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那个士兵穿过走廊，跟来时的方向相反，重新穿过大厅，然后进入另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比较寂静，灯光也很幽暗。我们拐了好几个弯，先向左，再向右，然后又向左，大概是这样。

“女士，您需要我在这儿等您吗？”到达的时候那个士兵问。

“不用了，谢谢。我想我能自己找回去。”

其实我心里没底，但是一想到外面有个人在等着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所以，把士兵打发走后，我先上了个厕所，重新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准备离开。但是又觉得沮丧无力，完全没有勇气回去面对现实。所以我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会儿，享受几分钟的孤独。我打开窗户，非洲的夜从窗外弥漫进来，带着好闻的茉莉花香味。我坐在窗台上，观察着外面棕榈树的影子，远处传来前院里的一些交谈声。我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只是独自品味着独处的寂静，让心中的焦虑逐渐消散。但是在脑海中某个遥远的角落里，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召唤：快，快，你该回去了。我叹了口气，站起来，关上窗户。必须得回到现实，必须得跟那些与我毫无关系的人们待在一起，必须得陪伴在那个把我拉进这个无聊荒谬的宴会、又向我提出各种稀奇古怪要求的记者身边。最后我照了照镜子，关上灯离开了。

我在黑暗的走廊里朝前走，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觉得自己并没有认错路。但这时候我突然迎面撞见一扇似乎没见过的对开大门，打开门，看到的是一间空荡荡的黑暗大厅。看来我找错了。我换了一个方向。又是走廊，我记得好像该往左转，但是又错了，我似乎走进了一个没那么豪华的区域，两边既没有光亮的木制护板，墙上也没有将军的油画，很可能是走进了一片服务区。镇静，镇静，我没什么底气地对自己说。那个穿着长袍带着一身手枪的晚上，在摩尔人社区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迷失方向的情景突然浮上心头。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它，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眼前的难题上，再次改变了方向。突然间我又重新回到了刚才出发的地方，就在第一个卫生间的旁边。虚惊一场，这回不会再迷路了。我回忆着那个士兵带我来的时候经过的线路。好了，一切都解决了，我一边想一边往出口走去。周围的一切果然渐渐变得熟悉起来：放着古代武器的玻璃橱窗，镶着相框的照片，悬挂的国旗。所有这些我都见过，现在又都认出来了。我甚至听到了前面拐弯处传来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正是在荒唐的粉盒事故中听到的那些嗓音。

“在这儿我们会更舒服一些，塞拉诺朋友，说话也更方便。这是贝格贝尔上校平时接见我们的房间。”一个操着浓重德国口音的人说。

“好极了。”他的交谈对象简单地回答。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大气都不敢出。塞拉诺和至少一个德国人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正走向与我所在的走廊垂直的拐角处，只要我们其中一方走过拐角，就会迎面碰上。一想到这个，我感觉自已的腿都在发抖。事实上，我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更没有什么理由去惧怕这个会面，但是我真的没有力气再把自己假装成一个惊慌失措的傻女人，哀怨地解释因为卫生间水管爆裂了，满地都是水，所以我才会一个人深更半夜在总督府的走廊上闲逛。几乎一秒钟之内我就作出了决定。已经没有时间逃回去了，而且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跟他们面对面，现在既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水平移动，身边是一扇紧闭的门，我想都没想就推开门闪身而入。

屋里一片漆黑，只有从窗户缝里射进来的几丝月光。我背靠着门，等着塞拉诺和他的朋友从外面经过，然后消失，这样我就能出去继续往前走了。那个花园，亮着狂欢舞会一样的灯光、回荡着鸽子一样咕咕叫的交谈声，里面还有沉着冷静的马库斯·洛根，突然间让我觉得它比天堂还要美好。但不幸的是，似乎还不到回去的时候。我喘着粗气，就好像随着一口一口呼出的空气，可以把身体里所有的焦虑都驱走似的。我观察了一下自己的藏身之所，在黑暗中分辨出了椅子、沙发，还有墙边一个玻璃门书柜。屋里还有其他家具，但是没有时间去辨别了，因为就在这时候，另一件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就在我的旁边，在门外。

