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柏林

一个冬天的周日，卡拉·冯·乌尔里希陪女仆艾达去柏林西部市郊的万斯湖保育院探望艾达的儿子库尔特。两人乘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才抵达那里。艾达每次去那都穿着自己的保姆制服：在同行面前，保育员就库尔特的问题会更开诚布公一点。

夏天湖边都是嬉笑打闹的孩子，湖上也会有许多人荡舟。但今天，湖边却只有几个紧裹着衣服的步行者，湖里也只有一个游冬泳的人，游泳者的妻子在岸边关切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这家专门接受重残儿童的保育院曾经是幢非常豪华的住宅。保育院方面把原有的会客室隔成小间，墙壁漆成淡绿色，在每个小间里再放上几张病床和轻便小床。

库尔特已经八岁了。他能像两岁孩子那样走路，也学会了自己吃饭，但他还不会说话，也还得穿尿布。最近几年，他一直没有什么改善。但一见到艾达，他总会显得非常开心。他高兴地笑着，咿咿呀呀地叫着，伸出双臂让艾达抓住，让艾达抱紧亲吻。

他也认得出卡拉。一看到库尔特，卡拉就会想起给他出生时那可怕的一幕。那时，她手忙脚乱地替艾达接生，哥哥埃里克忙着去找洛特曼医生。

她们陪库尔特玩了一个多小时。库尔特喜欢玩具火车和汽车，以及色彩丰富的图画书。这时午睡的时候到了，艾达唱了一首催眠曲，看着他缓缓入眠。

走出病房的时候，一个护士找到了艾达。“汉普尔夫人，请跟我到威尔里希医生的办公室。他想找你谈谈。”

威尔里希是保育院的院长。卡拉从没见过这位院长，艾达应该也没见过。

艾达紧张地问：“出什么问题了吗？”

护士说：“院长多半想和你谈库尔特的康复情况吧。”

艾达说：“冯·乌尔里希小姐陪我一起去。”

护士不让卡拉跟着去。“威尔里希博士只想和你谈。”

但艾达是个关键时候拿得住主意的人。“冯·乌尔里希小姐陪我一起去。”她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她们被带进一间风格明快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在调整布局时没有被分割。壁炉里烧着炭火，一扇正对湖面的窗可以对万斯湖一览无余。卡拉看见，远处的湖上有人在驾帆乘风破浪。威尔里希坐在一张皮面的桌子后面。桌面上放着一盒烟和有不同尺寸烟管的架子。威尔里希大约五十岁，身材厚实，个子很高。他的五官都显得很大：大鼻子，宽下巴，大耳朵，还有一个秃着顶的大头。他看着艾达说：“你应该是汉普尔夫人吧？”艾达点了点头。威尔里希转身看着卡拉：“你是哪位小姐呢……”

“博士，我叫卡拉·冯·乌尔里希，我是库尔特的教母。”

威尔里希扬起眉毛：“哪有这么年轻的教母啊！”

艾达抢白说：“库尔特是她接生下来的！那时卡拉只有十一岁，但她比哪个医生都管用，只有她在身边帮我。”

威尔里希没有理会艾达的话。他看着卡拉，语出不敬：“看来，你是想成为一名护士了对吗？”

卡拉穿着见习护士的制服，但她不只是想成为一名护士，而是已经把自己看成一名护士在照料病人了。“我正在实习期内。”卡拉说。她很不喜欢威尔里希。

“坐下吧，”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一份薄薄的文件，“库尔特已经八岁了，但只有两岁小孩的发育水平。”

他停顿了一下。卡拉和艾达都没有说话。

“这完全不能让人满意。”他说。

艾达看了卡拉一眼。卡拉完全不知道威尔里希想说什么，只能对艾达耸了耸肩。

“对这种病例现在有了新的疗法。但我们得把库尔特送到另外一家医院。”威尔里希合上文件。他看着艾达，第一次笑了。“我想你应该非常想让库尔特接受能改善他现状的先进疗法。”

卡拉不喜欢这种笑：威尔里希笑得太诡异了。卡拉说：“博士，对这种疗法你能说得再详细一些吗？”

“恐怕你理解不了，”威尔里希说，“就算你是个见习护士也很难理解得了。”

卡拉不肯放过这个话题：“汉普尔夫人一定想知道这种疗法的具体内容，疗法中是不是包括了手术、药物或电击等种种手段？”

“当然要吃药。”威尔里希表现出明显的抵触。

艾达问：“要把他送到哪儿？”

“巴伐利亚阿克尔堡的一家医院。”

艾达对阿克尔堡这个地名没什么概念。卡拉知道艾达不知道阿克尔堡有多远。“有二百多英里。”她告诉艾达。

“不行，”艾达说，“那我怎么能见到他呢？”

“你可以坐火车去。”威尔里希不耐烦地说。

卡拉说：“那要四五个小时。她也许还要在那儿过夜。这些开支从哪儿来呢？！”

“我才不管这种事情呢！”威尔里希生气地说，“我是个医生，不是旅行代理人。”

艾达几乎要落泪了。“如果库尔特能好一点，能学会说几句话，能学着不弄脏自己的话……将来也许还能带他回家呢。”

“是的，”威尔里希说，“你们肯定不会因为自私的理由拒绝让他变得更好的机会吧。”

“库尔特能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卡拉问，“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疗效是说不准的，”威尔里希博士说，“见习护士应该知道这个。”

卡拉从父母的经历中知道，不能理睬这种敷衍了事的搪塞。“我不要你向我保证什么，”她干脆地说，“推荐这种疗法的话，你一定知道预后的大致情况，不然你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威尔里希脸红了。“这是种新疗法。我们希望它能改进库尔特的状况。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这是种试验性质的疗法吗？”

“所有的药物都是试验性质的，都只对一部分患者有效。刚才告诉你的那点没错：药物无法做出任何保证。”

威尔里希的傲慢让卡拉情不自禁想反驳他，但她意识到不能因此而妄加论断。事实上，她都不知道艾达有没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孩子的健康遭遇危险的时候，医生可以违背父母的愿望做出选择：事实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希望去做。威尔里希不需要征求艾达的允许，就能把库尔特送到阿克尔堡去。他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才找艾达谈。

卡拉问他：“能告诉汉普尔夫人库尔特多久才能从阿克尔堡回到柏林吗？”

