸同时开始登载回乡军人名单，通常还在名字旁边加印照片和几句贺词。如果这次回来的人太多，那就没什么版面多写了。她读到了他的名字，名单上的那个名字。他没有战死，也没有受伤——他在回卡斯泰尔斯老家的路上，或许都已经到了。

于是她决意继续开着图书馆，哪怕流感肆虐。每天她都确信他已回来，每天她都准备着迎接他的到访。星期天是一个折磨。当她踏进镇公所时，总觉得他可能早就到了，正倚墙等着她。有几次她确信看见了他的身影，之后才发现弄错了人。如今她明白为何有人坚信看到了鬼魂。每回门被推开，她都抬头期待他的容颜。有几次她暗地告诫自己，默念到“十”才能抬头。因为流感，图书馆几乎没人来。她就张罗重新布置些什么，不然非发疯不可。不到五点她从不关门，有时还会比规定开放时间延长十分钟。接着她会幻想他在街对面邮局的门口望着她，因为害羞而挪不开脚步。自然她会担心他是否病了。她总是留意别人聊起的小镇新闻，可没人提他的名字。

就在这段日子里，她完全放弃了阅读。在她看来，那些封面无论破旧还是华丽，都犹如棺木，里面也不过是一团败絮。

她这样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不是吗？写过那样的信后，他怎能不接近、联系自己？在那番表白之后，他怎会不跨进这道门槛？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吧？送葬队伍从窗前经过，她不曾稍加留意，因为队伍不是为他而来。就连生病住院的时候，她也一心想要回去，她不能这样躺在床上，图书馆不能将他拒于门外。她蹒跚着回去工作。一个炎热的下午，她在上架新到的报纸，仿佛热病幻觉般，他的名字跃入眼帘。

她读到他的简短婚讯，新娘是格雷丝·霍姆。此人她不曾听说过，不是图书馆会员。

新娘身着浅黄褐色的绉丝裙，镶着棕色和乳白色的花边，头戴饰有棕色天鹅绒飘带的米色草帽。

没有照片。棕色和乳白色的镶边。一切到此为止，当然，包括她的浪漫史。

但就在她的图书馆办公桌上，差不多几周前一个周六的晚上，最后一位读者离开后，她在锁门关灯之际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没有写名字，无论他的还是她的。还有她的照片，半边压在吸墨台下。

那天晚上他就在图书馆。正是她最忙的时候。她时不时得起身帮读者找书，整理报纸，忙着给图书上架。他就在这儿，跟她共处一室，看着她，还悄悄留言，自始至终却不曾介绍自己。

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

“你觉得他是跟我开了个玩笑吗？”路易莎说，“你觉得男人会这么刻薄吗？”

“以我的经验来说，沉溺于这种游戏的通常都是女人。不，不。别那么想，他更可能是真心的。他有点忘情了。表面上看，就是如此。出国前订了婚，并不指望能平安回来，可结果如此。回来后未婚妻等着他——他还能怎样呢？”

“是啊，能怎样啊？”路易莎说。

“心有余而力不足。”

“啊，没错，没错！”路易莎说，“那就是我的虚荣作怪，活该被甩！”她目光呆滞，表情却有些俏皮。“你不觉得是他仔细打量过我，发现真人还比不上那张可怜的照片，这才退缩了？”

“我不觉得！”吉姆·弗拉雷说道，“别看轻自己。”

“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傻瓜，”她说，“我没故事里那么傻那么单纯。”

“我一丁点都不觉得你傻。”

“但大概觉得我很单纯？”

就是这样，他想——通常如此。女人一旦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话匣子就合不上了。酒精让她们变了个人，不复往日的谨慎。

她之前跟他说过自己曾是疗养院的病人。于是现在说起了她与医生的恋情。疗养院坐落于汉密尔顿山上的一处风景胜地，他们常在带树篱的小径那儿约会。阶梯由层层石灰岩构成，路边的植物都是安大略不常见的——杜鹃、映山红、木兰。那位医生略懂植物学，告诉她这些都是卡罗来纳植物，和这儿的植物很不同，更加繁茂。那儿还有小片的林地，嘉木亭亭，小径在树下蜿蜒消失。郁金香树。

“郁金香！”吉姆·弗拉雷说，“树上有郁金香！”

“不是，不是，那是树叶的形状！”

她略带挑衅地笑他，咬住嘴唇。他知道了怎么接话茬儿，说：“树上有郁金香！”赶上她在嚷嚷，不是，是树叶的形状像郁金香，不，我可没说过，别闹了！接下去是两人间小心翼翼的揣测——他谙于此道并希望棋逢对手——源源不断的小惊喜，略含嘲讽的小暗号，各色冒失的期望和那些命中注定的好意。

“只属于我俩，”吉姆·弗拉雷说道，“从没有过，是吗？也许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她让他牵起手，被稍稍带离座位。两人离开时，他熄灭了餐室的灯。他们拾级上楼，沿着那条各自走惯的路。边上是一幅幅画：主人墓前的忠犬、在田间歌唱的高地玛丽、凸眼的老国王和他那贪溺饱食的神情。

“夜色雾浓，我心惶恐。”上楼时吉姆·弗拉雷哼哼唱唱。他一路自信地将手搭在路易莎的背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他边唱边将她引入楼梯的转角。在通往三楼的那段狭窄楼梯上，他开口道：“在这儿，我从没离天堂这么近！”

可就在那一夜的晚些时候，吉姆·弗拉雷在那总结般的呻吟声过后，昏昏欲睡地埋怨道：“路易莎，路易莎，你为什么不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呢？”

“我都对你说了。”路易莎声音微弱而飘忽。

“那么，是我会错意了，”他说，“我从没打算这事会对你有所改变。”

她说不会。此刻，身上撤去了他的摁压，她只觉得自己被漩涡裹挟着无力挣脱。床垫仿佛变成了一个孩子的陀螺，让她渐渐失神。她想解释说床单上的血迹是因为例假，可这番说辞伴随着一种恣意的冷漠，零散得让人无从会意。

事故

临近中午时分，阿瑟从厂里下班，一进家门就嚷开了：“别挡道，让我洗洗！厂里出事了！”没人答话。管家费尔利太太正用厨房里的电话聊天，嗓门大到根本听不见他说话。女儿当然在学校里。他洗了澡，把身上穿的从里到外都扔进篮子，还像个谋杀者那样刷洗浴室。他出门的时候干干净净，连头发都打理得一丝不苟，他开车去了那个男人家。他提前打听了地址。原以为得上维尼格山，但别人都说不是。那是他父亲家——年轻人和他妻子住在镇子的另一头，要经过曾安装着巨型苹果汁蒸发塔的地方，战前的旧址。

