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公爵的团是后备队。这些后备队部署在谢苗诺夫后面，经受着猛烈炮火的攻击，直到一点多钟还没有参加战斗。将近两点钟，这个团已损失两百多人，向前推进到谢苗诺夫村和土岗炮台之间被践踏的燕麦田里。这一天，这里已死了几千人，而在两点之前，敌人的几百门大炮又集中火力向这里猛轰。

这个团没有离开这地方，也没有放过一枪，却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员。从前方，特别是从右方，大炮在浓重不散的硝烟中隆隆轰鸣；从前面弥漫整个地区的神秘烟云中不断飞出急促的咝咝响的炮弹和速度较慢的呼啸着的榴弹。有时，整整一刻钟，所有的炮弹和榴弹都从他们头上飞过，仿佛让他们休息一下；但有时在一分钟里就要失去几个人，打死的人不断被拖开，负伤的人不断被抬走。

炮击连续不断，对那些还没有被打死的人来说，生存的机会越来越少。团分为几个营纵队，纵队之间的距离是三百步，虽然如此，大家的心情却是相同的。团里人人都默不作声，愁眉不展。队伍中难得有说话声，只要一听到炮弹落地和叫“担架”声，谈话就立刻停止，大部分时间团里的人都奉命坐在地上。有人摘下帽子，舒展开皱褶，又折起来；有人用手掌搓碎干土，拿来擦刺刀；有人揉揉皮带，拉拉佩刀带的带扣；有人小心地解开包脚布，重新包上，再穿上靴子。有人用田里的草土盖棚子，有人用麦草编小篮子。大家仿佛都一心一意干着活。有人负伤，有人阵亡，有时担架抬过，有时我军后退，有时透过硝烟看到大批敌人，但对这一切谁也不加注意。但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前进时，当看到我们的步兵调动时，就从四面八方发出一片赞许声。但最引人注意的却是一些同战斗毫无关系的事，仿佛这些精神上疲惫不堪的人在生活琐事上获得了休息。一个炮兵连从团的前面走过。一匹拉边套的马在炮兵弹药车的挽索上绊了一下。“哦，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出来！它会跌倒的……唉，他们没有看见！……”全团各排异口同声地嚷道。一会儿，一条棕色小狗竖起尾巴不知从哪里跳出来，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小狗慌张地从队列前面跑过，突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小狗就夹紧尾巴奔到一边。全团爆发出一片笑声和叫声。不过，这一类消遣只延续几分钟，而那些人没有东西吃，没有事做，处在死亡的恐惧中，已经八个多小时。他们苍白和忧郁的脸变得更苍白更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跟全团所有的人一样，脸色苍白，神情忧郁，低着头，背着手，在燕麦田旁的草地上两条田界之间来回踱步。他没有事要做，也没有命令要发。一切都自动进行着。打死的人从前线被拖开，负伤的人被抬走，队伍并拢来。士兵要是跑开，立刻又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以身作则，这是自己的责任，但后来明白，他不需要也不可能教诲他们。他也像每个士兵一样，全部心力就是避不思考处境的危险。他拖着双脚，飒飒地踩着青草，在草地上走着，察看着落在靴子上的尘土；有时他迈着大步，竭力踩着割草人留在草地上的足迹；有时数着脚步，计算着从这边田界到那边田界要来回走几次才是一俄里，有时他采下田界下的苦艾花，拿起来在手心里搓搓，闻闻那种刺鼻的苦涩香气。昨天的思想已影踪全无。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耳朵倾听着同样的声音，辨别着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观察着一营士兵的脸色，等待着。“嘿，又来了……又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倾听着从硝烟中逼近的啸声，想，“一个，两个！又是一个！打中了……”他站住，看看队伍，“不，飞过去了。哦，这个被打中了。”他又踱起步来，竭力迈着大步，想用十六步走到那边田界。

一阵啸声，紧接着是一声爆炸。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溅起干土，消失了。他的脊背上不由得起了一阵寒颤。他又望望队伍。大概打中了好多人；一大批人聚集在二营那里。

“副官先生，”他喊道，“叫他们别挤在一起。”