“很快就会回来。”威尔里希说。

这不算是什么理想的回答，不过卡拉却不想继续施压了，她不想再让威尔里希发怒。

艾达看上去很无助。卡拉很理解这种无助：她本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们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卡拉早就注意到，医生就爱藏着掖着的：他们不会把患者的状况都告诉患者和他们的亲人们。他们喜欢用含糊其辞的说法欺骗病人。如果受到质疑，他们常常怒气冲冲地为自己辩护。

艾达含着泪水说：“如果他能改善的话，那就……”

“这就对了。”威尔里希说。

但艾达还有疑问：“卡拉，你怎么想？”

威尔里希似乎对征求区区一个护士的意见感到非常恼怒。

卡拉说：“艾达，我同意你的意见。为了库尔特好，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尽管这段时间你可能会有些难熬。”

“你很理智，”威尔里希站起来，“谢谢你们来这里见我。”他站起身，为艾达和卡拉开门。卡拉觉得威尔里希急于摆脱她们。

两人离开保育院，走回火车站。几乎没人的列车驶离车站以后，卡拉拿起放在座位上的一张传单。传单的标题是《如何对抗纳粹》，下面列了可以终结纳粹统治的十种方法，第一种做法是降低生产率。

以前卡拉见过类似的传单，不过次数并不多。传单是一些地下的抵抗组织散发的。

艾达从卡拉手里拿过传单，揉成一团丢出窗外。“读这种东西是要坐牢的！”她说。她是卡拉的奶妈，有时教训卡拉像教训小孩似的。卡拉对艾达的教训并不反感，她知道这种教训源自艾达对她的爱。

这样的做法并不过分。不光读这种传单要被监禁，连隐匿不报也会被抓起来。艾达可能因为把传单扔出车窗而被捕。好在车厢里没人看到艾达。

艾达仍旧对威尔里希博士的话感到担心。“你觉得我们做得对吗？”她问卡拉。

“我不知道，”卡拉开诚布公地说，“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护士，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些事情。”

卡拉喜欢护士这份工作，但仍然因为没有作为医生受训而丧气。由于大多数小伙子都上了战场，医学院对女生的态度也有了松动，许多女孩进了医学院学习。卡拉可以再次申请奖学金——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一家三口都得靠她那点微薄的薪水生活。沃尔特没有工作，茉黛只能带几节钢琴课，埃里克几乎把拿到的军饷都寄回了家。家里已经好几年没付艾达工资了。

艾达是个坚忍的人，到家后她立即摆脱了沮丧，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她走进厨房，穿上围裙，开始准备晚饭。熟悉的工作似乎能使她平静下来。

卡拉没有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晚上她另有安排。她觉得自己不该留艾达一个人悲伤，她感到有点罪过。但这种感觉并不能妨碍她出去的决心。

她穿上一条用茉黛连衣裙改制的齐膝网球裙。卡拉不是去打网球，而是去参加一场舞会，她想让自己的样子像个美国人。她抹上口红，擦上脂粉，无视纳粹对女孩外表的要求，把头发扎了起来。

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模样姣好，有一股凛然之气的美丽女孩。她知道她的自信和自我意识使许多男孩都不敢接近。有时卡拉希望自己也拥有茉黛那样招人喜欢的能力，但她天生不会去讨好别人，她早就放弃了装可爱的想法：那样只会让她显得很傻。男孩们必须接受本真的她，不然就别来靠近。

有些男孩怕她，但也有一些会被她吸引。每次舞会结束的时候，卡拉的身边总会聚集起一小群崇拜者。她也喜欢男孩子，尤其是那些不去想吸引对方，像平时一样侃侃而谈的男孩子。她最喜欢那种能让她发自内心显露出微笑的男孩。至今，她还没交上正式的男朋友，不过她已经吻过好几个男孩了。

穿上一件从二手服饰店买来的条纹上衣后，她总算打扮完了。卡拉知道父母不会同意她这样穿，说违背纳粹的偏见是危险的，让她换一套。因此她需要避开他们离开家。避开父母很容易。母亲正在上钢琴课：耳旁飘来母亲教学生时不紧不慢的琴声。父亲在同一个房间看报纸，家里穷得只能在一个房间里烧炭取暖。埃里克还在部队，不过他已经换防到了柏林附近，时不时能回一趟家。

她在上衣外面套上轻便雨衣，把一双白鞋放在雨衣口袋里。

她下楼走到玄关，打开门，往楼上喊了一句：“再见，我马上回来！”然后就匆匆地走了。

她和弗里达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地铁站碰了面。弗里达穿着棕色外套，里面是一件和卡拉类似的条纹上衣。弗里达没有扎辫子，头发松散地披着。她的穿着比卡拉更新更贵。两个穿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子在月台上用不屑的眼光看着她们，但就是无法把目光从她们身上移开。

她们在柏林北郊的维丁车站下了地铁，这里是工人的聚居区，在纳粹执政前是左派的据点。她们的目的地是共产党人原先进行集会的法鲁斯会堂。当然，现在那里再也不会举行任何政治集会了。现在，法鲁斯会堂成了一个名叫“摇摆孩童”的玩乐组织的逍遥地。

法鲁斯会堂周围的街道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为了形似英国人，摇摆儿童们都穿着条纹上衣，拿着伞。他们的头发都留得很长，以表示对战争的抗议。组织里的女孩子都浓妆艳抹，穿着美国式的运动上衣。摇摆孩童不屑于希特勒青年团那种伴着民间音乐的团体操，认为那种团体操蠢极了。

卡拉觉得非常好笑。因为茉黛是个英国人，小时候她常被别的孩子取笑为英国佬：长大以后这些孩子却觉得英国是时尚的代名词，拼命把自己装扮成英国人。

卡拉和弗里达走进会堂。这是个平常的社交俱乐部。穿着百褶裙的女孩和穿着短裤的男孩在大厅里喝喝饮料，打打乒乓球。真正的群体活动是在大厅侧面的众多小房间里进行的。

弗里达飞快地把卡拉领进一个四周墙边堆放着椅子的储藏室。弗里达的哥哥沃纳给唱片机通上电，五六十个男孩女孩正随着爵士乐翩翩起舞。卡拉听出了在放的是什么音乐：“啊，是《他在看着我》啊。”说着，她和弗里达加入人群，一起跳起舞来。

