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逗留彼得堡初期，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在离群索居中所形成的想法，完全被这个城市里的各种琐事所淹没。

晚上回家，他在笔记本里记下四五处必要的访问和约定的会见。生活的机器，紧凑的日程，耗费了他大部分精力。他什么也没做，甚至什么也没想，也没有工夫想，而只是说话，顺利地说出他在乡间思考的事。

他有时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在同一天里在不同的场合重复着同样的话。不过，他成天忙忙碌碌，甚至无暇想到其实他什么事也没有做。

斯佩兰斯基星期三在家里单独接见安德烈，推心置腹地同他谈了好半天。也像第一次在柯楚别依家那样，斯佩兰斯基给安德烈公爵留下深刻的印象。

安德烈公爵认为大多数人都无足轻重，不屑一顾。他很想找到一个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因此一旦遇到斯佩兰斯基，就认为斯佩兰斯基正是这种智慧和道德的化身。如果斯佩兰斯基跟安德烈出身同一阶级，教养也跟安德烈一样，那么，安德烈很快就会在他身上发现庸俗软弱的一面，不像个英雄。可是现在，斯佩兰斯基超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却使他肃然起敬，因为安德烈还不太了解他。此外，也许是因为赏识安德烈公爵的才能，也许是因为觉得需要争取他，斯佩兰斯基在安德烈公爵面前竭力卖弄他那公正而冷静的思维能力，并且微妙地奉承安德烈公爵。这种奉承夹杂着一种自负，暗示只有他们两人深知众人的愚蠢和自己思想的明智与深刻。

他们星期三晚上长谈时，斯佩兰斯基一再说：“我们看问题总是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含笑说：“但我们要让狼吃饱肚子，也要使羊平安无事……”或者说：“这一层他们无法理解……”而他的神情仿佛总是在说：“我们都明白，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

这次同斯佩兰斯基的长谈进一步加深了安德烈公爵初见斯佩兰斯基时的感情。他觉得斯佩兰斯基是个头脑冷静、逻辑严谨、智力发达的人，他凭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获得权力，并用这种权力来造福俄国。在安德烈公爵的眼里，斯佩兰斯基就是他希望做的那种人：能理智地解释各种生活现象，承认理性的重要，凡事都能用理性来衡量。斯佩兰斯基的表达简单明了，安德烈公爵不由得事事都同意他。要是安德烈公爵提出反驳和争论，那只是为了表示他有独立的见解，不完全同意斯佩兰斯基的看法。一切都很正确，一切都很合理，只有一样东西使安德烈公爵感到困惑：那就是斯佩兰斯基洞察一切而又不让人窥探自己灵魂的冰冷目光，以及他那双白嫩的手。安德烈公爵不由自主地瞧着他那双手，就像一般人瞧着握有大权的人的手那样。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和白嫩的手不知怎的使安德烈公爵感到不快。还有使安德烈公爵感到不快的是，斯佩兰斯基过分蔑视人，同时总是不择手段地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除了比喻，他还运用各种论证方法，而安德烈公爵觉得他从一种方法转到另一种方法时做得过分大胆。他忽而站在实干家的立场上斥责空想家，忽而站在讽刺家的立场上嘲笑反对派，忽而严格地讲究逻辑，忽而上升到玄学的范畴（最后这种方法他用得特别多）。他把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给空间、时间和思想下定义，由此得出反证，再回到原来争论的问题上。

总的来说，斯佩兰斯基使安德烈公爵吃惊的思想特点在于他毫不动摇地坚信理性的力量和正确。显然，斯佩兰斯基从来没有产生过安德烈公爵常有的那种想法，就是不能把所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他也从来不产生这样的怀疑：“我所想和所相信的一切是不是很荒唐？”而斯佩兰斯基的这种思想特点最使安德烈公爵折服。

在他们认识初期，安德烈公爵十分钦佩他，就像他一度钦佩拿破仑那样。斯佩兰斯基是神父的儿子，庸夫俗子可能因此瞧不起他（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但安德烈公爵却因此格外珍惜他对斯佩兰斯基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不知不觉越来越深。

在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来访的晚上，他们谈到立法委员会，斯佩兰斯基就带着讽刺口吻对安德烈公爵说，立法委员会存在已有一百五十年，花掉了几百万卢布，结果一事无成，罗森坎姆普夫只在比较法的条文上贴上一些标签。

“这就是国家花去几百万卢布的收获！”斯佩兰斯基说，“我们想把新的司法权交给枢密院，可是我们没有法律。因此，公爵，像您这样的人现在不为政府做事是一种罪过。”

安德烈公爵说，做这种事必须学过法律，而他没有学过。

“其实谁也没有学过，您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魔圈，必须把它冲破。”

一星期后，安德烈公爵进了军事条令委员会，而且出乎他的意料，当上了条令编纂委员会的处长。遵照斯佩兰斯基的要求，他负责编纂民法第一部分，并参考《拿破仑法典》和《查斯丁尼法典》起草有关人权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