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发现陶丽已经回来，仔细望望她的眼睛，仿佛在问她同伏伦斯基谈了些什么，但没有问出口。

“看来该吃饭了，”安娜说，“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呢。我希望晚上能有机会谈谈。现在该去换衣服了。我想你也该换一换。在建筑工地上，我们把衣服都弄脏了。”

陶丽走到房里，觉得好笑。她没有什么衣服可换，因为已经把最好的穿在身上了；但为了表示她对参加晚餐有所准备，她叫侍女刷干净衣服，换了一副袖口和蝴蝶结，头上系了一条花边带子。

“你瞧，我只能这样打扮。”陶丽看见安娜已换上第三套朴素大方的衣服走过来，含笑对她说。

“是的，我们这里太讲究礼节了！”安娜说，仿佛在为自己的漂亮服饰表示歉意。“你来，阿历克赛很高兴，这在他是难得的。他肯定很喜欢你！”她加上说。“可你不累吗？”

饭前没有时间谈论什么。她们走进客厅，看见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和几个穿黑礼服的男人已经在那里了。建筑师穿着燕尾服。伏伦斯基把医生和男管家介绍给客人。建筑师在医院里已经介绍过了。

肥胖的餐厅侍仆，滚圆的脸刮得精光，系着浆得笔挺的雪白领带，进来通报晚餐已准备好了。太太们都站起身来。伏伦斯基请史维亚日斯基陪安娜走进餐厅，自己走到陶丽跟前。维斯洛夫斯基抢在土施凯维奇前头，挽住华尔华拉公爵小姐，这样土施凯维奇同管家和医生就只好单独走了。

晚餐、餐厅、餐具、仆人和酒菜不仅同现代豪华住宅的气派相称，而且显得更加豪华，更加时髦。陶丽眼看着这种对她来说特别新鲜的豪华排场，并且作为一个善于治家的主妇，不由得仔细研究各种细节——虽然她并不希望在自己家里使用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些奢侈品是远远超过她家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心里琢磨着这一切都是谁安排的，怎样安排的。维斯洛夫斯基、她的丈夫，甚至史维亚日斯基和她所知道的许多人，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些事，并且轻易相信，凡是讲究礼节的主人总是希望客人们觉得，他家里安排得如此完美，并没费什么力气，而是本来就有的。但陶丽知道，即使孩子们当早餐吃的牛奶糊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像这样豪华而复杂的家庭生活一定是由谁苦心安排的。陶丽从伏伦斯基打量餐桌的目光，他对餐厅侍仆点头示意的姿态，以及他征求她吃冷汤还是热汤的口气上看出，一切都出自这位男主人的精心安排。安娜在这方面花的力气就同维斯洛夫斯基一样。安娜、史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和维斯洛夫斯基全都是客人，都快活地坐享现成。

安娜只有在主持谈话上像个女主人。这种人数不多的宴会，有男管家和建筑师这样身份不同的人参加，他们面对这种叫人眼花缭乱的豪华气派都竭力装得大方，但在大家的谈话中却又插不上几句嘴。要主持这种宴会上的谈话是不容易的，但陶丽发觉安娜凭着她圆熟的交际手腕主持这种困难的谈话是那么从容自如，简直可以说是胜任愉快。

谈话转到土施凯维奇同维斯洛夫斯基两人单独划船的事，土施凯维奇讲到彼得堡游艇俱乐部最近举行的划船比赛。但是安娜等到谈话一停下，立刻就同建筑师说起话来，让他也有机会说说话。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感到大为惊奇，”她是指史维亚日斯基，“自从他上次来到这里后，新的建筑工程进展得快极了。我天天都到那里去，对工程进展的速度总是感到吃惊。”

“同伯爵阁下一起工作很顺利，”建筑师含笑说（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彬彬有礼，镇定自若）。“不比同地方当局打交道。那里动不动就得写公文请示，可这里只要向伯爵当面报告一下，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美国人的作风。”史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那里盖房子总是很合理的……”

谈话转到美国当局滥用权力的问题，但安娜立刻又转移话题，让管家有机会说话。

“你看到过收割机吗？”她问陶丽，“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刚好参观回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呢。”

“这种机器究竟是怎样收割的？”陶丽问。

“同剪刀一模一样。一块板，加上许多小剪刀。就像这个样子。”

