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我又开始了紧张的采购，寻找适合时装店的货品。他们为我安排了拜访莫拉塔大街的一家帽子店，离达席尔瓦的办公室几步之遥。所以我有了很好的借口去看看他，跟他打个招呼，顺便查看一下有什么人在他那里出人。

但是我只见到了那位态度不太好的年轻女秘书，我还记得她的名字：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

“达席尔瓦先生出差了。”她简单地说。

跟我上次来一样，她根本没有对我和颜悦色的意思，不过也许这是唯一能跟她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不想白白失去。从她冷淡的态度和寡言少语的性格来看，似乎很难从她嘴里掏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渠道，所以我决定一试。

“哦，那太不巧了。我还想找他咨询些那天他给我看的布料的问题呢。那些布料还在他的办公室吗？”我问。想到有可能趁马努埃尔不在的时候进到他的办公室，我的心跳就加快了。但是她的回答像一盆冷水，马上就把我这一点儿还没有成型的幻想浇灭。

“不在，送回仓库了。”

我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若。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好吧，得想别的办法继续试探。

“如果您不介意，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整个上午我一直都站着，看各种各样的帽子，我想我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没有给她时间回答，在她张开嘴之前，就已经跌坐在一把软椅上，装出稍稍有些夸张的疲惫。我们之间出现了一阵沉默，她继续拿着铅笔浏览一份文件，时不时在上面做一些记号或笔记。

“来根烟吗？”几分钟以后我问道。虽然我其实不太抽烟，但是经常会随身携带烟盒，就是为了应付像现在这样的场合。

“不用了，谢谢。”她头也没抬地说。我给自己点上烟，她继续工作。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是您负责帮我搜集供应商资料、约见客户，并准备那两个文件夹里的所有资料的吧？”

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

“是的，是我。”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出色工作，您都不知道这些对我有多么有用。”

她随口说了声谢谢，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工作上去了。

“达席尔瓦先生当然不会缺少生意伙伴。”我继续说，“跟那么多不同的公司有商业关系真是太棒了，尤其是跟那么多外国公司。相比而言，西班牙现在的状况真是糟透了。”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她嘟嚷着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

“我说西班牙的死气沉沉一点儿也不奇怪，看看是谁在当权就知道了。”她含糊其辞地说，目光还是集中在手头的文件上。

一阵狂喜电光火石般掠过心头，这位勤勉的女秘书对政治感兴趣，我得试着把话题引向那个方面。

“那当然了。”我一边回答，一边缓缓地掐灭烟头，“这个人居然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待在家里做饭生孩子，还能指望他管好整个国家吗？”

“而且监狱里塞满了人，对战败的一方没有一丁点儿仁慈。”她掷地有声地补充道。

“没错，看上去是这样。”对话转向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方向，我必须万分小心地应答，以赢得她的信任，把她引到我的话题上去。“您了解西班牙吗，贝阿特丽丝？”

我注意到她有些惊讶于我竟然知道她的名字，终于放下铅笔来看着“我从来没去过，但是知道那里正发生些什么。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过。不过我想很可能您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您属于另一个世界。”

我站起来，走近她的桌子，近乎厚颜无耻地坐到了桌子边缘。在近距离的注视下，我发现她虽然穿着可能是几年前花几块钱请哪位邻居做的廉价套装，眼镜后面却忽闪着一双睿智的眼睛，那努力敬业的工作态度中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坚韧不拔。

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和我，并非如此不同。我们出身相似，同样勤奋地工作，卑微又努力向上。两条人生轨迹从相近的地方出发，在某个时刻却分道扬镳。时间让她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职员，而给了我一个完全虚假的现实。然而，也许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要比区别更真实：虽然我住在豪华酒店，而她住在贫民社区中一栋漏雨的房子里，但是我们都知道，活着就要拼搏，不能让悲惨的命运把我们拖人泥淖。