“我们到了。”一个德国口音说，随之而来的是转动门把的声音。

就在门合页慢慢打开的时候，我飞快地跑到了房间的另一边。

“开关在哪儿？”他们问，这时候我已经躲到了一张沙发的后面。就在灯打开的一霎那，我趴到了地上。

“好了，就在这里吧，请坐，朋友。”

我肌在地上，左半边脸贴着冰冷的地砖，屏住呼吸，眼睛瞪得像盘子一样，内心充满了恐惧。不敢呼吸，不敢咽口水，甚至不敢眨眼睛。

那个德国人似乎扮演着主人的角色，他的对话者也只有一个。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只听到两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沙发底下，从我那个谁都想不到的藏身之处，穿过家具的腿，只看到两双脚。

“总督先生知道我们在这儿吗？”塞拉诺问道。

“他正忙着招呼宾客，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的话，咱们稍后再告诉他吧。”德国人含糊其词地说。

我听到他们坐了下来，沙发弹簧被压得吱嘎作响。塞拉诺坐在一把单人软椅上，我看到他深色西裤的裤边，裤缝烫得笔直，黑色的袜子包着消瘦的脚踝，下面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德国人坐在他对面，就在我藏身的那张沙发的右端。他的腿比较粗，袜子也没有那么精致。如果我伸出胳膊，几乎可以挠他瘁痒了。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无法准确地估计到底有多久，但是漫长到足以让我的脖子疼得像要断掉，让我疯狂地想要抓挠自己，而且几乎要控制不住地大声叫喊、痛哭，甚至跑出去。我听到打火机的声音，屋里充满了烟味。从地上可以看到塞拉诺的腿不停地架起，放下，又架起，变换了无数次。而那个德国人却几乎没有动过。我试图控制住内心的恐惧，找到一个相对不那么难受的姿势，祈求上天让这两个谈话者不要迫使我调整位置。

我的视野很窄，几乎没有活动空间，唯一能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他们谈论的内容。它们飘在空气中，然后进入我的耳朵，于是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谈话的主题上，既然在粉盒事故中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也许在这里能找到什么让那个记者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至少可以让我稍微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至于让脑子麻木掉。

我听他们谈到了设备和运输、船舰和飞机、金子的数量、德国马克、比塞塔、银行账号，签名与付款期、供应、后续跟踪；权力破码，公司的名字、港还有忠诚。我知道了这个德国人是约翰内斯·本哈尔德，塞拉诺打着佛朗哥的幌子给他施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避免被迫接受某些条件。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谈话的背景，也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但可以推测出两个人都很希望促成他们正在谈论的这件事情。

最终他们成功了，终于达成了一致。于是他们站起来，互相击掌表示成交。我只听见声音，没有看到他们的动作，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脚在向门口移动，德国人再次摆出主人的态度让西班牙人先行。在出门之前，本哈尔德提了一个问题。

“您会跟贝格贝尔上校谈这件事吗，还是您认为应该由我来谈？”

塞拉诺没有马上回答，我听见他先点了一支烟。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支了。

“您认为这是必须的吗？”他吐出一口烟，然后说。

“这些设备都将安装在西班牙保护区，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对此有所了解。”

“那这件事由我来负责吧。领袖会直接告诉他的。而且，关于这项协议的内容，最好不要泄露任何细节。只有你知我知。”他一边说，一边关上了灯。

我继续在原地等了几分钟，直到推测他们应该已经离开了这栋楼才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刚才的会谈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屋里只剩下浓烈的烟草味，以及直觉中茶几上装满了烟头的烟灰缸。但我还是无法放松警惕。我整理了一下裙子和上衣，然后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慢慢地把手伸向圆形的把手，好像害怕上面有什么机关一样，不敢走出去。

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碰到那个圆球，就发现有人正在屋外旋转把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后一倒，然后用尽全身的力量贴在墙上，好像要跟它融为一体。门被猛地推开了，差点打到我脸上，紧接着灯也打开了。我看不到来人是谁，但是听到他在咬牙切齿地咒骂。

