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阿登高地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在堵车中度过了法国战场的前三天。

埃里克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是第二装甲兵团附属医疗队的成员。通过比利时南部的时候，他们没有目睹任何军事行动，只看到了延绵不断的山和树林。他们听说这一带是阿登高地。他们行进在狭窄的公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铺沥青，一辆抛锚的坦克很快造成了五十英里的堵车。他们被困在队列中，滋味比行军还要难受。

赫尔曼布满雀斑的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对埃里克说：“简直他妈的太傻了。”

“你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不应该说这种话，”埃里克轻声说，“要对元首有信心。”他并没有真生气，只是给赫尔曼一点提醒。

动起来的滋味也不好受。他们坐在军用卡车的后地板上，公路上尽是树根和弹孔，卡车在行进时颠个不停。埃里克希望能马上投入战斗，以便脱离该死的卡车。

赫尔曼提高了声调：“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医疗队队长雷纳尔·韦斯医生说：“元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韦斯表情一本正经，埃里克却似乎从他的语调中听到了一丝嘲讽的味道。黑发、戴眼镜、身材瘦削的韦斯少校经常嘲讽地议论军队和政府，但旁人又无法从他谜一般的话语中找到任何把柄，因此谁都不曾举报过他。另外，军队战时也需要韦斯这种技术精湛的名医。

车厢里另外两个医务兵都比埃里克和赫尔曼年龄大。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医务兵对赫尔曼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法国人多半没料到我们会打到这里，毕竟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

他的朋友曼弗雷德说：“我们恰好可以做到出其不意，没遇到多大抵抗便直扑法国边境。”

韦斯嘲讽地说：“你们的策略真是让我醍醐灌顶，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上这里来了。”但他没说他们错了。

让埃里克惊讶的是，直到这时还有那么多人对元首缺乏信心。他的家人仍然对元首的胜利视而不见。他的父亲一度曾经很有权势，现在却是个卑微的小人物。沃尔特不但不对攻克蛮荒的波兰感到高兴，反而长吁短叹着波兰人民的遭遇——他一定是偷听敌台得知了他们的遭遇。这会给全家人惹上麻烦的——不向纳粹设在街区的监管员报告的话，包括埃里克在内的全家人都会因此而获罪。

埃里克的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常会拿个放着熏鱼和鸡蛋的小包消失上一阵子。她不做什么解释，但埃里克可以肯定母亲是把小包拿给洛特曼夫人了，洛特曼夫人的犹太丈夫已经被取消了行医的资格。

尽管如此，埃里克还是把绝大部分军饷都寄回家里。他知道如果不寄钱回家的话，他的父母就要受冻挨饿了。埃里克不赞成父母的政治观点，但是他爱他们。他父母也是一样，他们对埃里克支持纳粹的政治态度非常气愤，但打心眼里爱着他。

埃里克的妹妹卡拉本希望能和埃里克一样成为一个医生，她在得知医生在当今的德国只能是男人的职业时曾感到非常愤怒，不过她已经接受了现实，经过培训当上了更适于女孩的护士。卡拉和埃里克一样，也在用微薄的工资支援着父母。

埃里克和赫尔曼本想进步兵营。他们想象中的战争是面对敌人，杀死对方或为祖国牺牲。但他们现在谁都杀不了。他们都上了一年的医学院，所受的培训是军队的宝贵财富，因此他们都当上了医务兵。

5月13日，在比利时的第四天中午之前，围绕着他们的只有坦克和卡车的轰鸣声。这天中午，他们开始听到一种更响亮的声音。轰炸机盘旋在他们头顶，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进行轰炸。呛人的烟味使得埃里克的鼻子一阵阵地抽搐着。

下午，他们在俯瞰河谷的高地上休息。韦斯少校说下面是默兹河，他们已经到了色当的西面，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了法国的领土。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地从他们头顶飞过，对他们前面几英里河岸上散布的村庄进行轰炸，那里也许隐藏着法国的防御阵地。烟雾从被不计其数的炮火击中的民房和农舍喷涌而出。炮火一阵连着一阵，埃里克为被困在炼狱里的所有灵魂感到惋惜。

这是埃里克目睹的第一场战事。不久之后他就将投入战斗。到时，也许会有些年轻的法国兵站在安全的制高点，为战死受伤的德国兵感到伤心。想到这里，埃里克的心像打鼓似的一阵兴奋。

向东眺望，景物影影绰绰，埃里克看到战斗机像空中的小墨点一样四处舞动，烟柱不时腾起，这时他才深切地意识到战争就在眼前，就在离自己只有几英里的河岸上展开。

过了一会儿，空袭结束了，战斗机折转向北。从他们头顶飞过的时候，机翼摆动了几下，像是在向他们祝福“好运”。

在离埃里克不远的一块通向默兹河的平地上，德军的坦克相继投入了战斗。

他们离敌人还有两英里，但法国炮兵已经开始从城里对他们发起炮击了。埃里克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有这么多法军的炮兵会在轰炸中幸存。炮火如织，埃里克听见炮弹穿过田野的呼呼声和落地时泥土四溅的声音。他看到一发炮弹正中在坦克上，烟雾、金属和人体碎片齐齐从坦克的炮口中喷射出来。埃里克不禁一阵心悸。

法军的炮火没能抵挡住德军的前进。坦克群不断地从河岸向被韦斯称为唐奇里的小镇东面进发。坦克后面跟着乘着卡车或步行的步兵。

赫尔曼说：“空袭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炮兵在哪里？我们需要炮兵打掉镇上的炮兵阵地，使坦克和步兵可以跨过河流，在河对岸建立桥头堡。”

埃里克想扇他耳光，让他闭上那只爱抱怨的嘴。马上要投入战斗了——参战士兵必须保持积极的心态！

韦斯却说：“布劳恩，你说得对，但我们的弹药车还堵在阿登高地上。现在我们只有四十八颗炮弹。”

一个红脸上校从后往前跑过队列，向队列里的士兵大喊：“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韦斯少校指着前面说：“我们将在东边的那个农庄建立起战地医疗站。”埃里克看到那是幢离河八百码的灰顶矮房。“很好，我们出发吧！”

他们跳上军用卡车，乘着呼啸的卡车下山，到了平地以后向左转入了一条颠簸的机耕道。埃里克很想知道德军会拿房子被充当战地医疗站的那家人怎么办。他觉得德军会把那家人赶走，如果胆敢惹麻烦的话，应该会把他们枪毙吧。但两军对垒之间他们又能去哪儿呢？

他根本用不着担心：这家人早就离开了。

根据埃里克的观察，农庄离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只有半英里。他觉得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建立战地医疗站根本没道理。

“抬担架的，赶快把担架抬到战场上，”韦斯叫道，“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医疗站布置好了。”

埃里克和赫尔曼从医疗储备车上拿了一副卷起的担架和一个急救包，风风火火地朝战场上冲了过去。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跑在他们前面，十来个战友跟在他们身后。埃里克高兴地想，这是一个成为英雄的大好机会。他一定要做个在战火面前保持镇静的战斗英雄，而不会像有些软蛋一样被炮火吓得屁滚尿流，找个防空洞躲起来。

他们冲过田野，跑到河岸上。这段路并不短，要把伤者从河边抬回医疗站似乎困难重重。

他们经过几辆被击毁的坦克，但坦克上已经没有了幸存者。埃里克把头移开，尽量不去看变形的金属上烧焦的人体残骸。他们周围有法军的炮弹飞过，但并不算太猛：河边的防御已经减弱了许多，大多数法军的大炮都被德国的轰炸机端掉了。但这是埃里克第一次经历被人炮击的状况，他孩子般用双手遮住眼睛，却还是一个劲地拼命往前跑。

这时，一颗炮弹炸在了他们的行进路线前。

一声炸响，土地像被巨人踩在上面一样抖了三抖。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被击个正着，埃里克看到他们的身体像是失重了一样被炸得飞了起来。炮弹的冲击波把埃里克撂倒在地。他面朝上躺在地上，地上的灰泥雨点般落在他的脸上，不过他幸运地没有受伤。他挣扎着站起身，面前躺着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血肉模糊的尸体。克里斯托弗像个被撕碎的破娃娃一样，四肢被拧断了。曼弗雷德的头颅从身体上分离，掉在自己穿着靴子的双脚旁。

埃里克吓傻了。在医学院，他还没处理过断肢和流血的尸体。他只见过解剖教室里风干的尸首——学生们每两个人分到一具，埃里克和赫尔曼分得一个老妇干枯的尸首——除此之外，他就只见过手术台上被切开的活人身体了。但无论哪个都没有战友突然间被炸开的尸身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

他只想快点往回跑。

埃里克转过身。他满心都是惧怕，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开始朝他们来的路往回走，向着远离战场的森林走去。他的脚步很坚定。

赫尔曼救了他。他挡在埃里克身前说：“别犯傻！你想去哪儿啊？”埃里克没有停下，想从赫尔曼身边绕过去。赫尔曼照着他肚子就是一拳。埃里克弯下腰，跌坐在地上。

“别想走，”赫尔曼急切地说，“你会因为开小差被枪毙的！赶快振作起来！”

埃里克在调整呼吸的时候恢复了理智。他不能逃跑，他不能当逃兵，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留在这里。他渐渐用意志战胜了恐惧，缓缓站起身来。

赫尔曼警觉地看着他。

“对不起，”埃里克说，“我吓坏了，现在我好多了。”

“那就拿起担架往前走！”

埃里克拿起卷起的担架，把它平衡在肩膀上，转身就跑。

快到默兹河的时候，埃里克和赫尔曼发现他们站在了步兵们之间。一些步兵从卡车后车厢里拿出充气橡皮艇，把它们抬到河边。德军坦克不断对法军的防守阵地进行炮轰，掩护橡皮艇下水。恢复了斗志的埃里克很快发现这是场注定打不赢的战斗：法军藏在墙壁后面或是躲在建筑物里，德国的步兵却暴露在河岸上。橡皮艇一入水，就暴露在密集的机关枪火力之下。