“我认识很多人，贝阿特丽丝，认识很多不同的人。”我放低了声音，“现在我的确在跟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交往，但那只不过是我的职业要求，是突如其来的命运和特殊的环境把我推到了他们身边。但是我知道冬天忍饥挨饿的滋味，知道日复一日以菜豆饭饱腹的生活。我也曾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只为了挣点可怜的糊口钱。而且，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也不喜欢他们正在强加给我们的这个新西班牙。您现在要来根烟吗？”

她没有回答，但是伸出手拿了一根。我先替她点上，然后给自己点上。

“葡萄牙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也很糟糕。”她吐了一口烟回答道，“也许萨拉查的新政权没有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政权那么压制一切，但是我们同样在忍受独裁，同样缺乏自由。”

“但至少看起来你们会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我试图把话题拉近目标，“但是现在西班牙的形势却很不明朗。”

“萨拉查跟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有协议，一种奇怪的平衡。英国人向来都是葡萄牙人的朋友，所以很奇怪我们的政府竞会对德国人那么慷慨，给他们特权让他们开釆矿山，还有其他很多好处。”

“不过，这在时局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不是吗？局势越动荡，事情就越微妙复杂。说实话，我不太懂国际政治，但是我想这里头一定有利益关系在作怪。”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漫不经心，似乎我对这类事情满不在乎，谈话进行到现在已经到了信任的分界点，出言应该更谨慎一些，“在生意场上不也是这样吗？”我补充道，“远的不说，那天我跟达席尔瓦先生一起在办公室的时候，您不是还告诉他有德国人来找他嘛。”

“没错，不过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她显得极为不快，看上去似乎不打算对此多说什么。

“另一天晚上达席尔瓦先生在埃斯托里尔赌场请我吃晚饭，他认识那么多人，真让我惊讶。他跟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都同样热情地打招呼，当然还有很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我从来没见过谁能跟所有这些人都保持着这么好的关系。”

她的脸微微扭曲了一下，又露出很不愉快的神色。即便这样，她也没有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免得这场交谈就此不了了之。

“我觉得那些犹太人很可怜，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了生意，逃离这场战争。”

“您觉得埃斯托里尔赌场的那些犹太人可怜？”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充满嘲讽的微笑，“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在享受超长的奢华假期而已。真正可怜的是那些不幸的穷人，用纸箱带着一点儿寒酸的行李整天在领事馆门口或者在售票口排队，就为了能获得一张去往美国的签证和船票，但也许他们永远也得不到；还有无数个在廉价公寓里暂时栖身的家庭，每天去慈善食堂填饱肚子，还有那些可怜的女孩子，在角落里出卖自己的肉体，只为了换得几块钱，老人们坐在咖啡厅里消磨时光，面前的脏杯子空了几个小时都舍不得再添上，最后被服务生赶到街上去为其他人腾出位置。这些人，他们才让我觉得可怜。而那些每天晚上都在赌场里挥金如土的人们，我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

她说的那些话确实很感人，但我不能因此就转移注意力，我们的谈话正在朝合适的方向发展，我必须努力让它不再偏离，而且有意识地继续往前推进。

“您说得对，对于那些穷人来说，情况更加悲惨。此外，他们看到这么多德国人肆意妄为，一定会觉得更加痛苦。”

“我想是的……”

“尤其是，他们一定很难接受在自己投奔的这个国家，政府也对第三帝国如此纵容。”

“没错，我想……”

“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葡萄牙企业家正在借机大发横财，为了巨额利润跟纳粹做交易……”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的语调紧张而低沉，压低了声音，整个人向她靠近。我们四目相对，谁也无法移开视线。

“您到底是什么人？”最后她终于说，声音几乎低不可闻。她整个人都向后仰着，后背靠在座椅上，似乎想要尽量离我远一些。她的声音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但视线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眼睛。

“我只是一个时装师。”我低声说，“跟您一样的劳动妇女，跟您一样对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

我注意到她咽口水的时候喉咙是如此紧张。接着我又问了她两个问题，缓缓地，几乎一字一顿。

“达席尔瓦跟德国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贝阿特丽丝？他们到底有什么勾当？”