他看到两栋砖砌的村舍，门对门。经人指点，他朝左边那户走去。其实无需指点也一目了然，他来之前消息已经到了。房门开着，一帮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在院子里瞎跑。儿童脚踏车上坐着个小丫头，挡着他的道，并无骑开的意思。他绕过她。这时候，一个大些的女孩儿一本正经地对他发话——一副警告的口气。

“她爸爸死了。她的爸爸！”

一个女人从客厅出来，把怀里的窗帘交给在客厅站着的另一个女人。接过窗帘的那个女人一头灰发，面带恳求之意。她上排的牙齿掉光了。在家为了舒服，她可能把假牙托取了下来。递给她窗帘的那个女人强悍年轻，皮肤很好。

“你让她别爬梯子。”灰发女子对阿瑟说道，“爬上去拆窗帘非摔断脖子不可。按她的意思，所有东西都得洗一遍。你是殡仪员？噢，不，对不起！您是杜德先生。格雷丝，快到这儿来！格雷丝！杜德先生来了！”

“别打搅她。”阿瑟说道。

“她想赶在明天之前，把窗帘全取下来洗好，再都装回去，因为他会被停放在客厅。她是我女儿。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

“过一会儿她会平静下来的。”一位阴郁但不难看的男人说道，他从屋后走来，那身衣服有牧师领子。他们的牧师。但并非来自阿瑟所知道的几家教会。浸礼会？五旬节派？普利茅斯兄弟会？他正喝着茶。

又来了一个女人，忙着一起卸窗帘。

“洗衣机塞满开始洗了，”她说道，“天这么好，说话的工夫就能晾干。别让孩子们在那儿瞎跑就成。”

那位牧师不得不站到一边，举高他的茶，以免碰上她和那捧窗帘。他开口道：“就没哪位女士为杜德先生倒杯茶吗？”

阿瑟说：“不，不，不用麻烦。”

“葬礼开销，”他朝灰发女人说道，“如果你让她知道的话——”

“莉莲把裤子尿湿了！”一个得意洋洋的孩子在门口说道，“阿格纽太太，莉莲尿裤子了！”

“是啊，是啊，”牧师说道，“他们会很感激的。”

“墓地和墓碑，全部开销，”阿瑟说，“可得交代清楚了。随便她们想在石碑上刻什么。”

灰发女人朝院子走去，回来时怀里抱着哭闹的孩子。“这小可怜，”她说道，“他们说不许她进屋。能让她去哪儿？这样子不出事才怪呢！”

那个年轻女人从客厅拽着一条地毯出来了。

“我想把毯子挂起来拍一拍。”她说道。

“格雷丝，杜德先生来慰问了。”牧师说。

“也想问问我能做些什么。”阿瑟说。

灰发女人上了楼，胳膊里夹着尿裤子的孩子和一些杂物。

格雷丝看见了她们。

“噢，不，别上去！你回到外面去！”

“我妈妈在这儿。”

“是的，你妈妈心地好，正忙着帮我，你最好别去打搅她。她在这儿帮我。你不知道莉莲的爸爸死了吗？”

“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阿瑟意在脱身离去。

格雷丝张嘴望着他。楼里是洗衣机的声音。

“嗯，有一件事，”她说道，“你在这儿等着。”

“她伤心过头了，”牧师说，“她不是有意那么粗鲁的。”

格雷丝抱着一捧书回来了。

“就是这些，”她说道，“他从图书馆借来的。我可不想为这些书交罚金。他每周六晚上都去，我猜这些书明天就过期了。我不想因为它们惹出麻烦。”

“这事我来办，”阿瑟说，“我愿意效劳。”

“我就是不想惹出什么麻烦。”

“杜德先生在说葬礼安排的事，”牧师对她说道，语气温柔而带劝诫，“全部东西，包括墓碑。你想在墓碑上刻什么都行。”

“哦，花哨的东西一律不要。”格雷丝说。

上周五早晨在杜德家工厂的锯木操作间发生了一幕极为骇人的惨剧。杰克·阿格纽先生在探检主转轴时，衣袖不慎被法三盘上的定位螺钉挂住，导致胳膊和肩膀被卷压在主转轴下，其头部触上直径约一英尺的圆盘锯。这位不幸者的头颅被瞬间削下，从左耳下方切入，锯断了整个脖子，造成其当场遇难。在此过程中他并未说话呼喊，喷溅而出的血雨向工友们警示了这场惨剧。

事故发生后一周，这则报道再次出现在报纸上，专供错过消息和想寄一份给别镇亲友（尤其是曾在卡斯泰尔斯住过）的人。修订了“法兰”的拼写错误，边上还有一条更正说明。文章还描述了葬礼的规模之大，邻近镇子，甚至远到沃利都有人来参加。人们坐轿车和火车前来，还有骑马和坐轻便马车的。杰克·阿格纽生前跟这些人并不相识，但正如报上所写的，人们希望为那起悲惨惊骇的意外默哀。当天下午，卡斯泰尔斯休市两小时。旅馆并未停业，是为了给所有的来访者提供餐饮。

遗属包括妻子格雷丝与四岁的女儿莉莲。死者在大战中表现英勇，受过一次伤，但并不严重。许多人都为这次的悲剧扼腕。

出于疏忽，报纸没有提到那仍健在的父亲。报纸编辑并非卡斯泰尔斯本地人，等到有人提醒他时已经太迟了。

父亲对此未加抱怨。葬礼当日天气格外晴好，他出了镇子，跟平日里不用去杜德家工厂的那几天一样。他头戴毡帽，身穿一件长外套，打瞌睡的时候可以拿它来当毯子。他的套鞋穿得很妥帖，用密封罐子用的橡皮筋固定着。他想出去钓几条胭脂鱼。渔猎季尚未开放，但他总是能稍微提前一点。他常在春季和初夏钓鱼，钓来的鱼就自己煮了吃。他在河岸藏了一口平底煎锅和一把茶壶。茶壶是用来煮玉米的，再过一阵子从地里偷偷掰来的玉米。那时节他也摘野苹果和野葡萄吃。他心智健全，但厌恶与人交谈。儿子去世后的这几周，他躲不过去，但总有办法长话短说。

“干活的时候自己要当心啊。”

走在乡间的那天，他遇到一个同样没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女人。她无意提起话头，事实上她看起来和他一样喜欢独处，难以接近。她迈着生风的大步，两人擦肩而过。