“看看那个变态到底把烟盒扔到他妈的哪儿了。”

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想那只不过是一个士兵在不情不愿地执行任务，来寻找塞拉诺或者本哈尔德落下的东西，我不知道他说的变态指的是他们中的谁。很快，屋里又恢复了黑暗和寂静，但是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走廊里冒险了。平生第二次，我从窗户中跳了出去，把自己解救了出来。

我回到了花园，惊讶地看到马库斯·洛根正在与贝格贝尔热烈地交谈。我正想转身走开，但已经太晚了，他看见了我，并招呼我过去。我缓缓地朝他们走去，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不安。经历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似乎我只差没跟这位总督先生亲密接触了。

“那么，您就是我亲爱的罗萨琳达那位美丽的朋友了？”他微笑着问候我。一只手端着一杯白酒，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搭在我的肩头。

“真的非常髙兴，今天终于认识您了，亲爱的。很遗憾我们的罗萨琳达不太舒服，没能跟我们在一起。”

“她怎么了？”

他手里拿着雪煎，吸了一大口。

“可能是一些肠胃上的问题。每次她在非常紧张的时候就会发作。这些天她一直忙着接待我们的客人。我的小可怜，连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他做了个表情，示意我和马库斯把脑袋凑过去，然后压低声音，用同谋犯的口吻说：

“感谢上帝，这位连襟同志明天就要离开了，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多一天都不行。”

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了。

“好了，两位，我得走了。”他说着看了下表，“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是职责在召唤我，马上要奏赞歌，发表演讲，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程序。毫无疑问这将是最无聊的部分。希拉，您有空的时候就来看罗萨琳达吧，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洛根，您也可以一起过来，有祖国同胞的探望她也会非常欢迎的。过一阵子，等所有人都稍稍松弛一些，咱们四个人找一个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天佑吾王！”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向我们告别，然后就转身离去了。

我和洛根沉默了一会儿，目送着他离开，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个男人有多么特别。

“我找了您将近一个小时，您跑到哪儿去了？”他终于问，眼睛还—直盯着总督的背影。

“当然是去解决问题了，不是您交给我的任务吗？”

“您的意思是您看到了他们传阅的东西？”

“没什么重要的，是一些家庭合影。”

“哦，看来咱们运气不好。”

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对方，目光都集中在贝格贝尔身上。

“但是，我知道了另外一些事情，也许您会感兴趣。”我说。

“比如说？”

“协议。交换。交易。”

“关于什么？”

“天线。”我说，“巨大的天线。三个。大约有一百米高，孔索尔系统，Electro-Somier牌的。德国人想把它们装在西班牙保护区，用以拦截海峡的航空和航运交通，打击英国人在直布罗陀的势力。他们商量要把这些天线安在塔姆达废墟，离这里大约有几公里远。为了取得佛朗哥的授权和支持，德国政府将向国民军提供无偿贷款。所有这些交易都将通过HISMA公司进行，这家公司是约翰内斯·本哈尔德的主要客户，而这个约翰内斯正是跟塞拉诺谈交易的人。他们不想让贝格贝尔知道这件事，试图瞒着他。”

“My goodness！”他用母语小声地惊呼，“您是怎么打听到的？”

我们还是没有看对方，表面上似乎都还在专注地望着总督。他正在欢呼声中走向一个精心布置的讲台，上面还摆了一个麦克风。

“因为，我当时正好就在他们谈判的那个房间。”

“他们当着您的面完成的交易？”他难以置信地问。

“不不，不用担心，他们没看见我。这件事说来话长，下次再跟您细说吧。”

“好吧。那再给我讲详细点儿，他们谈到日期了吗？”

台上麦克风的尖厉响声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有一个声音在说：测试中，测试中。

“零部件都已经准备好了，在汉堡港口。只要佛朗哥一签字，它们就将被运到塞乌塔港口，开始安装。”

