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比不战而退更重大的事是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而拉斯托普庆被认为是领导这件事的人。不过，拉斯托普庆的行动与库图佐夫完全不同。

放弃和焚毁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在鲍罗金诺战役后不战而退出莫斯科一样。

每一个俄国人，不是根据推理而是根据深藏在我们和父辈心中的感情，都能料到这一点。

从斯摩棱斯克起，在俄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里，没有拉斯托普庆伯爵的参与和他的传单，都发生过同莫斯科一样的事。人民若无其事地等待着敌人，不闹事，不骚动，不把什么人撕碎，却镇定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自信能在最困难的时刻有力量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等到敌人一迫近，有钱人留下财产走了；穷人则留在城里，焚毁遗留下来的东西。

俄国人心里一直觉得非如此不可。莫斯科将沦陷，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公众心里都有这种预感。早在七月和八月初离开莫斯科的人，就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带上能带走的东西，留下房屋和一半财产，凭着潜藏在心里的爱国热情行动。这种爱国热情不靠豪言壮语，不靠为拯救祖国而献出自己的孩子等不自然行为，而是自然地悄悄表现出来，因而总能产生最有力的效果。

有人对他们说：“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懦夫才逃离莫斯科。”拉斯托普庆在传单里告诫他们，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被人称为懦夫，羞于出走，但他们还是走了，知道非走不可。他们为什么要走？并不是拉斯托普庆用拿破仑在占领区的恐怖行为把他们吓跑的。首先出走的是有钱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十分清楚，维也纳和柏林在拿破仑占领时期没有遭到破坏，居民同迷人的法国人过得很愉快，而当时的俄国人特别是俄国上层妇女非常喜欢这些迷人的法国人。

他们离开京城，因为对俄国人来说，在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生活无好坏可言。在法国人统治下根本无法生活，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早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前，俄国人就走了，而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后走得更快，他们不理会保卫城市的号召，也不理会莫斯科卫戍司令要抬着伊维尔教堂的圣母像作战的宣言，以及要放气球来消灭法国人的打算，也不理会拉斯托普庆公告里的一派胡言乱语。他们知道打仗是军队的事，如果军队不能打仗，那么，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是不可能到三山区去打拿破仑的，他们非走不可，虽然很舍不得丢下财产。他们离开莫斯科，根本没想到这座被居民所放弃和焚毁（一座用木头筑成的城市不免要被烧成焦土）的广大富裕的京城的意义。他们离开莫斯科，人人都是为了自己，但也正由于他们走了，才完成俄国人民流芳百世的庄严事业。那个贵夫人模糊地意识到她不做拿破仑的奴隶，又唯恐被拉斯托普庆伯爵下令留下，早在六月间就带着她的黑奴和小丑，从莫斯科逃难到萨拉托夫乡下。她这一行动倒确实是参与了拯救俄国的伟大事业。拉斯托普庆伯爵呢，他时而辱骂离开莫斯科的人，时而撤走政府机关，时而把毫无用处的旧武器发给喝醉酒的乌合之众，时而抬出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父搬走圣骨和圣像，时而夺取莫斯科所有的私人马车，时而派一百三十六辆马车搬运雷比赫所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烧掉莫斯科，时而说他怎么烧掉自己的房子，时而给法国人写声明，严词谴责他们焚毁孤儿院，时而把焚毁莫斯科的功劳归于自己，时而又推卸责任，时而命令民众把间谍都逮捕起来交给他，时而因此责备民众，时而把所有的法国侨民赶出莫斯科，时而扣留莫斯科全体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倍尔-舍尔玛太太，又无缘无故逮捕和放逐德高望重的邮政总监克留恰列夫，时而在三山区召集民众打击法国人，时而为了摆脱民众，叫他们去枪杀一个人，自己则从后门溜掉，时而说他要与莫斯科共存亡，时而在纪念册里写法语诗，歌颂自己参与其事的功绩——他这个人根本不懂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想一鸣惊人，做出一点爱国的英雄行为来，像孩子一般玩弄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一无可避免的伟大事件，竭力用他的小手时而鼓励时而阻挡把他卷走的民众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