安娜用她那戴满戒指的白嫩好看的手拿起刀叉，比划起来。她显然看出自己的讲解谁也听不懂，但知道她讲得很动听，她的手又美，因此继续讲下去。

“还不如说像卷铅笔刀。”维斯洛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讨好说。

安娜隐隐约约地微微一笑，但没有回答他。

“是不是像剪刀一样啊，卡尔·菲多雷奇？”她问管家说。

“是的，”德国人用德语说，“这个简单得很。”接着就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它不会捆庄稼。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看见过一架，能用铅丝捆庄稼。”史维亚日斯基说，“那一种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一切都要看……必须把铅丝的价格计算一下。”那德国人被引得开了口，用德语对伏伦斯基说：“这是算得出来的，阁下。”德国人刚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随身必备的铅笔和笔记本，但一想到他坐在餐桌旁，又注意到伏伦斯基冷淡的眼色，就不动了。“太复杂了，一定会有许多麻烦的。”他归结说。

“谁要想赚钱，就不能怕麻烦。”维斯洛夫斯基用德语嘲弄地对德国人说。“我真喜欢德国话。”他又微笑着用法语对安娜说。

“得了吧。”安娜也用法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们还以为会在田野上遇见您呢，华西里·谢苗诺奇，”她对病容满面的医生说，“您到那里去过吗？”

“去过，但又溜了。”医生用忧郁的戏谑口吻回答。

“这么说，您又好好运动过了。”

“太好了！”

“那个老太婆的病怎么样？总不至于是伤寒吧？”

“伤寒倒不是，但病情恶化了。”

“真可怜！”安娜说。她和门客们应酬一通以后，就转身同亲友们攀谈起来。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照您说来，制造机器可真是不容易呀！”史维亚日斯基开玩笑说。

“不，怎见得？”安娜说话时满脸春风，表示她知道，在她描述机器操作时一定有什么动人的地方被史维亚日斯基发现了。她这种少女般卖弄风情的新作风使陶丽感到很不舒服。

“不过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实在叫人钦佩。”土施凯维奇说。

“可不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昨天还谈到什么防湿层和踢脚板呢，”维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那有什么稀奇，我看得多了，也听得多了！”安娜说，“您恐怕连房子是用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陶丽看出，安娜对自己同维斯洛夫斯基的戏谑并不满意，但又情不自禁地使用这样的腔调。

在这种场合，伏伦斯基同列文的态度截然不同。伏伦斯基对维斯洛夫斯基的胡诌显然毫不介意，相反还鼓励他这样做。

“您倒说说，维斯洛夫斯基，石头是用什么砌起来的？”

“当然是用水泥。”

“不错！那么水泥是什么呢？”

“嗯，有点像稀泥……不，像灰泥。”维斯洛夫斯基这样回答，引得哄堂大笑。

除了医生、建筑师和男管家严肃地保持着沉默外，其余用餐的人全都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时而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时而纠缠什么问题，争论不休；时而嘲弄揶揄，挖苦什么人。有一次，陶丽被刺痛了，大为恼火，甚至脸涨得通红，事后想起，还担心当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史维亚日斯基提到列文，说他有一种怪论，认为机器对俄国农业是有害的。

“我没有认识这位列文先生的荣幸，”伏伦斯基微笑着说，“但是他恐怕从来没有见过他所指摘的那种机器吧。就算他见过也试用过，也一定是老爷机器，不是进口货，是俄国土造的。这样还谈得上什么观点呢？”

“总之，是土耳其人的观点。”维斯洛夫斯基笑嘻嘻地对安娜说。

“我不能为他的意见辩护，”陶丽气得满脸通红地说，“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要是他在这里，他一定知道怎样回答你们，可是我说不出。”

“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同他也是老朋友了，”史维亚日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但是，恕我说句实话，他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譬如他硬说地方自治会和调解法官毫无用处，说什么也不愿参加。”

“这是我们俄国式的冷淡，”伏伦斯基把玻璃瓶里的冰水倒进一只高脚杯里，说，“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权利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因此把它推卸掉。”