河流中上游右拐。步兵只有退出一长段距离之后，才能躲到法军的火力之外。

河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死伤者。

“把这个人抬起来！”赫尔曼果断地说。埃里克按照指示弯下了腰。他们在呻吟的士兵旁打开担架。埃里克按学到的步骤从瓢里给他喂水。伤员脸上有数不清的伤口，胳膊也折了。埃里克猜想他被机关枪击中，但幸运地没有伤及要害。他没看到很多血，因此他们不需要用止血带为伤员包扎。两人把伤员放上担架抬起，开始朝急救站走去。

一路上，伤员不断因为痛苦而大声喊叫。他们停下时，伤员不断催他们“快一点，快一点！”，痛苦地咬紧了牙关。

抬担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还没走到一半，埃里克就觉得自己手都要断了。但他知道病人正忍着剧痛，只能硬撑着继续朝前跑。

埃里克欣喜地发现，周围已经没有法军的炮火了。法军把所有炮火击中在河岸上，试图阻止德军跨过默兹河。

过了好一会儿，埃里克和赫尔曼才抬着担架回到充当急救站的那幢农舍。韦斯已经把农舍重新布置了一遍，华而不实的家具被搬了出去，地板上标注了摆放病人的位置，餐桌成了做手术的地方。他告诉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员放在哪儿，接着让他们到战场上再去抬一名伤员。

跑回河岸要容易些。走的是下坡路，担架上也没有伤员。到达河岸时，埃里克担心自己会不会再一次吓破了胆。

他惊恐地发现战事比刚才更为激烈了。河中间有几艘泄了气的橡皮艇，岸上的尸体更多了——德军依然没能到达对岸。

赫尔曼扯着嗓子朝埃里克大喊：“这真是场灾难，先等炮兵来进攻。”

埃里克说：“那样就会让法军有时间加强防守，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我们就没必要跋涉到阿登高地了。”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赫尔曼仍旧在发牢骚。

埃里克的内心对元首是不是永远正确提出了疑问。这种想法使他削弱了信心，几乎站不稳了。好在战场上没时间给他多想，他们在一个一条腿几乎都被炮弹炸掉的伤兵身旁停住了脚步。伤兵二十岁出头，和他们差不多年纪，一头古铜色的头发，皮肤苍白，脸上都是雀斑。他的大腿下半部分被炸断了，断口血肉模糊。奇怪的是，他出奇地清醒，像期望有天使从天而降般瞪大了双眼，望着他们。

埃里克找到了腹股沟处的止血点，开始帮他止血。赫尔曼拿了条止血带，放在止血点上。之后他们把伤员抱上担架，扛起来往回跑。

赫尔曼是个忠诚的德国人，但他有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负面情绪。埃里克就不一样了，他完全不敢暴露自己的沮丧和无奈，避免降低战友们的士气——这样可以使他远离麻烦。

但他还是不能不想。穿越阿登高地的行动似乎并没有给德军带来预想中唾手可得的胜利。默兹河的防线尽管并不坚固，法军的回击却异常猛烈。埃里克想，他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应该不会使自己丧失对元首的信心吧？他对自己会产生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恐惧。

他不知道东线德军的进展是否比这边快。第一装甲师、第十装甲师和埃里克所在的装甲师齐头并进，第二装甲师已经到了边境，他们一定在默兹河上游展开攻击了吧。

他胳膊上的肌肉一阵阵地疼。

他们第二次回到了急救站。急救站异常繁忙，地板上躺满了呻吟的伤兵，满是血污的绷带扔得到处都是。韦斯少校和助手们忙着诊断一位位断肢的伤兵。埃里克从没想过伤兵会如此集中在这么个狭小的地方。元首谈战争的时候，埃里克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时埃里克注意到自己带来的伤员已经闭上了眼睛。

韦斯测了测伤兵的脉搏，声音沙哑地责难道：“把他抬到谷仓去——别把没救的家伙抬回来。”

埃里克手臂上的疼痛扩展到了腿部，又被韦斯骂得没了脾气，委屈得直想哭。

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兵的尸体抬到谷仓，看到那里已经放了十几具年轻的尸体了。

这比埃里克能想到的都要可怕。先前他想象中的战争，只是危险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气、对痛苦的平静接受，以及英雄主义。现在他亲眼见到的却是痛苦、尖叫、恐惧、破碎的尸体，以及对战斗的无望。

他们又回到了河边。

太阳西下，战场上的局势起了变化。唐奇里的法国守军受到对岸远处的德军炮击，防守力度小了不少。埃里克猜想炮击法军的应是德国的第一装甲师，他们幸运地在河的南岸建立桥头堡，可以腾出手支援侧翼的友军。他们显然在森林里保全了军火。

在第一装甲师的激励下，埃里克和赫尔曼又救了一个伤兵。回到急救站以后，他们喝了碗美味的肉汤。十分钟的晚餐使埃里克很想躺在地上睡上一整晚。但河岸上的伤兵还很多，他努力站起身，拿起担架的一头，小跑回了战场。

这时战场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坦克沿着河上摊开的竹筏开过河。渡河的德军遭到了猛烈的炮击，但在第一装甲师的火力掩护下，他们也拿起枪进行了回击。

德军取胜的机会来了。埃里克非常兴奋，为刚才对元首产生的怀疑感到羞耻。

埃里克和赫尔曼不断地把伤员从战场上送回急救站，渐渐把肩膀和大腿的疼痛都丢到九霄云外了。有些伤兵在整个搬运过程中不省人事，有些人感谢他们，有些人咒骂他们。有些人光顾着大哭大叫。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

早上八点，他们所属的部队终于在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早上十点，桥头堡得到巩固，部队开始陆续过河。

黄昏时战斗结束了。埃里克和赫尔曼还在继续清理战场上的伤员。午夜时分，他们抬走了最后一位伤员。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躺在树下，在疲乏中睡着了。

第二天，埃里克和赫尔曼随同第二装甲师折转向西，突破了剩余的法军防线。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五十英里之外的瓦兹河，在没有防御的法国国土上迅速前进。

5月20日，德军在出其不意地突破阿登高地的一周以后，顺利地抵达了英吉利海峡的海岸边。

韦斯少校向埃里克和赫尔曼解释了战争的进展。“进攻比利时只是个幌子，目的是让法军和英军进入我们的圈套。装甲师是这个圈套的大口，现在它们已经落在我们的牙齿上了。法军大部和英国远征军的全部都在比利时，被德军死死地围在中间。他们被切断了物资补给和人员增援，陷入失败的境地。”

埃里克得意扬扬说：“元首料到了一切。”

“是的，”韦斯说，和以往一样，埃里克分辨不出韦斯的话是不是发自内心，“没人能像元首那样高瞻远瞩。”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加来和巴黎之间的一座足球场里，和几千名英军战俘待在一起。白天，他们不得不忍受六月阳光的曝晒，但晚上还算好受，没有毯子也很暖和。足球场里没有浴室也没有水，他们没办法洗澡洗脸。

劳埃德用双手挖起了洞。他组织几个威尔士矿工在足球场的一边建起了公共厕所，为了显示决心，他也参加了劳动。战俘们没什么事可做，纷纷过来帮忙，很快足球场边聚集了百十号人。一个守卫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劳埃德向他做出了解释。

“你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卫兵和蔼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劳埃德。”

“我是迪特尔。”

劳埃德决定利用卫兵表现出的善意。“有工具的话，我们可以挖得更快一点。”

“为什么要赶进度？”

“卫生一点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迪特尔耸了耸肩，拿工具去了。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丢人，连真正的打仗都没看到就被俘了。威尔士步枪团作为后备部队来到法国，以期在长期的战役中缓解其他部队的压力。但德国仅仅用了十天就打败了盟军的大部分兵力。大多数战败的英军从加来和敦刻尔克返回英国，但有几千人没来得及登船，劳埃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德军应该已经向南行进了。就劳埃德所知，法军还在坚持战斗，但他们的精锐部队都已经在比利时被消灭了。德国卫兵像是知道胜利终将属于他们一样，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

劳埃德成了个战犯，他会一直被困在战俘营吗？英国政府此时一定受到了维持和平的巨大压力。丘吉尔不会屈从，和其他政治家不一样，他像头公牛一样死倔，正因为这种个性，他也很容易被弃之一边。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样的人也许愿意和纳粹签订和平条约，外交部副部长菲茨赫伯特伯爵可能也会。想到这里，劳埃德突然感到非常羞耻，这样的人竟会是他的父亲。

如果和平马上达成的话，他的战俘生活也许会很快结束，这段日子可能一直在法国的这座足球场里度过。最后会满脸憔悴地回到家里，但至少能保证不受到伤害。

如果英国继续参战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上次大战持续的时间超过四年，劳埃德可不想在战俘营里过上整整四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准备找机会逃离这座足球场。

迪特尔带着六七把铲子回来了。

劳埃德把铲子分配给身材最强壮的人，工作进展得很快。

有时战俘会转移到永久的战俘营，这是逃跑的最好机会。根据西班牙得来的经验，劳埃德知道军队不会把看管战俘作为第一要务。如果脱逃不成功的话，被捉的逃亡战俘会被直接枪毙。如果脱逃成功，那也没人会管。无论是哪种情况，战俘营看管的战俘都会少上一个。

他们用这天剩下的时间搭建完厕所。除了卫生方面的改善之外，此举大大激发了战俘们的士气。那天晚上，劳埃德躺在地上，看着夜空中的星星，思索着能不能在战俘营里组织些别的活动。他决定搞一场运动会，一场监狱里的奥林匹克。

还没等他把设想变为现实，战俘们就挪窝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从体育场开拔转移。

一开始，劳埃德不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行走。但很快他们就走上了来回两车道的拿破仑公路，开始稳步朝东行进。劳埃德觉得，他们很可能要走到德国去。

到了德国，再想逃跑就难了。他必须抓住机会逃跑，越快越好。他非常害怕——卫兵们都拿着枪——但他下定了决心。

除了德军军车，公路上其他车辆很少，但有很多和他们方向相反步行奔走的逃亡者。他们把家里的财物放在手推车和滚轮车里，有的还牵着牲畜，显然是战乱中家园被毁的难民。劳埃德告诉自己，这个现象非常好，战俘也许可以藏在难民们中间逃跑。