因为大多数爵士乐高手都是黑人，爵士乐在德国是被禁的。纳粹禁止一切非雅利安人拿手的艺术：这威胁到了他们的种族优越理论。但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热爱爵士乐。出国旅游的人把爵士乐唱片带回国内，汉堡港口的美国水手有时也会卖点唱片。汉堡港是个交易活跃的黑市。

沃纳有许多爵士乐唱片。他无所不有：汽车、时尚服装、香烟和钱。他仍然是卡拉的梦中情人，但他总是和比卡拉大一些的姑娘出去——他喜欢成熟的女人。大家都说他和那些女人睡过觉。而卡拉却还是个处女。

沃纳最好的朋友海因里希·冯·凯塞尔走近她俩，开始和弗里达跳舞。他穿着黑色马甲和黑色的皮大衣，留着黑色的长发，看上去非常酷。他在追弗里达，弗里达却对他不冷不热：她喜欢凯塞尔，喜欢和凯塞尔这样的聪明男人说话。但凯塞尔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她不会和凯塞尔出去约会。

没过多久，一个之前没见过的男孩走到卡拉面前，邀请她一起跳舞。一个美好的晚上开始了。

卡拉把自己融入到音乐里：不可抗拒的醉人鼓声，柔情万分的歌词旋律，令人振奋的小号声，充满喜气的竖笛声。她时而旋转，时而踢腿，任凭裙裾高高扬起。她钻进舞伴怀中，然后又摆脱出来。

跳了一个小时左右，沃纳换了一首缓慢的舞曲。弗里达和海因里希开始跳贴面舞。卡拉没有海因里希这样亲密的对象可以跳贴面舞，于是离开了储藏室，到大厅拿可乐喝。德国没和美国开战，因此可以从美国进口可乐原液，在德国装瓶。

没想到，沃纳竟然跟着她走出储藏室，让别人负责放唱片。卡拉为自己能吸引到储藏室里最英俊的男人而兴奋不已。

卡拉告诉沃纳，库尔特要被送到阿克尔堡接受治疗。沃纳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他十五岁的弟弟阿克谢尔身上。阿克谢尔患有先天性的脊柱开裂。“同样的疗法对他俩都能有效吗？”沃纳皱着眉头问卡拉。

“应该不会，但我确实不太知道。”卡拉说。

“为什么医生从来不解释他们做的事？”沃纳生气地问。

卡拉干笑一声。“如果让普通人理解了治疗方面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再被当作神看待了。”

“魔术师也一样：如果观众知道魔术奥妙的话，魔术师的表演就毫无吸引力了，”沃纳说，“医生比其他任何职业都更利己。”

“没错，”卡拉说，“我们护士再了解不过了。”

卡拉把地铁上看到的传单告诉了沃纳。沃纳问她：“你怎么看？”

卡拉迟疑了一会儿。对这种事开诚布公非常危险，但她从小就和沃纳熟识，知道他同情左翼，同时又是“摇摆孩童”的一员。她完全能信赖沃纳。她说：“我很高兴有人能反对纳粹。这说明德国还有人没被纳粹的强权吓倒。”

“反对纳粹可以采取许多种手段，”沃纳轻声说，“不仅仅是像你这样涂点口红。”

卡拉觉得，他也许是指分发传单。他会参与这类活动吗？应该不会，他是个贪图享乐的人。海因里希倒有可能——他非常有热情。

“我可不行，”卡拉说，“我的胆子太小，做不了那种事。”

喝完可乐，他们回到了储藏室。储藏室里站满了人，很难找到跳舞的地方。

让卡拉吃惊的是，沃纳竟请她跳最后一曲。沃纳放上了平·克劳斯贝的《只有永远》。卡拉非常激动。沃纳拥紧了卡拉，两人随着缓慢的乐曲摇摆起来。

舞曲结束了，有人按传统关上灯，方便情侣们接吻。卡拉很尴尬——两人从小就认识，接吻太不好意思了。不过她一直恋慕着沃纳，她满心渴望地仰起了头。如卡拉预料的一样，沃纳熟练地亲吻了她，她热情地回吻了。沃纳轻轻握住了她的乳房，这让她非常快乐。她张开嘴予以回应。灯亮了，两人赶紧分开。

“非常棒，”她呼吸粗重，“太让人吃惊了。”

沃纳露出迷人的笑容：“也许我能让你更吃惊。”

卡拉穿过走廊去厨房吃早饭的时候，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我是卡拉·冯·乌尔里希。”

话筒里传来好友弗里达的声音。“卡拉，我弟弟死了。”弗里达带着哭腔。

“你说什么？”卡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弗里达，怎么回事？他是在哪儿死的？”

“在那个医院。”弗里达哭着说。卡拉想起沃纳曾经说过，阿克谢尔被送到了阿克尔堡库尔特住的同一家医院。“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得阑尾炎死的。”

“太可怕了。”卡拉为弗里达感到难过，但又心存疑窦。上个月威尔里希教授告诉她库尔特新疗法的时候，她的感觉就很不好。这种疗法比他透露的更具试验性吗？这种疗法实际上非常危险吗？“还知道些别的什么吗？”

“我们只收到了封短信。我爸爸气坏了。他打电话给医院，但一直没能和医院的高层说上话。”

“我去你那儿看看，我马上就到。”

“谢谢你。”

卡拉挂上电话，走进厨房。“阿克谢尔·弗兰克在阿克尔堡的医院里死了。”

卡拉父亲沃尔特正在看刚刚拿来的早报。“哦，可怜的莫妮卡！”他惊叹道。卡拉听家里人说过，父亲曾经和阿克谢尔的母亲莫妮卡有过一段恋情。沃尔特表情很痛苦，卡拉觉得除了对茉黛的爱以外，父亲可能对莫妮卡还存着一丝眷恋。爱真是太让人搞不懂了，复杂得难以言述。

茉黛现在是莫妮卡最好的朋友，她说：“莫妮卡一定崩溃了。”

沃尔特低头又看了眼早报，突然惊讶地说：“这里有封给艾达的信。”

