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伦斯基对安娜说，她不能这样过日子，劝她向丈夫坦白她的秘密。安娜虽然固执而且恼怒地反对他的意见，但在心底里却觉得她的处境确实是虚伪和可耻的，她衷心希望改变这样的处境。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时，她在激动之下把自己的秘密向他和盘托出。当时虽然觉得很难受，但她还是高兴的。丈夫撇下她走了以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至少再不用虚伪和欺骗了。她觉得毫无疑问，她的地位从此永远明确了。这种新的地位也许很糟，但它是明确的，不会再有暧昧和谎言了。她想，她坦白了一切，使自己和丈夫都感到痛苦，但如今情况明确，这样也就得到了补偿。当天晚上，她同伏伦斯基见面，并没有把她和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明确她的地位，是必须告诉他的。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她觉得那些话实在可怕，如今简直无法理解，她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粗鄙的话来，也无法想象这会有什么后果。但话已经说出口，卡列宁也已一言不发地走掉了。“我见了伏伦斯基，也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想叫他回来，告诉他，可是又改了主意，因为一开头我没有对他说，现在再说就有点别扭。为什么我想告诉他却又没告诉他呢？”回答这问题的，是她脸上涌起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这样做；她明白她感到害臊。她的地位，昨天晚上还觉得那么明确，今天忽然变得不但不明确，而且是走投无路了。她由于突如其来的羞耻而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的丈夫会怎么办，心里就浮起最可怕的念头。她想到，管家立刻会把她赶出屋子，普天下的人都会知道她的耻辱。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屋子，她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她找不到答案。

她想到伏伦斯基，她仿佛觉得他不爱她了，他开始感到她是他的累赘，她不能献身于他，因此对他产生了敌意。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所说的并且在自己头脑里盘旋的那些话，她已对所有的人都说过了，大家都已听见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侍女，更不敢走到楼下去看望儿子和家庭教师。

侍女在门外留神听了好一阵，才进屋来。安娜询问似的瞧了她一眼，恐惧地涨红了脸。侍女说她仿佛听见在叫她，就走了进来，因此向她赔礼。她拿来衣服和一张条子。条子是培特西写的。培特西提醒她，今天上午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将带她们的崇拜者卡鲁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那里去打槌球。“您来呀，就算是来研究研究风俗。我等您。”她在结尾这样写道。

安娜读完条子，长叹一声。

“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奴施卡说，“你去吧，我现在要穿衣服出门。是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

安奴施卡出去了，但安娜并没有动手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垂下头和双手，只偶尔打个哆嗦，仿佛想做什么手势，说什么话，接着又木然不动。她反复说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在她都是毫无意义的。为自己的处境向宗教求教，也像向卡列宁求救一样，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尽管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把她教养成人的宗教。她早就知道，只有她抛弃那构成她全部生活意义的东西，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她才能向宗教求救。她不仅觉得痛苦，而且开始对那种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新的精神状态感到恐惧。她觉得一切在她心里都变成双重的了，就像疲倦的眼睛看东西一样。有时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她害怕的和希望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唉，我这是在做什么呀！”她忽然觉得两边太阳穴作痛，自言自语。当她醒悟过来时，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抓住两鬓的头发，并且挤压着太阳穴。她跳起来，开始踱步。

“咖啡煮好了，老师和谢辽查在等着呢！”安奴施卡回来发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说。

“谢辽查？谢辽查怎么样？”安娜整个早晨第一次想到儿子，兴奋地问。

“他大概做了什么错事。”安奴施卡笑嘻嘻地回答。

“怎么做了错事？”