那家以制造风琴起家的钢琴厂在小镇西头延伸着，仿佛中世纪的城墙。工厂有两排长长的建筑，就像里外两道防御土墙。一座封闭的桥梁连接两栋建筑，主要的几间办公室都在那里。深入小镇和工人所住的那条街，能看见窑房、锯木厂、贮木厂和堆货棚。工厂的汽笛号叫众人起床，每天早晨六点拉响。七点那次是上工，十二点吃午饭，一点下午上工，五点半那次是让工人们放下工具回家。

出工规章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得离打卡机不远。头两条规定是：

迟到一分钟扣十五分钟工钱。要守时。

安全意识勿麻痹。为己为人，小心作业。

厂里出过几次事故，曾有工人被滚落的木材碾压身亡，那是在阿瑟当家管事之前。还有一次是在大战期间，一个工人丢了条胳膊，也有说是胳膊的一截。出事那天阿瑟去多伦多跑外勤了。他从没亲眼见过什么事故——总之严重的都没见过。但那感觉一直留在脑海里，他总觉得可能有事要发生。

或许他不像妻子去世前那么确定麻烦不会来找他了。她死于1919年，死于最后一波西班牙流感疫情，那时人们都已从起初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她甚至从未恐惧过。近五年过去了，但阿瑟仍将其视为一生中逍遥时光的终结。不过对于别人，他总是显得十分负责和严肃——没人察觉到他身上的变化。

在他的梦中，事发现场存在某种会扩散的寂静，一切都停滞下来。现场所有的机器不复发出平日的噪声，每个人都闭口不言，当阿瑟朝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时，他明白那一劫终于来了。他永远说不上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让他这样想。就是那个空间，厂区里的灰尘，告诉他来了。

那几本书在他轿车的地板上放了不止一个星期。直到女儿贝亚说“这几本书是怎么回事？”，他才想起来。

贝亚念起了书名和作者名。《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与西北水道的探险之旅》，作者G.B. 史密斯。《世界怎么了？》，作者G.K. 切斯特顿。《接收魁北克》，作者阿奇博尔德·亨德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践和理论》，作者伯特兰·罗素伯爵。

“伯尔——阿维克——主义。”贝亚念道，阿瑟告诉她如何正确发音。她问那是什么，他答道：“从俄国传过来的，我自己也弄不太懂。听说不怎么光彩。”

贝亚那年十三岁。她听说过俄国芭蕾舞和苦行僧。此后几年，她都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邪恶而下流的舞蹈，至少长大之前她是被这么告知的。

她没提起这些书和那个出事故的工人有关。一提，故事就没那么有趣了。也有可能是她已经忘记了。

图书管理员有些不安。有几本书里还留着卡片，也就是说未被登记过，是从书架上直接拿走的。

“罗素伯爵的这本不见好一阵子了。”

阿瑟不习惯被这样训话，但他还是温和地答道：“我是替别人来还的。出事的那个伙计。因厂里的事故丧命的那个。”

图书管理员面前摊着富兰克林的那本书。她凝视着船只被浮冰困住的图片。

“他妻子让我来还的。”阿瑟说道。

她把书逐一拿起摇了摇，像是期待着有东西掉落。她的手指翻动着书页。下颌不雅地抽动着，仿佛正咬着脸颊内侧。

“我猜他觉着喜欢这些书就带回家了。”阿瑟说。

“什么？”她停顿了一会儿说道，“您说什么？抱歉。”

肯定是那桩事故，他想。死于非命的那男人正是打开这本书、翻看这本书的最后一个人。或许书中还留有他生命的气息：用作书签的纸片或烟斗通条，甚至还有点烟叶末子。这一切让她心神不宁。

“没事儿，”他说，“我只是顺路来还。”

他转身离开她的桌子，但没有马上走出图书馆。他有好几年没来了。两扇临街的窗户之间悬挂着他父亲的照片，照片会在那里一直挂下去。

A. V. 杜德，杜德风琴厂创始人、图书馆资助人。进步、文化、教育的信仰者。卡斯泰尔斯人和工人们的挚友。

图书管理员的书桌位于前后屋之间的拱廊下。后屋里成排的书架上码放着图书。带绿遮光罩的电灯，长长的拉绳开关，悬垂于中间的过道。阿瑟还记得几年前镇议会里有人发起过一个议案，希望用60瓦的灯泡取代40瓦的。那位图书管理员也在呼吁者之列，后来他们照办了。

在临街的屋子里，报纸和杂志摆放在木质架子上，几张笨重的圆桌，带着配套的椅子，便于人们坐下阅读。玻璃后面厚重的深色封面图书成排摆放。可能是些词典、地图册和百科全书。两扇高大堂皇的窗户朝向大街，阿瑟父亲的照片则位居两窗之间。屋里其他画都挂得太高，模糊的说明文字挤作一堆，苦了抬头辨读的人们。（后来阿瑟在图书馆里待了不少时间，还和管理员商量了那些画的事情，他知道了其中一幅画的是弗洛登战役，画中苏格兰国王冲下山坡直闯烟幕，有一幅画的是罗马少年皇帝的葬礼，还有一幅是奥伯龙和泰坦尼亚的争执，典出《仲夏夜之梦》。）

他选了一张可以望向窗外的阅览桌坐下。拿起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原本就搁在那边。他背对着图书管理员，觉得这样比较得体，因为她看起来有些焦躁。有人进来，她开始和他们说话。她的声音现在听上去差不多正常了。他一直觉得自己该走了，却迟迟没有起身。

他喜欢看那高大洗练的窗户充盈着春日黄昏的余晖。他喜欢屋里那种肃穆和秩序。那些来来往往的成年人如此专注于阅读，使他感到某种愉悦的困扰。一周接一周，一本接一本，如此这般，一生不辍。他自己偶尔会读上一本别人推荐的书，通常都挺喜欢，但读完后他会去翻杂志，免得自己落伍。如果没有别的书跟着盲打误撞过来，他是不会想到读下一本的。

偶尔有几回，屋里只剩下他与图书管理员。

有一次她走过来站在他身旁，开始给报架换新报纸。换完之后，她跟他说话，语气里有一种按捺着的紧迫感。

“那份事故报道，印在报纸上的——是不是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瑟回说那或许写得太清楚了。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提到公众对骇人细节追逐不休。难道报纸应该去迎合吗？

“哦，我想那很自然，”管理员答道，“想知道最糟的消息是人之常情。人们就是希望能想象出那种情形。我自己也是。对机械我一无所知，很难想象发生了什么。连报纸也帮不上忙。那台机器突然失灵了吗？”

