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开着车行驶了很久，足够亲手写一封长信了。但我一直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即使自己写了信，也不会寄出去。

迈阿密

1960年6月15日亲爱的基特里奇：

我该如何向你解释我这些天所做的事呢？我有许多零碎的工作要做，而且几乎没什么前辈给我指导。我最差不过是霍华德·亨特的跟班儿，追随着他的幻想。最好的情况是我有了新身份——传奇爱德华的助手罗伯特·查尔斯。爱德华是即将开始的古巴行动的政治行动官，长时间奔波在迈阿密、纽约和华盛顿之间。他把我留下来保护掩饰我们身份的故事：爱德华是一家重要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勇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共产主义作斗争，因此被与最高政治层面有联系的人请来担任此职。当然，这并不能迷惑我们的古巴人，反而令他们火冒三丈，他们希望机构总部能够负责管理此事。

虽然霍华德可能会为自己的极度任性、冲动而感到自责，他让我用罗伯特·乔丹作假名，但是我对他说：“有些古巴人或许读过《丧钟为谁而鸣》。”

“不会的，”他说，“跟我们打交道的古巴人不可能读过这本书。”

我们最后决定让我就用罗伯特·查尔斯这个名字，很快与这个身份对应的小包、信用卡和银行账户都办理完毕，这些小事对我们迈阿密行动组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所以罗伯特·查尔斯已经得到合法认证，但是那些古巴人却称呼我为“年轻的罗伯特”。

至于办公场所，我们选在科勒尔·盖布尔斯的顶点无线电技术电子有限公司，就在迈阿密大学南校区的南边。在蒙得维的亚待得太久，我都有点不习惯不去美国大使馆领取自己的“职业指导”了。我现在是顶点公司的一名销售代表，是在宽敞的总部——顶点噢！从外面看它和往常一样，依旧是一个长条状、低层办公楼，毗邻一家灯泡制造厂。但是，它的内部已经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了彻底改造。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政府活动，所以有必要启用铁丝栅栏和高安全系数的门禁。

我们都在大楼内，其中一百多人的任务已经安排妥当。桌子的间距按平方英尺计算，但是依旧拥挤，室内开着空调，好吧，空调还算管用，毕竟这是在迈阿密啊！我们甚至在大厅里挂起虚假的生产图表以及所获的奖章。

但在这正常的表面背后，我们已完全被实际工作包围。我不知道其他人都在忙些什么，但是我自己的工作大部分都在办公室以外。我花很多时间与爱德华的古巴流放犯待在一起，另外每周有两天时间忙着接待新来的古巴人。截至目前，似乎每个流放到迈阿密的古巴犯人都知道我们正在中美建立训练基地，因此周二早上还可能看见我在市区一家店面门前，周五我就已经驱车抵达奥帕洛卡了。在这两个地方，我负责监督与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的见面，他们通常都是最近来到迈阿密并且会长期待在此地，而且当然也是有意愿加入我们的人。我们的会谈由我的古巴助手主持，他讲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语速很快，所以通常我都需要他再向我解释一遍。说起来还真可笑，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情报局在幕后操控，这本来应该是个秘密，但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尽管我们撒谎，说所有的经费都是由慷慨、热心、富有的美国公民承担，但是连一个八岁孩童都知道是情报局出的钱。我想，组织撒谎的原因是，如果卡斯特罗在流亡运动中垮了台，那么俄国一定会大吵是我们操控了这一切，到那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一群古巴流亡者证明我们的“清白”。

无论如何，每次《迈阿密先驱报》上报道有俄国人进入古巴，我们就会受到困扰。这些古巴流亡者为什么会加入我们？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站在美国这边，还是会被遣返回国，然后成为山上游击队的一员。我得监视这些古巴人哪些有意向倒向古巴，哪些会坚定地支持我们，我不仅要继续与他们交谈，而且要研究调查问卷，进而得出第一手资料。此外，我们拒绝接收那些不能为自己提供更加详实材料的古巴人，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天主教行动学生社团的古巴人，而且更倾向于相信天主教行动学生社团的古巴人，而不是单个投奔我们的古巴人。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检查当地人为申请人所做的介绍信，凡是自愿为古巴人作担保的当地人都在当地社区有迹可循，顶点公司里有档案存储计算机，可以很快查到这些志愿者的信息。这项工作没什么压力可言，在把申请人送去迈尔斯堡接受早期训练之前，我经手的任何志愿者、申请人都会接受我们进一步的调查。

然而，我的确对这些人进行了研究，他们中有很多人同时具备了两种不可能融为一体的品质，即高贵与腐败。而且，我承认这些黑皮肤、兼有自豪感和特权意识的古巴人身上的确存在某种品质，我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些古巴人与我大不相同，他们很在意自己的信用，但也允许自己偶尔放纵，犯点小错误，这让我很是困惑。我也注意到他们得意于自己的名字，就像自负于自己的美貌一样，但其实大多数名字也不过司空见惯而已。