远处，贝格贝尔上校正神采奕奕地登上讲台，并用夸张的表情叫塞拉诺一起登台演讲。他仍微笑着充满自信地跟下面的人打招呼。于是我向洛根提了好几个问题。

“您觉得贝格贝尔应该知道他们瞒着他做交易吗？您觉得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罗萨琳达吗？”

在给我回答之前，他思考了一下，目光仍然集中在那两个男人身上，他们俩正一起接受人群雷鸣般的掌声。

“我觉得他需要知道这些，但是最好不要通过您，也不要通过福克斯太太。因为这样会连累她。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我会找个最适当的方式向他传递这个信息。您不要向您的朋友提起这件事，我会找到适当的时机。”

我们之间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他似乎还在回味刚才听到的一切。

“您知道吗？希拉，”他终于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我还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您得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在这样的招待会上一般很难有什么大的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我打断他的话。

“什么？”

就在这时，哈里发的乐队奏起了洪亮的《向着太阳》，立刻，不计其数的手臂高高举起，就像绑着弹簧一样。我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说：“带我离开。”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我伸出了手。我用力抓住它，然后一起悄悄地走向花园深处。等估计已经没人能看到了，我们就在黑暗里飞奔起从第二天早上开始，生活的节奏一下子变了。几个星期来第一次，我不用凌晨即起，也不用匆匆忙忙喝杯咖啡就赶快钻进工作室，身边永远围着一堆干不完的活。我庆幸着不用再回到前几天那些片刻不停的劳作中去，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以补偿前一天日打断的极享受的时光。然后，我悠闲地散着步，来到了罗萨琳达家。

从贝格贝尔的话里，我猜测她的不适应该比较轻微，很快就能好，也许是因为过度操劳而有些疲惫。我期望看到一个一如既往的她，正等着我给她讲她错过的那个活动的所有细节，急切地要听我评论现场女宾的穿着打扮，谁穿得最美，谁打扮得最糟糕。

一个用人把我带进了她的房间，她还在床上躺着，靠在一堆大枕头里，百叶窗紧闭着，屋里有一股浓烈的烟味、药味，还有不通风的味道。房子很大很漂亮，阿拉伯式的建筑，英式的家具，但是屋里却一片狼藉。地毯上、沙发上到处扔着唱片和唱片套子、航空信的信封、被遗忘的软绸手帕，还有斯塔夫陶瓷杯，杯子里还有没喝完的已经冰凉的茶。

那天早晨，出乎我的意料，罗萨琳达没精打采的，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你感觉怎么样？”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担心。事实上她现在的样子让我有足够的理由担心：面色苍白，眼圈发黑，头发蓬乱，像死人一样窝在凌乱的床上，床罩有一大半都拖在地上。

“糟透了。”她的情绪相当低落，“我真的是糟透了，但是你坐这儿吧，坐近些。”她拍了拍床边，“我这病不传染。”

“昨天晚上胡安·路易斯告诉我你肠胃不舒服。”我说着在床边坐下。不过在坐下来之前，我不得不从那里拿开了几条皱皱巴巴的手帕，一个装满了半截烟头的烟灰缸，一些黄油饼干的残渣，还有好多面包屑。

“没错，不过这不是最糟糕的。胡安·路易斯还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我打算今天下午再告诉他，因为不想在塞拉诺访问的最后一天打扰他。”

“那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这个。”她怒气冲冲地抓着一张看上去像电报一样的纸，纤细的手指紧握着，像铁钩一样。“这个才是让我生病的罪魁祸首，而不是招待会的准备工作。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我困惑地看着她。

“这封电报是我昨天收到的。六个星期后皮特要来。”

“皮特是谁？”我不记得她的朋友中有谁叫这个名字。

她好像听到了一个全世界最荒唐的问题。

“还能是谁？希拉，我的上帝，皮特是我丈夫！”