战俘的押运措施并不严密。看管上千个转移战俘的只有十来个看守。他们有一辆汽车和一部摩托车。坐不上车的看守，或步行，或骑着从法国当地征用来的自行车。

但逃跑并不容易。公路上没有英式的篱笆提供隐蔽，公路旁边的地沟也不深。逃跑的战俘很容易被枪法精湛的卫兵击中。

接着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在村庄里，卫兵们很难看住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村民们站在门梁边，冷漠地看着囚犯们。村民之间站着几头羊。路边有几间农舍和商店。劳埃德寻找着逃脱的机会。他需要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一扇敞开的门、屋子间的通道和一片小树丛都能让他隐身。劳埃德需要趁视线里没有士兵的时候躲进这类地方。

几分钟里，这样的机会一直都没出现，他只能抱着遗憾离开了这个村庄。

他有点灰心，但还是告诉自己要保持耐心。机会还多着呢，离德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会加强对被占领土的统治，会完善被占领土的政府组织，实行宵禁，增加检查点，阻止难民流动。过上一段时间，逃跑肯定会愈加困难。

天很热，劳埃德脱下制服，摘下领带。他要尽快处理掉这些可以透露他身份的服饰。他还穿着卡其裤和衬衫，旁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英国兵，他只希望远看不要如此显眼。

又经过两个村庄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镇上的逃亡路线可能会多一些。劳埃德意识到自己的头脑中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战，一边说最好别有太好的机会，别把自己推向吃枪子的噩运。另一边却叫他找机会就跑。他已经习惯受监禁的命运了吗？尽管腿有点酸，但跟着队伍行走十分安全。但后一种想法还是占了上风，他必须找机会脱离这支队伍。

不幸的是，穿越小镇的道路特别宽。队伍行进在道路的中央，逃脱者必须穿过两边的一长段空地才能隐蔽起来。一些店关闭了，几座建筑被木板围了起来，但还是有小巷、开门的咖啡馆和教堂可供隐蔽——但他无法摆脱卫兵的监视逃到这些地方。

他打量着道路两旁旁观镇民的表情。他们同情英国战俘吗？他们记得英国远征军在为法国而战吗？他们会屈服于德军的淫威，不肯向战俘提供帮助吗？可能性对半，没必要去冒险。有些人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帮忙，但另一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把逃跑战俘交还给德军。劳埃德无法根据这些人的表情判断他们会做何举动。

他们很快抵达了镇中心。劳埃德告诉自己，我已经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要想逃跑的话，必须得赶快行动了。

他看见前面有个十字路口，一队汽车正排在路口前准备左转，被走在路上的战俘挡住了去路。劳埃德在队列里看到一辆小卡车。这辆车又脏又破，像是属于建筑工程队或筑路队。卡车后车厢敞开着，但车沿很高，劳埃德看不见后车厢里的情形。

劳埃德觉得也许可以爬上车沿，翻进后车厢。

翻进后车厢以后，路上行走站立的人和骑车的卫兵肯定看不见他，但楼上窗户边看热闹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镇民们会出卖他吗？

劳埃德走近小卡车。

他回头瞄了一眼，最近的卫兵离他有二百码。

他朝前看了看，前方骑车的卫兵离他只有二十码。

他对身边的战俘说：“帮我拿好外套好吗？”说着劳埃德把外套递给身边那位战俘。

劳埃德走到卡车驾驶座旁边，往里看了看。开车的是个穿着全身工作服，嘴里叼着烟的工人。劳埃德走过驾驶室，和后车厢平行，这时已经没时间再观察卫兵们的动态了。

劳埃德把双手放在车沿上，两手一撑，一条腿迈进后车厢，接着是另一条腿。尽管几千名战俘踏步的声音很响亮，但落在后车厢里的时候劳埃德还是发出了“砰”的一声响。他立刻平躺下来，安静不动，等待接下来可能会听到的德国兵叫骂声、巡逻车开过来的声音和步枪的射击声。

但耳边听到的却只是引擎的轰鸣声、战俘们的拖步声，以及小镇上的车流声和人声。他顺利逃脱了吗？

他微微抬起头，看了看后车厢里的情况。后车厢里放着桶、板条、扶梯和独轮手推车。劳埃德本想找到遮蔽用的麻袋，但天不遂人愿，后车厢一条麻袋都没有。

劳埃德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摩托车似乎在小卡车旁边停下了。很快，他听到近旁有人在用德国口音很重的法语说：“你准备去哪儿？”德国卫兵问卡车司机。劳埃德的心跳加快了。卫兵会不会看后车厢呢？

劳埃德听到司机用一连串飞快的法语说了些什么，话说得太快，他完全没有听懂。德国卫兵似乎也一样，卫兵把刚才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劳埃德把头转到上面，发现楼上的窗户旁边有两个女人正在俯瞰着街道。她们看见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其中一个把胳膊伸出窗户，用手头指点着他。

劳埃德盯住她，试着和她目光交会。他的一只手在身体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做出“不要”的手势。

女人领会了他的用意。她猛地抽回手，用手遮住嘴，似乎意识到刚才的指点对劳埃德可能意味着死刑判决。

劳埃德希望两个女人离开窗口，别再看着他了。但这是种奢望，她们依旧紧盯着他。

骑摩托车过来的卫兵似乎决定不再深究了，很快骑车离去。

脚步声越来越小，战俘的队伍渐渐远去。劳埃德安全了吗？

司机拉了下排挡，汽车发动了。劳埃德觉得车拐了个弯以后加速向前进。他依旧躺在地上，害怕得一动不敢动。

劳埃德看着一座座开过房屋的楼顶，生怕再被人看见，但即便被人看见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一刻都会离卫兵更远一点，他时刻勉励着自己。

让他失望的是，卡车很快就停下了。司机关掉了排挡，打开驾驶座一边的车门，再狠狠把门关上。劳埃德等了一会儿，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继续躺了一会儿，但司机一直没回来。

劳埃德看着天。太阳高高挂着：中午一定已经过了。司机也许去吃午饭了。

劳埃德面临的问题是，街道两边楼上的人依然能从窗户后面看见他。如果继续这样躺着，他迟早会被人看见。那时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他看见一幢房子的阁楼窗帘动了动，这一动使他下定了决心。

劳埃德站起身，往车的一侧看了看。一个西服革履的行人诧异地看着他，但并没有停住脚步。

劳埃德跨过车沿，跳到地上，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带酒吧的餐馆外面。司机显然在餐馆里吃东西。窗边有两个拿着啤酒、穿德国军装的军人，劳埃德一阵惊恐。好在他们聊得正欢，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他飞快地走开了。

他一边走，一边警觉地看着四周。每个和他擦身而过的人都瞪眼盯着他：他们显然知道他是战俘。有个女人尖叫着逃开了。劳埃德知道自己必须赶快脱掉卡其布衬衫和裤子，换上法式的穿着。

一个年轻人拉住他的胳膊。“跟我来。”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我‘边’你。”

劳埃德随着年轻人拐进条小巷。劳埃德没理由相信这个年轻人，但必须马上做个决断，他决定相信他。

“这边。”年轻人把劳埃德带进一间小屋。

空空荡荡的厨房里只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年轻人自称莫里斯，他说他的妻子叫玛塞尔，他们的儿子叫西蒙尼。

劳埃德让自己暂且放松了一会儿。他终于从德国人手里逃脱出来了！危险还在，但他已经远离街道，身边都是些友善的人。

他在高中和剑桥学了标准法语，在逃离西班牙的途中，特别是在波尔多摘葡萄的两个星期又学了很多口语。“你们真是太好了，”他说，“非常感谢。”

莫里斯显然为不必再用英语松了口气，他用法语回答：“我想你一定饿了吧。”

“是的，非常饿。”

玛塞尔麻利地从长条面包上切了几块，然后把块状面包和奶酪、一瓶没有商标的葡萄酒一起放在桌上。劳埃德坐在餐桌旁，尽情地享用着食物。

“我会给你些旧衣服，”莫里斯说，“但你千万别再这样走路了，如果像刚才那样警觉地看着四周的话，任何人都知道你是英国来的‘外来者’。把视线放在脚前的地上，正常一点就好了。”

劳埃德含着满嘴的面包和奶酪说：“我记住了。”

屋子里的小书架上放满了书，其中有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法语版。莫里斯注意到劳埃德的视线，对劳埃德说：“在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前，我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我不相信那一套了。”他用手决绝地做了个砍断的手势，“但我们必须打败法西斯主义。”

“我去过西班牙，”劳埃德说，“在那之前，我相信所有左翼党派的联合阵线。但有了西班牙的经历以后，我再也不会盲目相信哪个左派政党了。”

西蒙尼哭了起来。玛塞尔撩起松垮的裙子，露出一个乳房，开始喂奶。劳埃德知道，相对于循规蹈矩的英国女人，法国女人在这方面更随意一些。

吃完饭以后，莫里斯带他上了楼。他从衣服不多的衣橱里给劳埃德拿出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内衣和袜子。这些衣服都有些破了，但都很干净。贫穷男子的行为感动了劳埃德，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他。

“把军服扔地上吧，”莫里斯说，“等一会儿我烧了它们。”

劳埃德想洗个澡，但屋子里没有浴室，劳埃德猜想浴室应该在后院里。

他穿上莫里斯准备的衣服，站在墙上挂着的镜子前审视自己。蓝色的便装比卡其布军装更合身一些，但他看上去还是像个英国人。

他走下楼。

玛塞尔正在给婴儿拍背。“戴上帽子再走。”她说。

莫里斯给劳埃德拿了顶深蓝色软帽，劳埃德戴上了它。

莫里斯紧张地看着劳埃德脚上满是泥污但质地很好的黑色军靴。“这双靴子会暴露你身份的。”他说。

劳埃德不想扔掉这双耐穿的靴子，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这双鞋看上去旧一点就行了。”他说。

莫里斯面露狐疑之色：“你想怎么办？”

“有锋利一点的刀吗？”

莫里斯从兜里拿出把握刀。

劳埃德脱下鞋，在鞋头上钻了几个洞，然后割断了鞋帮。他解开鞋带，然后松松垮垮地把它绑上了。这时靴子看上去像双又老又旧的普通鞋子了，不过鞋跟很厚，鞋子也仍旧很合脚，完全能走上几十里路。

莫里斯问：“你准备去哪儿？”