她再次咽了下口水，艰难得似乎在生吞一只大象。

“我什么也不知道。”最后她小声说。

门口传来了一个急促的声音：

“下次记得提醒我再也不要去圣胡里安大街上那家餐厅吃饭了，给我们上菜花了一个多小时！在马努埃尔先生回来之前我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准备！啊，对不起，阿格瑞克小姐，我不知道您在这里……”

“我正打算走呢。”我假装不介意地说，然后就开始收拾包。“我来是想给达席尔瓦先生一个惊喜，但是奥利维拉小姐告诉我说他出差了。没关系，我改天再来。”

“您的烟别忘了。”我听到身后的声音说。

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的声音还带着一丝颤抖。当她伸出胳膊把烟盒递给我的时候，我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

“好好考虑一下。”

我没有坐电梯，而是选择了走楼梯下去，一边走一边回忆着整个场景。也许如此仓促地暴露身份有点太冒险了，但是那个女秘书的态度让我觉得她一定知道些什么，而她不告诉我完全是因为不信任，而并非对上司的忠诚。达席尔瓦和他的秘书，他们的想法并不一致，而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永远也不会向他提及这次奇怪的拜访，更别说告诉他我们的谈话内容了。当他开始同时与天使和魔鬼交往的时候，不但有一个冒牌的摩洛哥女人来刺探情报，还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左派分子潜伏在自家的后院里。我必须得想方设法跟她单独见面。但是怎么见，在哪儿见，什么时候见，我一点儿主意都没有。

星期二早上开始下雨，而我依然重复着最近几天的活动，扮演着大客户的角色，任乔恩把我带到一个又一个目的地。这次是一个郊区的工厂。三个小时以后，乔恩来工厂门口接我。

“乔恩，麻烦你，我们去趟巴依科萨。”

“如果您想去找马努埃尔先生，他还没有回来呢。”

太好了，我心里想。我本来就不想见达席尔瓦，而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次跟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单独接触。

“没关系。他的秘书可以接待我，我只是有些关于订单的事情需要咨询一下。”

我想那个年纪大的秘书一定又像昨天一样出去吃饭了，而她那节俭的年轻同伴还在那里继续工作。但是上天好像偏偏要跟我开玩笑，我到那儿看到的场景恰恰相反。那位年长的秘书坐在座位上，鼻尖上架着眼镜正在核对一份文件。而年轻秘书连影子都没见着。

“下午好，索莫萨女士。今天怎么只留您一个人了？”

“马努埃尔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奥利维拉小姐今天没来上班。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阿格瑞克小姐？”

我立即感到一阵失望，夹杂着几分警觉，但是我极力掩饰着。

“她没有身体不适吧？”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哦，当然，没什么要紧的。今天早上她弟弟跑来告诉我说她有点儿不舒服，发烧了。但是我相信明天她就会回来上班的。”

我犹豫了几秒钟。快，希拉，快好好想想，赶快作出反应，问她住在哪儿，试着找到她。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也许，如果您能给我她家的地址，我可以叫人给她送一束花过去。她帮了我很多忙，帮我约见了所有的供应商。”

虽然很善于掩饰，但是这位老秘书的脸上禁不住浮现出和蔼的微笑。“您不用担心她，小姐。我觉得没这个必要，真的。我们这儿并不习惯给某天请假的人送花。我想不过是场小感冒或者其他无关紧要的小毛病。您有什么事，看看我能不能帮您……”

“我丢了一副手套。”我急中生智，“我想也许是昨天忘在这里了。”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看到有手套，不过也许早上来打扫卫生的保洁员捡到了，您别担心，我会问她们的。”

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的缺席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就像我再次来到奥罗大街时外面的天气一样，阴云密布，狂风阵阵，闷热烦躁。而且，我也失去了胃口，就在附近的尼古拉咖啡馆喝了一杯茶，吃了一块蛋糕，继续上路了。当天下午那位高效的秘书为我预约了同一个巴西特产进口商见面，她认为也许富有异国风情的热带禽类的羽毛可以为我的作品增添一丝情趣。她是对的。真希望她在另一件事情上也能帮到我。

