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卡列宁最亲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极其冷静理智的人，却有一个同他整个性格格格不入的弱点。卡列宁听到或者看到孩子和女人的眼泪，总不能无动于衷。一看到眼泪，他就会手足无措，完全丧失思维能力。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知道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上诉的女人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哭，如果她们不愿坏事的话。“他会生气，这样就不会听您的话了。”他们总是这样说。真的，在这种场合，眼泪往往会破坏卡列宁的情绪，使他突然发起火来。“我可无能为力。请您走吧！”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这样叫嚷。

安娜从赛马场回来向他坦白了她同伏伦斯基的关系，接着就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卡列宁当时对她虽然十分生气，但还是被她的眼泪弄得心慌意乱。他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这种时刻流露感情是不合适的，就竭力克制，一动不动，也不望她一眼。他的脸上因此露出死人一般异样的僵硬表情，使安娜感到惊讶。

他们回到家里，他扶她下了马车，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像平日一样彬彬有礼地同她道了别。作为缓兵之计，他说明天将把他的决定告诉她。

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使他心里产生剧烈的创痛。这创痛由于她的眼泪引起他对她的怜悯而加剧了。可是当卡列宁单独坐在马车里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摆脱了这种怜悯以及近来常常折磨他的猜疑和妒忌的痛苦。这使他又惊又喜。

他的感觉就像拔掉一只痛了很久的蛀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楚以后，仿佛从牙床上拔掉一样比脑袋还大的东西，他忽然发觉那长期妨碍他生活并且支配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不再存在。他又可以照旧生活，思索和关心牙齿以外的事情了。这样的幸福他简直无法相信。卡列宁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这种古怪而可怕的痛楚，如今过去了，他真的又能照旧生活，又能不只考虑妻子的事了。

“她没有廉耻，没有良心，没有宗教信仰，完全是个堕落的女人！这一层我早就知道，早就看到了，虽然为了顾惜她，竭力欺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他确实觉得他早就看到这一层。他回忆起他们以往生活的细节。以前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这些细节却清楚地表明，她本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在生活上同她结合，这是一个错误，但这事不能怪我，因此，我不该受罪。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过错在她。但她不干我的事。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他不再关心她和儿子将遭到什么命运。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变了。现在他只关心一件事，怎样用最妥善、最得体、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合理的方式洗雪由于她的堕落而使他蒙受的耻辱，继续沿着积极、诚实和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

“我不能因一个下贱女人犯罪而遭殃，我只要能脱离她使我陷入的困境就好了。我一定能脱离的！”他自言自语，眉头越皱越紧。“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且不说历史上的事例，就从给大家新鲜印象的墨涅拉俄斯的《美丽的海伦》 开始，当代上流社会里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一系列事实，浮上卡列宁的脑海。“达利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巴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还有德拉姆……像他这样正直有为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果宁。”卡列宁回想着。“就算人家会刻薄地嘲笑他们，我可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我总是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很不幸。”卡列宁对自己说，虽然这并不是事实。他从来没有对这种不幸表示过同情，而且听到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事越多，越是沾沾自喜。“这种不幸人人都可能遇到，如今我也碰上了。问题在于怎样能不失面子，忍受这样的境遇。”于是他开始逐一分析落入跟他同样处境的人们的应付办法。

“达利亚洛夫同人决斗了……”

卡列宁年轻时对决斗特别关心，因为他天生胆小，而且在这一点上有自知之明。卡列宁一想到手枪对准自己，就不能不毛骨悚然。他一生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小就常常使他想到决斗，使他设想把生命置于这种危险之下的情景。后来，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早就把这种心情忘记了。可是习惯势力十分顽固，卡列宁担心自己胆怯的心情会重新出现，他又反复想着决斗的问题，想得出神，虽然知道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别人决斗。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还很野蛮（不比英国），有许多人（其中有些人的意见卡列宁特别看重）从好的方面来看决斗这种事；可是这种事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假定我找人决斗，”卡列宁继续想，生动地想象着在他挑战以后将要度过的夜晚，想象着瞄准他的手枪，他打了个寒噤，自己明白他绝不会这样做，“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会我怎样射击，怎样站立，我扳了扳枪机，”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结果我把他打死了，”卡列宁对自己说，接着摇摇头，想驱除这种无聊的想法。“为了明确自己对犯罪的妻子和儿子的态度而去杀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我还得因此作出决定，应该拿她怎么办。但更可能的是我将被打死或者打伤。我是无辜的，是牺牲品，如果我被打死或者打伤，那就更没有意思了。不仅如此，从我这方面提出决斗，也是不应该的。难道我不知道朋友们是绝不会让我去决斗的，绝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的吗？这样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事先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却要用这种挑战来给自己增添虚假的光彩。这是不正派的，是虚伪的，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没有意义的，谁也不希望我决斗。我的目的只是要保持我的名誉，保持继续顺利办公务所必需的名誉。”卡列宁一向把公务看得很重，如今就更加重视。