“不，”阿瑟说，“并不是机器把他拽进去的，不是像野兽吃人那样。是他操作失误，或者说多少有点不小心。然后他就出事了。”

她沉默不语，但也没有走开。

“你得时刻警醒，”阿瑟说，“一刻都不能走神。机器是你的仆人，一个很棒的仆人，可它也会让主人变成傻瓜。”

他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或是自己的独创。

“难道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吗？”图书管理员说道，“但你一定都清楚。”

然后她就离开了他。有人进来了。

事故过后天气突然变暖了。夜晚的变短和白天的宜人暖意宛若意外之赐，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长年以来寒冬并非如此告退。大片泛滥的河水神奇地退至沼泽，泛红的枝条上迸出新芽，谷场空地的气息飘散到镇上，带着丁香的味道。

在这样的夜晚，比起去户外走动，阿瑟发觉自己更想到图书馆，而且往往最后就动身去了那里，坐在他第一次就选定的那个位置。他一坐就是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浏览伦敦的《画报新闻》、《国家地理》、《周六之夜》和《科里尔》。这些报刊他自家都订了，他大可以坐在那儿，在自己舒适的书房里，眺望由老阿格纽大致打理好的带有树篱的草坪，还有花坛里那些品类荟萃、花色烂漫的郁金香。他似乎更中意大街上的景致，偶尔驶过的一辆外观轻巧的新款福特，或是顶着灰蒙蒙的布车篷、突突作响的老式汽车。他更中意那家邮局，那座钟楼的四面会分别报出四个不同的时间，而且就像人们说的，没一面靠谱。还有人行道上的过客和闲人。有人正在修理饮水台，虽说那要到7月1日才会启用。

他并不是想要跟人交际才去的。他不是去那里聊天的，遇上叫得出名字的人他仍会打招呼，那儿大多都是他叫得上名的人。他可能会和管理员稍稍聊上两句。不过通常不外乎进门时的“早安”和离开时的“晚安”。他不麻烦任何人。他感觉自己现身此地显得亲切、友好，更重要的是显得自然。看书、沉思，在这里而非在家里，他自觉在贡献着些什么。对此人们能有所指望。

他喜欢这样的称呼。公仆。那位正从高处望着他的父亲，双颊晕染着婴儿特有的淡粉色，一双呆滞的蓝眼睛，一张老人逞性的嘴，从未想到他会变成这样。他父亲更看重自己公众人物、捐助人的身份。他按自己想到的那套来管理厂子，我行我素。生意淡的时候，他会去厂里走一圈，一个接一个地告诉工人：“回家，现在就回去。有活了你再回来。”他们便听话地回家。他们会打理花园，去外面猎兔子，赊账买些生活必需品。他们并不作他想。学他吆喝仍是他们的一个乐子：“都回家去!”他是工人们的主心骨，阿瑟可及不上。但如今他们不准备照老规矩办了。大战期间，他们习惯了好工钱，活儿总是源源不断。没人想过士兵回来后劳力会过剩，不知道红火的生意时刻要靠运气和智谋，一旦缺了这些，一年甚至一季都好过不了。他们不喜欢变化——眼下转产自动钢琴让他们心生不快，尽管阿瑟确信那是前景所在。阿瑟会恪尽职守，不过方式却与他父亲相反。非不得已必居幕后，处世不失尊严，待人恪守公正。

人们盼着你打点周全。整个镇子都这么盼着。工作会有的，就如每天按时升起的太阳。工厂要缴的税增加了，同时用水不再免费。道路养护的责任从小镇转嫁到了工厂。循道宗教堂在募集一笔不小的款子，用于建新的主日学校。小镇冰球队要换新队服。竖立在战争纪念公园的石头门柱。还有每年送毕业班里最聪明的男孩子上大学，要蒙杜德一家的美意。

求就必得着。

家中也不乏期许。贝亚吵着要去私立学校，费尔利太太留意到了新上市的一套搅拌厨具，外加一台新洗衣机。整栋楼的镶边饰条到今年得重新刷一遍。那些裱花蛋糕形的装饰要耗费大量涂料。开支中还包括阿瑟为自己订的新车——一辆克莱斯勒小轿车。

这是必需品——他必须开一辆新车。他必须开一辆新车，贝亚必须离家上学，费尔利必须买最新款的厨具，镶边饰条必须白得像圣诞节的初雪。如若不然，他们将自尊不保，自信不保，他们会想是不是在走下坡路了。这些都能安排妥帖，只要好运相随，一切都能安排妥帖。

父亲去世后几年，他觉得自己成了他的顶替者。这种感觉并未持续，但时不时会冒出来。现在它消失了。他坐在这里，感到它已消失了。

事发当时他在办公室里，在与一位镶面板的销售员交谈。他察觉到噪声的某种变化，是变强而非减弱。他未曾警觉，倒是有点气恼。因为事故发生在锯木车间，那些商店、窑房、院子里的人不会马上知道消息，那几分钟里人们会接着干活。事实上，在办公桌前弯腰看着样品的阿瑟可能是最后一个明白过来的。他问了销售员一个问题，可他没有回答。阿瑟抬头看到销售员大张着嘴，一脸惊恐。销售员的自信消失无踪。

接着他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惯常的“杜德先生！”和看着他长大的老工人们喊出的“阿瑟，阿瑟!”。他还听到“锯子”、“头”，以及“老天，老天，老天！”。

阿瑟但愿那一刻能安静下来，但愿那些喧哗和物件都能可怕地、令人释放地退去，好让他定下神来。人们胡乱地嚷叫、打听、奔跑，他夹在人群中心，被推搡着进了锯木车间。一个男人晕了过去，若是没有提前关掉电锯，他昏倒的地方也会要了他的命。那是他的身体，倒在地上但是完整的，阿瑟误认为那是遇难者。噢，不，不。他们还在推他朝前走。锯末是猩红色的，因浸透了血而鲜亮。那堆木料上溅满了鲜血，锯刀上也是。一团工作服吸饱了鲜血，横在锯末中，阿瑟明白过来那是尸体，连着四肢的躯干。鲜血如此之多，它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变软了，变得像一摊布丁。

他首先想到得把那儿盖起来。他脱下外套就那样做了。他必须靠近一步，鞋子在血泊中扑哧作响。别人都没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都没穿外套。

“叫医生了吗？”有人嚷道。“去叫个医生来！”一个挨着阿瑟的男人说。“头缝不上去了吧——医生。缝得上吗？”