整个下午天气都没有好转，我的心情也没有好转。在回埃斯托里尔的路上，我清点了一下从到达那天开始到现在为止的收获，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乔恩最初的那些评论成了这么多天来唯一有用的一点儿信息，而到后来他提供给我的就只有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些说过的内容，完全是一个在主人面前越来越不受重视的无聊老人不知疲倦的絮叨。至于希尔加斯的妻子提到的达席尔瓦跟一些德国人的私人会晤，他一句也没有谈到过。而我直觉能成为唯一消息来源的人，却假装生病，像水从手指缝里漏掉一样消失了。这一切，再加上与马库斯那令人心碎的重逢，这趟葡萄牙之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失败透顶。当然，除了我的顾客们，因为等我回去的时候，她们会发现一个真正的宝库，装满了在物资匮乏、还在使用配给本的马德里想都不敢想的各种珍奇布料。想到前景一片黑暗，我在酒店的餐厅简单吃了几口晚餐，就决定早早撤退跟所有的夜晚一样，值班的服务员已经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为客人上床睡觉做好了一切准备：窗帘拉上了，床头柜上幽暗的灯已经点亮，床也铺好了，被子的一角细致地折起。也许这些刚刚熨烫完、柔软的瑞士棉床品是这一天中唯一令人髙兴的东西，它们可以帮我失去意识，至少在几个小时内忘记这种挫败感。这一天结束了，一无所获。正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吹进来一股冷风。我光着脚走近阳台，掀开窗帘，发现窗户还开着。一定是服务员忘记关窗户了，我一边想一边关上了窗。然后坐在床上，关上灯，一点儿看书的欲望都没有。当我在被子里伸开腿准备躺下的时候，突然感觉左脚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似乎很轻。我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惊恐的叫声，试图伸手打开床头的开关，却不小心把灯碰到了地上。我手忙脚乱地把灯捡起来，不顾灯罩还扭曲着，再次摸索着去找开关，等到终于把灯点亮，我一下子把整床被子都掀开了。我的脚碰到的那个该死的黑色布包裹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没敢直接触摸它，而是用目光细细地审视了几遍。它看上去像一张面纱，做弥撒用的黑色面纱。我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把它捏起来，那卷布包裹打开了，从里面掉出来一张像明信片一样的东西。我捏着一角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好像生怕稍一用力就会把它捏碎。我把它凑近床头灯，发现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座教堂，还有一个圣母像，下面印着两行字：“圣多明戈教堂。请参加我们光荣的法蒂玛圣母的九日祭。”在反面有一行铅笔字，我不认识的笔迹：“星期三，下午六点。”左半边，倒数第十没有签名，但是并不需要签名，我知道是谁。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没有去达席尔瓦的办公室，虽然当天安排的见面就在那附近。

“今天傍晚晚点来接我，乔恩。七点半的时候来罗秀车站对面，我要先去一趟教堂，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

这位老司机接受了我的命令，垂下眼睛做出了一个深表悲痛的表情。我心里感到一阵内疚的刺痛，因为自己如此轻描淡写就结束了冈萨罗·阿尔瓦拉多的生命。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犹疑了，我一边想一边用黑色的面纱包住头，现在已经是五点三刻，九日祭马上就要开始了。圣多明戈教堂就在罗秀广场，几乎是在正中间。到达的时候，一看到那刷着白色石灰的石彻外墙，我就想起了母亲。我参加的最近几次宗教活动还是跟她一起在得土安，陪着她去广场上那座小小的教堂。相比之下，圣多明戈教堂要壮观得多，巨大的灰色石柱一直延伸到漆成黑色的天花板。里面人很多，有一些男人，更多的是女人，他们都是忠实的教徒，赶来参加圣母的九日祭，并念诵《玫瑰经》。