皮特·福克斯将乘坐p&o公司的轮船到达丹吉尔，准备跟他的妻子和儿子共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他们已经有将近五年时间音信不通。他仍然住在加尔各答，但是突然决定要来西方住一段时间。据罗萨琳达推测，也许是为了考察一下其他地方是否宜居，因为印度独立运动越来越激烈，他可能想从英属印度地区撤出来。对他来说，既然正在打算大规模迁徙，难道还有比搬到妻子的新世界里全家团圆更好的选择吗？

“那他会住在这里吗？住在你家？”我不相信地问。

她点了一支烟，急切地吸了一大口，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然了。他是我丈夫，完全有这个权利。”

“可是我以为你们已经分开了。”

“事实上是这样，但是法律上不是。”

“那你从来没有提出过离婚？”

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我提过一万次，但是他都拒绝了。”

于是她就向我讲述了这段不和谐婚姻的前因后果，我突然发现原来罗萨琳达也有脆弱无助的一面。她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超然世外的仙子，跟我们平凡人一样挣扎在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中。

“我十六岁就结婚了，他三十四岁。那时我刚刚在英国连着上了五年寄宿学校。我离开印度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但是回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几乎到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孩，痴迷于英属加尔各答各种各样的宴会和狂欢，一场都不肯错过。在第一场宴会上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皮特，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那时候觉得他是我这一辈子认识的男人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其实很显然，如果说我那时候一个男人都不认识的话有点儿夸张，但确实没认识几个。他很幽默，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奇特经历，在任何聚会中都能把气氛推向高潮，而且成熟、活泼，来自于一个三代以前就已经在印度立足的英国资产阶级家庭。我疯狂地爱上了他，或者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五个月以后我们就结婚了，住在一个神话般的庄园里，有农场、网球场，光是服务人员住的房间就有十四个，我们甚至还雇了四个印度小孩，整天穿着制服，就为了在我们哪天突发奇想打比赛的时候替我们捡球！你想象一下。我们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喜欢跳舞和骑马，那时候我打枪就像打高尔夫一样熟练。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宴会和招待会。加上约翰尼的降生，我们的世界既奢华又田园。但是很快我就开始发觉，这一切都不过是黄粱一梦。”

她停下了独白，目光投向远处的虚空，似乎在反省。过了一会儿她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继续说：

“生完孩子以后没几个月，我觉得胃不舒服。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告诉我完全不用担心，不过是我们这外来的人不适应印度的热带气候。但是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不但疼痛有增无减，而且开始持续发烧。于是他们决定给我做手术，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手术以后我也没有任何好转。四个月后，看到我的状况日益恶化，他们又对我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最后终于找到了病根：胃结核，而且是所有类型中最严重的一种。因为生完约翰尼以后，为了让我尽快恢复，我们买了一头牛，用来供应鲜牛奶。但其实这头牛已被感染了，所以也传染给了我。在得出诊断结果之前，那头牛就已经不治而亡，但兽医为它检查的时候没能发现任何不正常，就像医生们没能在我身上查出什么毛病一样。因为胃结核是一种特别难诊断的病，它会形成结核，有点像那种小结节、小疙瘩一样长在肠胃里，然后让你的肠胃不断地缩小。”

“然后呢？”

“然后就会变成一种慢性病。”

“然后？”

“然后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你就得感谢上帝又让你多活了一天。”

我努力掩饰自己的茫然，又提了另一个问题。

“那你的丈夫有什么反应？”

“妙极了。”她讽刺地说，“给我看病的医生们建议我回英国，他们觉得虽然希望不大，但也许英国的医院能有什么良方。皮特呢，简直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也许他是为了你好……”

她悲凉的笑声让我没有办法说下去。

“皮特，亲爱的，他从来不会为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人着想。把我打发得远远的，也许是他最好的选择，但不是为了我的健康，而是为了他自己的逍遥。他已经对我厌倦了，希拉，我已经不再让他觉得有趣，也不再是那个可以让他带到各个俱乐部，带去参加各种宴会或狩猎活动，到处去炫耀的女人了。那个年轻漂亮又讨人喜欢的妻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难以忍受的包袱，必须尽快甩掉。就这样，一等到我能下地，他就给我和约翰尼收拾行李把我们打发回了英国，甚至都没有送我们一程。他借口说希望妻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便把一个不到二十岁重病在身的女人，和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扔到了船上，就好像我们不过是两件行李一样。永别了，亲爱的。”