阿瑟还是差人请来医生，他想那是必要的。只有医生才能宣布人死亡。之后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展开。医生、殡仪员、棺材、鲜花、牧师。一件连着一件，让他们有事可做。铲走锯末，清理锯刀。把当时就在近旁的那些人送去洗澡。扶那个晕倒的人去食堂。他没事吧？吩咐女勤杂员备茶。

他需要的是白兰地，威士忌也行。但他有约在先，办公区里禁酒。

还缺了什么。它在哪儿？那边，他们说，在那边。阿瑟听到不远处的呕吐声。不是自己捡就是让别人捡。呕吐声护佑了他，稳住了他，让他近乎轻松地做出决定。他捡了起来。小心稳当地捧走，仿佛手里是一只丑陋但又贵重的罐子。把脸那侧朝里，似要让他舒服些，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血濡湿了衬衣，布料贴在他的皮肤上。它是温热的。他感觉自己是个伤员。他意识到人们在看着他，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位不可缺少的演员，或是牧师。该拿它怎么办？它正贴在自己的胸口。这个答案也浮现出来了。把它放下，放在原先该在的地方，当然不是严丝合缝，不是用线缝上。只是大概的位置，然后挪一下外套，重新盖好。

他现在没法问这个男人的名字，只能在别的时候打听。刚亲手打理完这一切，如此无知是一种罪过。

但他发觉自己其实知道——他想起来了。他把夹克的一角拉到那只耳朵边，耳朵在那儿依旧朝上，看起来气色还好，还能用的样子——一个名字浮现在他的脑海。他的父亲是上门打理花园的那位，这位园丁并非总靠得住。他是那个退伍后重回工厂的年轻人。结婚了？他觉得是。他得过去看她。越快越好。穿一身干净衣服。

图书管理员时常穿一件暗红色的衬衫。为了搭配，她涂了些口红，头发剪短了。她不再年轻，但也有动人之处。他还记得几年前他们雇她的时候，曾觉得她总让自己显得很严肃。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没剪短——而是盘在头上，有些老气。我还记得是和过去一样的颜色——让人愉快的暖色，就像树叶——橡树叶，还是秋天的。他试着回忆起她薪酬多少。不多，当然。她靠这些钱把自己打理得不错。那她住在哪里呢？某栋宿舍楼——和学校老师在一起？不，不是那儿。她住在商务旅馆。

眼下又想到了些别的。不是某件特别的事。你拿不出什么来证明她的名誉有问题。但那名誉也非纤尘不染。听说她会和那些旅行推销员喝酒。或许其中就有她的男友。一个或两个。

好吧，她已够年龄随心所欲了。这和做教师还不一样，成为榜样也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她工作表现一直不错，而且有目共睹。她和别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比起老而乖戾的玛丽·坦布林，安排一位美貌女子在这儿不是更好吗？镇子外的人或许偶尔造访，他们是根据眼前看到的给镇子打分的。你需要一位好看有礼的女子。

停。谁说你不需要呢？他幻想有人要撵她走，自己正为她争辩，可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

她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提到机器的那个问题。她想说什么？是狡黠的问责吗？

他和她聊起那些画儿和灯光，甚至谈到如何把工人派到这里，出工钱让他们帮图书馆做书架。但他从未说起那个瞒着她把书顺走的男人。每次一本，大概吧。藏在大衣里？然后用同样的办法带回来。他一定是把书又带回来了，要不然他会有满满一屋子的书，他的妻子一定受不了。算不上偷窃，临时占用罢了。无害的怪癖。自信可以做一点奇怪的小动作而不被发觉，自信不会大意到被机器挂住袖子锯掉脑袋。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可能，可能有联系。都是态度问题。

“那个老兄——你知道就是那个——那次事故——”他对管理员说道，“他那样把喜欢的书带出去，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人就是这样，”管理员说道，“他们撕书页。因为有喜欢的内容和不喜欢的内容。他们就那么干了。我弄不明白。”

“他撕过书页吗？你没给他点教训？就没让他害怕见你？”

他是想稍稍挑逗她一下，意思是她对谁都凶不起来，但她没往那里想。

“我都没和他说过话，怎么让他害怕？”她说道，“我从没见过他。我从没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谁。”

她走开了，谈话到此为止。所以她不喜欢被挑逗。她是那种人吗？在细察之下，会显出满身的伤痕？旧日的不幸纠缠着她，是什么秘密吗？可能她的心上人在战争中阵亡了。

之后的一个晚上，夏日里的周六之夜，她自己说起了那件他无意再提的事情。

“你还记得我们聊过一次那个出事的男人吗？”

阿瑟说还记得。

“想问你几件事，你别见怪。”

他点了点头。

“我问的事情——我希望你——保密。”

“是的，当然。”他说。

“他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阿瑟有些不明白。不明白她会弄得如此神秘和小题大做——有人瞒着她把书带走，想知道那个人的长相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他帮不上忙，摇了摇头。他的脑海里浮现不出杰克·阿格纽的模样。

“高个子，”他说，“我觉得他算高的。别的我就说不上了。你确实是问错人了。我认人很轻松，但描述长相就不行了，哪怕是天天见面的。”

“但你是那个——我听说你是那个——”她说，“把他捧起来的人。他的头。”

阿瑟有些生硬地说：“我是觉得不能让它总留在那里。”他对这个女人有些失望，为她感到尴尬和羞愧。但他尽量就事论事，言语中不带责备。

“我恐怕都无法告诉你他头发的颜色。它已完全——认不出颜色了，在那个时候。”

她沉默了一会儿，或许是更长时间，他没有看她。接着她说：“我看上去一定和那些人一样——最爱听那种事情。”

阿瑟出声否认，不过确实如此，当然，在他看来她就是那样。

“我真不该问你的，”她说，“我不该提起这件事。我永远不要告诉你为什么会问。我只是想恳求你行行好，永远不要把我想象成那种人。”

阿瑟听到“永远不要”。她永远不要解释。他永远不要去想。失望之余，他捕捉到了这一暗示——他们的谈话会继续，而且可能不会像这么随意。从她的嗓音中，他听出一种谦恭，而这谦恭又建立在某种自信之上。那无疑含有性的意味。

或者说，他这么想仅仅因为这是在晚上？每月的这个周六夜晚，他通常会去沃利。今晚就要去那里，他只是路过这儿且无意久留。今晚他要去见一位名叫简·麦克法兰的女子。简·麦克法兰和丈夫分居，但她并未考虑离婚。她没有孩子。她靠做女装裁缝养活自己。阿瑟认识她是在她上门为妻子做衣服的时候。那时并没什么，两人都没多想。简·麦克法兰在某些方面和管理员有点像——标致，虽然不再年轻，有胆量也时髦，工作出色。别的方面则不太像。他无法想象简会给男人带去一个谜，且永远无解。简是给男人带去安宁的女人。两人的悄悄话——家常、节制、善意——很像过去他和妻子的谈话。

