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的花坛、棕榈树、彩色的鹅卵石路和周围一栋栋白色的建筑都在迎接客人。跟每天下午一样，石凳上坐满了一对对情侣和成群结队的朋友。附近的露天咖啡座传来一股诱人的肉串香味。我穿过广场，走向总督府。自从搬到这里，我经常路过总督府，但是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过我的好奇心。总督府离哈里发的宫殿很近，是一栋白色的西班牙风格建筑，周围环绕着郁郁葱葱的花园。西班牙管理当局的大部分机构都在这里。透过树林可以看到它的两个主楼层和面积较小的第三层，还有屋角上的炮塔、绿色的百叶窗和橘红色的屋顶。摩尔士兵在大铁栏杆里面站岗。，威严肃穆，身上的长斗篷随风飘动。西班牙驻非军队的军官们穿着绿色制服从旁边的小门进进出出，笔挺的马裤和油光发亮的高筒靴让他们看起来英气逼人。里面也穿梭着摩尔士兵，穿着欧式军上衣，宽大的裤子，腿上绑着棕褐色的绷带。双色的国旗在蓝天下迎风招展，万里无云的天气似乎已经在宣告夏日的来临。我呆呆地看着这些穿着制服的人来来往往，直到发现很多人朝我投来惊讶疑惑的目光。我感到很不自在，有些惊慌地转身离开，重新向广场走去。我在总督府面前寻找些什么？期望找到什么？我为什么要走到这里？也许没有原因。至少除了近距离地看看我的新客人那位出人意料的情人所在地外，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

春天在慢慢地向夏天过渡，夜晚又变得五彩斑斓。我一如既往地跟坎德拉利亚平分时装店的收益。抽屉里那捆英镑越来越厚，几乎够支付大陆酒店的欠款了。离约定的偿还日期越来越近，一想到自己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我就感到很振奋，终于可以赎回自由了。无线电和报纸依然每天传来战争的消息。莫拉将军阵亡了，布鲁内特战役开始了。菲利克斯还是经常来夜游，哈米拉也一直在我身边帮忙，她那甜美而柔和的西班牙语已经大有进步，也开始帮我做一些最简单的针线活，比如松松、地绷线、钉个纽扣、上个纽襻之类的。时装店里的日子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几乎没什么事打乱我的生活。只有左邻右舍做家务的声音，或者交谈时的零星句子从朝前院开的窗户里飘进来。还有楼上那些已经放暑假的孩子们时不时跑出去玩的脚步声，有时候纷沓杂乱，有时候鱼贯而行。不过所有这些都并不令我厌烦，反而感到亲切，它们陪伴着我，让我不那么孤单。

七月的一个下午，周围突然嘈杂起来，人们说话更大声，上下楼梯的脚步也更加急促了。

“他们到了，他们到了！”有一个声音喊，接着传来更多人的说话声、叫喊声、关门声，然后是失声痛哭，不停地重复的几个名字。“贡恰，贡恰！卡尔梅拉，我的妹妹！终于来了，艾斯裴伦萨，终于来了！”

我听见楼上的家具被拖动的响声，楼道里匆匆忙忙地上上下下。笑声，哭声和命令声。把浴盆装满水，再拿点儿毛巾来，把衣服拿来、把床垫准备好！孩子，快给孩子喂点儿吃的！之后又是哭声、激动的叫喊声和笑声。然后是锅碗瓢盆的声音，窗户里飘进饭菜的香味。“卡尔梅拉，我的上帝，贡恰，贡恰！”一直到后半夜楼上还在忙碌着。这时候菲利克斯来了，我终于能问他：

“艾莱拉家里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今天这么乱？”

“你还不知道吧？何塞菲娜的姐妹们来了，她设法把她们从沦陷区弄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又听到了杂乱的语声和激动不安的来来往往，虽然已经比前一天平静了很多。就算是这样，这一天也没消停过：不停地进进出出、门铃、电话铃、孩子们在楼梯上跑来跑去。也听到了哭泣，笑声，痛哭声，更多的笑声。下午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楼上的邻居需要什么帮助或者借什么东西，比如鸡蛋啦，床单啦，罐子啦。但是我错了，敲门的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来客。

“坎德拉利亚女士请您尽快回拉鲁内塔，退休教师安塞尔莫先生去世了。”