“我不知道有谁比他责任心更强的了。”陶丽被伏伦斯基妄自尊大的语气激怒了，这样说。

“我恰恰相反，”伏伦斯基不知怎的显然被这场谈话刺痛了，继续说，“我恰恰相反，像我这样的人，靠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他指指史维亚日斯基）的大力支持，当选为名誉调解法官，我很感激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我认为出席地方自治会和调解农民的马匹纠纷，同我所能担任的其他工作同样重要。要是选举我正式当地方自治会议员，我认为这是一种光荣。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偿还我作为地主所享受的利益。可惜大家都不理解大地主对国家的作用。”

陶丽感到奇怪的是，伏伦斯基在自己家里的餐桌旁竟那么自以为是。她想起，列文虽然见解不同，但在自己家里吃饭，往往也是那么过分自信。但她喜欢列文，因此站在他一边。

“那么，伯爵，下次开会能指望您参加啰？”史维亚日斯基说，“但是得早一些去，最好八点以前到那里。您能赏光到我家去吗？”

“我倒是有点同意你妹夫的看法的，”安娜说，“只是不像他那样激烈。”她笑眯眯地说下去。“我担心现在我们的社会公职太多了。就像从前官僚太多，什么事都要有个官到场，如今什么事都得有社会活动家参加。阿历克赛来到这里才六个月，已经担任五六个社会团体的职务了：什么慈善救济委员啦，调解法官啦，地方自治会议员啦，陪审员啦，还有什么马匹委员会啦。照这样生活下去，全部时间都要抛在这上面了。我怕事情太多，难免流于形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您有多少个公职啊？”她问史维亚日斯基，“总有二十来个吧？”

安娜开玩笑说，但从她的语气里听得出恼怒的成分。陶丽仔细观察安娜和伏伦斯基，立刻察觉到这一点。她还发觉在谈这问题时，伏伦斯基脸上现出严肃而固执的神气。陶丽注意到这一点，还察觉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为了改变话题，慌忙谈起彼得堡的熟人来，同时她又回想到伏伦斯基怎样在花园里不伦不类地谈到他的活动。她明白了，在社会活动这个问题上安娜同伏伦斯基暗地里有争吵。

饭菜、酒类、餐具，一切都很精美，但一切也同陶丽在她已经好久没有参加的同类宴会和舞会上看到过的那样，千篇一律，而且使人感到紧张。在日常交际活动和朋友交往中，这一切也都给了她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饭后，大家坐在阳台上。过了一会儿，开始打网球。球员分成两组，分别站在碾得十分平整的槌球场上，中间的网挂在金色的柱子上。陶丽试打了一会儿，但不懂怎样打法，等到懂了一点，已经精疲力竭，只能同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一起坐着看人家打了。她的搭档土施凯维奇也打不动了：其余的人又继续打了好一阵。史维亚日斯基和伏伦斯基两人都打得很好很认真。他们机灵地注视着向他们打来的球，不慌不忙，又毫不迟疑地及时跑过去，等球一跳起来，就准确地把球打过网去。维斯洛夫斯基打得最差。他过分急躁，但他的快乐心情却鼓舞了所有打球的人。他的笑声和叫声没有停过。他也像其他男人一样，征得了女士们的许可，脱去上装。他那穿着雪白衬衫的健美身体、汗珠滚滚的红润脸庞和矫捷灵敏的动作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天夜里，陶丽躺下来睡觉，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维斯洛夫斯基在槌球场上奔跑的身影。

打球的时候，陶丽有点不高兴。她不喜欢维斯洛夫斯基同安娜打球时连续不断的戏谑，也不喜欢孩子们不在时成年人玩孩子游戏的那种别扭劲儿。不过，为了不扫别人的兴，消磨消磨时间，她休息了一会儿，又参加打球，并且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这一天她老是觉得，好像在跟一批比她高明的演员同台演出，她的拙劣演技把整台好戏都糟蹋了。

陶丽来的时候原打算住上两天，要是住得惯的话。但是傍晚打球的时候，她决定第二天就回去。对那种做母亲的牵挂心情，她到这儿来的一路上还十分厌恶，此刻在离开儿女们一天以后.想法就完全不同，她又一心想起家来了。

在用过晚茶和划过夜船以后，陶丽独自回到房里，脱了衣服，松开她那稀疏的头发准备睡觉，她觉得轻松多了。

想到安娜马上就要来看她，她都觉得不愉快。她很想独自想想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