我双手合十，低着头，迈着迟缓的步子，从左边的走廊进去，一边假装虔诚状，一边偷眼数着座位的排数。到第十排的时候我透过眼前的面纱，发现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影坐在第一个座位上。裙子、黑色的上衣、粗粮的羊毛长筒袜，那是里斯本大多数穷人妇女的典型装束。她没有戴面纱，而是系了一条巨大的围巾，包住了头，根本看不到脸部。她旁边还有空位，但是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发现一只白晳的手谨慎地从裙子褶皱中伸出来，轻轻地放在她身边的空位上。好像在跟我说，您坐这儿吧！我立刻遵从了。

教民们陆续占据了空着的座位，唱诗班的侍童正在祭坛上忙乱，教堂里的窃窃私语声汇聚在一起，像潮水一样嗡嗡地响。我们俩一直保持着沉默，虽然我偷眼看过几次，但是她的围巾让我没有办法看清这位黑衣女人的面容。不管怎么说，我也需要看清，因为我确信那就是她。我决定小声地打破我们之间的沉寂。

“非常感谢您让我来，贝阿特丽丝。您什么都不用害怕，在里斯本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谈话。”

她还是迟疑了一会儿才说话，而且说话的时候目光一直集中在手中的经文上，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您为英国人工作，对吗？”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我不太确定这对您有没有用，因为我所知很有限。我只知道达席尔瓦正在跟德国人做什么交易，跟贝利亚的几座矿藏有关系，那是葡萄牙内地的一个地方。他以前从来没有在那儿有过生意。这都是最近的事儿，也就几个月吧。现在他几乎每星期都要去一趟。”

“是什么矿产？”

“他们管它叫‘狼的口水’。德国人要求获得专属权，要求他断绝跟英国人的一切关系。此外，还要求他联系附近矿山的所有者们，说服他们也不要和英国人来往。”

神父从一个侧门走上了祭坛，因为距离太遥远，在我眼中就成了一个小点。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我们也不例外。

“那些德国人都是谁？”我在面纱后面低声问。

“只有那个威斯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过三次。他从来不电话交谈，认为这样很容易走漏消息。我知道在办公室之外他还见过另一个人，叫沃尔特斯。这个星期还有几个人会从西班牙过来。他们所有人明天晚上都将去他的乡间别墅晚餐：马努埃尔先生，那些德国人，还有贝利亚那几个临近矿山的矿主。他们将在那里完成交易。他已经跟那些矿主谈了好几个星期了，就为了让他们答应只把产品卖给德国人。所有人都会带着夫人去，他也希望能好好招待她们，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他让我订了一些花和巧克力给她们。”

神父釣话说完了，大家全都坐了下来，教堂里一片衣服的摩擦声、叹息声和破旧的木头凳子吱吱嘎嘎的响声。

“他也曾替告过我们，”她又垂下头，接着说，“如果換到几个英国人的电话，不要转给他，虽然之前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今天早上他在仓库的地下室秘密会见了两个男人，这两人以前坐过牢，也给他当过保镖，因为他曾参与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只听到了他们谈话的最后几句，他要求他们监视那几个英国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消失。”

“什么叫‘让他们消失’？”

“就是摆脱他们吧，我猜想。”

“怎么摆脱？”

“您自己想吧。”

周围的教民们又都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大家开始热情高涨地哼唱一首歌，而我却感觉到热血一下子涌上了太阳穴。

“你知道那些英国人的名字吗？”

“我都写下来了。”

她默默地递给我一张对折的纸，我紧紧地握在手里。

“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向您保证。”

“如果您得知了什么别的信息，麻烦您再找人通知我。”说着，我想起了自己房间那敞开的阳台窗户。

“我会的。不过麻烦您千万不要把我泄露出来。还有，请您别再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答应，她就站起来走了，黑色的影子像一只悲伤的乌鸦。我又在那里待了很久，躲在巨大的石柱中间，沉浸在走调的赞美诗里，还有应答祈祷的嗡嗡声中。当我终于从巨大的震撼中清醒过来后，展开手中的纸，发现我的恐惧并非毫无依据。贝阿特丽丝递给我的纸条上有五个名字，第四个就是马库斯·洛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