众人一下子不说话了。

卡拉看着艾达从沃尔特手里接过白色信封。

埃里克在家——这是他短期休假的最后一天——因此看着艾达打开白色信封的有四个人。

卡拉屏住呼吸。

艾达拿出一张打了字的信纸。她飞快地看完信，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尖声大叫。

“不！”卡拉喊道，“怎么会这样！”

茉黛站起身，抱住艾达。

沃尔特从艾达指间抽出信。“太令人悲伤了，”他说，“可怜的小库尔特。”他把信纸放在早餐桌上。

艾达哽咽起来：“小乖乖，我的小乖乖啊，你临死时我没能在你身边——这让人怎么承受得了啊！”

卡拉强忍住泪水。她觉得疑惑不解。“阿克谢尔和库尔特，”她说，“他们两个怎么可能同时病死呢？”她拿起信。信上印着医院的名字和在阿克尔堡的地址。信上写着：

亲爱的汉普尔夫人

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库尔特·沃尔特·汉普尔，4月4日因阑尾破裂在我院去世，时年八岁。我们已尽全力抢救，但依然回天乏术。请接受我最诚挚的哀悼。

签名的是医院的主治医师。

卡拉抬起头。茉黛正坐在艾达身边，她搂着艾达的肩膀，紧抓着正在哭泣的艾达的手。

卡拉和艾达同样很悲伤，但她远比艾达警觉。她用颤抖的声音对父亲说：“这事有点不对劲。”

“你为什么这样说？”

“再看看这封信，”她把信递给父亲，“信上说是阑尾破裂导致的死亡。”

“有什么疑问吗？”

“库尔特早就切掉了阑尾。”

“我想起来了，”沃尔特说，“他六岁生日刚过就动了切阑尾的紧急手术。”

卡拉的悲伤里夹杂着愤怒和疑问。库尔特是被危险性医学实验害死的吗？医院显然试图掩盖这一切。“他们为什么要撒谎？”她责问道。

埃里克重重地捶着台面，“为什么说医院撒了谎？”他大声嚷，“为什么老要把责任推在体制上面？这明显是个人为的错误，只是打字员打错了一个字罢了。”

卡拉才不相信呢：“医院工作的打字员总该知道阑尾是什么吧。”

埃里克愤怒地说：“你老爱把个人的悲剧当作攻击当局的手段！”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沃尔特说。

卡拉和埃里克把视线集中在父亲身上。沃尔特换了种口气。“埃里克也许是对的，”他说，“如果是人为错误的话，医院也许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给出库尔特和阿克谢尔死亡的更多细节。”

“他们自然会乐意。”埃里克说。

沃尔特说：“如果卡拉是对的话，他们会拒绝我们的提问，对信息进行保密，以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合法为由威胁他们的父母。”

听到这话，埃里克的脸色似乎有些难看。

半小时之前，沃尔特没有一点精神。现在，他却重新充满了斗志。“开始提问以后，真相就会渐渐浮出水面了。”

卡拉说：“我这就去见弗里达。”

茉黛问她：“今天不用去上班吗？”

“今天我值晚班。”

卡拉打电话给弗里达，告诉弗里达库尔特也已经死了，说想和她讨论讨论这件事情。她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和手套，推着自行车出了门。她骑得飞快，只用十五分钟就骑到了弗兰克家在勋伯格区的别墅。

管家为她开门，告诉她一家人都在餐厅里。卡拉一走进餐厅，弗里达的父亲路德维希·弗兰克就对她喊：“万湖保育院的人是如何对你说的？”

卡拉不太喜欢路德维希。路德维希是个目空一切的右翼分子，原先一直很支持纳粹。但也许他已经改变了观点：很多生意人已经不再那么支持纳粹了，但因为不想惹恼纳粹，他们一直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卡拉没有立刻回答。她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弗兰克一家的路德维希、莫妮卡、沃纳、弗里达以及在他们身后忙这忙那的管家。她整理了一下思绪。

“孩子，快回答我啊！”路德维希说。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信，这封信看上去和艾达收到的那封非常像。

莫妮卡把手按在丈夫的手臂上。“鲁迪，少安毋躁。”

“我就是想知道！”他说。

卡拉看着他涨红的脸和黑色的小胡子。看得出，路德维希的确很痛苦。换作别的场合，卡拉一定会拒绝和态度如此粗暴的人说话。但路德维希如此粗鲁是有原因的，卡拉决定不去计较。“保育院院长威尔里希教授告诉我们，他说针对库尔特的情况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路德维希说，“知道是什么治疗方法吗？”

“我问了这个问题。他说说了我也听不懂。我咬住这个问题不放，他说这种疗法涉及某种新药，但不肯透露过多的情况。弗兰克先生，可以让我看看你们收到的信吗？”

路德维希的表情好像在说他才是提出问题的一方，但还是把信交给了卡拉。

两封信几乎一模一样。打字员似乎照着相同的模板一连打了好几封，只不过改了下名字而已。这可真是太诡异了。

弗兰克说：“两个孩子怎么可能同时死于阑尾破裂呢，又不是什么传染病。”

卡拉说：“库尔特不可能死于阑尾破裂，他的阑尾早就被割掉了。两年前就割了。”

“没错，”路德维希说，“这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从卡拉手中拿过了那封信，“我去找政府里的人，让他们查查这件事情。”说完他就离开了。

莫妮卡和管家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

卡拉走到弗里达身边，抓住她的手说：“我为你感到难过。”

“谢谢你。”弗里达小声对她说。

卡拉走到沃纳身旁。沃纳站起身，紧紧抱住她。卡拉感觉到一颗泪珠掉在她的前额上，她觉得自己完全被一种难以言述的强烈感情把控住了。她心里充满了悲伤，但还是对两人身体的接触以及沃纳双手对她的触碰激动不已。

过了一会儿，沃纳退后一步，愤怒地对卡拉说：“爸爸给医院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打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没什么可解释的，然后就挂掉了电话。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我要好好查查阿克谢尔是怎么死的。”

弗里达说：“即便能查出来，他也不会死而复生。”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需要的话，我会去一次阿克尔堡。”

卡拉说：“如果柏林有人能帮帮我们就好了。”

“只有政府里的人才能帮上忙。”沃纳说。

弗里达说：“海因里希的爸爸在政府部门工作。”

沃纳打了个响指。“那就找他了。他过去是中央党的人，但现在是个纳粹，在外交部担任重要角色。”