副官执行了命令，向安德烈公爵走来。营长骑马从另一边走来。

“当心！”响起一个士兵惊惶失措的声音。紧接着就有一颗榴弹像一只飞鸟带着啸声突然落在地上，离安德烈公爵只有两步，就在营长的坐骑旁边。那马不管可不可以表示恐惧，首先打了一个响鼻，竖起前蹄，差点儿把营长抛下来，接着往一边跑去。马的恐惧传给了人。

“卧倒！”伏在地上的副官叫道。安德烈公爵站着犹豫不决。在耕地和草地边上一丛苦艾旁边，在安德烈公爵和卧倒的副官之间，榴弹冒着烟，像陀螺似地旋转着。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想，用从未有过的羡慕目光望着青草、苦艾和旋转的黑球冒出的一缕浓烟，“我不能死，我不想死，我爱生活，我爱这草、这土地、这空气……”他想，同时想起大家都在望着他。

“可耻，军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有把话说完。就在这一刹那，发出一声爆炸，弹片像打碎的窗玻璃似的飞溅开来，传来一股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踉跄了一下，举起一只手，扑倒在地上。

几个军官跑到他跟前。鲜血从他的右腹部流出来，染红了一大片草地。

抬担架的民兵应召来到军官的后面。安德烈公爵伏在地上，脸贴着青草，困难地喘着气。

“喂，还站着干什么，过来！”

几个农民走上来，抓住他的肩膀和腿，但他痛苦地呻吟着。农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把他放下。

“当心，抬起来，总归要把他抬走！”有人喝道。他们又把他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哦，天哪！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肚子！这下子可完了！天哪！”军官中有几个说，“弹片从我耳朵根的头发旁嗖地一下飞过。”副官说。农民们抬起担架，连忙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救护站跑去。

“合上步子……喂！……庄稼汉！”一个军官喝道，抓住那些步子错乱的抬担架的农民的肩膀。

“合上步子，喂，赫维多尔，赫维多尔！”领头的农民说。

“对了，好神气！”后面那个合上步子，快乐地说。

“是大人？呃？是公爵？”基莫兴跑过来，望望担架，用发颤的声音说。

安德烈公爵的头深埋在担架里。他睁开眼睛，望望说话的人，又合上眼皮。

民兵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树林里，那里停着辎重车，设立了救护站。救护站由三座卷起帐篷边的帐篷组成，搭在桦树林边上。桦树林里停着辎重车和马匹。马从车下燕麦口袋里吃着燕麦，麻雀飞来啄食落下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迫不及待地在桦树林上飞来飞去，嘎嘎啼叫。帐篷周围，在两俄亩大小的地方，浑身血迹的人们穿着各种服装，有的卧，有的坐，有的站在那里。伤员周围站着一堆堆抬担架的民兵，他们神色沮丧而又关切。维持秩序的军官们想把他们从这里赶走，但是没有用。他们不理军官们，靠着担架站在那里，凝视眼前发生的事，仿佛想理解这难以理解的景象。帐篷里时而传出愤怒的号叫，时而传出悲惨的呻吟。助医偶尔跑出来取水，指明把哪些伤员抬进去。伤员在帐篷外等待着，他们呼喊着，呻吟着，哭泣着，叫嚷着，咒骂着，还讨酒喝。有些在说胡话。民兵们跨过没有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起帐篷旁边，等待命令。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半天弄不懂周围是怎么一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对生活的热爱。离他两步的地方站着一个高大俊美的黑发士官，头上裹着绷带，手里拄着一根树枝。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大声说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一群伤员和抬担架的人围着他，出神地听他讲。

“我们往那里一冲，他们就把什么都扔下跑掉，我们把王爷都抓到了！”一个士兵闪亮热情的黑眼睛，环顾周围，大声说，“要是当时后备队赶到，他们就全完蛋了，我老实对你说……”

安德烈公爵像周围的人一样，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心里感到一种安慰。“如今还不都一样，”他想，“那里会怎么样？这里又有什么呢？为什么我那么舍不得放弃生命？生命里有些东西我过去不理解，现在还是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