管理员朝门边的开关走去，关了大灯。她锁了门。她隐身书架之间，也关了那里的灯，动作从容。镇上的钟敲响九点。她一定是认那只钟的。他自己的手表也显示只差三分钟了。

是起身的时间了，是离开的时间了，是去沃利的时间了。

把灯弄妥当后，她走到他的桌边坐下。

他说道：“我绝不用让你不快的眼光看待你。”

关灯后屋子不该变得这么暗。时值盛夏。看样子飘来了厚厚的积雨云。方才阿瑟注意到街景时，日光还很充足：农民来买东西，男孩子们在饮水台前喷水嬉闹，女孩子们身着柔软、廉价、印着鲜花纹样的夏装走来走去，吸引着男人聚集处的目光——从邮局前的台阶上，从饲料店的门口。现在他又望向窗外，风声呼啸裹挟着雨滴，引得街上一阵骚动。女孩子尖叫大笑，把包举过头跑向避雨处。店员摇开雨篷，拖进整筐的水果、成架的夏天穿的鞋子、园艺工具。这些刚才都摆在人行道上展示。镇公所的门砰的响了一下，农妇冲了进来，把大包小包和孩子们都塞进女盥洗室。有人想要敲开图书馆的门。管理员朝那儿看了一眼，并未起身。很快，雨幕扫掠过街道，大风吹袭镇公所的屋顶，在树梢上肆虐。强风经过时，喧哗和危险持续了几分钟。接着就只剩下雨声，雨幕飞流直下，人们仿佛置身瀑布之中。

如果沃利也这么下的话，他想，简一定不会指望他来了。这是长时间以来他最后一次想起她。

“费尔利太太不愿洗我的衣服，”他这么说道，自己都有些吃惊，“她不敢碰。”

管理员用颤抖不已、害羞而又坚决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你做了——我觉得那是件了不起的事。”

连绵的雨声让他得以免于回答。他发现，转身看她变得容易起来了。窗户被雨水冲刷后，她的侧影绰约朦胧，表情平静而无所顾虑。或许只是他这么觉得。他意识到自己对她所知甚少——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对方眼中价值几何。他只知道自己有一点，但不是平日里的那种。

要描述她给他的感觉，难度不亚于描述一种气味。像电线短路后的气味。像烧焦的麦粒。不，像一只苦味的橘子。我放弃了。

他未曾设想自己会置身这般情境，全因冲动而来，但又似乎并非全无准备。未及思量他便说道：“但愿——”

他说得太轻，她没听到。

他大点声说道：“但愿我们能结婚。”

她看着他。她大笑起来，但不至失态。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突然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他问。

“我想——再不会和他见面了。”

阿瑟说：“你想错了。”

托尔普德尔殉道者

从卡斯泰尔斯到伦敦的客运列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运，甚至连铁轨都被起运走了。人们说那是为了“援战运动”。50年代中期，路易莎赶去伦敦看心脏专家时只能搭公交车。她不该再开车了。

大夫，那位心脏内科专家诊断说她的心脏不太稳定，脉搏容易波动。这么看来，仿佛她的心脏成了一名喜剧演员，脉搏是用绳拴着的小狗。走了五十七英里可不是为了被这样的玩笑打发，但她没多说什么，因为候诊时读到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注意。或许正是这份东西让她的脉搏跳得太快。

那是当地报纸内页的头条“悼念本地殉道者”，她正闲着，就读了下去。她读到当天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会有一个悼念仪式。活动纪念的是托尔普德尔殉道者。据报纸介绍，很少有人听说过托尔普德尔殉道者，路易莎就闻所未闻。他们因非法主持宣誓而被判定有罪。这一古怪的罪名，由英格兰多塞特郡在百余年前裁定，他们被流放到加拿大，有些人就在伦敦度完余生。他们终老于此，落葬于此，他们的墓地没有任何特别标识或纪念。如今他们被视为工会运动的先驱，工会理事会、加拿大工会联盟的代表、地方教堂的负责人在今天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时值他们被捕一百二十周年。

称“殉道者”有些夸张了，路易莎想到。说到底，他们未被处决。

仪式预定三点举行，主要发言人包括一位当地牧师和约翰（杰克）·阿格纽先生，他是工会发言人，来自多伦多。

路易莎离开诊所的时候是两点一刻。回卡斯泰尔斯的巴士要六点才开。她已经想好要去辛普森百货商店的顶层喝茶吃点心，再去给朋友买一份结婚礼物，还能匀出时间的话就去看下午场电影。维多利亚公园位于诊所和辛普森之间，她决定抄个近路。天气炎热，树荫下则凉爽宜人。她一眼就能看到摆放好的座位，悬挂黄色帷幕的小讲台，一边竖立着加拿大国旗，另一边路易莎觉得应该是工会会旗。人群聚集起来，她察觉到自己移了移位置，为的是更好地打量人群。有一部分是老人，穿着素朴而优雅，暑热中一些女人还戴着方头巾，欧洲人。还有一些来自工厂，男员工身着干净的短袖衬衣，女员工穿着新洗的罩衫和便裤，已经拆出褶缝放大过。有些女性一定是从家里直接过来的，她们穿着夏装和凉鞋，还要留神跑东跑西的孩子们。路易莎心想，她们大概根本不会注意她的穿着风格——时尚，一如既往，米色柞蚕丝上衣和绯红色丝质苏格兰便帽——但她注意到，就在刚才，有一位穿着较她更为雅致的妇人，她穿绿色的丝绸上衣，黑发紧挽在脑后，用一条绿色、金色相间的头巾扎着。她大约四十岁，面容憔悴，但很美丽。她很快走近路易莎，微笑着，指给她一把椅子，递过一张蜡纸油印单。路易莎看不清深紫色的印稿。她想看看在讲台边说话的几位男士。发言者就在他们中间吗？

名字上的巧合谈不上多有趣。名和姓都不算罕见。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下，究竟为什么会来这里。她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了，是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她这种感觉无故而来，当它袭来时，所谓无故也无济于事。现在要做的是起身离开，趁更多人还没围坐过来。

绿衣女子拦住了她，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我得去赶巴士。”路易莎的嗓音低沉而沙哑。她清了清喉咙。“出城的巴士。”说这番话时她清醒了些。她快步走开，但并非朝辛普森百货商店的方向。她明白自己不会去那儿，不会去伯克斯商店买结婚礼物，也不会去看电影。她会直接去汽车枢纽站，坐着等回程巴士发车。

