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家人和朋友，甚至也感染了他们的德国房东。

公爵同吉娣一起从浴场回来，邀请上校、玛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和华仑加一起喝咖啡。他吩咐仆人把桌椅搬到花园里的栗树底下，在那里摆早餐。房东和仆人受他快乐心情的影响，也变得活泼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半小时以后，楼上那位患病的汉堡医生，从窗口羡慕地望着栗树下这群快乐健康的俄国人。在一圈圈摇曳不停的树枝阴影下，在铺着雪白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黄油、干酪、野味的桌子旁，公爵夫人头戴缀有紫色缎带的帽子，坐着给大家分发咖啡和面包。桌子的另一头坐着公爵，他吃得津津有味，快乐地大声谈着话。公爵把买来的东西摆在身边，有雕花木盒、木雕小玩意、各种各样的裁纸刀。他在各地温泉都要买一批小玩意儿，分赠给大家，包括女佣丽斯星和房东。他用蹩脚得可笑的德语同房东说笑话，坚决认为治好吉娣的病的不是温泉，而是他那出色的伙食，特别是他的黑李子汤。公爵夫人嘲笑丈夫的俄国习气，但非常高兴，十分活跃。这是她来到温泉以后不曾有过的。上校听公爵讲笑话，照例面带笑容，但在他用心研究的欧洲问题上，他支持公爵夫人的观点。心地善良的玛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听公爵说笑话，格格地笑个不停。连华仑加也被公爵的笑话逗得发窘，不禁发出轻微而有传染性的笑声。这是吉娣从没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吉娣高兴，可她总不能摆脱心事。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她所喜爱的生活流露出有趣的看法，等于向她提出一个她无法解答的问题。这问题又加上了彼得罗夫一家对她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今天表现得特别清楚和不愉快。人人都很快活，但吉娣快活不起来。这样她就更痛苦。她的心情就像小时候被罚关在房间里，却听见姐姐们在外面快乐地谈笑一样。

“嗳，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公爵夫人微笑着说，递给丈夫一杯咖啡。

“我出去散步，嗯，有时经过小铺子，他们就用德语‘大人，阁下，殿下！’地乱叫，要求你进去买一点什么。嗯，只要他们一叫‘殿下’，我就忍不住了，十个塔勒 就这样送掉了。”

“原来你是因为无聊才买的。”公爵夫人说。

“当然是因为无聊。在那里过得实在无聊，妈妈，真不知道怎样打发日子才好。”

“怎么会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玛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说。

“有趣的东西我全知道：黑李子汤也好，豌豆灌肠也好，我统统知道。”

“不，公爵，不管您怎么说，他们的制度总是挺有趣的。”上校说。

“有什么有趣的？他们都像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铜币，扬扬自得，似乎他们德国人把谁都征服了。哼，可我有什么事好得意的呢？我没有征服什么人，我不得不自己脱靴子，还得自己把它放到门外去。早晨一起来，就得立刻穿好衣服，走到餐厅里去喝那难喝得要命的早茶。在家里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从容不迫地醒过来，耍耍脾气，发发牢骚，然后定定神，好好考虑考虑各种事情，用不着性急。”

“时间就是金钱，您忘记了这一点。”上校说。

“什么时间！有时候你为半卢布可以牺牲一个月，可有时候你不论出多少钱也换不到半个小时啊。你说是吗，吉娣？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呀？”

“没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呀？再坐一会儿。”他对华仑加说。

“我要回家了。”华仑加说着站起来，又哧哧地笑了。

她收起笑容，告了别，走进屋里去拿帽子。吉娣跟着她进去。她觉得如今连华仑加也变了。她没有变坏，但变得同她原来所想象的不同了。

“嗬，我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华仑加收拾起伞和提包说。“您爸爸真好！”

吉娣不做声。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哪？”华仑加问。

“妈妈想去看看彼得罗夫他们。您不去吗？”吉娣试探着华仑加的态度，说。

“我去的。”华仑加回答。“他们准备回去，我答应去帮助他们收拾行李。”

“好，那我也去。”

“不，您去做什么？”

“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吉娣抓住华仑加的伞，不让她走，睁大眼睛说。“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去？”

“没什么。您爸爸回来了，再说他们看到您去会拘束的。”

