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家的自白

一种疾病在我体内蛰伏了二十五年,毫无痛苦,突然就发作了。人们说我得的就是那种病。

然而,这种病叫幽默,而不是麻疹。

时值我们经理五十岁生日,员工们给他买了个银墨水缸。我们涌进他的办公室去送给他。大家让我代表他们说几句,于是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那可是我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准备的。

这让我一举成名。我的发言里充满了双关语、警句、绕口令,倾倒全场,喝彩声简直要把房顶给掀掉了——在所有的五金店中,我们店的房子可是最坚固的。老马洛自己笑得合不拢嘴,员工们也跟着哈哈大笑。

从那天九点半钟起,我作为幽默家就出名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同事们吹捧我,我自己也得意得难以言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来对我说,老兄,你那天的发言简直是太妙、太精彩了。这样笼统的赞扬话儿当然不能让他们尽兴,于是他们就仔细分析起我发言中的每一个包袱和笑料。

渐渐地,人们都希望我能把这种幽默一直保持下去。在生意以及日常的事情上,别人只要说得合情合理就行了。而我,却必须要说得风趣幽默才行。

他们希望我拿陶器开玩笑,对花岗岩也做些嘲讽和调侃。我在店里是副会计师,要是我拿出一张资产负债表却没对总额发表一番搞笑的评论,或是在出售犁具的发票时没找到笑料,同事们就会很失望。渐渐地,我的名声越传越远,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不大,这事很正常。当地的报纸也常引用我的话。在社交场上,我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相信自己的确有大智慧,也能机敏地对答如流。这种能力是我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我的本意是善良和友好的,并不是要刻意讽刺或攻击什么人。人们看到我走过来,就会微笑。我经常用我准备好的妙语,把他们的微笑变成哈哈大笑。

我很早就结婚了,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孩。我们住在一个有藤蔓攀绕的小院里,过得很幸福。我在五金店当副会计师的微薄薪水,使我远离那些因财富过多而产生的罪恶。

偶尔,我也写些笑话和随笔,觉得挺有趣的,将它们投给专门刊登这类作品的杂志,它们都被立即采用了。有几位编辑还写信要求我继续投稿。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著名周报的编辑给我写的信。他建议我写一篇幽默文章来填补一个栏目的版面,并暗示,要是文章能让他满意,就给我设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个星期后,他和我签了一年的合同,薪水要比五金店的高得多。

我高兴极了。我妻子已经在心里为我文学上的成功戴上一顶永不凋零的桂冠。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龙虾、炸肉丸,喝了一瓶黑莓酒。这可是一个让我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脱的机会。我和路易莎慎重地讨论了这件事。我们都认为我应该辞去五金店的工作,专心投入到幽默小品的创作中。

我辞职了,同事们给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我在宴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妙趣横生,其全文都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去看闹钟。

“哎呀,迟到了!”我大喊,连忙抓起衣服。路易莎提醒我说,我不再是五金店的奴隶了,也不用再领承包商的生活费了。我现在是专职的幽默作家了。

早饭后,她自豪地把我领到厨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老天呀!这里摆放着桌椅、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作家所需的一套装饰品——插满玫瑰和金银花的花瓶,挂在墙上的去年的日历,字典,以及一小袋在灵感缺乏时用来咀嚼的巧克力。啊,我的妻子,可爱的宝贝!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式,或是伊斯兰式,或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酝酿着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原来是我的路易莎。

“假如你不太忙,亲爱的,”她说,“来吃饭吧。”

我看看表。哎,五个小时已经被时间老人收回了。我觉得有些无奈,便去吃饭。“一开始,你不要太辛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个小时就够了。今天下午,带我和孩子去树林里玩玩,好吗?”

“我确实觉得有点累。”我承认道,于是就一起去了林子里。

不久,我熟悉了这份职业。不出一个月,我的作品就像五金器具那样源源不断地问世了。

我很成功。我刊登在周刊专栏上的东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评论界也低声议论着我的名字,说我是幽默家队伍中的新秀。我又向别的刊物投稿,我的收入大大增加。

我找到了做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把一个有趣的念头写成一则有两行字的笑话,挣一块钱。然后,稍稍改头换面,完全可以拉成四行,产值翻倍。假如换换行头,给它们加上韵脚和一幅漂亮的插图,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你根本无从再辨识出它本来的面目。

我开始有了积蓄,添置了新地毯和风琴。镇上的人也对我另眼相看,把我当作有点儿身份的人。我不再是从前五金店的小职员,只会逗人开开心而已。

五六个月后,我的幽默仿佛离我远去。警句和妙语再也不能脱口而出。有时我得四处收集材料。我开始注意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有时,我咬着铅笔,盯着墙纸一坐好几个小时,想搜索一些有趣的新鲜笑料的泡沫。

