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吸烟和小吃的小厅里挤满了贵族。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焦虑不安。情绪特别激动的是两派贵族的领袖，他们知道全部底细，算得出票数。他们是一场将要展开的战斗的指挥官。其余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此刻还在寻欢作乐。有些站着或者坐在桌旁吃点心；有些在狭长的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吸烟，一面同久未晤面的朋友谈话。

列文不想吃东西，也不吸烟。他不愿加入自己人的一伙，也就是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史维亚日斯基等人的一伙，因为身穿宫廷武官制服的伏伦斯基正在兴致勃勃地同他们谈话。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看到他，就竭力避开他，不愿同他见面。列文走到窗口坐下，打量着周围的人群，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他觉得非常伤心，因为看到周围人人生气勃勃，奔走忙碌，只有他一人同旁边坐着的那个身穿海军服、没有牙齿、喃喃地说个不停的老头，对选举漠不关心，无事可做。

“他是个十足的骗子手！我对他说过，那样不行。可不是！他收了三年都收不齐。”一个个儿不高、背有点驼的地主，搽过油的头发耷拉在制服的绣花领子上，他使劲踩响那双因为参加选举才穿的新皮靴后跟，精神抖擞地说。他不满地向列文瞥了一眼，猛地转过身去。

“是的，这事可不体面，没话说的。”小个儿地主声音尖细地说。

一大群地主簇拥着一个胖将军，紧跟着他们，匆匆地走近列文。地主们显然在找寻一个人家听不到的地方谈话。

“他居然敢说是我指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看他是把裤子当掉买酒喝了。我才不管他什么公爵不公爵呢！他不该说这话，这个猪！”

“对不起，听我说！他们有条文作根据，”另外一伙中有人说，“太太应该登记成为贵族家属。”

“我他妈的才不管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心里话。高尚的贵族就应该这样。要有信心。”

“阁下，来吧，喝一杯好香槟。”

再有一群人紧跟着一个大声叫嚷的贵族：他是两个被灌醉的人中的一个。

“我总是劝玛丽雅·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不租出去没有好处。”一个留灰白小胡子、穿旧参谋部上校军服的地主声音悦耳地说。这就是列文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遇见的那个地主。列文立刻认出了他。那地主也打量了一下列文。他们相互问好。

“看到你真高兴，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在首席贵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家里见到过您。”

“那么您的农庄弄得怎么样了？”列文问。

“还是那个样子，总是亏本。”那地主露出听天由命的苦笑和无可奈何的冷静神气回答，在列文旁边站住。“那您怎么会到我们省里来的？”他问，“来参加我们这里的政变吗？”他用咬音不准的法语着重说了“政变”两个字。“俄国文武百官都集中在这里了：又是宫廷侍从，又是各部大臣。”他指指身穿白裤和宫廷侍从服、仪表堂堂的奥勃朗斯基说。

“不瞒您说，我很不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对他望了望。

“这有什么好了解的？没有丝毫意义。这是一种没落的制度，完全靠惯性活动。您只要看看这些制服就明白了：都是些调解法官，终身官僚，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可就是没有贵族。”

“那您何必来呢？”列文问。

“按照习惯，这是一。再有，关系还得维持。而且也有道义上的责任。再有，说句实话，也有个人的利害关系。我女婿想弄个终身官职。他们没有钱，得提拔提拔他们。可是这些老爷跑来做什么呢？”他指指那个在主席台上发过言的说话尖刻的绅士说。

“他是新一代贵族。”

“新是新的，但不是贵族。他们是地主，我们可是乡绅。他们这些贵族在自取灭亡。”

“您不是说这是一种没落的制度吗？”

“没落尽管没落，但对他们还得客客气气。就拿斯涅特科夫来说吧……好也罢，歹也罢，我们毕竟有一千年历史了。譬如说，我们要在房子前面造个花园，要设计一下，可是这地方长着一棵百年老树……它尽管长得节节疤疤，老态龙钟，但我们可不会因为造花坛而把老树砍掉，我们将利用这棵树重新布置花坛。树不是一年长得起来的，”那个地主小心翼翼地说，接着立刻改变话题，“您的农场弄得怎么样了？”

“不好。只有五厘利润。”

“是的，但您还没有把您的劳动算进去。您的劳动不是也得花代价吗？就拿我来说吧。我在没有搞农场以前，每年有三千卢布官俸。如今我干得比当差还卖力，可是像您一样也只有五厘利润，而且还算走运呢。我自己的劳动还不算在里面。”

“既然是纯粹亏本的买卖，您何必还要干呢？”

“就这样干下去！您说有什么办法？习惯了，不得不这样。我还要对您说，”那个地主臂肘搁在窗口，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儿子对农业毫无兴趣。看来他要做个有学问的人。这样，我的事业就没有人继续了。可我还是照样干。最近我又办了个果园。”

“是的，是的！”列文说，“您说得很对。我总觉得搞农场没有实利，可我还是照样干……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务。”

“让我来讲件事给您听吧，”那个地主继续说，“有一个做买卖的邻居来看我。我们在农场里绕了一圈。还参观了果园。他说：‘啊，斯吉邦·华西里奇，您这儿什么都好，可就是果园荒芜了。’其实我的果园弄得很好。他还说：‘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把这些菩提树都砍掉了。不过要等到茂盛的时候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棵树可以锯两块厚板。如今厚板很值钱，还可以砍下来盖房子。’”

“他就可以用这笔钱去买牲口，或者低价买进土地，再分租给农民，”列文含笑替他把话说完，显然不止一次遇见过打这种如意算盘的人，“他就会大发其财。可是咱们能保住自己的产业，再能留些给孩子们，就算上上大吉了。”

“听说您结婚了，是吗？”那地主问。

“是的，”列文得意扬扬地回答，“说起来也真有点怪，我们就是这样毫无算计地过日子，好像命里注定了，只能跟灶王奶奶那样一辈子守着家。”

那地主在灰白的小胡子底下冷笑了一声。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伏伦斯基伯爵，他们都想搞现代化农场，可是至今除了亏本毫无结果。”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商人那样办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树木砍成木材呢？”列文又回到吸引他的那个问题上来。

“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守着家。那可不是贵族的事。我们贵族的事不是在这里选举大会上，而是在我们各自的角落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是根据我们的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农民总是竭力想多租些地种种。不管地多糟，还是一样种。结果也没有好处。总是净亏本。”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列文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他看见史维亚日斯基向他走来，加上说。

“自从上次在府上见面以来，我们这还是第一次碰头，”那个地主说，“可是已谈得很痛快了。”

“噢，是不是在骂新制度哇？”史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我们谈了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