“我有两个选择，”劳埃德说，“我可以向北走到英吉利海岸，劝说哪个渔民帮我渡过英吉利海峡。也可以向西南方向跨过边境前往西班牙。”西班牙仍然保持中立。英国在西班牙的几个重要城市设有领事。“我对西班牙的那条路很熟——都已经走过两次了。”

“英吉利海峡比西班牙近得多，”莫里斯说，“但我想德国人会关闭口岸和码头。”

“前线在哪儿？”

“德国人已经夺取了巴黎。”

劳埃德惊骇不已。巴黎都已经沦陷了啊！

“法国政府已经迁到了波尔多，”莫里斯耸了耸肩，“我们被打败了，法国没救了。”

“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陷于法西斯分子的铁蹄之下。”劳埃德说。

“英国除外，所以你必须马上回去。”

劳埃德考虑着。朝西南方向走还是往北走呢？他不知道哪条路线会更安全一点。

莫里斯说：“我有一个以前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共同奋斗的朋友。他现在养牛卖给农夫。他恰好今天要把牛送到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方，可以带你二十来英里。”

劳埃德就此拿定了主意。“我跟他走。”他说。

黛西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然后重新回到起点。

劳埃德被派到法国时她的心都碎了。她错过了向他告白的机会——她甚至还没有和他接吻。

也许再没机会和劳埃德见面了。敦刻尔克的行动之后就再没了劳埃德的消息。这意味着他的尸体没有被找到和辨认出来，但也没有他被俘的消息。劳埃德多半已经牺牲，被炸弹炸成碎片，也可能孤零零地躺在哪幢被炸平农舍的瓦砾下面。黛西一连为此哭了好些日子。

整整一个月她都在泰-格温里心神不定地到处乱走，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但这样的消息迟迟都没有来到。过了一段时间，她萌生出一股罪恶感。许多女人的境遇比她还糟。一些女人的丈夫死了，必须独自抚养两三个孩子。她没有权利为一段还没开始的婚外恋情而顾影自怜。

黛西必须振作起来，做些该做的事情。显然，命运阻挡在了她和劳埃德中间。她已经有了个丈夫，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参战的丈夫。她告诉自己，照顾好博伊是她的责任。

她回到伦敦，打开了梅菲尔区的家。她至少可以用有限的仆人，为休假回来的丈夫博伊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她应该忘掉劳埃德，做博伊的好妻子。兴许她还能怀上第二胎呢！

许多妇女加入了战争的外围工作。一些女人加入了空军后备役部队，一些女人加入女子生产队干农活，还有些女性自愿加入了女子防空队，为伦敦的防空工作出力。但真正适合女性的工作并不多，《泰晤士报》就刊登过一些抱怨女子防空队劳民伤财的读者文章。

欧洲大陆的战事似乎结束了。德国赢得了陆上战争的胜利。从波兰到西西里，从匈牙利到葡萄牙，到处都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天下。据说英国政府正在讨论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

但丘吉尔绝不会媾和。那年夏天，英德之战开始了。

起初，平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影响。教堂的钟不再报时，钟声只会在预见德军入侵时鸣响。黛西遵照政府的指示，把放着水和沙子的水桶放在房屋的每一处平台用于救火，不过一次都没用上。德国空军只炸英国的港口，希望切断英国的补给线。接着它们把目标瞄准了英国的空军基地，试图对皇家空军进行毁灭性打击。博伊驾驶着喷火式战斗机，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空中和敌机展开激战，农人们站在地里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的激战。在少有的几封家信中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击落了三架敌机。他一直没有休假回家，黛西只能孤零零地坐在为他装饰着鲜花的房间里。

9月7日，星期六的早上，博伊出现在家里过周末。这天阳光明媚，天稍稍有点热，美国人常把这种天气称为印第安人的夏天。

但这也恰恰是德国空军改变策略的一天。

黛西亲吻了丈夫，告诉他已经在起居室里帮他准备好了干净的衬衫和内衣。

她从其他女人那里听说，从战场归来的战士需要性、豪饮和美食，顺序是这样没错。

流产以后，黛西就没和丈夫一起睡过了。这将是他们很久以来的第一次性事。黛西感到有愧，她并不想和丈夫一起睡。不过，她也不会拒绝自己应尽的这份责任。

她原以为博伊会马上把她拉上床，但博伊根本没那么急切。他脱下制服，洗澡洗头，换上了一套居家的服装。黛西让厨子别管每天限量的食品供给，把多日的供给集中起来做一顿美食。博伊从地窖里拿出一瓶年代久远的红葡萄酒。

饭后，博伊对她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晚饭时再回来。”黛西吃了一惊，又感到揪心的痛。

她想成为一个好妻子，但并不想忍气吞声。“这是你几个月来第一次回家！”她大声说，“你到底要去哪儿？”

“去看匹马。”

这没什么过分。“好吧，我和你一起去。”

“别，如果我带你去马市的话，马主会觉得我是个‘妻管严’，趁机抬些价的。”

黛西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我老想着和你一起买一匹赛马，一起养它，这个梦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那不是女人该去的地方。”

“别自以为是了，”黛西愤愤不平地说，“我对赛马的了解一点不比你少。”

博伊非常生气。“也许吧，但我不想在和那些讨厌的家伙讨价还价时有你在身边——别废话了。”

她放弃了争执。“随你便。”说完离开了餐厅。

直觉告诉她博伊在撒谎。休假回家的战士才不会想去买马呢。她决定看看他究竟意欲何为。英雄也得对妻子以诚相待啊！

黛西在房里穿上裤子和靴子。听到博伊从前楼梯走到正门，她连忙从后楼梯下去，经过厨房和院子走进马厩，她在马厩里换上皮外套、护目镜和防撞头盔，然后打开车库的门，把自己那辆一小时能走一百英里的凯旋虎100摩托车推出了护栏。她踏下摩托车脚板，毫不费力地开出了车库。

1939年汽油限量供应后，黛西很快骑上了摩托车。摩托车骑起来有点像自行车，但操作容易得多。黛西喜欢骑摩托车给她带来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

摩托车开上街道时，刚巧看见博伊的奶白色宾利在街角拐了个弯。

黛西跟了上去。

宾利开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穿过剧院区。黛西远远地跟着，不想被他发现。伦敦中心区有几百辆商务车，交通繁忙。此外，对私人汽车的用油限制也并不苛刻，完全可以满足只在城里走动的私家车主们。

博伊的宾利继续向东穿过金融区。周六下午这里的车很少，黛西很怕旁人注意到，好在没人多看戴着护目镜和防撞头盔的她一眼。博伊开着车窗，嘴里叼着烟，对周围的景物没有多加注意。

博伊把车开进了阿尔德盖特区。黛西心一凉，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宾利折进东区一条干净点的街道，停在一幢舒适的18世纪房屋外面。附近没有马厩：这里不是买卖赛马的地方。谎言已经被拆穿了。

黛西把摩托车停在街尽头，观察着博伊的一举一动。下车以后，博伊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没有审视周围，也没去看门牌号码，显然他以前来过这里，知道自己是要去哪儿。他叼着烟，兴冲冲地走到前门，用钥匙打开门。

黛西气得只想哭。

博伊很快进了大门。

东面的某处发出一阵爆炸声。

黛西往东看，看见天空中飞着几架战斗机。德国人改变策略，决定从今天开始轰炸伦敦了吗？

黛西才不在乎伦敦被德国的战斗机轰炸呢！绝不能忍气吞声，让博伊舒舒服服地出轨。她把摩托车开到房子前面，停在宾利旁。她脱下头盔和护目镜，走到门前敲了敲门。

爆炸声又起，这次爆炸的地方更近了。四周响起了空袭警报低沉的声音。

门开了条缝，黛西重重地推开门。一个穿着黑色女仆裙的女子大叫一声，往后退了两步。黛西走进门。她发现自己处于一户伦敦中产阶级家庭居家的门厅里，但房子的地上铺着东方的地毯，窗户前挂着又厚又重的窗帘，墙上挂着一幅浴中女子的裸体画，充满着浓浓的异国风味。

黛西推开离自己最近的那扇门，走进屋子的前会客室。会客室灯光暗淡，丝绒窗帘把阳光挡在外面。房间里有三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瞪大眼睛看着她，她戴着一条松松垮垮的丝绸围巾，显得有些苍老，嘴唇上却精心地地涂上了口红。黛西觉得这个应该是母亲。女人身后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女孩叼着根烟，只穿着内衣和长筒袜。博伊坐在女孩旁边，手放在她长筒袜上沿的大腿上。看到黛西，博伊惭愧地拿开手。他的动作非常荒唐，似乎把手拿开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似的。

黛西忍住眼泪。“你说要和她们一刀两断的！”她希望像复仇天使一样冷静地表达出愤怒，但自己的声音却充满了悲伤。

博伊表情慌张，脸涨得通红。“该死的，你来这儿干吗？”

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天哪，这人是他的老婆。”

黛西记得这对母女名叫皮尔和乔妮。光是知道她们的名字就已经够可怕了。

女仆走到门口说：“我没让这个婊子进来，但她硬挤了进来。”

黛西对博伊说：“为了等你回来，我特意把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你却背着我干这种事。”

博伊想说话，但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他嗫嚅了一阵。这时一阵巨响，地板摇晃了一阵，窗上的玻璃也裂开了。

女仆说：“你们都聋了吗？该死的空袭警报已经响了好一阵子了！”没人注意她在说些什么。“我这就到地下室去。”说完她转身就跑。

他们都需要找地方躲起来。但黛西在离开前还有话对博伊说。“别再上我的床，我不愿自己的身体再遭污染。”

沙发上名叫乔妮的女孩说：“都是找乐子嘛，加入我们一起玩吧，你也许会喜欢的。”

皮尔上下打量着黛西：“这种娇小的体形非常不错。”

黛西意识到如果再给机会，她们会无休止地侮辱她。她没有理会母女俩，而是对博伊说：“既然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说，“那么我也会有相应的决定。”尽管感觉遭到了遗弃，但她还是高昂着头离开了会客室。

她听见博伊说：“上帝，这都什么事啊！”