卡拉问：“海因里希会带我们去见他吗？”

“弗里达开口的话他肯定会，”沃纳说，“海因里希会为弗里达做任何事情。”

卡拉相信这一点。海因里希会热心地响应弗里达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弗里达说。

弗里达去过道打电话了，卡拉和沃纳肩并肩坐在桌边。沃纳搂住她，卡拉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卡拉不知道两人的亲热是痛失亲人时的互相安慰，还是代表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升华。

弗里达走回餐厅对他俩说：“现在过去的话，海因里希的父亲可以见我们。”

三人挤进沃纳的跑车前座里。“你可真行，现在还能开着车满大街跑，”汽车发动时弗里达对哥哥说，“连爸爸都弄不到私家车的汽油了。”

“我对上司说工作时需要开车，”沃纳为一位位高权重的将军工作，“但这种日子还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冯·凯塞尔家和弗兰克家住在同一个街区。沃纳只用五分钟就开车抵达了目的地。

凯塞尔家比弗兰克家小一些，但奢华得多。海因里希为他们开了门，带他们走进一个放着许多皮封面书和一只老鹰德国木雕的客厅。

弗里达亲吻了他的面颊。“谢谢你的引荐，”她说，“你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说服他也许不太容易。”

海因里希开心地笑了。

海因里希的母亲端来了咖啡和蛋糕。她看上去是个简单温柔的人。招待好客人后，她就像女仆似的走开了。

海因里希的父亲戈特弗里德走进客厅，他和儿子一样头发浓密，只是已经全白了。

海因里希对父亲说：“爸爸，这是沃纳·弗兰克和弗里达·弗兰克，他们的父亲是人民牌收音机的制造商。”

“哦，是的，”戈特弗里德说，“我在赫仑俱乐部见过你们的父亲。”

“这是卡拉·冯·乌尔里希——你一定也认识她父亲。”

“我和沃尔特在伦敦是德国大使馆的同事，”戈特弗里德字斟句酌地说，“那是1914年的事了。”显然他不怎么高兴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扯上关系。戈特弗里德拿起一块蛋糕，却不小心掉在了地毯上，他徒劳地想把碎成小块的蛋糕捡起来，但不太成功。很快他放弃努力，靠在沙发上。

卡拉想：他在怕些什么？

海因里希直接点明了弗兰克兄妹和卡拉的来意。“爸爸，我想你一定听说过阿克尔堡吧。”

卡拉紧盯着戈特弗里德。戈特弗里德的表情瞬间起了变化，但又马上摆出了事不关己的姿态。“是巴伐利亚的一座小城，对吗？”他问。

“那里有家医院，”海因里希说，“诊治残疾人的医院。”

“我想我从没听说过。”

“我们认为那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很想知道您是否有所耳闻？”

“我当然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了？”

沃纳插话说：“我弟弟因为阑尾破裂死在了那里。而且，冯·乌尔里希家女仆的儿子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死在了那里。”

“真是太不幸了——但这应该只是个巧合吧？”

卡拉说：“我家女仆的儿子根本没有阑尾，两年前他就把阑尾割掉了。”

“我理解你们想确认事实的心情，”戈特弗里德说，“医院的答复肯定会让你们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文件上的失误，而不是有意隐瞒。”

沃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想知道两个孩子真正的死因。”

“当然可以。你们给医院写信了吗？”

卡拉说：“我给医院写信，问他们什么时候能让我家的女仆见儿子最后一面，但他们一直没有回信。”

沃纳说：“我爸爸今天早上给医院打电话了。主治医师竟然把他的电话给挂了。”

“真是太无礼了。但你们应该知道，这和我负责的外交事务根本无关啊！”

沃纳凑近了戈特弗里德：“凯塞尔先生，这两个孩子有没有可能卷入了一项失败的秘密实验啊？”

戈特弗里德靠在沙发上。“这不太可能。”他说。卡拉觉得戈特弗里德应该说的是事实。“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沃纳似乎没什么要问的了，但卡拉仍然不太满意。她不知道戈特弗里德为何对自己刚才给出的那番保证如此高兴。是因为他隐瞒了比这更糟的事情吗？

卡拉突然想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可能性，她不敢沿着那个方向继续想下去了。

戈特弗里德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卡拉说：“先生，您非常确定他们不是因为某种出错的实验疗法死去的，对吗？”

“这点我非常确定。”

“如果确定没有实验性疗法，那您一定知道阿克尔堡正在发生什么事了。”

“我才不知道呢！”戈特弗里德重新紧张起来，卡拉知道自己说到点子上了。

“我曾经看过一张纳粹的海报，”正是这张海报激起了卡拉可怕的联想，“海报上画着一个男护士和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上面写着：‘一个有遗传病的人一辈子要花掉六万马克。国民们，这也是你们的血汗钱！’我记得这是一本杂志上的海报。”

“我看到过类似的宣传。”戈特弗里德倨傲地说，似乎这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卡拉站起身来。“凯塞尔先生，您是个天主教徒，海因里希也是在您灌输的天主教信仰下长大的。”

戈特弗里德忿忿不平地哼了一声：“他说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但您不是。您相信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是的。”

“您说阿克尔堡的医生没有在残疾人身上使用实验性质的危险疗法，在这点上我相信您。”

“谢谢你。”

“他们做了些别的什么吗？做了些更糟的事情吗？”

“没有，当然没有。”

“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杀害残疾人？”

戈特弗里德轻轻地摇了摇头。

卡拉靠近戈特弗里德，像客厅里只有两个人似的压低了声音说：“作为一个相信生命神圣的天主教徒，您敢拍着胸膛对我发誓，阿克尔堡绝对不存在杀害残疾儿童这种事？”

戈特弗里德笑了，他对卡拉做了个宽慰的手势，想开口说话，却一句也都没说出来。

卡拉跪在戈特弗里德面前的地毯上。“您发誓吗？您能现在就发誓吗？你面前站着四个年轻的德国人：您的儿子和他的三个朋友。只要对他们说出事实就好。看着我的眼睛，说政府没有杀害过任何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

客厅里静得可怕。戈特弗里德似乎想说话，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闭上眼睛，扭曲着嘴角，无奈地低下了头。四个年轻人吃惊地看着他挫败的样子。