亲爱的，上面我说的你都明白了吧，很多人的名字都像堂吉诃德一样被人熟知，只有少数的人名才像桑丘·潘萨。有的律师衣领板正，胡子捻到末梢；有的人打扮很时髦，简直把普鲁斯特和危险的年轻绅士比下去；有的人表现得很有威慑力，简直像一群强盗，见到什么就将什么据为己有，不过还好，他们都通过了审核——有脸上长满粉刺的年轻学生，做个令人惊恐的决定，就能把自己吓得面色发白，两腿发软；有老兵，他们身材臃肿，却幻想恢复到年轻时的自己；还有其他从我面前经过的人，身体虚弱，有的还发着烧……人们一边嘲笑自己周围的同龄人，一边向前推挤。有时候出现三四个醉酒的人和一两个职业军人，因为这些军人誓死效忠巴蒂斯塔，所以我们不会选他们。这些人有的精力充沛，有的偏执，有的勇敢，有的胆小，但都能增强我们的力量。

我的工作自然需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基督教民主运动党（MDC）、美国汽车业协会（The AAA）、基督山、营救党和革命复苏运动（MRR），这五个政治团体由我和亨特负责，我还必须向他们提供研究结果。

难道你不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吗？他们不同程度地把自己看作自由资本主义者，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跟卡斯特罗一样，他们也仇恨巴蒂斯塔。关于我们编造的掩护故事，他们并不相信，反而以为亨特和他的“美国富人”是想让政权重归巴蒂斯塔。这样的说法竟然还传得满天飞！我怎么也没想到古巴人竟然这么情绪化，亏他们还是领导人！他们领导五个流亡小组，形成“革命民主战线”，简称为“战线”，美国挑选这个组织作为一个左派联盟，并不是为了孤立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拉美势力。但是，他们也应该尽量向中间派靠拢，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情报局出人出力。在此我重申一遍，政治并非我的强项，我想也不是你的强项。但是，我意识到近年来我们制定的许多外交政策都在设法摆脱以前乔·麦卡锡留下的阴影，我们必须向世界上其他国家证明我们比俄国更先进，所以这就把我们置于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亨特比理查德·尼克松更保守，他更愿意用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右翼团体来执行此次任务；但现在组织已经把这个小组交给亨特负责，而且亨特在情报局的地位如何，就取决于这帮人的工作做得有多出色。

没有日常工作，我总会惊异于古巴竟是如此一个小国，它的本土也许只有八百英里长，但是这里的人似乎都曾住在哈瓦那的同一个街区。这些人之间已经保持往来很多年了，而且还自称与卡斯特罗有交情，不过这也并非没有可能，说不定其中就有人做过他的特工呢。虽然他们值得信任，但是他们相处的时候又会像关系紧张的拉美家庭一样总是激烈地争吵。过去三十年，我们的五位“战线”领导人在政治上一直都存在分歧，这就给亨特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他既要保持五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又得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制敌。

还有我们高贵的支持者：一个是前古巴参议院主席（随后巴蒂斯塔将参议院废除），另一个是古巴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总统执政时的外交部长，还有一个是古巴工业发展银行前行长。但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并非像他们的头衔一样令人敬畏，相反，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坐到如此高的位置上。

这时，我决定停笔，因为我永远也不会把这封信寄出。此时的我和一个在空荡地板上独舞的人一样悲伤。

基特里奇，就在刚才我试着睡觉，但是睡不着，我必须把自己现在的孤独感倾泻出来。我现在穷得只能住汽车旅馆了，但讽刺的是我所付的租金足够我在略微偏远一点的社区购买一套小而家具齐全的公寓，但我不会这样做。同样，我也不会接受“顶点”同事的任何邀请，所以没有社交生活是我自己的错，但我只是不在乎别人是否认可我付出的努力。在乌拉圭，事情更简单，在那儿，每个人的社交生活基本都是在使馆派对上展开，轻松愉快。但是来到这儿，全球各处驻点的特工都挤到迈阿密，没有了大使馆的约束，所以这更像一个新兴之城。显然还有一个例外——虽然每个人早上都会去赞尼特，但是一到晚上，大家就会分散到佛罗里达的各个旅馆，当然是他们住得起的旅馆。因此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和已婚夫妇亲密交谈，要么和像我一样的单身职员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两者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如果是跟已婚夫妇交谈，那么肯定这位妻子就会介绍自己的女性朋友给我，或者就是修理他们孩子放在院子里的塑料自行车；单身职员让我想起了农场训练的日子——这里还残留许多农场支援军队的痕迹，所以跟他们喝酒只是徒增伤感罢了。

当然，到哪儿都有霍华德·亨特的身影。在乌拉圭，我大部分夜生活都是和亨特还有桃乐丝在一起。但是现在桃乐丝还在蒙得维的亚，她要等到孩子们学期结束才回来，而亨特则穿梭在华盛顿和迈阿密两个城市间。我们一周见一次面吃晚饭，每次吃饭时他总会就婚姻问题对我指责一番。

白天佛罗里达州笼罩在炽热的阳光下，夜晚住宅区街道上种着的夹竹桃和三角梅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此刻，我感觉自己在等待着什么，但“等待”这个词似乎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基特里奇，我似乎就是在等待，我在等待爱情。从许多被遗忘的老电影中，感知那最廉价的兴奋，品味那最香醇的美酒。

写到这里我停了笔，然后上床睡觉。早上醒来我意识到，把这样一封信放在旅馆里并不安全，于是我便停在保险箱前，把这封不能邮寄的信锁进了信箱里。

晚些时候在赞尼特，好像辛苦写这封信为我带来了一种魔力——夏洛特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说想跟我谈一谈。我能找到一些借口去华盛顿吗？能，因为霍华德一直说派我去华盛顿。

“最早什么时候？”

“明天。”

“一起吃午餐，一点，哈维餐馆见。”电话的嘀嗒声在我耳畔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