小巴格，那个胖女人的胖儿子，汗流浃背地给我带来了一个口信。

“你先回去，告诉她我马上就来。”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哈米拉，她伤心地哭了。我没掉一滴眼泪，却感到心里一阵剧痛。住在公寓里的时候，在同一屋檐下的那些躁动不安的人中，他是跟我走得最近的一个，始终给我亲密和友爱。我穿上了能找到的颜色最深的衣服，因为我的衣柜里根本没有丧服。我和哈米拉急匆匆地出门，来到公寓门口，爬上楼梯，就再也无法继续往前走了。门口密密麻麻聚集着一群人，都是安塞尔莫先生生前的朋友和熟人，带着敬畏的神情等着进去跟他做最后的告别。我和哈米拉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公寓的门开着，刚到门厅我就闻到一股大蜡烛燃烧的味道，听到一群女人齐声祈祷的嗡嗡声。坎德拉利亚早迎了上来。她紧紧地裹在一件明显小一号的黑色套装里，壮观的胸脯前挂着一枚圣母像吊坠。在饭厅中央的饭桌上，安塞尔莫先生灰色的尸体穿着寿衣躺在棺材里。看到这个情景我打了个寒战，并注意到哈米拉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在坎德拉利亚的脸颊上亲吻了两下，她在我的耳边留下了两行热泪。

“他就在那儿，就倒在他们每天的战场上。”

我又回想起自己亲眼见证的那日复一日的餐桌大战。鍉鱼的鱼刺和非洲獴粗糙发黄的肉皮满桌乱飞。尖酸刻薄的讽刺和辱骂，像箭一样到处乱扔的叉子，此起彼伏的叫喊，还有坎德拉利亚从来没有兑现过的把他们都赶出去的威胁。的确，餐桌已经变成了他们真正的战场。我努力控制着悲伤的笑容。干瘦的老姐妹、胖寡妇和几个女邻居坐在窗前，全身缟素，正在念令人费解的《玫瑰经》，她们的声音单调而带着哭音。一瞬间我竟然在想，安塞尔莫先生如果活过来，一定会叼着他那托莱多牌的香烟，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愤怒地大喊，要求她们马上停止为他祈祷。但是他已经死了，而她们还活着。所以尽管他尸骨未寒，她们已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和坎德拉利亚坐到她们旁边，她加入了她们的合唱，我也假装张开嘴念经，但是心思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圣灵，请怜悯我们。”

“基督，请怜悯我们。”

“我有件事要问你，坎德拉利亚。”我在她耳边小声说。

“基督，请眷顾。”

“基督，请倾听。”

“说吧，亲爱的。”她也用很小的声音回答。

“圣父，请怜悯我们。”

“圣子，我们的救世主。”

“我听说有人能设法把人从沦陷区弄出来。”

“万能的圣灵！”

圣特立尼达，我们的神明。

“这我也听说了……”

“圣马利亚，请为我们祈求。”

“万能的圣母。”

“贞洁的圣母。”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吗？”

“基督之母。”

“教廷之母。”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神圣的幸运之母。”

“纯洁的母亲。”

“贞洁的母亲。”

“为了把我母亲从马德里救出来，带到这儿。”

“圣洁的母亲。”

“无瑕的母亲。”

“仁慈的母亲。”

“可敬的母亲。”

“明天一早行吗？”

“给予我们忠告的母亲。”

“造物主的母亲。”

“救世主的母亲。”

“我尽快吧。现在你闭上嘴，跟我们一块儿祈祷。看看咱们能不能努力让安塞尔莫先生上天堂。”

守灵仪式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第二天我们安葬了安塞尔莫先生。墓地选在天主教区，葬礼上念着庄重的俸亡经，一切都照着最虔诚的天主教仪式进行。我们陪着棺木来到了陵园。得土安的风一如既往地肆虐，吹开女人们的面纱，吹得裙裾飞扬，吹得蓝桉树的叶子在地上不停地翻腾，漫天飞舞。神父正用拉丁文念诵着最后的告别祈祷，我凑到坎德拉利亚耳边好奇地问：

“我听那对老姐妹说，安塞尔莫先生是个无神论者啊，为什么大家要给他弄这样一个教会葬礼？”

“打住，打住，你算了吧，这么说会让安塞尔莫先生的灵魂下地狱的，等我们睡着了他的冤魂就要来找我们算账……”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

“看在上帝的分上，坎德拉利亚，别这么迷信了！”

“你可别跟我说这个，我是个老脑筋，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她再也不说话了，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宗教仪式中，再也没看我一眼，直到念完最后一句祷告词“息止安所”。尸体被放入墓穴，安葬者往上洒了第一铲土，人群慢慢散开。我们排着队走向陵园栏杆处的出口。坎德拉利亚弯下腰假装系鞋带，让老姐妹、胖女人和其他邻居先走了。我们俩落在后面，看着她们的背影缓缓前行，像一群乌鸦，黑色的面纱长及腰际，这种面纱被称为半披风。

