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公爵的目光还没把普法尔送走，别尼生伯爵就匆匆走进屋来。他向安德烈公爵点点头，边向副官作指示，边走进书房。皇帝随后到达。别尼生慌忙赶到前面，准备迎接皇帝。契尔内歇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门口台阶上。皇帝满面倦容，下了马。保卢奇侯爵对皇帝说着什么。皇帝向左侧着头，听保卢奇情绪激动地说话，现出不很乐意的神情。皇帝向前挪动一步，显然不愿再听他说下去，但这个脸色通红、神情激动的意大利人却不顾礼节，跟在皇帝后面说个不停。

“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卢奇说，这时皇帝走上台阶，发现安德烈公爵，就凝视着这个陌生人，“陛下，对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卢奇仿佛已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继续说，“对于他，照我看只有两个去处：不是进疯人院，就是上绞刑架。”皇帝没有听完，也许根本不在听人说话。他认出了安德烈公爵，就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见到你很高兴，你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去等我吧。”

皇帝走进书房。伏尔康斯基公爵和斯坦因男爵跟着他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许可，同他在土耳其认识的保卢奇一起走进客厅。客厅里正在开会。

伏尔康斯基公爵担任类似皇帝参谋长的职务。他拿着几张地图从书房出来，走进客厅，把地图摊在桌上，提出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者的意见。情况是这样的：夜里得到消息（后来证明不确），说法军正在迂回进攻德里萨阵地。

第一个发言的是阿姆斐尔德将军。他提出，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大道旁另筑一个新阵地，这阵地的用处他没有说明（只是为了表示他也有他的想法），他认为军队应该集结在那里等待敌人。阿姆斐尔德显然早就制订了这个方案，他现在说出来，与其说是解答提出的问题（其实他的方案并未解答问题），不如说是乘机把它说出来。这是无数建议之一，提出来的人振振有词，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战争的特点。有人反对他的意见，有人赞成他的意见。年轻的托里上校反对得最激烈，他一面争论，一面从军服口袋里掏出写满字的笔记本，要求让他念念里面的内容。托里从大量记录中提出一个同阿姆斐尔德和普法尔完全不同的作战方案。保卢奇反对托里，提出一个进攻计划。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走投无路的陷阱（他把德里萨阵地称为陷阱）。在这些争论中，普法尔和他的翻译伏尔佐根（他是普法尔同朝廷联络的桥梁）一直默不作声。普法尔只是鼻子里轻蔑地哼哼着，背过身去，表示他根本不屑反驳他现在听到的这种谬论。当主持会议的伏尔康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只说：“何必问我？阿姆斐尔德将军已提出一个暴露后方的好阵地。或者，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进攻，很好嘛！或者撤退，也很好。何必问我呢？诸位对情况都知道得比我清楚。”

但伏尔康斯基皱着眉头，说他是代表皇帝征求意见的，普法尔就站起来，突然来了劲，开口说：“事情全弄糟了，全搞乱了，大家都比我高明，可现在又来问我该怎么补救。没有什么可补救的。一定要严格遵守我定下的原则，”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指敲敲桌子说，“困难在哪里？胡说，幼稚！”他走到地图前，用干瘦的手指戳戳地图，迅速地说，任何意外情况都不会改变德里萨阵地的作用，一切都预见到了，敌人要是真的前来包抄，注定会全军覆没。

保卢奇不懂德语，就用法语向他提问。伏尔佐根走来帮助法语说得不好的首长，为他翻译，好容易才跟上普法尔讲话的速度。普法尔急急地证明，不但已经发生的一切，就是可能发生的一切，都不出他所料，如果说现在出现了困难，那只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他的计划。他一直露出嘲弄的微笑，反复作着证明，最后轻蔑地停止论证，好像数学家不再用各种方法证明一个早已证实的命题。伏尔佐根继续用法语替他说明他的意思，偶尔问普法尔：“对不对，阁下？”普法尔好像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竟打起自己人来，怒气冲冲地对伏尔佐根嚷道：“哼，还解释什么？”