睁开眼睛以后，他一一看着这四个孩子，最后把目光聚焦在儿子身上。

他瞪了儿子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出了客厅。

第二天，沃纳对卡拉说：“太可怕了。我们在一件事上整整讨论了二十四个小时。不做些别的，我们会疯的。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他们去了满是影院和商店、总是被戏称为“库尔地狱”的库夫尔斯滕街。德国大多数优秀的电影人几年前都去了好莱坞，国内只能生产些二流电影。卡拉和沃纳看了背景为入侵法国的电影《三个士兵》。

电影里的三个士兵，其中一个是意志坚定的纳粹中士，另一个是老爱抱怨、有些像犹太人的小兵，最后一个是胸怀理想的新兵蛋子。新兵总爱问些天真的问题，比如说：“犹太人真会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吗？”纳粹中士总会给他一番言辞激烈的冗长说教。战争开始以后，老爱抱怨的士兵承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很快当了逃兵，最后在空袭中被炸死。胸怀理想的新兵奋勇作战，他很快当上了中士，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剧本疲乏无味，但战争场景相当令人激动。

看电影的时候，沃纳一直紧抓着卡拉的手。卡拉希望沃纳在黑暗中吻她，沃纳却没有吻。

灯光亮起以后，沃纳说：“这电影太难看了，但至少能让我暂时不想其他的。”

走出电影院，两人一起上了车。“去兜兜风吧？”沃纳建议道，“下周也许就要上交车子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沃纳把车开到了格鲁内瓦尔德。途中，卡拉的思绪不由得转回到前一天和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的争论上。不管想多少次，最后总会不可避免地归结到昨天他们四个得出的可怕结论上。库尔特和阿克谢尔不是她当初想的危险实验性治疗的意外受害者，戈特弗里德也信誓旦旦地否认了这一点，但他无法否认政府故意杀害残疾人并对他们的家人撒谎的推想。即使纳粹以粗鲁和鲁莽著称，这种事也很难相信。但戈特弗里德的表现清晰地印证了卡拉的猜测，纳粹的确在有组织地谋杀身体有残疾的国民。

进了森林，沃纳把车驶离公路，开上一条灌木掩映的土路。卡拉猜测沃纳肯定带别的什么女孩来过这个地方。

沃纳关掉车灯，两人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我去和多恩将军谈一谈。”沃纳说。多恩将军是沃纳的上司，是空军的一个重要将领。“你怎么办？”

“爸爸说纳粹已经没有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但教会的势力依然很强大。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绝不会容许这种事的发生。”

“你信教吗？”沃纳问她。

“我不怎么信教，我爸爸是个狂热的教徒。对他来说，基督教信仰是他所爱的德国传统的一部分。妈妈和爸爸一起去教堂，但我觉得她的神学观念不那么正统。我相信上主，但不认为它会对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或是佛教徒有所偏爱。我只是特别喜欢唱赞美诗。”

沃纳低声说：“我不相信放任纳粹屠杀儿童的所谓上帝。”

“我不怪你。”

“你爸爸准备怎么办？”

“他想先和教堂的神父谈一谈。”

“很好。”

他们一时间都没有说话。沃纳用手臂搂住卡拉。“可以这样吗？”他细声慢语地问。

卡拉紧张地期待着，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来：“如果能让你不那么悲伤……就好。”

他吻了她。

卡拉充满激情地回吻了他。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摸到了她的乳房。卡拉知道大多数女孩这个时候会叫停。她们说如果对方再进一步的话，事态会完全失去控制。

卡拉决定冒险。

接吻的时候，卡拉触碰着沃纳的面颊。接着她把手指游移到沃纳的喉头上，感受着他皮肤的温暖。她把手放在他的外衣下面，从肩胛骨转到肋骨和脊柱，探索沃纳的身体。

当沃纳伸手摸到卡拉裙子下的大腿时，她轻叹了口气。感受到沃纳的手转移至两腿之间以后，卡拉主动打开了双膝。女孩们常说这样做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廉价，但卡拉管不了这么多了。

沃纳把手直接放到她的敏感部位上。他没有把手伸进她的内裤，而是隔着棉布轻轻地抚摸着。卡拉的喉咙里不自觉发出声音，开始很轻，后来渐渐响了。最后她欢快地大叫出声，把脸埋进沃纳的脖颈，抑制住叫声。这时，她觉得对私处的抚摸太过敏感，不情愿地推开了沃纳的手。

卡拉粗重地喘着气。呼吸平稳以后，她又一次吻了吻沃纳的脖颈。沃纳爱怜地抚摸着她的面颊。

过了一会儿，卡拉对沃纳说：“要我把自己交给你吗？”

“除非你愿意。”

卡拉对自己的欲望感到尴尬。“只是，我从来没……”

“我知道，”沃纳说，“我示范给你看。”

奥赫牧师是个平易近人的神职人员，他身材肥胖，住在一栋舒适的大房子。奥赫神父有个漂亮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卡拉怕他拒绝参与到这种事情中来。但卡拉轻看了他。他已经听说了触及到他道德底线的那些事情，同意和沃尔特一起去万斯湖保育院看一看。威尔里希教授无法拒绝对此事感兴趣的牧师的请求。

卡拉见证了教授和艾达的那次谈话，所以他们决定带上卡拉一起去。在卡拉面前，院长很难信口胡说。

在火车上，奥赫建议由他来发言。“院长可能是个纳粹。”他说。这时，身居高位的人大多数都是纳粹党党员。“他肯定会自然而然地把你这个前社会民主党人视为敌人，这时我将扮演起不抱偏见的协调人的角色。我相信，这样我们会了解更多。”

卡拉对这点不太确定。他觉得父亲是个更好的提问者。但沃尔特却听从了奥赫牧师的建议。

春天到了，天气比卡拉上次来的时候更暖和了。湖面上零星地出现了几条船。卡拉决定叫沃纳一起上这儿来野餐。她想在沃纳恋上另一个女孩之前占据他的心房。

威尔里希教授的办公室生着火，但有扇窗户开着，湖上的几许清风吹了进来。

院长与奥赫牧师和沃尔特握了手。他看了卡拉一眼，认出她是曾经来访过的女孩，接着就不再理她了。他请他们都坐下，但卡拉察觉出他的客气后面包含着深深的敌意。显然他不想接受提问。他拿起一根烟管，紧张地把玩着。在两个成年男人面前，威尔里希教授不再像那天面对卡拉和艾达时那样倨傲不恭了。