“不，您告诉我，为什么您不愿让我常常到彼得罗夫家去？您不是不愿意吗？为什么不愿意？”

“我没有这样说过。”华仑加镇定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

“全都告诉您吗？”华仑加问。

“全都告诉我，全都告诉我！”吉娣接口说。

“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历克赛维奇（指画家）本想早些走，现在却不想走了。”华仑加微笑着说。

“说下去！说下去！”吉娣阴郁地望着华仑加，催促道。

“嗯，不知怎的，安娜·巴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儿。这当然不成理由，但他们的争吵是为了这事，是为您而引起的。说实在的，这些病人的脾气都很暴躁。”

吉娣越来越皱紧眉头，一言不发。华仑加竭力安慰她，想使她平静，因为看到吉娣马上要爆发了，但不知道究竟会怎样：是放声痛哭还是倾吐冤屈。

“所以您还是不去的好……您要明白，您不要生气……”

“我这是活该！我这是活该！”吉娣急急地说，从华仑加手里夺过伞来，避开朋友的眼睛。

华仑加看到朋友孩子气的愤怒，忍不住要笑，但又怕冒犯她。

“怎么是您活该？我不明白。”她说。

“是我活该，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不是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同我有什么相干？到头来弄得我成了争吵的原因，仿佛我做了人家没叫我做的傻事。因此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假的！”

“可为什么要装假呀？”华仑加低声说。

“哎，多么愚蠢，多么可恶！我完全不需要……一切都是假的！”她说，把伞打开又收拢。

“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面前、自己面前、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了欺骗大家。不，这样的事今后我再也不干了！宁可当傻瓜，也不说假话，不骗人！”

“到底谁在骗人哪？”华仑加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仿佛……”

吉娣按捺不住，大发脾气。她不让她把话说完。

“我不是说您，根本不是说您。您是完美无缺的。对，对，我知道您是完美无缺的，但我是个傻瓜，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不是傻瓜，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是个怎样的人，就让我怎样好了，我可不愿装假。安娜·巴夫洛夫娜同我有什么相干！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不能改变本性……这一切都不对头，不对头！”

“什么事不对头哇？”华仑加困惑地说。

“一切都不对头。我只能凭良心过日子，可您的生活循规蹈矩。我喜欢您就是喜欢您，而您喜欢我恐怕只是为了要挽救我，开导我！”

“您这话不公平。”华仑加说。

“我又没有说别人，我只是说我自己。”

“吉娣！”传来母亲的声音，“到这儿来，把你的项链拿来给爸爸看看。”

吉娣没有同朋友和解，却露出傲慢的神气，拿起桌上的项链盒子，到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这样红？”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问。

“没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来。”说着她又往回跑。

“她还没有走！”她想。“叫我对她说些什么好呢，老天爷！我做了什么啦，我说了什么啦！我为什么要对她发脾气呀？叫我怎么办？我对她说些什么好呢？”吉娣想，在门口站住了。

华仑加戴上帽子，拿着伞，坐在桌旁，察看着被吉娣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华仑加，请您原谅我，原谅我！”吉娣走到她面前，喃喃地说，“我记不起来我刚才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想使您难过。”华仑加含笑说。

吉娣同华仑加和解了。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吉娣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她不放弃她所学到的一切，但明白她想照她的愿望生活，那只是自我欺骗。她仿佛猛醒过来，觉得要不装假，不说假话，维持她理想的精神境界，那是多么困难哪。她感觉到，她所生活的世界充满悲伤、疾病和垂死的人，又是多么叫人难堪。她为了爱这个世界而做的努力，确实使她很痛苦。她想赶快回俄国，回叶尔古沙伏，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她从信里知道陶丽姐姐已带着孩子到了叶尔古沙伏。

但她对华仑加的爱并没有淡薄。吉娣在同她告别时，要求她到俄国去看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会去的。”华仑加说。

“我永远不结婚。”

“嗳，那我就永远不去看你们了。”

“好吧，那我就为这个缘故去结婚。您可千万要记住您的诺言哪！”吉娣说。

医生的预言证实了。吉娣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以前那样快活，那样无忧无虑，但很平静。她在莫斯科的不幸遭遇已经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