就这么轻描淡写吗？黛西愤愤不平地想。

她走出屋子的前门。

然后抬头往天上看。

天空中布满了战斗机。

她恐惧地颤抖了。战斗机在四千英尺的高空中，却似乎遮蔽住了太阳。天空中有几百架战斗机，既有宽体轰炸机，又有细长腰身的战斗机，战斗机群从前到后大约有二十多英里远。从岸边船坞到伍尔维奇军工厂的所在地，炸弹炸过的地方腾起滚滚浓烟，满目荒凉，像刚刚经历过一场严重的海啸似的。

黛西记得上周三希特勒刚刚在德国议会发表过演讲，他痛斥皇家空军对柏林的邪恶轰炸，威胁要用空袭把英国的重要城市抹去。现在他把演讲付诸实施了，德国战斗机显然要炸平伦敦。

这天是黛西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她意识到这也许也是她最后一天。

但她无法走回那对母女的房子，和她们共用一间地下室。她必须远离这里。她需要回家，一个人痛哭一场。

黛西匆匆戴上头盔和护目镜。她抵挡住躲到最近一扇墙后面的冲动，跳上摩托车飞驰而去。

她没能骑多远。

骑了两条街以后，有颗炸弹正中黛西前面的一幢屋子，她立刻刹住了车。房顶炸开了洞，地面被爆炸的冲击波抖了几下，很快火焰从房屋中熊熊升起，像是煤油炉的煤油泼散出去而引发了火灾似的。没一会儿，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从屋子里哭叫着跑了出来，她头发着着火，直奔黛西而来。

黛西跳下摩托车，脱下皮外套，紧紧包住小女孩的头，隔绝氧气，扑灭了火苗。

女孩不再尖叫了。黛西拿掉包在女孩头上的皮外套。女孩开始嘤嘤地哭泣起来。她没有刚才那样痛苦，但头发全没了。

黛西前后观察着街道。一个戴着防空队臂章和钢盔的男人拿着一个侧面漆有红十字标识的锡罐跑了过来。

女孩看着黛西，张嘴哭泣道：“我妈妈还在里面。”

防空队队员对女孩说：“亲爱的，别怕，我来照顾你。”

黛西把女孩留给防空队队员照顾，跑到房子前门。这幢房子看上去是幢分割成廉价公寓的老房子。楼上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但她还能进去。她猜里面的人应该在厨房，于是一口气跑到楼后侧的厨房。她看见厨房地上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小床上有着个婴儿。黛西抱起婴儿跑出了这幢楼。

头发被火烧没的女孩尖叫：“这是我妹妹。”

黛西把婴儿交到女孩手里，又一次跑进屋子。

不省人事的女子太重，黛西没办法把她完全抱起来。黛西退到女人身后，把她撑起来坐在地板上，然后把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下面，把她拖过厨房和走道放在街上。

一辆房车改装的救护车疾驶而来。房车的后部被改装成担架可以出入的宽大平台，顶上盖了层帆布。救护队队员把烧伤的女孩送进救护车。司机跑到黛西身边，两人合力将昏迷的母亲抬上救护车。

司机问黛西：“还有人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

司机跑进房子。这时房子塌了。着火的顶层塌到了底楼。司机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

黛西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

她用手捂住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火海，想着是不是还能找到那位司机。她知道自己无法冲进去了，那样做完全是自杀。

救护队队员说：“老天，阿尔夫死了。”

又一颗炸弹落在几百码以外的街道上。

救护队队员说：“没司机了，我又脱不开身。”他前后看着街道，但屋子外面站着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也许都躲在防空洞里。

黛西说：“我会开车，要我开到哪儿？”

“你能开车吗？”

大多数英国女人不会开车——开车是男人的事情。“别在这种琐碎的事情上犯傻了。”黛西说，“要我把救护车开到哪儿？”

“圣巴塞洛缪医院，你知道医院的位置吗？”

“当然知道。”圣巴塞洛缪医院是伦敦最大的医院之一，黛西在伦敦住了整整四年，很清楚这家医院的方位，“是西史密斯菲尔德街的那家医院吧。”她想让救护队队员相信她知道那个地方。

“急诊室在医院后门。”

“我很快会找到的。”她跳进驾驶座，车还没有熄火。

队员大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黛西·菲茨赫伯特，你呢？”

“诺比·克拉克。可千万别把我的救护车开坏了啊！”

这辆车配有带手闸的标准变速杆。黛西把档位调到最高的一档，驾车飞驰而去。

德国的战斗机依然在空中呼啸，炸弹不停地在四处爆炸。黛西急切地想把伤者送到医院，圣巴塞洛缪医院离事发地不到一英里，但路途非常难走。她沿途经过了利登海尔街、家禽市场和齐普赛德街，但好几次碰到了道路遇阻的情况，她只能绕道走些小街。每条街上都有一两幢完全被毁的房屋。到处都是烟和瓦砾。居民们满身血污，无望地大声呼喊。

她跟在另一辆救护车后面，开上了医院的紧急通道，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救护通道非常繁忙，十几辆救护车正卸下炸断四肢的和烧伤的伤员，把他们送到医院的护工手里。也许我救了这两个女孩的母亲，黛西心想。即便丈夫不要我了，还有人需要我。

烧光头发的女孩仍旧抱着她的小妹妹。黛西帮助她俩从救护车后面跳到地上。

一个护士帮助黛西把昏迷的母亲抬出救护车，送到急诊区里。

但黛西发现女孩们的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黛西对护士说：“这两个是她的孩子！”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现在该怎么办啊？”

“交给我吧，”护士语速极快地说，“你必须回去救人。”

“必须？”黛西问。

“打起精神，”护士对她说，“在天亮之前，还有许多伤员和重伤员等着你去救！”

“好吧。”她跳上救护车的驾驶座，把车开到了街上。

十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抵达了离西班牙边境只有二十英里的法国小城佩皮尼昂。

和难以回首的1937年一样，整个九月，他都在波尔多的乡下摘葡萄。他挣来了乘公交和电车的钱，可以在廉价餐馆里吃顿饭，再也不必在农人的院子里挖还未成熟的蔬菜，也不用从鸡圈里偷生鸡蛋了。他正在沿着三年前他离开西班牙的那条路往回走。他从波尔多向南，走过了图卢兹和贝塞尔，大多数时候搭货运列车，有时也到公路上搭个便车。

这时他正在佩皮尼昂到西班牙边境沿线东南向公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穿着莫里斯的工作服，戴着莫里斯的软帽，手里拿着里面有生锈铲子和被炮弹打坏的水准仪，以证明自己是个回西班牙的砌砖匠的帆布小包。可千万别有人真的让他砌墙才好，他才不知道该怎么垒砖头呢！

现在他正为如何穿越比利牛斯山而发愁。三个月前在皮卡第，他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完全能找得到1936年向导带着他进入西班牙的那条路，1937年他又沿着这条路的一部分离开。但当一个个陌生的山顶和岔道口出现在眼前时，他的信心破灭了。他以为这段路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中，但当他试图回想起某条路、某座桥或某个折转点时，他的记忆模糊了。他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了。

他吃完午饭——一碗稀薄的鱼粥——和邻桌的司机们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能送我去塞贝里吗？”塞贝里是法西边境离西班牙最近的一座村庄，“你们谁去那里？”

他们多半都要去那儿：否则不可能出现在法国的东南边境。但他们都犹豫了。这是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尽管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德国人却占领了过半的领土。没有人会主动去帮一个操着外国口音的陌生人。

“我是个泥瓦匠，”劳埃德拿起帆布包说，“我叫莱昂德罗，我要回西班牙的家。”

一个穿着汗衫的胖司机说：“我可以送你一程。”

“谢谢你。”

“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他们走出餐馆，坐进两旁有电器行标志的破旧雷诺货车。开车以后，司机问劳埃德是否结婚了。被问了几个令人不愉快的私人问题以后，劳埃德意识到胖司机是对他的性生活感兴趣才载他的。怪不得刚才会那么主动：他想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些让人尴尬的男女问题。一路上，好几个搭劳埃德的司机都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兴趣。

“我是个处男。”劳埃德对他实话实说。但这又引发了司机对他校园时期风流韵事的一番探索。劳埃德在学校里是谈过几次恋爱，但他不准备把这些事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劳埃德试图在不惹恼司机的前提下含糊过去。最后司机放弃了：“我得在这里转弯了。”说着，他停下车。

劳埃德谢了他，继续往前走。

他知道不能像军人一样挺直了腰走路，而要像农民那样弓着腰走路。他没有带书和报纸，最近刚在图卢兹一条小街的理发店里剃了个乱糟糟的头发。他一星期刮一趟胡子，所以下巴上总有些胡茬。他惊喜地发现，满嘴的胡茬可以让别人注意不到他。他不怎么洗脸洗澡，身上总带着股让别人不愿近身的馊味。

在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都戴不起表，因此他必须扔掉伯尼作为毕业礼物送他的那块方面表。他不能把表送给帮助他的法国人中的任何一位，因为这块表很可能会使他们受到牵连。最后，他沉痛地把表扔进了池塘。

他最大的软肋在于随身没有一份身份证明。

他曾经试图从一个长得很像他的男人那里买下身份证明，也曾经计划过从另两个人那里偷上一份。但战时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证明看管得都很细致，这些尝试都没能成功。于是他只能避开需要说明身份的场合。他尽量避免引人注意。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避开公路，尽量从田里走。他从没搭过客运列车，因为沿途的一些站设有检查身份证明的检查站。至今劳埃德没遇上过任何麻烦。一个村子的村警向他索要过身份证明，他说他的身份证明在马赛的酒吧里喝醉时弄丢了，村警相信了他的话，让他继续赶路。

现在，他的好运到头了。

他正在穿越荒凉的作物产区。这里在比利牛斯山下，接近地中海，土壤沙化严重。满是灰尘的道路两旁只有小块农地和贫穷的村庄。这里几乎没什么人住。越过左边的山，可以瞥见远处的大海。