对于我的朋友们,我成了一个贪婪的人,是莫洛克、约拿、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待在他们中间,确实大煞风景。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机警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一些俏皮的措辞,我便像狗抢骨头似的扑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力,于是偷偷转过身去,把它记在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或是写在袖口上,以备来日之用。

朋友们都为我感到悲哀和可怜。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从前,我给他们提供了消遣和欢乐,如今我却在掠夺他们。我再也没有笑话去逗乐他们。因为笑话太珍贵,我可不能免费奉送,那是我的谋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的那只可怜的狐狸,老是夸奖我朋友的歌喉——乌鸦的歌喉,指望他们嘴里能掉下我渴求的妙语。

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躲避我。我甚至把笑也忘记了,即使听到了我即将窃为己有的话语,我也笑不出来。

为了收罗材料,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或是什么主题,都不能放过。甚至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象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企图捕捉什么。

牧师一念长韵律诗,我立即想道:“颂诗——讼师——包打官司——长韵——长赢——少输多赢。”

布道通过我大脑的筛子,只要我能发现一句妙语或俏皮话,牧师的告诫就不知不觉地遗漏过去。合唱队的庄严的赞美诗也成了我思绪的伴奏,因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么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变奏,正如把高音变为低音,低音变为中音一样。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狩猎场。我妻子温柔、坦率、富于同情心,容易激动。她的谈话曾是我的乐趣,她的思想是永不干涸的愉快的源泉。现在我利用了她。她蕴藏着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爱的矛盾想法。

这些淳朴而又幽默的珍宝本来只应用来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却把它公开出售了。我极其狡猾地怂恿她说话,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话全部掏了出来。我把它放在无情、平庸、裸露的印刷品中公布于世。

我吻着她,却又背叛了她,简直成了文学界的犹大。为了几枚银币,我把她可爱的率直套上无聊的裙裤,让它们在市场上跳舞。

亲爱的路易莎!晚上我像残忍的狼窥视着柔弱的羊羔那样,倾听着她喃喃的梦语,希望能为我明天的苦工寻找到一些灵感。不过,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长牙咬进了我的孩子的稚气语言的脖颈。

幼稚可爱的盖伊和维奥拉是两个思想和语言的源泉。我发现这一类幽默的销路很好,便向一家杂志的“童年拾趣”专栏提供稿件。我像印第安人偷袭羚羊似的偷偷接近他们。我躲在沙发或门背后或者趴在园子里的树丛中间,偷听他们玩耍嬉戏。我成了一个非常贪婪的家伙。

有一天,我的思想突然枯竭了,而我的稿件必须随下一班邮件发出。我便躲在园子里一堆落叶底下,我知道他们会到那儿去玩。我不相信盖伊会发觉我藏在那里,即使发觉了,我也不愿意责怪他在那堆枯叶上放了一把火,毁了我的一套新衣服,并且几乎送了我的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开始像躲避害虫一样躲着我。当我像可怕的食尸鬼那样向他们靠近时,我总是听到他们嘀咕说,“爸爸来啦。”他们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我成了一个多么卑鄙的可怜虫。

在经济上我获得了不少。不到一年,我攒下了一千美元,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舒服。

可是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我不知道社会上的贱民是怎么样的,但我好像跟贱民毫无分别。我没有朋友,没有消遣,没有人生的乐趣。我的家庭幸福也被断送了。我像是一只蜜蜂,贪婪地吮吸着生命最美好的花朵,人们都怕我、躲我,因为我有刺。

一天,一个人愉快而又友好地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遇到这类事了。那天我打彼得·赫费鲍尔殡仪馆走过。彼得站在门口,向我招手。我站住了,他的热情让我感到很奇怪。他请我进去。

那天阴冷,还下着雨。我们走进后面的屋子,那里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有顾客来了,彼得让我独自待会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新的美妙的感觉——一种静谧与满足的感觉。我环顾四周,发现屋里有一排排闪闪发亮的黑黄檀木和黑棺衣、棺材架、灵车的掸子、灵幡,以及这一项庄严行业的一切行头。这里的气氛是和平、整饬、沉寂,是庄严肃穆的沉思场所。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这里是一个为永恒的安静所笼罩的精神壁龛。

我一走进这里,尘世所有的愚蠢事物便在门口离开了我。在这个素朴庄严的环境中,我没有兴趣去思索幽默的东西。我的心灵舒展得就像优雅地躺在卧榻上一样。

一刻钟之前,我是一个被遗弃的幽默家。现在我成了一个哲人,怡然自得、平和安详。我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逃离幽默,不必绞尽脑汁去找寻一句讽刺的双关语,不必斯文扫地去博人一笑,也不必费尽周折去找惊人妙语了。

