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四点钟从部里回家，照例没有时间到房里去看安娜。他走到书房里去接见等着他的来访者，在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吃饭的时候来了几个客人（平日总有几个客人到卡列宁家来吃饭）：卡列宁的老表姐，一位司长和他的太太，一个被推荐到卡列宁部下任职的青年。安娜走到客厅里来招待他们。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第五下，卡列宁就穿着燕尾服，佩着两枚勋章，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因为一吃完饭他就要出去。卡列宁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预先排定，都有活动。为了完成每天摆在他面前的事，他总是严格遵守时间。“不紧张，不休息。”——这是他的信条。他走进客厅，向每个人点头致意，一面向妻子微笑，一面匆匆坐下来。

“是啊，我的孤独生活这下子算结束了。你真不知道一个人吃饭有多别扭（他特别强调‘多别扭’三个字）。”

吃饭时他同妻子谈了些莫斯科的事，带着嘲讽的微笑问到奥勃朗斯基的情况。不过，谈话都是一般性的，都是些彼得堡官场和社会上的事情。饭后，他陪了半小时客人，就又笑嘻嘻地握了握妻子的手，乘车去参加会议。这天晚上，安娜既没有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去——虽然公爵夫人一知道安娜回来，就请她晚上去玩——也没有到她订有包厢的剧院里去看戏。她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她预备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在客人走后，安娜理理服装，感到很懊恼。她在衣着上一向善于精打细算，在去莫斯科之前就请女裁缝替她改制三件衣服。她要求衣服改得认不出是改制的，而且三天前就应当改好。结果两件衣服根本没有改，还有一个也改得不称安娜的心。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这样改更合适，因此惹得安娜大发脾气，过后她想起来都觉得害臊。为了要使心情平静下来，她走到孩子房里，整个黄昏都同儿子在一起过，最后又安顿他睡觉，为他画了十字，盖好被子。她哪儿也没有去，一晚上在家里过得那么愉快，觉得很高兴。她感到那么心安理得，那么清楚地看出，她在火车上认为不平凡的遭遇，其实只是社交界一件平凡的小事，她没有理由要在人家面前和自己面前感到害臊。安娜坐在壁炉旁边读一本英国小说，等着丈夫。九点半整，她听见他的铃声，接着他就走进房里来。

“你到底来了！”她说着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旁边坐下。

“我从各方面看出来，你这次出门很顺利。”他对她说。

“是的，很顺利。”她回答。于是她一五一十把各种事情讲给他听：她同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同车去莫斯科，她到达莫斯科的情况，铁路上发生的意外事故。接下来又讲到她怎样开头同情哥哥，后来又同情陶丽。

“我不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原谅，虽然他是你的哥哥。”卡列宁严厉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懂得他说这话就是为了表示，亲属关系并不妨碍他说出公正的意见。她知道丈夫的这种性格，并且很欣赏。

“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你也回来了，我很高兴！”他继续说。“那么，对议会里通过我的那个新法案，那里有什么议论吗？”

关于那个法案，安娜什么也没有听说。这件对他如此重要的事，她竟没放在心上，她感到内疚。

“这里正好相反，反响很大。”他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她看出来，卡列宁想把这件事当中他觉得有趣的地方告诉她，因此故意提些问题引他讲。他就得意扬扬地笑着讲给她听，由于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他博得了不少喝彩声。

“我非常非常高兴。这证明，对这件事的合理而坚定的看法，在我们中间开始确立。”

卡列宁喝完第二杯奶油红茶，吃好面包，站起身来，向书房走去。

“你哪儿也不去，一定很寂寞吧？”他说。

“嗯，不！”她回答着，也跟着他站起来，送他穿过客厅到书房里去。“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哇？”她问。

“我最近在读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他回答，“是一本很出色的书。”

安娜微微一笑，那神情就像人们看见心爱的人的弱点一般。她挽住他的手臂，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晚上读书是他必不可少的习惯。她知道，虽然公务几乎占去他的全部时间，他还是认为有责任关心知识界的一切大事。她也知道，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艺术对他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虽然如此，或者说就因为这个缘故吧，卡列宁从不放过艺术界发生的任何重大问题，并且认为博览群书是他的责任。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方面，卡列宁常常产生各种疑问，进行探索，但在艺术和诗歌方面，尤其在音乐方面，尽管他一窍不通，却总有他明确而坚定的见解。他爱谈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爱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而他对各种文艺流派都做了十分明确的分类。

“好了，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看见书房里的安乐椅旁已摆了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又握住她的手，吻了吻。

“他毕竟是个好人，正直，善良，事业上有成就，”安娜回到房里，自言自语，仿佛在一个指责他、说他这人不讨人喜爱的人面前替他辩护着，“可是他的耳朵怎么显得这么怪呀！是不是因为他刚理过发了？”

十二点整，安娜还坐在写字台旁给陶丽写信，就听见穿着拖鞋的稳重的脚步声。卡列宁梳洗完毕，腋下夹着一本书，走到她跟前。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他异样地微笑着，向卧室走去。

“他凭什么权利那样看他呀？”安娜记起伏伦斯基看卡列宁的目光，想。

她脱了衣服，走进卧室，可是她的脸上不仅没有她在莫斯科生活时从眼神和微笑中焕发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她心中的火花似乎熄灭了，或者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