“来吧，为了纪念可怜的安塞尔莫先生，咱们去吃点儿东西，亲爱的，我这两天太伤心了，现在都饿得不行。”

我们一路走到好味道餐厅，各自挑了点心，然后坐在教堂广场的长凳上吃。广场上到处都是棕榈树和花坛。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提出了那个从早上开始就在舌尖上滚动的问题：

“昨天我跟你说的事，你打听到什么了吗？”

她点了点头，嘴里塞满了蛋白酥。

“事情很复杂，而且需要一大笔钱。”

“快给我讲讲。”

“在得土安有人参与过这样的事。我没打听出具体的细节，但似乎西班牙那边是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来操作的。先找到身在沦陷区的那个人，然后通过某种方法把他转移到莱文特的某个港口，别问我是怎么转移过去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乔装打扮，用车运，还是徒步，只有上帝清楚。反正就是在那些港口把人送上船。那些想去解放区的人会被送往法国，然后从巴斯贡加达斯穿越边境线。想来摩洛哥的人，他们会尽可能送到直布罗陀海峡，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到那儿比较难，一般会先到地中海的其他港口，然后到达丹吉尔，最后是得土安。”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开始加速。

“那你知不知道我应该去找谁？”

她有些悲伤地笑了，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腿，我的裙子就沾上了一块糖溃。

“在找人之前，你得先弄到一大笔钱，而且是英镑。我跟你说过吧？英国佬的钱是最值钱的。”

“这段时间来存下来的钱我分文未动。”我没有理会她的得意。

“可是你还有大陆酒店的债没还呢。”

“也许我存的钱够支付这两件事了吧。”

“不可能，亲爱的。要办成这件事起码得二百五十英镑。”

我的嗓子一下子干了，嘴里的千层饼像糨糊一样卡在喉咙里。我忍不住咳嗽起来，坎德拉利亚轻轻地拍着我的背。等我终于把这口饼咽了下去，擤了擤鼻子，然后问道：

“你不能借给我吗？坎德拉利亚。”

“我？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时装店的收入呢？我不是每月都给你吗？”

“都花光了。”

“花哪儿了？”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用来办这次葬礼了，还有他最后那段时间的药费，以及在别处欠下的账单。还好马戴医生是他的朋友，不会来跟我要出诊费。”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可是他不是有退休金吗？应该有些积蓄啊？”

“他一分钱都没有了。”

“这不可能，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怎么出过门了，根本就没什么开销。”她笑了，笑容里充满了同情、悲伤和讽刺。

“不知道这个该死的老家伙怎么弄的，把所有的积蓄都捐赠给红十字会了。”

即使不需要还债，我的积蓄也远远不够托人把母亲从马德里带到摩洛哥。即便如此，这个念头还是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我设想了无数种荒谬的可能，把抽屉里存下的钱数了又数。可是不管多么渴望，不管数多少遍，它们的数目仍然没有变化。一直到天光大亮，我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交谈声、大笑声，还有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一下子都停了下来，四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屋子是灰色的，烟雾弥漫，烟味和长时间受潮的霉味扑鼻而来。除了苍蝇飞来飞去的嗡嗡声和头顶上木制电扇慵懒的旋转，屋里寂静无声。几秒钟以后有人经过走廊时看到我站在那里，吹了一声惊艳的口哨。那天我穿着最好的套装，站在四张桌子中间，桌子后面是四个穿着衬衫汗流浃背的男人，正在努力工作。或者说，看上去在工作。

“我来找巴斯盖斯警长。”我说。

“他不在。”胖胖的警员说。

“但是他很快就会回来。”最年轻的那个说。

“您可以等他一会儿。”最瘦的那个说。

“愿意的话您可以先坐一会儿。”年纪最大的那个说。

我在一张橡胶面的椅子上坐下，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个半小时。在这漫长的九十分钟内，屋里那几个人假装继续工作，但实际上谁也没在干活。有的假装埋头做事，却恬不知耻地偷偷看我，有的假装用四折的报纸打苍蝇，然后交换几个暧昧的表情，或者传递些字迹潦草的纸条，估计上面写满了对我的胸、臀、腿的猜测和描述。要是我的态度稍微亲热一点儿的话，还不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来。克拉乌迪奥先生终于回来了，像个乐队指挥一样走进来，步子又快又大。他一边摘帽子脱外套，一边发号施令，还看着手里一堆别人刚刚递给他的纸条。