奥赫牧师开始提问：“威尔里希教授，冯·乌尔里希教授和我们教会的其他相关人士对残疾儿童的神秘死亡非常感兴趣。”

“这里没有任何儿童是神秘死亡的，”威尔里希回击道，“事实上，过去两年，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儿童的死亡事件。”

奥赫转身说：“沃尔特，院长的话非常有说服力，你觉得呢？”

“是的。”沃尔特说。

卡拉并不觉得，但她暂时没有开口。

奥赫虚情假意地说：“我确信你给孩子们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是自然。”威尔里希的姿态放松了一点。

“我想知道，你往别的医院转过病童吗？”奥赫牧师话锋一转。

“当然，有些医院能够进行这里无法提供的治疗。”

“病童被转走以后，你就不再关注他们的治疗过程和愈后情况了吧？”

“是的。”

“除非他们再被转回来。”

威尔里希不说话了。

“有哪个病童被转回来了？”

“从来没有。”

奥赫耸了耸肩：“那你一定不知道他们的遭遇了。”

“可以这么说。”

奥赫靠在椅背上，摊开双手，做了个开诚布公的手势。“这么说，你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是吗？”

“我没有隐瞒过任何事情。”

“被送走的一些孩子已经死了。”

威尔里希一句话也不说。

奥赫循循善诱地进行引导。“这是真的，是不是？”

“牧师先生，我不能回答我不知道的事情。”

“这么说，”奥赫牧师问，“即便转出去的病童死了，你也不会知道是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请原谅我的啰嗦，我只是想确定一点，你对这些死亡毫不知情，没有蓄意隐瞒的企图。”

“当然没有。”

奥赫再次转身面对沃尔特：“我想，事实已经澄清了。”

沃尔特点了点头。

卡拉真想对他们喊：什么澄清啊？他什么都没说啊！

此时，奥赫却又说话了：“我想知道，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你这里大约转出去多少病童？”

“不多不少，正好十个，”他笑容可掬地说，“科学工作者不做估计，我们完全可以提供准确的数字。”

“总共多少个病童中的十个呢？”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百七十名病童。”

“所占的比例很小嘛！”奥赫牧师说。

卡拉非常生气。奥赫明显是威尔里希一边的。父亲为何还隐忍不发呢？

奥赫说：“被送走的孩子都患有同一种疾病，还是各有各的毛病？”

“他们各有各的毛病，”威尔里希打开了书桌上的文件夹，“痴呆、唐氏综合症、先天性头颅小、四肢发育不全、脊柱侧弯，以及瘫痪。”

“有这些症状的孩子都被下令送到了阿克尔堡，是吗？”

奥赫来了个大转折，这是他第一次提到阿克尔堡，也是他第一次提到威尔里希接受了更高当局的指示。也许奥赫比他的外表要有谋略得多。

威尔里希开口想说话，但奥赫抢先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接受了同一项特殊疗法呢？”

威尔里希笑了：“这点同样没人告诉过我，因此我无法告诉你。”

“你只是机械地……”

“没错，机械地执行命令而已。”

奥赫笑了。“你是个聪明人，每句话都回答得很小心。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些孩子的年纪都差不多吗？”

“开始这个项目只针对三岁以下的儿童，但后来遍及各个年龄层次的儿童。”

卡拉注意到威尔里希提到“项目”这个说法。之前他一直没有用这类词。她开始意识到，奥赫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开始的那些零敲碎打只是个表象而已。

奥赫像陈述事实一样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无论哪种残疾，犹太儿童都要参与到这个项目之中吗？”

对话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威尔里希的表情很震惊。卡拉不清楚，奥赫是怎么知道那些犹太儿童的事的。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下意识地猜测。

停顿了一会儿，奥赫又说：“或许我该说，犹太儿童和混血儿都要参加你说的那个项目。”

威尔里希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奥赫说：“在如今的大环境下，犹太人受到如此的优待是完全不正常的，你说是吗？”

威尔里希把目光转向另一边。

牧师站起身，再次开口时，他的语调里带着难掩的愤怒：“你告诉我，你把不同症状、不可能用同一种疗法治愈的十个病童转到一家特殊的医院，转走以后他们全都没有回来，所有的犹太病童优先接受这种治疗。威尔里希教授，你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吗？威尔里希教授，我以上帝的名义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威尔里希看上去像要哭了似的。

“当然，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奥赫轻声说，“但终有一天，更高层的人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事实上，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审判神。”

他伸出手臂，愤怒地对威尔里希伸出手指。

“小子，到了那一天，你就不得不说了。”

说完这句话，他转过身，离开了威尔里希的办公室。

卡拉和沃尔特跟着他走了出去。

托马斯·马赫支队长笑了。有时，国家之敌会帮他完成他的那份工作。他们不是暗中潜伏，让自己难以找到，而是自己跳出来提供无可辩驳的犯罪证明。他们像是不需要鱼钩和饵料的鱼，自动跳到渔夫的篮子里，恳请渔夫把自己煎了吃。

奥赫牧师就是这么一位。

马赫又一次读了这封信，信是写给司法部长弗兰兹·冈特纳的。

部长先生

政府在杀害残疾儿童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你，因为我想得到一个诚实的答案。

真是个傻蛋！如果答案是否的话，奥赫会承担诽谤的罪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他就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获罪。难道他事先没想到这一点吗？

为了防止此类流言在我的会众中传播，我专程去了万斯湖疗养院，和那里的院长威尔里希教授谈了话。他的回答不能让我满意，让我不得不相信的确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的确有某种相当恶劣的罪行在发生。

奥赫牧师怎么敢称之为罪行呢？他难道不知道谴责政府机构犯罪本身就是项重罪吗？他难道以为自己生活在堕落的自由社会里吗？

马赫知道奥赫在抱怨什么。奥赫所说的这个项目，因为其所在地是蒂尔加登路四号的诊疗慈善基金会，而被称为“四号项目”。事实上，这个项目是由元首的总理府亲自督导的。项目旨在让那些需要花费巨额医疗费的儿童没有痛苦地死去。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个项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处理了一万多个对国家毫无益处的人。