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抛弃了决斗这个主意以后，卡列宁想到了离婚——他所记得的那些被欺骗的丈夫选择的另一个办法。卡列宁逐一分析他记得的离婚案件（在他所熟悉的上流社会里这是屡见不鲜的），却找不到一件是出于和他相同的目的。在这些案件中，做丈夫的不是出让就是出卖不贞的妻子；对方因为犯罪而无权结婚，就同新的配偶结上不光明的非法婚姻关系。就他的情况来说，卡列宁看出，只把犯罪的妻子休掉的所谓合法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他所处的复杂生活环境，不可能提供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犯罪的丑恶证据；他看出，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他们所过的体面生活也不允许他提出来；提供这样的证据，一定会在舆论上使他遭到比她更严重的损害。

企图离婚只会弄得在法庭上当众出丑，成为仇人们诽谤他和贬低他崇高社会地位的良机。他的宗旨是息事宁人，这是不可能通过离婚达到的。此外，一旦离婚，甚至企图离婚，妻子显然将同丈夫断绝关系，而同情人结合。卡列宁虽然觉得他现在对妻子十分鄙视和冷淡，但心底里对她还剩下一种感情，那就是不愿看到她同伏伦斯基自由结合，犯了罪反而开心。这样的想法使卡列宁大为恼火。他一想到这种情景，心里就难受得呻吟起来，在马车上欠了欠身，换了换座位，然后好一阵皱起眉头坐在车上，拿毛茸茸的毯子包住他那双怕冷的瘦骨嶙峋的腿。

“除了正式离婚以外，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巴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就是说同妻子分居。”他平静下来，继续想；但这个办法也同样会出丑。更重要的是，分居也同正式离婚一样，会把他的妻子推到伏伦斯基的怀抱里去。“不，这可不行！不行！”他又把毯子拉了拉，高声说。“我不该倒霉，她和他也不应幸福。”

在真相不明时折磨过他的妒忌心，经过妻子向他坦白，就像忍痛拔掉病牙一样，已经消失了。但它被另一种感情所取代：他希望她不仅不能如愿以偿，而且将为自己的犯罪而受到惩罚。尽管他不承认有这样的感情，但在灵魂深处，他很希望她因为破坏他的安宁和名誉而吃苦。卡列宁再次分析了决斗、离婚和分居等办法，再次把它们抛弃。他深信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发生的事隐瞒起来，采用一切办法斩断他们的私情，但最主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不承认——要惩罚她，用这种方式把她留在身边。“我应当向她宣布我的决定：在仔细考虑了她一手造成的家庭痛苦以后，任何其他办法对双方都比维持现状 更坏，只要她严格遵守我的决定，即断绝同情人的关系，我同意维持现状。”作了这个决定以后，为了证实它的正确，卡列宁想出一个重要理由。“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才符合宗教教义。”他对自己说。“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我才没有抛弃犯罪的妻子，并且给她以悔改的机会，甚至——不管这在我是多么痛苦——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来使她悔改并挽救她。”虽然卡列宁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在道德上影响妻子，一切促使她悔改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他经历了痛苦的时刻，却从来没有想到从宗教中去寻找指导。现在，当他认为他的决定合乎宗教要求时，这种宗教上的许可使他十分高兴，他的内心也比较平静了。一想到在他一生中如此重要的关头，谁也不能说他的行为不符合宗教教义——在对宗教普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他始终高举宗教的旗帜——他就觉得很高兴。卡列宁进一步仔细考虑今后的生活，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同妻子恢复原来的关系。毫无疑问，他再也不能恢复对她的尊敬；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因为她是一个堕落不贞的妻子，就非得把他自己的生活弄乱，使他自己忍受痛苦不可。“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会安排一切，原来的关系又会恢复的，”卡列宁自言自语，“恢复到这样的地步，使我不再觉得生活中有过变故。她活该倒霉，可我没有过错，我不能因此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