保卢奇和米肖一起用法语攻击伏尔佐根。阿姆斐尔德用德语对普法尔说话。托里用俄语向伏尔康斯基公爵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观察着。

在所有这些人中，安德烈公爵最同情的是愤怒、固执、自信得可笑的普法尔。在场的人中间，显然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什么个人要求，对谁也不抱仇恨。他只有一个希望：执行根据他多年研究的心得所制订的计划。他这人有点可笑，他的讽刺使人不快，但他对理想的无限忠诚却博得大家的尊敬。此外，在所有的发言中，除了普法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在一八〇五年军事会议上是没有的，就是对拿破仑的天才都极为恐惧。这种情绪虽被掩饰着，但还是从每个人的发言中流露出来。大家认为拿破仑无所不能，对他防不胜防，彼此用这个可怕的名字批驳对方的建议。只有普法尔一人认为拿破仑是个野蛮人，就像他认为凡是反对他的理论的人都是野蛮人那样。不过，普法尔除了引起安德烈公爵的敬重外，还引起他的怜悯。从廷臣们对他说话的语气，从保卢奇胆敢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这件事，主要是从普法尔本人的绝望神情中可以看出，别人知道，他自己也感觉到，他的垮台已迫在眉睫。尽管他这人十分自信，且有德国式嘲讽唠叨的癖性，他那两鬓梳得光光、后面头发翘起的模样却是可怜的。他表面上显得愤怒和轻蔑，其实内心感到绝望，因为他想通过大规模实验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而这样的机会现在已经丧失了。

讨论继续了很久。他们讨论得越久，争吵也越激烈，甚至大声叫嚷和进行人身攻击，这样也就更难得出共同的结论。安德烈公爵听着这席使用多种语言的谈话，听着他们的建议、计划、辩驳和叫嚷，不胜惊讶。他在军事活动中常想，军事科学是没有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所谓军事天才。现在他认为这是一种明摆着的事实。“战争的条件和环境不明，作战者的力量也不明，哪里谈得上什么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谁也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明天敌我双方情况将会怎样；谁也无法知道这个部队和那个部队有多大力量。有时，只要没有胆小鬼在前面叫喊‘我们被切断了’，就会胜利。如果有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在前面高呼‘乌拉’，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就抵得上三万人，就像在申格拉本那样。有时五万人遇到八千人也会逃跑，就像在奥斯特里茨那样。许多事情往往由无数条件决定，而这些条件的作用往往发生于谁也不知道的特定时刻，战争也是这样，因此怎么谈得上军事科学呢？阿姆斐尔德说，我军被切断了；保卢奇却说，我们使法军受到夹攻；米肖说，德里萨阵地没有用，因为后面有一条河；普法尔则说，它的威力就在于此。托里提出一个计划，阿姆斐尔德提出另一个计划。这些方案都有利有弊，任何方案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它的好处。大家凭什么谈论军事天才呢？难道一个人能及时下令运送干粮、指挥部队向左向右，他就是天才吗？这只是因为有些军人获得荣誉和权力，就有一批趋炎附势的小人拜倒在权力面前，硬把天才加到权力上面，称他们为天才。相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将军都是些蠢货或懒虫。巴格拉基昂是位最好的将军，连拿破仑都承认这一点。拿破仑本人何尝不是这样！我记得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那种得意忘形的蠢相。一个好统帅不仅不需要天才和特殊品质，而且不需要人类的美德：仁爱、诗意、热情和探索哲理的精神。他只要庸俗浅薄，坚信他的所作所为都很重要（要不他就没有足够的耐心），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做人可不能爱惜谁，同情谁，也不要考虑是非。自古以来对权势人物早就炮制了一套天才论，因为权力就在他们手里。其实战争的成败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那个在队伍中高喊‘完蛋了’或者‘乌拉’的人。只有在这种队伍里服务，你才能满怀‘自己有用’的信心！”安德烈公爵听着大家的议论，心里这样想。直到所有的人都走散了，保卢奇唤他，他才醒悟过来。

第二天检阅时，皇帝问安德烈公爵希望去哪里服务，安德烈公爵没要求留在皇帝身边，却要求下部队。这样他就丧失了在朝廷供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