在离枢纽站半个街区的时候，她想到巴士并不是停在那里的。原来的车站被拆掉重建——几个街区外有一个临时车站。她没怎么留意是在哪条街上——约克街，原来的枢纽站的东面，还是国王街？不管怎么说，她得绕点路了，这几条街都在拆建，她几乎认定自己迷了路。好在最后时刻，她由后街摸到了临时车站。那是一栋老房子——那种高高的黄褐色砖房，早在这一带还是住宅区的时候就建成了。拆除之前，这可能是它的最后一班岗了。周围的房子都被拆了，一定是为了腾出那一大块沙砾场地，好让进站巴士停靠。空地边上还有几棵树，树下有几排座椅，她上午下车时并没有注意到。两个男人坐在报废的汽车座椅上，拆房前那儿是一条走廊。他们穿着带有巴士公司标识的棕色衬衣，但对工作似乎不怎么上心。她询问去卡斯泰尔斯的巴士是否六时准点发车，还问了哪里有卖饮料的，对方并未起身。

六点，就他们所知。

街那头的咖啡店。

店里有冰箱，但只剩下可乐和橘子汁了。

她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候车室又小又脏，有一股失修的厕所的味道。车站搬到这栋荒废的房子里，人人都变得懒散而低效。用来办公的屋子里有一台电扇，她走过时，看到办公桌上的几张纸被吹飞了起来。“噢！该死。”女勤杂员说着用脚踩住了它们。

城里的树木布满灰尘，树荫里的椅子是那种老式的直靠背，早年涂着不同的颜色——那样子像是从好几家的厨房里搬出来的。几块狭长的旧地毯和浴室橡胶垫摊在椅子前，免得双脚踩上沙砾。在第一排座位后面，她觉得自己看到一只羊躺在地上，但细看发现是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狗。它小跑过来，用一种严肃而半正式的目光盯了她一会儿——匆匆嗅了嗅她的鞋子，小跑着离开了。她没去留意有没有吸管，也不愿再折回去找了。她就着瓶子喝起可乐，仰起头，闭上了眼睛。

她睁开双眼时，另一张椅子上的男人朝她说话了。

“我拼命赶过来的，”他说道，“南希说你去赶巴士了。我发言一结束就出来了。但巴士站都拆了。”

“临时改建。”她说。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你，”他说，“哪怕——你看，过去那么些年了。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在和别人说话。等我再看时，你已经不见了。”

“我认不出你来。”路易莎说。

“是啊，认不出，”他说，“我猜也是。当然。你认不出。”

他穿着一条棕黄色的便裤，一件浅黄色的短袖衬衣，戴乳黄色的阿斯科特领结。工会里的人这么穿显得有点花哨。他一头白发，但浓密拳曲，是那种有弹性的头发，往上卷成小卷，离前额稍远。他的肤色红亮，脸上带着深深的皱纹。她猜那是因为发言时太投入，以及带着同样的热忱与说服力在与人私下交谈。他戴一副遮阳镜，现在摘了下来，似乎愿意让她看得更清楚些。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带着淡淡的血丝和些许疑虑。他长得不错，除了微微的将军肚外，人还算精干。但她不觉得这种事务性的英俊——帅气得体的服装、抢眼的鬈发、利落的表情有多吸引人。她还是喜欢阿瑟那样的外貌。低调，身上黑色的西装散发出尊严，也有人会称之为自负，在她眼里，那样子坦率而值得钦佩。

“我一直想打破沉默，”他说，“想和你说上话。我至少应该和你道别，分开得太突然了。”

路易莎不知如何作答。他叹了口气。“你过去一定很生我的气吧，现在也是吗？”

“不，”她说，可笑地回避话题，回到客套上来，“格雷丝好吗？你女儿怎么样？莉莲。”

“格雷丝不太好。她得了关节炎。她的体重可不利于康复。莉莲还不错。她结婚后还在高中教书。教数学。女人家像她这样的不多。”

路易莎怎能拆穿他呢？难道这样说，不，战争期间你妻子格雷丝就改嫁了，她嫁了一个农民，一个鳏夫。那之前她每周上我家打扫一次。费尔利太太年纪太大了。莉莲高中都没念完，还当什么高中老师？她早早嫁了人，生了几个孩子，在杂货店工作。她遗传了你的身高和头发的颜色，又染成了金色。我常常注视她，心想她一定长得像你。她慢慢长大，我常常送去继女穿不下的衣服。

这些她只字未提，而是说：“那么那个穿绿衣服的女人——不是莉莲？”

“南希？噢，不！南希是我的守护天使。她会留心我演讲的地点和时间，关心我的饮食，问我吃药了没有。我看样子要得高血压。也没什么严重的。不过我的生活方式不好，总得四处奔波。今晚得赶飞机去渥太华，明天有个不太好对付的会，还有一个无聊的晚宴。”

路易莎觉得有必要开口：“你知道我结婚了吗？我嫁给了阿瑟·杜德。”

她以为他会吃惊。但他只是说：“是的，我听说了，是的。”

“我们过得也挺辛苦，”路易莎坦言道，“阿瑟六年前去世了。整个30年代我们一直支撑着那家工厂。哪怕在只剩三个人的时候。我们没钱修房子。记得我们还锯下了办公室窗前的雨篷，这样阿瑟就能踩着梯子上房补屋顶了。能想到的都做了，连游乐场里的室外保龄球道也做。大战开始后我们撑不下去了。把能生产出的钢琴都卖了，我们还得为海军生产装雷达用的包装箱。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办公室里。”

“变化不小，”他说，用一种听来圆滑的口吻，“比起在图书馆的时候。”

“工作就是工作，”她说，“我还在工作，我的继女贝亚离婚了，凑合着帮我料理家务。儿子总算念完了大学——按说他应该学习打点生意，但他每天半下午的时候总有理由溜出去。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家，累得都要站不住了，却听到酒杯里冰块相碰的叮叮声，听到他们在树篱后的笑声。噢，麻，见到我时，他们就那么说。噢，可怜的麻，这儿坐，给她倒杯喝的！他们叫我‘麻’，我儿子还是娃娃的时候总这么叫我。可他们都不是娃娃了。我到家的时候，房子里很凉爽。你还记得吗？那是一栋可爱的房子，上下三层，造得就像一只结婚蛋糕。门厅里铺着马赛克。但我总惦记着工厂，满脑子都是。该怎么做才能免于负债？全加拿大只剩五家工厂还在生产钢琴了，其中三家在人工便宜的魁北克。这些你一定都知道。每当我在心里默默和阿瑟说话时，想说的总是同一件事。我依然离他很近，但感觉一点都不神秘。上了年纪后，你可能会多想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但我想的越来越实际，想把事情安顿好。真想不到会和死者聊这些。”