怕什么来什么。一辆绿色雪铁龙开到他身旁停下，三个村警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劳埃德听到了汽车开来的声音——这是胖司机撇下劳埃德之后他碰到的第一辆车。他没去看这辆车，而是像一个疲累的工人那样继续拖着步子往前走。路两边都是光秃秃的树和农田，田里种着萎靡不振的蔬菜。汽车停下时，他刹那间产生了跑过农田的想法。看到跳下车的两个村警把手摸向腰间的手枪皮套，他马上抛却了这个想法。他们的枪法也许不怎么样，但说不定会打到他。劳埃德完全可以和这些村警周旋一番。他们只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村警，比城里的警察要温和得多。

“你的证件呢？”靠他最近的村警用法语问他。

劳埃德摊开双手表示无助。“先生，我很不幸，我的证件在马赛被偷了。我是个西班牙砌砖工，我叫莱昂德罗，我正要——”

“上车。”

劳埃德犹豫了一下，但抗争是无意义的，成功逃脱的机率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一个村警牢牢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入汽车后座，让他坐在自己身旁。

车开了，劳埃德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坐在身旁的村警问：“你是英国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

“我是西班牙砌砖工，我叫——”

村警挥了挥手，做了个“别蒙人”的手势：“不要在我们面前扯这种话。”

劳埃德发现自己先前太过乐观了。他是个外国人，没有证件便想朝西班牙边境走：警察才没那么傻呢，肯定会猜到他是个逃脱的英军战俘。如果有疑问的话，他们只要脱去他的衣服，便能在脖子上找到他在部队里的身份牌了。劳埃德没有丢掉身份牌，否则很可能被抓到他的任何一方认作间谍枪毙。

现在他被困在警车里，周围是三个全副武装的村警。在这种情况下，逃脱的概率几乎是零。

太阳从车右边的群山上开始缓缓落下，警车沿着劳埃德原本前进的方向继续前行。边境前没有大的镇子，他们多半会把他扔在哪个村公所的牢房里过夜，到那里再找逃脱的机会也不迟。如果没能逃脱的话，村警明天一准会把他带到佩皮尼昂，交给那里的警察。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们会审问他吗？他突然感到非常害怕。法国警察会对他用刑，德国人会百般折磨他。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他会在战俘营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或者死于德国人对战俘的大屠杀。那真是太不幸了，他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咫尺之遥啊！

汽车开进一个小镇。他能在汽车到监禁地之前逃脱吗？他对这里的地形不是很熟悉，什么都计划不了。他只能保持警觉，试图抓住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

汽车离开主街，开进一排商店后面的一条小巷。村警们准备枪毙他，把尸体丢弃在这里吗？

汽车停在一间餐馆的后门。餐馆后院里扔满了盒子和大的空酒罐。通过一扇小窗，劳埃德看见厨房里亮着灯。

前座的村警下车，打开劳埃德这一边接近餐馆的车门。能利用这个机会逃脱吗？必须绕过车才能沿着小巷往前跑。这时暮色已浓，跑了几码以后就不容易被击中了。

村警把身体探进车，抓住劳埃德的肩膀，把他拉出来让他站好。逃脱的机会稍纵即逝，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

村警们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呢？

他们把他带进厨房。厨子正在对着碗打鸡蛋，一个少年正在水槽边洗碗。一个村警对他们说：“我们带来个英国佬，他说他叫莱昂德罗。”

厨子继续着自己的活计，抬头往店堂里喊：“特蕾莎，你过来一下！”

劳埃德认识一个特蕾莎，那个特蕾莎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教不识字的士兵们读写。

厨房门被推开，特蕾莎走了进来。

劳埃德吃惊地看着走进厨房的女人。毫无疑问，这就是他认识的特蕾莎：尽管戴着侍者的围裙，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但眼前站着的无疑就是那个特蕾莎，那个有着一双大眼和乌黑长发的特蕾莎。

起先特蕾莎没有瞧他。她把一叠脏盘子放在洗碗少年身旁的那块台板上，然后转身亲吻了押劳埃德过来的两个村警：“皮埃尔，米切尔，你们最近好吗？”接着她转身看到了劳埃德，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不——这不可能。劳埃德——真的是你吗？”

劳埃德说不出话来，只能木然地点了点头。

特蕾莎扑向前抱住他，在他的两边面颊上啄了两口。

一个村警说：“这样就好，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得走了，祝你好运。”他把帆布包还给劳埃德，然后和同伴一起离开了。

劳埃德终于能说出话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用西班牙语问特蕾莎，“我还以为会被带到监狱呢！”

“他们痛恨纳粹，和我们是一边的。”特蕾莎说。

“谁是‘我们’？”

“稍后再跟你解释，跟我来。”特蕾莎打开一扇隐藏楼梯的门，带他走到楼上一间没怎么装饰的卧室。“在这等一会儿，我给你拿些吃的过来。”

劳埃德躺在床上，对自己的好运惊叹不已。五分钟前他还以为自己会被折磨或被枪毙，现在却在等着一个美女送饭过来。

事情也可能很快变糟，他琢磨着。

半小时以后，特蕾莎端着一个盛着煎蛋卷的盘子回来了。“餐馆的生意很忙，不过马上要关门了，”她说，“我过几分钟再来。”

劳埃德飞快地吃掉了食物。

天黑了。劳埃德接连听到客人们离开时的闲聊声和侍者们收拾盘子的声音。声音停下来以后，特蕾莎拿着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出现在他眼前。

劳埃德问特蕾莎为什么离开西班牙。

“佛朗哥屠杀了我们的几千个同志，”特蕾莎说，“他们通过了《政治责任法》，限制那些没被杀掉的人，使所有支持政府军的人都沦为了罪犯。即便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你都会被没收全部的财产。只有支持佛朗哥，你才是完全无辜的。”

三月，张伯伦曾信誓旦旦地向议会表示，佛朗哥承诺不做政治上的报复。想到张伯伦的那副嘴脸，劳埃德的心里非常苦涩。张伯伦真是个邪恶的骗子！

特蕾莎又说：“我们的许多同志被他们关进了肮脏的集中营。”

“我想你一定再没见过我的朋友莱尼·格里菲斯军士了吧？”

特蕾莎摇了摇头：“离开贝尔希特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

“你之后……”

“我从佛朗哥的人手里逃了出来，来这里当了女侍……找到了另一种对抗纳粹的工作。”

“什么工作？”

“我把逃跑的士兵送到山那边。这也正是村警们送你到这儿的原因所在。”

劳埃德心头一热。他原本打算靠自己的力量前往西班牙，为能不能找到路而担心不已，现在好了，特蕾莎指不定能为他找到个向导呢！

“我这里还有两个人等着去那儿，”特蕾莎说，“一个英国的机枪手和一个加拿大的飞行员，现在我把他们安顿在山上的一间农房里。”

“准备什么时候带我们过去？”

“就在今晚，”特蕾莎说，“别喝太多红酒。”

特蕾莎下了楼。半小时后，她带来一件有些破的棕黄色大衣给他。“翻越山脉的时候天会很冷。”她解释道。

两人溜出厨房，依靠着天上的星光走在小镇的路上。远离镇上的房子以后，他们沿着一条泥路上了山。一小时之后，他们走到几间石头房子前。特蕾莎吹了声口哨，推开谷仓的门，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走了出来。

“我们用假名跟人交流，”特蕾莎用英语说，“我是玛利亚，这两个是弗雷德和汤姆。这是我们的新朋友莱昂德罗。”三个男人相互握了手。特蕾莎又说：“不准相互交谈，不准抽烟，拖在后面的人会被落下。准备好了没？”

从这开始的路非常陡峭。劳埃德经常被石子绊脚。他时不时抓住路边的矮树丛，使自己不致跌倒。特蕾莎的步速很快，三个大男人喘息不止。她带着手电筒，但拒绝在星光明亮时使用，她说她要保持手电筒的电量在需要时足够用。

天气变得很凉。他们淌过一条冰冷的河流，自那以后，劳埃德的脚就一直没暖过。

一小时后，特蕾莎说：“务必一直行走在这条路中间。”劳埃德低头一看，发现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坡。意识到一不小心会跌落到很深的山谷，他心头一惊，抬头向前注视着特蕾莎迅速移动的身影。换在平常，他会享受跟着这个美妙身影行走的每一分钟，但这时他又冷又累，连调情的精力都没有。

山里没有人住。有时他们会听到远处的狗在叫，有时又会听到依稀的铃声。每当听到铃声时，三个男人会燃起希望，以为快要到目的地了。特蕾莎告诉他们，这只是牧羊人挂在山羊身上的铃铛，方便找到它们。

劳埃德想到了黛西。她还在泰-格温吗？她回到丈夫身边了吗？劳埃德希望黛西没有回到伦敦。法国报纸说，伦敦每天都受到德国轰炸机的轰炸。黛西是死是活？他还能见她吗？如果能再见她的话，她对他的感觉又会是如何？

四个人每两个小时停下来歇息一次，喝点水，对着特蕾莎带来的那瓶红酒喝上两口。

快天亮时，山里下起了雨。脚下的路变得泥泞不堪，他们的步伐变得跌跌撞撞，但特蕾莎并没有减速。“幸好没有下雪。”她说。

天蒙蒙亮以后，他们依稀看见了路边突出岩石旁长着的一些植被。雨继续在下，前方腾起的雾气遮挡住道路。

过了一会儿，劳埃德意识到他们正在下山。下一次休息的时候，特蕾莎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在西班牙境内了。”劳埃德本应松一口气，但感到的只是疲乏。

地形开始平坦，突兀的岩石渐渐远去，路两旁到处是草和树丛。

特蕾莎突然坐到地上，平躺下来。

男人们不用提醒，立刻都学着特蕾莎的样子躺了下来。循着特蕾莎的视线，劳埃德见到了两个穿着绿色制服、带着古怪式样帽子的西班牙边境战士。劳埃德意识到进入西班牙并不意味着摆脱了麻烦。如果被当作非法入境者抓住，他会被遣送回法国。如果失踪在佛朗哥的哪个集中营，情况就更糟了。

边境战士沿着山路朝逃亡者走来。劳埃德准备和他们干上一仗。动作要快，必须在他们掏枪前占到上风。他不知道英国机枪手和加拿大飞行员擅不擅长干架。

好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走到一处没有标记的特定地点以后，两个西班牙边境战士便折返回去了。特蕾莎似乎知道他们会这么做似的，等他们一走，她便站起来继续前进，劳埃德和另两个逃亡者立刻紧跟了上去。