“您把桃子放在角房里，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提到儿子，立刻就使安娜从绝境中得救了。她想到了这几年来她这做母亲的为儿子而生活的职责——这种职责是真心诚意的，虽然被大大夸大了。她高兴地感到，她在目前的困难处境中，除了同丈夫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儿子。不管她处在什么境地，她都不能抛弃儿子。即使丈夫羞辱她，驱逐她，即使伏伦斯基冷淡她，继续过他那种独立不羁的生活（她又带着恼恨和责难想起了他），她也不能放弃儿子。她有她的生活目的。她必须行动，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儿子的这种地位，不让人家把他从她手里夺走。甚至必须赶快，必须赶快行动，趁现在人家还没有把他从她手里夺走。她必须把儿子带走。这就是她当前要做的唯一的事。她必须定下心来，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想到同儿子直接有关的事，想到立刻就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她心里才平静下来。

她迅速地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步伐稳健地走进客厅。咖啡、谢辽查和家庭教师照例在那边等着她。谢辽查穿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弯着背和头，聚精会神地——这种神态是她所熟悉的，很像他的父亲——摆弄着手里的鲜花。

家庭教师的神气特别严肃。谢辽查像平日那样尖声叫起来：“啊，妈妈！”接着他犹豫不决了，该放下花，走过去迎接母亲呢，还是做好花环，然后拿着走过去。

家庭教师向她请过早安以后，详细报告谢辽查的行为，但安娜并没有听她的话；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带走。“不，不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走，光带儿子。”

“是的，这样做很坏。”安娜说。她抓住儿子的肩膀，对他望了望——她的目光不是严厉的，而是胆怯的，使孩子又困惑又高兴——又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感到惊异的家庭教师说着，没有放掉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来。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竭力想从她的表情上猜测为了桃子的事会把他怎么样。

“谢辽查，”等家庭教师一走出屋子，她就说，“这样做很坏，你以后再不会这样做了吧？你爱我吗？”

她觉得眼泪夺眶而出。“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真会同他父亲一起来折磨我吗？难道他真的不怜悯我吗？”眼泪已沿着她的面颊滚滚而下。为了掩饰泪痕，她蓦地站起来，简直像跑步一般冲到阳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天气变得晴朗而寒冷了。灿烂的阳光穿过被雨水冲洗过的叶子，空气很冷。

由于寒冷和内心的恐惧，她浑身打了个哆嗦。在户外清新的空气里，这种寒冷和恐惧更加强烈地袭击着她。

“去吧，到玛丽埃特那里去吧！”她对跟着她出来的谢辽查说，接着就在阳台的草毯上踱来踱去。“难道他们不能饶恕我吗？不了解这事是无可奈何的吗？”她自言自语。

她停住脚步，望了望随风摆动的白杨树树梢和它那些被雨水冲洗过、在寒冷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叶子。她明白他们是不会饶恕她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现在都像这树林一样，一点也不怜悯她。她又觉得在她的内心里出现了两重人格。“不要想了，不要再想了！”她对自己说。“要准备动身。上哪儿去？什么时候去？带谁一起去？对，上莫斯科，乘夜车去。带安奴施卡和谢辽查去，只带些最必要的生活用品。但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人。”

她迅速地走进屋子，走到起居室，在桌旁坐下来给丈夫写信：

自从发生那事以后，我无法再留在您的家里了。我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我不懂法律，因此不知道儿子应该跟父母中的哪一方；但我把他带走了，因为没有他我不能生活。请您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吧！

她顺利地一口气写到这个地方，但是当写下了要求她认为他所缺乏的宽宏大量的话，还要考虑应该用什么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时，她停住了。

“要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和悔恨，我可不愿意，因为……”

她的思路连贯不起来，她又停住了。“不，”她自言自语，“什么也不必写了。”接着就把信撕掉，重新写过，根本不提什么宽宏大量，就把信封起来。

另外还要写一封信给伏伦斯基。“我向丈夫坦白了。”她写道，但坐了好一阵，再也写不下去。这样太粗野了，太不像女人的做法了。“可我还能给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羞耻的红晕又涌上她的脸，她想到他的冷静。于是对他的恼恨又使她把写了一句话的信纸撕个粉碎。“什么也不用写了。”她自言自语，接着收起信纸，走上楼去，向家庭教师和仆人宣布，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说完就动手收拾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