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同他妻子的关系，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同往年一样，他一开春就到国外温泉去疗养，以恢复由于一年比一年繁重的冬季工作而受到损害的健康，并且同往年一样，在七月份回来，立即更加精神饱满地投入日常工作。同往年一样，他的妻子到别墅去避暑，他留在彼得堡。

自从他们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家晚会后做了一次谈话以来，他再也没有向安娜提起他的猜疑和妒忌。他那种惯于摹仿别人说话的腔调，现在最适合于用来对待妻子。他对妻子的态度比以前稍微冷淡一些。他对她有点不满，仿佛只是因为那天夜里她有意回避同他谈话。对她的态度，他只是有几分恼恨罢了。“你不愿向我坦白，”他仿佛在心里这么对她说，“这样对你更糟。如今即使你来求我，我也不愿对你说心里话，这样对你更糟！”他在心里说，好像一个人想去救火，但花了很大力气，却没有救成，因而大为恼怒地说：“那就让你去烧吧！烧个干净吧！”

他这个在公务上如此精明能干的人，竟不懂得这样对待妻子是十分荒唐的。他所以不懂得这一层，因为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实在太糟糕了，索性把他对家庭的感情深锁在心里。他原是一位细心的父亲，但从去年冬末以来，他对儿子的态度特别冷淡，而且对他也像对妻子那样，说话带着嘲弄的口吻。“嘿，年轻人！”他这样招呼儿子。

卡列宁认为，并且逢人就说，他今年公务空前繁忙；但他没有意识到，今年正是他自己给自己想出了许多工作，这是他把他对妻子和家庭的感情深锁在心里的一种手段；但他没有想到，这种感情保留得越长久就越糟糕。要是有谁问卡列宁，对妻子的行为他有什么想法，那么，忠厚老实的卡列宁是什么也不会回答的，他只会对问这话的人大为生气。因此，当有人问起他妻子的情况时，他的脸上就会现出矜持而严厉的神色。卡列宁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事实上他是从来不想的。

卡列宁的私人别墅在彼得高夫。李迪雅伯爵夫人年年夏天都要到那里去，住在安娜隔壁，同她经常来往。今年夏天，李迪雅伯爵夫人不肯到彼得高夫去住，一次也没有上安娜家，还向卡列宁暗示，安娜不宜同培特西和伏伦斯基太接近。卡列宁表示不该怀疑他的妻子，严厉地制止她说下去。从此以后他就回避李迪雅伯爵夫人。他不愿看到，也没有看到，社交界有许多人都在用白眼看着他的妻子；他不愿了解，也不了解，为什么他的妻子再三坚持要搬到那住着培特西又离伏伦斯基军营不远的皇村去。这一层，他不让自己考虑，也从来不考虑，但他内心深处却清楚地知道——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这一层，也没有任何证据和疑问——他是一个戴绿头巾的丈夫，因此是极其不幸的。

在和妻子一起度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看到别人不贞的妻子和受骗的丈夫，卡列宁不知多少次对自己说：“这叫人怎么容忍哪？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耻的局面？”可是现在，当灾难落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不仅不考虑怎样结束这种局面，甚至根本不愿意正视它，因为这件事实在太可怕，太不体面了。

卡列宁从国外回来后，到别墅来过两次。一次在这里吃午饭，另一次同客人一起消磨黄昏；但像往年一样，一次也没有过夜。

赛马那天，卡列宁正好特别忙碌，但当他安排当天的活动日程时，他决定一吃完早中饭就到别墅里去看望妻子，再从那里到赛马场。由于宫廷里的文武百官都将去看赛马，他当然也非去不可。他要去看望妻子，因为他自己规定一星期去看她一次来保持体面。还有，那天正好是十五日，是他照例给妻子送生活费去的日子。

他想了想有关妻子生活费的问题，就凭着他天生控制思想的能力，不再让自己更多地去想妻子的事。

这天早晨，卡列宁很忙。昨晚李迪雅送给他一本小册子，那是彼得堡一位到过中国的著名旅行家写的。她还附来一封信，要求他接见这位旅行家，说从各方面看来他都是个很有趣和很有用的人。卡列宁昨晚来不及把小册子看完，直到今天早晨才把它看完。接着来了请愿的人，然后又是报告、接见、任免、奖赏、年金、薪俸和书信来往，也就是卡列宁的所谓例行公事。这些公事花去他很多时间。然后又是私事。医生和账房来访。账房占用的时间不多。他只是送来卡列宁所需要的钱，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经济状况，说今年情况不太好，因为出门次数多，开支大，入不敷出。不过，那位医生是彼得堡的名医，他同卡列宁很有交情，花去了他许多时间。卡列宁没有想到他今天会来，看到他很惊奇。当医生十分仔细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听诊他的胸部，叩击和触摸他的肝脏时，他就格外惊奇。卡列宁不知道，他的朋友李迪雅发觉他今年健康情况不好，就请医生来给他检查。“为了我的缘故，请您替他检查一下。”李迪雅伯爵夫人这样对医生说。

“为了俄罗斯的缘故，我愿意给他检查，伯爵夫人。”医生回答。

“一个极其可贵的人才！”李迪雅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卡列宁的健康状况很不满意。他发觉他肝脏肿大，营养不良，温泉疗养毫无效果。他劝他多做体力活动，精神上不要过于紧张，尤其是要摆脱一切忧虑，但这对卡列宁来说就像叫他不要呼吸一样，是办不到的。医生走后给卡列宁留下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就是他得了什么病，而且是无可救药了。

医生从卡列宁家出来，在台阶上碰见他的老朋友斯留丁。他是卡列宁的办公室主任。医生同他是大学里的同学，虽然难得见面，彼此却很尊敬，交谊很深。因此医生把他对病人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他，而这样的意见他对任何其他人都不会讲的。

“您来看我，我很高兴。”斯留丁说。“他身体不好，我觉得……嗯，怎么样？”

“我来告诉您，”医生一面说，一面从斯留丁头上向他的车夫招招手，叫他过来。“是这样的，”医生用他白净的手拉住鞣皮手套的一个指头，把它拉好了，说，“一根弦，要是不把它拉紧，要弄断它是很困难的；但要是把它绷紧到最大限度，只要用一个手指往弦上一按，它就会断掉。就他对公事那么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说，他的弦早已绷到极限了，何况还有别的压力，相当沉重的压力。”医生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总结说。“您去看赛马吗？”他走下台阶，向马车走去，加上说。“是啊，是啊，当然得花许多时间。”斯留丁说了一句，医生没有听清楚，就这样含糊其词地回答。

医生花了卡列宁许多时间之后走了，接着就来了那位著名的旅行家。卡列宁凭着他刚才读完这本小册子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同他谈论这问题，使旅行家对他知识的渊博和见解的高超感到惊奇。

和旅行家同时来访的还有省里的首席贵族。他有事来彼得堡，卡列宁必须同他谈一次话。首席贵族走后，卡列宁要同秘书办完例行公事，还要为一件重要的事去访问一位要人。直到五点钟吃饭的时候，他才回来，同秘书一起吃了饭，又邀请他一起坐车到别墅，然后去看赛马。

卡列宁现在总是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时机同妻子见面，虽然他没有公然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