“胡安雷斯，我要你马上去一趟商业街，有人被刺伤了。科尔德斯，我数到十，你要是不把火柴厂那个案子的资料整理好放到我桌上，我就一脚把你踢到地狱里去。巴乌迪萨，老虎市场的盗窃案怎么样了？卡尼艾特……”

他停住了，因为看见了我。于是那个卡尼艾特，就是那个瘦瘦的警员，没有被指派到任何任务。

“请进。”他简单地说，指了指屋子尽头的办公室，又把脱了一半的外套穿上。“科尔德斯，火柴厂的材料等会儿再给我吧。你们，该干嘛干嘛去。”他对其他人说。

他关上了办公室的玻璃门，并请我坐下。这个房间稍微小一些，但是比外面大办公室的环境要好得多。他把帽子挂在衣架上，在办公桌后面坐好，桌上摆满了各种纸张和文件夹。接着他打开了一个塑料电扇，凉爽的风吹到脸上，简直像在沙漠里遇到了绿洲。

“好了，您有什么事。”他的语气并没有特别和蔼，也没有特别严厉，神色介于头几次见面时的紧张担心和上次来到时装店走访并决定不再过问时的严肃之间。就像去年夏天一样，他的脸庞又被太阳晒得黝黑，可能是跟大多数得土安人一样，经常去附近的马尔丁河滩，但也许只是因为成天在太阳底下奔波，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对他的工作方式已经很了解，所以直接提出了请求，并且准备好应对他将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无数问题。

“我需要我的护照。”

“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为了去一趟丹吉尔。”

“我能知道您去干什么吗？”

“为了去商量一下我的欠款。”

“商量？商量什么？”

“我需要他们再宽限我一段时间。”

“我以为您的生意很兴隆，已经攒够能还清欠款的钱了呢。我知道您有一些非常有钱的顾客，她们对您的评价很不错。”

“是的，生意的确还不错。我也一直省吃检用。”

“您现在存了多少钱？”

“足够支付大陆酒店的欠款了。”

“我有别的事情，急需用钱。”

“哪方面的？”

“家庭事务”

他假装惊奇地看着我。

“我以为您的家人都在马德里。”

“是的，正是因为这个。”

“麻烦您说清楚点儿。”

“对我来说，世界上唯一的家人就是我的母亲，她还在马德里。我想找人把她接到得土安来。”

“那您的父亲呢？”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几乎不认识他。我只想找到母亲。”

“明白。您打算怎么把她接过来？”

我把坎德拉利亚告诉我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他，当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他还像以前一样，紧紧盯着我的眼睛，看上去好像在全神贯注地听我的话。其实我几乎敢肯定，他了解这类暗箱操作的全部细节。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丹吉尔？”

“尽快，如果您允许的话。”

他往椅背上一靠，定定地看着我，左手的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如果我有透视的特异功能，一定能看到他的大脑是如何启动，然后快速运行的：考虑一下我的请求，排除其他选择，下决心，然后作出决定。

过了一会儿，应该只是短短的一会儿，但是对我来说却无比漫长，他停下手指的动作重重拍了一下桌面。于是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决定。但是他没有直接向我宣布，而是走到门口探出身去大声喊：

“卡尼艾特，为希拉·西罗嘉小姐准备一张博奇哨所的过境通行证，现在就要。”

听到这个命令，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是没有说话，直到他回到座位并且直接告诉我这个决定。

“我会把您的护照还给您，另外给您开一张通行证，明天您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往返丹吉尔。去跟大陆酒店的经理谈一谈，看看结果怎么样吧。说句实话，我觉得希望不大。但是去试试吧，总比待着傻等强。请您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另外，记住：别跟我耍任何花招！”

他打开一个抽屉，在里面翻了一会儿，拿出了我的护照。卡尼艾特进来，把一张纸放在桌上，然后在一旁色迷迷地看着我。警长一边在文件上签字，一边头也不抬地对这个开小差的下属喝道：“快滚，卡尼艾特。”接着他把纸对折，夹在我的护照里，一言不发地递给我，然后站起身来，打开门，握着把手等在那里请我离开。我进来时遇到的四双眼睛现在变成了七双。七个男人垂手站立等着我离开，好像在迎接圣驾，似乎他们一辈子都没在警察局里见过略微平头正脸的女人。

“今天怎么了？全都在度假吗？”克拉乌迪奥先生对他们吼道。

所有人立即行动起来，从文件夹里拿出文件，聚在一起谈论听上去很重要的案子，把键盘敲得噼啪作响，其实可能是翻来覆去在敲同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