以前我和彼得·赫费鲍尔不是很熟。他回来时,我让他先讲,唯恐他的言谈同这个地方的安眠曲般美妙的和谐不相称。

可是,并非如此。他和周围相当和谐。我欣慰地长出一口气。我从来不知道有谁的谈吐像彼得那样平淡至极。同他相比,连死海都可以算是喷泉了。没有一丝风趣的火花或闪光来损害他的言语。他嘴里吐出的字句像空气般平凡,像黑莓般丰富,像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吐出的上星期的行情纸条那样不引人注意。我不禁一震,拿我最幽默的笑话讲给他听。结果石沉大海,他毫无反应。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喜欢这个人了。

每星期总有两三个晚上我会溜到赫费鲍尔那里去,陶醉在他的后屋里。那成了我唯一的乐趣。我开始早些起身,快快赶完工作,以便在自己的天堂里多待上一会儿。在别的地方,我没法摆脱从周围环境榨取幽默的习惯。彼得的谈话却不同,任凭我拼命围攻,也打不开一个缺口。

在这种影响下,我的精神开始好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儿消遣来解除工作的疲劳。如今我在街上遇见以前的朋友,竟然能对他们笑笑,或者说一句愉快的话,使他们大为惊讶。有时我竟然心情舒畅地同我家里人开开玩笑,结果叫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魔鬼折磨得太久,以至现在像小学生那样急切地抓住休息的时间。

我的工作却受到了影响。对我来说,工作已不是从前那种痛苦和负担。我常常在工作期间吹吹口哨,思绪比以前利索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结束工作,像酒鬼去酒店那样,急于到对我有益的隐蔽所去。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儿消磨时光。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她,女人可不理解这一类事情。可怜的女人!她要是知道了准会大吃一惊。

一天,我把一个银的棺材把手和一个蓬松的灵车掸子带回家,打算当作镇纸和鸡毛掸子。

我很喜欢把它们放在桌上,这可以联想到赫费鲍尔那可爱的后屋。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吓得尖声惊叫。我不得不胡乱找些借口安慰她。但是我从她眼神里看出她没有消除成见。我只得赶快把这两件东西撤掉。

有一次,彼得·赫费鲍尔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令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贯的理智而平淡的态度把他的账本拿给我看,对我说,他的利润和事业正蒸蒸日上。他一直考虑找一个愿意投资的股东。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觉得我是最理想的。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时,彼得已经拿到了我存在银行的一千美元支票,我成了他殡仪馆的股东。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里,同时也有一点顾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妻子。但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再也不必写那些无聊的幽默文章了,可以再度享受生活的甜蜜,而不必把它榨个稀烂,从中榨出几滴博人一笑的苹果汁——那对我将是一种何等的欣慰!

晚饭时,路易莎把我不在家里时收到的几封信交给我。好几封是退稿信。自从我经常去赫费鲍尔那里以后,我的退稿信多得简直吓人。最近我写笑话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却像砌砖那样迟钝而痛苦地慢慢拼凑。

其中一封是与我订有长期合同的周刊的编辑寄来的,目前我的主要收入还是那家周刊的稿酬。我先拆开那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敬启者:

我社与您签订的年度合同已于本月满期。我们认为有必要奉告,我们为不再与你续签来年合同,深表遗憾。你以前的幽默风格颇使我们满意,并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但最近两个月以来,我们认为尊稿质量有显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表现了左右逢源、驰骋自如的诙谐与风趣,近作则显得苦于构思,穷于应付,有捉襟见肘、难以卒读之感。

我们再次表示歉意,并通知您今后不拟接受尊稿,希请见谅。

编者谨启

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妻子。她看了之后,脸拉得特别长,眼里含着泪水。

“卑鄙的家伙!”她愤愤地喊道:“我敢说你的作品同过去一样好。而且你花的时间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到。”那当儿,我猜想路易莎一定是想到了以后不会再有支票寄来了。“哦,约翰,”她带着哭腔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围着饭桌跳起波尔卡舞。我肯定路易莎认为这个不幸的消息把我逼疯了。倒是孩子们希望这样,因为他们在我背后瞎闹,学我的步子大声欢呼。如今我又像是他们往日的伙伴了。

“今晚我们去看戏!”我嚷道,“一定去。看完戏,大家再到皇家饭店大吃一顿。伦普蒂——迪德尔——迪——迪——登!”

这时,我说明了原因,宣布我已经是一家生意兴隆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笑话和幽默,见鬼去吧!

我妻子手里拿着编者的信,当然不能说我干得不对,也提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没有能力欣赏赫费鲍尔——不,现在是赫费鲍尔股份公司啦——殡仪馆后面的那个小屋是一个何等美妙的地方。

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今天在我们的镇子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欢迎、更快活的人了,而且我还会说满口的笑话。我的笑话再度被小镇上的人传播,被人引用。我又能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细语而不存图利之心,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身边戏耍,随意散布着他们孩子气的幽默,再也不用担心我拿着一个小本子,像鬼魂似的盯在他们背后了。

我们的生意也十分红火。我记账、照看店务,彼得负责外勤。他说我的轻松活泼足以使任何葬礼变成标准的爱尔兰式追悼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