她没再说下去，觉得有些尴尬。她不确定他是否都听进去了，实际上她都不确定自己是否都说了。

“改变我的那件事——”他说道，“那件最初改变我的事儿，能让我成事的，就是图书馆。所以，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他将双手置于膝盖上，垂下头。

“啊，扯远了。”他说。

他咕哝着，以大笑作结。

“我父亲，”他说道，“你不记得我父亲了吧？”

“嗯，我还记得。”

“好吧，有时我觉得他的主意没错。”

接着他抬起头摇了摇，正色道：

“爱情不死。”

她感到不耐烦，几乎有种被冒犯的感觉。演讲者都是如此，她琢磨着，可以如此说话的一个人。爱情每时每刻都在消亡，多多少少被岔开、掩盖——似乎也将归于死寂。

“阿瑟过去常来泡图书馆，”她说道，“刚开始他很让我恼火。我常常盯着他的后颈，心想，哼，有东西砸中那儿才好！他完全料想不到这些，完全不会。最终这完全变成我想要的另一件事。我想嫁给他，拥有正常的人生。”

“正常的人生，”她重复道——接着一阵眩晕袭来，对愚蠢的宽恕荡漾开去，提醒她那长着色斑的手掌、那干枯粗大的手指就挨着他的，搁在两人间的椅座上。情热的火焰升腾，裹着周身细胞与旧日的情意。哦，永远不死。

一群身着奇装的人穿过砾石场走来。他们成群行进，宛若一团黑云。女人们没有露出头发——她们戴着黑色披巾和女帽，遮住了头。男人们戴着宽檐帽，身系黑色背带。孩子们的装束俨然和父母们相同，帽子也不例外。他们这身行头看起来多热啊——那么热，灰蒙蒙的，那么机警而羞怯。

“托尔普德尔殉道者，”他说道，语调中混合着玩笑、屈从和同情，“瞧，我想我得过去看看。去那边和他们聊两句。”

那玩笑式的暗示，那不甚自然的好意，使她想起了另一个人。那是谁？当从后面打量他的肩宽和那宽而平的臀部时，她知道是谁了。

吉姆·弗拉雷。

噢，她被什么捉弄了啊，还是她在捉弄自己呢？她受不了。她起身站直，看见那些黑衣融化进路面的水洼里。她感到眩晕和羞耻。她受不了了。

但那并非全然黑色，现在他们走近了。她能辨出深蓝色，是男人们的衬衣；有些女人的裙装上带有深蓝和紫色。能看到他们的脸了——透过男人们的胡须和女人们深帽檐的系带帽子。这时她认出来了，他们是门诺派教徒。

门诺派教徒现在迁居到国家的这一带，过去从未在此定居。有些人就住邦迪一带，那是卡斯泰尔斯北边的一个村庄。他们回家时和她搭同一班巴士。

他不在他们中间，不在她的视野中。

一个叛徒，不折不扣的。一个过客。

当她明白过来那是些门诺派教徒而非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时，他们看起来就不那么害羞和沮丧了。事实上他们精神不错，互相传着一袋糖果。成年人正和孩子们一起吃糖，落座在她周围的长椅上。

难怪她感到一阵湿冷。她刚从大浪里探出头，但无人注意到。无论别人怎么看——但真的就是从大浪里钻出来的。她潜入并穿过那道波浪，留下皮肤上的寒光、耳中的轰鸣、胸口的空洞和胃里的不适。她面对的是一片混乱——几欲吞噬掉她的一片芜杂。那突现的坑洞、即兴的捉弄和像光亮般渐逝的慰藉。

但这群门诺派教徒的落座是一种祝福。听到他们的后背靠上坐椅，糖果袋啪嚓作响，冥想般的吸吮和轻柔的交谈。一个小女孩没瞧路易莎就递过糖果袋，路易莎留下了一颗薄荷味的黄油硬糖。她有些惊讶，自己能拿着糖，努出说“谢谢”的嘴形，接着寻出她所期待的那份滋味。她品咂着糖果，就像他们一样不紧不慢，糖果的滋味领着她重返现实。

街灯亮起，虽然尚未入夜。她这才注意到，木长椅上方的树上，有人挂起了几串小彩灯。这让她想起了庆典。那些嘉年华。湖上是一船又一船的歌手。

“这是哪儿？”她向身边的女人问道。

坦布林小姐去世那天，路易莎碰巧住在商务旅馆。当时她是旅行推销员，为一家公司工作，负责把帽子、缎带、手绢、帽饰和女式内衣推销给零售商店。她在旅馆听到谈话，突然想到镇上会需要一位图书管理员。对于拖着满是样品的行李箱上下火车的日子，对于在旅馆摊出货品，不断打包和拆箱的生活，她已深感厌倦。她立即起身拜会图书馆的负责人。一位杜德先生，一位麦克劳德先生。听上去像杂耍搭档，但看起来并不是。薪资菲薄，但她现在的提成佣金也不高。她告诉他们，她在多伦多念完了高中，在转行旅行推销之前，自己还在伊顿百货店的书店部干过。她觉得没必要告诉对方，她在书店部只干了五个月，就因被查出肺结核而离职，然后在疗养院一住就是四年。肺结核治好了，至少那些小点都结钙了。

旅馆将她安排在了一间长租房，位于三楼。在那儿，她的目光越过屋顶，望见积雪覆盖的群山。卡斯泰尔斯镇位于河谷之中。镇上有三四千人和一条长长的下坡主干道，跨过河流后，又转为上坡。那儿有一家生产钢琴和风琴的工厂。

那是些考究的老房子，有着宽阔的庭院，街边的行道树是成材的榆树和枫树。她从没在尚未落叶的时节到过这里。到时一定大为不同。眼前敞亮的景致大多会掩映起来。

她很高兴能有全新的开始，这平和了她的心情，让她心怀感激。她曾有过全新的开始，虽然结果并不如她所愿，但她相信这样随性的决定、这不可测的扰动，以及她不平凡的命运。

镇子上满是马匹的气味儿。夜幕降临，那些戴着眼罩的高头大马扬起附有长毛的足蹄，拉着雪橇踏桥而过。经过旅社，背离街灯，沿着暗沉的道路一直奔去。出镇后在乡间某处，它们的铃铛声便互不相闻了。

（秦俟全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