两行热泪从她的脸颊上滚落，她用手背擦了擦，继续说：

“他把我们从他身边赶走了，希拉，他把我们抛弃了。他把我打发到英国去，只不过为了解脱他自己。”

一阵悲伤的沉默。直到她又攒够力气继续说：

“在旅途中，约翰尼发烧了，还出现了高烧痉挛。最后发现是一种很厉害的疟疾，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才恢复过来。这期间我们一直住在我父母家，他们也在印度居住了很长时间，但是前一年回到了英国。头几个月我们过得相对平静，气候的改变似乎对我的健康有些好处。但是没过多久我又开始恶化，医生检査发现我的肠道已经收缩到极小的程度。他们放弃了外科手术，并认为只有绝对的静卧疗法才有可能起到治疗的作用，才不会让结核病菌侵人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你知道他们说的静卧疗法第一阶段是什么样的吗？”

我不知道，也根本无法想象。

“六个月，我一直被绑在一块木板上，皮带紧紧捆在肩膀和大腿处，让我丝毫不能动弹。整整六个月，整整一百八十个日日夜夜。”

“那你好一些了吗？”

“一点点。于是医生们决定让我去一家结核病疗养院，在瑞士的莱森。就像托马斯·曼写的《魔山》里的汉斯·卡斯托普一样。”

我猜想那应该是一本书，所以在她问我有没有读过之前，便抢着继续她的话题。

“那这时候皮特在干什么？”

“他替我出医药费，并且每个月汇三十英镑以维持生活，就这些。没有别的接触，没有信，没有电报，也没有让认识的人带个口信，当然更没有要来看我们的意思。什么都没有，希拉，什么都没有。从那时候开始我完全没有他的音信，直到昨天。”

“那这些年约翰尼是怎么过的？这对他来说一定很难接受。”

“在疗养院的那段时间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我父母坚持认为约翰尼应该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不肯接受。我雇了一个德国保姆，带他玩，带他散步。但是他平时吃饭睡觉都在我的房间里。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一段太过悲伤的经历，但是我不想因为任何理由跟他分开。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父亲，如果生活中再没有母亲的陪伴，那对他来说太残忍了。”

“那个治疗有效吗？”

她脸上闪过一丝苦涩的笑意。

“他们建议我在疗养院里待上八年，但是我只能忍受八个月。他们都说这太不明智了，会让我送命的。我不得不签了无数的文件，来保证疗养院对我日后的健康完全免责。我母亲到巴黎来接我回家。就是那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作了两个决定。第一，我永远不会再提起自己的病痛。事实上，近几年中只有你和胡安·路易斯知道我得了这个病。我想也许结核病能击垮我的身体，但是不能打败我的精神，所以我决定永远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

“那第二个决定呢？”

“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就像完全健康的人一样。离开英国，离开我的家庭，离开所有会自动把我跟皮特联系在一起、而且知道我患有慢性病的朋友和熟人，开始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在这段人生里，最初只有我和我的儿子。”

“所以你那时候决定去葡萄牙……”

“医生建议我居住在气候温和的地方，法国南部、西班牙、葡萄牙，或者是摩洛哥北部，气候介于印度那种热带酷暑和英国的阴冷之间。他们为我设计了一个治疗食谱，还建议我多吃鱼，少吃肉，尽可能多晒太阳，不要进行体育运动，也不要有大的情绪波动。有人跟我提起英国在埃斯托里尔的殖民地，我觉得那也许是开始一段新生活的理想之地，所以就去了。”

罗萨琳达的人生轨迹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清晰起来。她的故事碎片渐渐地拼合在一起，她的生活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些相互独立又似乎相互矛盾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一切都变得清晰而有意义。我真心诚意地希望她的生活越来越好，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她的生命也是一路荆棘，并非全是玫瑰，而她值得拥有一个幸福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