雾很快就散开了。劳埃德看见不远处有个沙滩围绕的渔村。1936年在西班牙时，他去过那个渔村。他甚至记得那里有个火车站。

他们走进村子。村子死气沉沉，没有任何受到行政管制的迹象：没有警察，没有村公所，没有士兵，没有检查站。特蕾莎无疑是因为管辖松散才选择了这里。

到了火车站以后，特蕾莎买了车票，像遇到老朋友一样和站员闲聊了几句。

劳埃德又累又乏，一屁股坐在月台简陋的长椅上，心里却非常高兴。

一小时后，他们乘上了前往巴塞罗那的列车。

在伦敦遭到空袭之前，黛西从未真正理解过工作的意义。

或者，疲惫的意义。

或者，何谓悲剧。

她坐在学校的教室里，拿着一个没有茶托的杯子喝着一杯甜腻腻的茶。她戴着钢盔，穿着橡胶的长筒靴。这时是下午五点，昨天夜里的劳累还没让她缓过劲来。

她是阿尔德盖特区防空救护队的一员。理论上说她待命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后就能得到八小时的休息。但事实上空袭一来她就要马上投入工作，把伤员送到医院里去。

1940年10月，德国轰炸机每天都会光顾伦敦。

黛西与一个女助手以及四个男人组成了一支救护支队。他们把总部设在学校。他们坐在孩子的课桌前，等待敌机到来后的警报呼啸和炸弹降临。

黛西驾驶的救护车是辆经过改装的美式别克。他们还有一辆普普通通被称为“坐式救护车”的汽车——可以自己坐直，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伤员坐这辆车去医院。

黛西的助手名叫内奥米·埃弗莉，内奥米是个喜欢和男人打情骂俏的金发美女，和救护队里所有人相处得都很融洽。这时内奥米和支队长，退休警察诺比·克拉克聊起了天。“总队长是男人，”她说，“区队长是男人，你也是男人，所有的队长都是你们男人。”

“我想是的。”诺比说。其他人忍俊不禁。

“救护队有这么多女人，”内奥米说，“她们为什么都当不上队长呢？”

男人们都笑了。光头大鼻子的乔尔吉斯·乔治说：“又来女权主义的那一套了。”他是个轻视女人的家伙。

黛西说话了：“你真的以为男人都比女人聪明吗？”

诺比说：“就我所知，救护队有几个女性的队长。”

“我一个都没见过。”内奥米说。

“男女的分工不同，”诺比说，“女人主内多一点。”

“你是说俄国的凯瑟琳女皇吗？”黛西讽刺地问。

诺米说：“还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

“还要算上阿梅利亚·厄尔哈特。”

“简·奥斯汀。”

“凯瑟琳女皇吗？”乔尔吉斯·乔治问，“是不是拿马来泄欲的那一位？”

“女士们都在呢！”诺比责备地说，“不过，我能解答黛西的疑问。”

黛西谦逊地说：“愿闻其详。”

“我承认，很多女人不比男人笨，”诺比用宽宏大量的口吻说，“但我能告诉你救护队的队长为什么都是男人。”

“诺比，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很简单，男人不会服从于女人。”他扬扬得意地靠在椅子上，自信赢得了和黛西之间的辩论。

但讽刺的是，一旦炸弹落下，救护队员在瓦砾中营救伤员的时候，他们又平等了。完全没有了男女之间的差别。如果黛西命令诺比抬起房梁的另一头，诺比会毫不含糊地遵照行事。

黛西热爱包括乔治在内的所有男性队员。他们愿意为她献出生命，她也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

黛西听到一声低鸣。声音渐渐提高，变成了通常熟悉的警报声。很快，远处传来了敌机的轰炸声。警报常常来迟，有时甚至在第一波轰炸开始之后才来。

电话铃响了，诺比拿起电话。

队员们都站了起来。乔治疲惫地说：“德国人就不能消停一天吗？”

诺比放下话筒说：“去努特利街。”

“我认识，”匆匆走出教室时内奥米说，“我们区的议员就住在那儿。”

众人跳上车。黛西发动救护车以后，坐在她身旁的内奥米说：“这些日子可真快活啊！”

内奥米的话带有讽刺的意味，但黛西是真的高兴。这种感觉的确很奇怪，车拐弯时她心想。每天晚上，她看到的都是严重的破坏，残缺不全的肢体和骨肉相离的悲惨景象，怎么还能感到快乐呢？今晚黛西很有可能丧生在一幢燃烧的建筑之中，但她的感觉却很棒。她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工作和献身，这比为了个人的满足而过日子要好得多。和同伴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别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感觉了。

黛西不恨想杀死她的德国人。公公菲茨赫伯特伯爵告诉过她德国人轰炸伦敦的理由。八月之前，德国人只轰炸英国的港口和机场，菲茨用少有的坦白口吻向她解释道，英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皇家空军受命从五月开始对德国的主要城市进行轰炸，把许多妇女孩童炸死在家里。六月至七月，这种轰炸也一直没断。德国社会为之愤怒，宣称要报复，因此才有了现在对伦敦的轰炸。

黛西和博伊仍旧出双入对，但只要博伊在家，一到晚上黛西就会反锁上卧室的门，博伊也没提出反对。婚姻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牢笼，但两人都太忙了，没时间做出改变。想到自己的个人生活时，黛西总是觉得很悲伤，因为博伊和劳埃德都离她而去了。幸好她没时间多想自己的个人问题。

努特利街成了一片火海。德国空军投下了燃烧弹和高强度炸药。燃烧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炸药炸碎窗户，加速了火势的蔓延。

吱的一声，黛西停下救护车。救护队员们立刻展开了工作。

伤势不重的人被搀扶着送到附近的急救站。伤重者被救护车送到圣巴塞洛缪医院和白教堂路的伦敦总医院。黛西来回接送了好几趟重伤员。天黑后她打开汽车头灯。作为灯火管制的一部分，头灯上都加了布罩，只能发出微弱的光芒，但在伦敦烧得像个大炸药包的时候，这点光就完全不必要了。

爆炸一直持续到了黎明。白天，德国的轰炸机很容易被博伊和战友们驾驶的战斗机跟上并击落，因此白天不会鸣响空袭警报。伴着洒在废墟上的阴冷日光，黛西和内奥米回到努特利街，寻找需要运送到医院的伤病员。

两人疲倦地坐在被炸的花园墙边。黛西脱下头上的钢盔。她浑身是灰，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心想，看到我这副样子，不知道布法罗帆船俱乐部的女孩们会怎么想，她意识到自己再也不会顾及她们会想些什么了。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同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有人对她说：“亲爱的，要喝口水吗？”

黛西听出说话者操的是威尔士口音。她抬起头，看见一个拿着托盘的美丽中年女子。“我正想喝口水呢。”说着，她拿起杯子一口把水喝了下去。现在，她已经习惯英国茶的味道了。茶味虽有点苦，但能极好地恢复体力。

中年妇女亲吻了内奥米。内奥米向黛西解释说：“我们是亲戚，她女儿米莉嫁给了我哥哥亚伯。”

黛西看见中年女子拿着托盘，在急救队员、消防员和邻舍之间分发着茶点。黛西觉得中年女人一定是当地的知名人物：她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威严。但同时又非常亲民，她亲切地和每个人交谈，没两句话就能让对方露出微笑。她认识诺比和乔尔吉斯·乔治，像老朋友一样和他们交谈。

中年女人拿起托盘上的最后一个杯子给自己喝，并在黛西身边坐下。“你的口音像是从美国来的。”她友好地对黛西说。

黛西点点头：“我嫁给了英国人。”

“我住在这条街上——不过我家的房子昨晚没挨炸。我是阿尔德盖特选区的下院议员，我叫艾瑟尔·莱克维兹。”

黛西的心猛地一跳。眼前的女人就是劳埃德声名赫赫的母亲！黛西握住艾瑟尔的手：“我是黛西·菲茨赫伯特。”

艾瑟尔扬起眉毛。“哦！”她说，“你是阿伯罗温子爵夫人！”

黛西脸红了，她低下声音说：“救护队的人都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呢！”

“放心，我绝对不会泄密的。”

黛西迟疑地说：“我认识你儿子劳埃德。”想到他们在泰-格温的时光，以及流产时劳埃德对她的照顾，黛西的眼中闪着泪光，“当我无助的时候，他曾经帮助过我。”

“谢谢你，”艾瑟尔说，“不过别把他说得像死了似的。”

责备的语气虽然不重，却让黛西感到无地自容。“真是太对不起了！”她说，“他只是在战斗中失踪了而已。我真是太傻了！”

“他不再是失踪人员了，”艾瑟尔说，“他通过西班牙逃回了英国，昨天才到的家。”

“天哪！”黛西的心跳加速了，“他还好吗？”

“尽管经历了不少苦难，但看上去还不错。”

“他……”黛西哽咽了，“他在哪儿？”

“他就在这里。”艾瑟尔看着周围，“劳埃德，你在哪儿？”她大声问。

黛西急切地看着眼前的众人。劳埃德真的在这儿吗？

一个穿着撕破棕黄色大衣的男人转身问：“妈妈，什么事？”

黛西盯着转过身的劳埃德。他的脸晒黑了，瘦得像根棍子，但看上去比以前还要英俊。

“亲爱的，上这儿来。”艾瑟尔说。

劳埃德朝前走了一步，便看见了黛西，表情瞬间柔和了，露出笑容。“你好。”他说。

黛西匆匆站了起来。

艾瑟尔说：“劳埃德，这个人你也许会记得——”

黛西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她跑到劳埃德面前，扑进他的怀抱。黛西紧紧抱住劳埃德。她深情地看着劳埃德的绿色眼珠，吻着他的鼻子、双颊和嘴。“劳埃德，我爱你，”她狂叫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黛西，我也爱你。”他说。

黛西听见艾瑟尔在他们身后揶揄：“我知道你们都记住了。”

黛西走进努特利街威廉姆斯家厨房的时候，劳埃德正在吃涂果酱的烤面包。黛西脱下头上的钢盔，筋疲力竭地坐在桌子旁边。她满脸是泥，头发里全是灰，劳埃德觉得黛西周身散发着一种难以抗拒的美。

每天早上轰炸结束，送走最后一个伤者以后，黛西都会去威廉姆斯家。劳埃德的母亲让黛西尽管去，黛西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艾瑟尔给黛西倒了杯水：“亲爱的，昨晚一定很忙碌吧？”

黛西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糟透了，橘街上的皮博迪大楼被烧毁了。”

“老天啊！”劳埃德吓坏了。他知道皮博迪大楼，那里挤着许多穷人，还有不少孩子。

伯尼说：“那是一幢很大的居民楼。”

“是的，”黛西说，“几百人被烧死，其中有许多儿童和孤儿。大多数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死了。”

劳埃德把手伸过餐桌，抓住黛西的手。

黛西看着劳埃德说：“这种事看得再多也习惯不了，你觉得看多了以后心肠会硬起来，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满心悲哀地说。

艾瑟尔把手放在黛西的肩上以表同情。

黛西说：“英国对德国的百姓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艾瑟尔说：“我朋友茉黛、沃尔特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同样在轰炸的阴影之下。”

“这简直太可怕了，”黛西绝望地摇着头说，“我们有什么错啊？”

劳埃德说：“人类有什么错，要遭受那么大的劫难啊！”

一向实际的伯尼说：“我过会儿去橘街看看，确保为孩子们做的一切都切实到位。”

“我和你一起去。”艾瑟尔说。

伯尼和艾瑟尔想法相近，行动非常有默契，似乎常常能读出对方的想法。回家以后，劳埃德经常观察他们，担心根本没有特德·威廉姆斯这号人物，也担心自己的生父是菲茨赫伯特伯爵这个秘密，会使他们的关系笼上阴影。他也和终于知道整个真相的黛西谈过了这件事。伯尼被艾瑟尔骗了二十来年有什么想法吗？但两人还是和从前一样，伯尼一如既往地深爱着艾瑟尔，对伯尼来说她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他相信艾瑟尔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艾瑟尔也的确从没辜负过他。劳埃德希望不久之后自己也能有这般相濡以沫的婚姻。

黛西注意到劳埃德穿起了军装。“你这是要去哪儿？”

“战争办公室让我去一次，”他看了看壁炉架上的钟，“我该走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汇报过了呢！”

“到我房间来，我一边系领带一边解释给你听。把茶带到我的房间来喝。”

两人一起上了楼。黛西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劳埃德的房间，劳埃德这才意识到黛西还没来过自己的房间。他看着自己的单人床，摆满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书架，以及放了一排削尖铅笔的书桌，很想知道黛西对这一切会怎么看。

“很温馨的小房间。”黛西说。

房间实际并不小。劳埃德的卧室和房子里其他的卧室一般大小。但在住惯豪宅的黛西眼中，这样的卧室实在是太小了。

黛西拿起一张有镜框的照片。照片上是海边的一家人：穿着短裤的小劳埃德正在和穿着泳衣的米莉打闹，年纪尚轻的艾瑟尔戴着顶软帽，伯尼穿着灰色的大衣和敞开领口的白衬衫，头上包了块打了结的手帕。

“这是在索森德的海滩上拍的。”劳埃德说。他拿过黛西的茶杯，放在梳妆台上，将她搂进怀里。劳埃德吻着黛西的嘴唇。黛西慵懒地回吻着他，抚摸他的面颊，把身体软软地靠在他身上。

过了一会儿，劳埃德放开黛西的身体。黛西太累了，没有精力和他亲热。他也马上要出发了。

黛西脱下靴子，躺在劳埃德的床上。

“战争办公室让我再去见他们一次。”系领带时，劳埃德对黛西说。

“上次你不是已经和他们谈过好几个钟头了嘛！”

劳埃德确实已经去过一次了。他努力回忆着，事无巨细地把逃亡途中在法国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战争办公室的官员们。官员们想知道他在法国遇到的每个德国官兵所属的部队和官阶。他自然记不得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了，但通过泰-格温间谍课程的学习，他还是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情报。

劳埃德向战争办公室的人提供的是标准的军事情报，但那些人对他的逃跑过程、逃跑路线以及为他提供帮助的人同样感兴趣。他们甚至问起了莫里斯和玛塞尔，想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对特蕾莎最感兴趣，特蕾莎显然能对未来的逃亡者提供帮助。

“今天我去的是另一个地方。”他看着梳妆台上一张打印的纸条说，“诺森博兰大街都市酒店424房间。”这个酒店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旁边，临近政府大楼，“应该是处理战俘事宜的一个新部门。”他戴上尖顶帽，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看我帅不帅？”

黛西没有回应。劳埃德看了看自己的床，发现黛西睡着了。

他拿来毯子盖在黛西身上，吻了吻她的前额，便离开了。

他告诉艾瑟尔黛西睡在他床上，艾瑟尔说过一会儿去看黛西，瞧瞧她睡得好不好。

劳埃德搭地铁前往伦敦的市中心。

劳埃德把生父的事情告诉了黛西，否定了黛西劳埃德是茉黛儿子的猜想。黛西很快就相信了劳埃德的话，博伊曾经告诉她，菲茨伯爵有个不知所谓的私生子。“这也太巧了吧，”她说，“我先后爱上的两个男人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她赞赏地看着劳埃德说，“你继承了父亲的英俊相貌，博伊却继承了他的贪婪。”

劳埃德和黛西一直都没有做爱。没时间是一个原因，黛西每天晚上都要值班。难得在一起了，事情往往又进展得不顺利。

上周日，他们一起去了黛西在梅菲尔街的家。那天下午，仆人们都回家休息去了，黛西把劳埃德带进了自己的卧室。但她表现得极不自然。她吻了劳埃德，但马上把头偏到了一边。当劳埃德把双手放在黛西的乳房上时，她轻轻地摆脱了他。劳埃德非常疑惑：不想和他亲热的话，何必带他进卧室呢？

“很对不起，”她支支吾吾地说，“我爱你，但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在自己家里背叛我丈夫。”

“但他背叛在先啊！”

“至少他是在别处偷情的。”

“好吧，听你的。”

黛西看着劳埃德：“你觉得我很傻吗？”

他耸了耸肩。“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你这样的确是有点矫情——但我必须尊重你的感受。在你还没准备好时就硬上，那我也太王八蛋了。”

黛西用双臂搂住劳埃德，紧紧地抱住他。“我没看错，”她说，“你是个成熟的男人。”

“别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他们去看了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把肚子都笑疼了。接着黛西便值班去了。

去地铁站的路上，劳埃德满脑子想的都是黛西的俊俏身影。下了地铁以后，他沿着诺森博兰大街走到了都市酒店。酒店里仿古董都被移走了，代之以方便实用的桌椅。

等待了几分钟以后，劳埃德被带到一个雷厉风行的高大上校面前。“中尉，我读过你的履历，”他说，“你干得非常棒！”

“先生，谢谢你。”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像你一样回到祖国，我们想帮助这些人。我们特别想找到迫降的飞行员们。他们的训练经费非常贵，我们希望这些人能回到英国，重新飞上蓝天。”

劳埃德觉得这很难。迫降的飞行员真的愿意再重复一次类似的经历吗？换个角度去想，受伤的人恢复以后就要马上投入战斗，飞行员有什么理由放弃为国而战呢？这毕竟是场战争。

上校说：“我们建立了一条从德国到西班牙的地下运输线。你会说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这是我们倚重于你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你曾经深入过敌境。我们很想把你招到这个部门当副手。”

劳埃德没想到上校会邀请他加入这个部门，也不知道自己对此有何想法。“谢谢你，先生。能得到你的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想事先了解一下，这是个文书工作吗？”

“当然不是，我们希望你回到法国。”

劳埃德心跳加快了，他没想到自己会被再次被送到生离死别的险境。

上校看出了他的失望：“你肯定知道回去有多危险。”

“是的，先生。”

上校用生硬的语气说：“不愿意去你完全可以拒绝。”

想到轰炸中冒险救人的黛西，想到皮博迪大楼烧死的那些孩子，劳埃德意识到自己很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先生，如果你觉得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的话，那我很愿意回法国去。一切都听你的。”

“好小子。”上校说。

半小时后，劳埃德茫然若失地走回地铁站。这时，他已经是M19部门的一员了。他将携带假证件和大量现金回法国。这个部门已经在被占领土招收了十来个德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英国和英联邦各国的飞行员回到家。劳埃德将是这个不断扩充的特工网络的一分子。

如果被德国人抓住，劳埃德肯定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折磨。

在害怕的同时，劳埃德又感到极大的兴奋。他将飞到马德里：这是劳埃德第一次坐飞机。他将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和特蕾莎接上头。劳埃德将用假身份活跃在敌人之中，在盖世太保鼻子底下救自己人。劳埃德的任务是让迷途在敌占区的飞行员战友不像自己以前那样孤独无助。

十一点时，他回到了努特利街。艾瑟尔给他留了张纸条：“美国小姐一直睡到现在。”看了被轰炸的大楼以后，艾瑟尔和伯尼将分别前往下议院和市政厅。威廉姆斯家只剩劳埃德和黛西两个人了。

劳埃德回到自己房间，黛西仍然睡得死死的。她的皮外套和羊毛裤胡乱地扔在地板上。黛西穿着内衣躺在床上，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劳埃德脱下外套和领带。

床上传来黛西慵懒的声音：“快来休息吧。”

劳埃德看了黛西一眼：“你说什么？”

“脱了衣服上床。”

屋子里空空荡荡：没人会打扰他们。

劳埃德脱下靴子、裤子、衬衫和袜子，接着却犹豫了。

“不会冷的。”黛西在毛毯下面缩起身子，把一套连裤紧身内衣扔给劳埃德。

劳埃德原以为这将是一场肃穆的仪式，黛西却似乎想把两人的第一次亲热弄得轻松愉快一点。劳埃德愿意被黛西指引。

他脱下汗衫和短裤，钻进被子里。黛西的身体又热又软。劳埃德很紧张：他还没告诉黛西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劳埃德曾听人说过，男人在性事上要采取主动，不过黛西似乎不知道这种讲法。她亲吻抚摸着他，然后抓住了他的睾丸。“孩子，”她说，“让我们尽情地欢闹一场吧。”

劳埃德不那么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