但这样做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总有一些过分天真的人不能理解这种死亡的意义。因此，这个项目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密”。

马赫是知道这个秘密的少数人之一。成为支队长以后，他很快被吸收进了纳粹的精英团体党卫队。接手奥赫这个案子的时候，上面的人把四号项目的情况简单地跟他提了提。他觉得无比骄傲：高层终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了。

不幸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么小心，四号项目随时有泄露的危险。

马赫的任务就是堵上这个漏洞。

最初的审理表明，三个人的嘴需要尽快被堵上，他们是：奥赫神父，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以及沃纳·弗兰克。

沃纳是纳粹的早期支持者，收音机制造商路德维希·弗兰克的大儿子。路德维希本人也曾言辞激烈地询问残疾小儿子的死因，但在受到关闭工厂的威胁之后，他很快就不发声了。在空军里晋升很快的沃纳却不依不饶，坚持询问这类令人尴尬的问题，还试图把优柔寡断的上司多恩将军也牵涉进来。

空军部大楼据说是欧洲最大的办公大楼。这幢现代化大楼占据了威廉大街的一侧，和盖世太保总部所在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马赫步行去了空军部大楼。

穿着党卫军制服，马赫可以无视空军大楼的警卫。他朝接待台里的接待员大喊：“赶快带我去见沃纳·弗兰克中尉。”

接待人员带他上电梯，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推开一个面向小办公室的门。坐在书桌后的年轻人起先并没有抬头去看他，而是一直看着手里的公文。看他的模样，马赫猜测他最多只有二十岁出头。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轻人不到前线轰炸英国呢？年轻人的父亲很可能动用了关系，马赫憎恶地想。沃纳看上去像是特权阶层的子弟：他穿着裁剪得体的制服，戴着金戒指，留了不像军人的长发。还没和他交谈，马赫就鄙视起眼前的这个人了。

沃纳用铅笔写了张纸条，抬起头，看到党卫军制服，他脸上的亲切表情马上不见了。马赫注意到沃纳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害怕的神色，不禁一阵得意。沃纳马上换了一副神色，他谦恭地站起身，微笑着表示迎接。但马赫可不会轻易地被他骗了。

“支队长，下午好，”沃纳说，“快请坐吧。”

“希特勒万岁！”马赫说。

“希特勒万岁，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蠢蛋，闭上你的嘴！”马赫厉声说。

沃纳拼命掩饰自己的恐惧：“老天，我犯下了什么过错？”

“别兜圈子套我的话，让你讲话的时候，你才能说话。”

“听您的。”

“从现在起，不准再询问有关你弟弟阿克谢尔的任何问题，听明白没有？”

马赫惊奇地发现，沃纳的表情中闪过了一丝宽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有比询问弟弟的死因更严重的事情没有被揭穿吗？沃纳参与了其他的破坏活动吗？

也许不是，再三考虑之后马赫这样想。沃纳多半是为没有遭到逮捕被送到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而感到庆幸吧。

沃纳没有完全被吓倒。他鼓起勇气说：“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弟弟的真实死因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别再问问题了。之所以对你这么客气是因为你父亲是纳粹的一个老朋友。如果没有这层因素的话，你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这是句所有德国人都怕的威胁。

“感谢您的容忍，”沃纳尽力保持着最后的一点尊严，“我只是想知道谁为了什么杀害了我的弟弟。”

“无论做什么，你都得不到进一步的消息。再多问的话，你很可能被以叛国罪论处。”

“看到你以后，就无须多问了。一切一目了然了，先前我最坏的猜想就是事实。”

“终止你的煽动行为，不然有你好看的。”

沃纳愤怒地看了马赫一眼，但什么话都没说。

马赫说：“不听劝的话，多恩将军会得知你的忠诚性有问题。”沃纳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果空军部的上司对沃纳的忠诚产生怀疑的话，他会马上丢掉柏林的舒适工作，被送到法国北部某个机场的营房里。

沃纳的表情没有刚才那么愤怒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马赫站起身，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多恩将军显然找到了一个聪明能干的助手，”他说，“选择正确的话，你可以继续这里的工作。”说完，他离开了沃纳的办公室。

马赫并不十分满意。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成功地击垮沃纳的意志力。他感觉到了沃纳身上存留的抗争意志。

他把思绪转到奥赫牧师身上。牧师需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回到盖世太保总部以后，他把莱茵霍尔德·瓦格纳、克劳斯·里特尔和冈瑟·施奈德召到了一起。四人上了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260D。因为柏林的出租车都是这个车型，盖世太保平时都喜欢开这款车出去抓人。纳粹刚开始掌权的时候，盖世太保总爱耀武扬威，让公众看到他们对付反对派的残忍手段。但现在，公众已经被他们吓怕了，明目张胆地使用武力只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他们现在不再那么明目张胆地抓人了，而是找一些法律上说得过去的理由，秘密地逮捕人。

他们把车开到米特区新教大教堂边的奥赫家。和沃纳觉得能得到父亲的保护一样，奥赫也许觉得教会能保护他。他会知道他的想法完全错了。

马赫按响了门铃。放在过去，他们会一脚把门踢开，给人以震撼的效果。

女仆开了门。马赫带着随从走进铺着厚厚地毯、亮着灯的玄关。“你的主人在哪儿？”马赫和颜悦色地问女仆。

他没有发出威胁，但女仆已经被他吓傻了。“在书房里。”她指着一扇门说。

马赫对瓦格纳下令：“把女人和孩子集中到隔壁房间。”

奥赫打开书房的门，皱眉看着玄关处的来人。“怎么回事？”他愤愤不平地问。

马赫朝奥赫径直走了过去，奥赫只能后退一步，让他进入书房。这是个装饰舒适的小房间，书房里放着一张带有皮面的书桌和几个放满了宗教文献的书架。“把门关上。”马赫说。

不情愿地关上门以后，奥赫对马赫说：“你最好对闯进我家做个合理的解释。”

“闭上你的狗嘴，坐下。”马赫说。

奥赫惊呆了。从小到大就没人对他说“闭嘴”。就算是警察，见到他也会礼让三分。纳粹不管这一套，他们才不讲这种虚假的礼仪呢。

“这是一种不敬。”奥赫总算说了句话。接着他就坐下了。

书房外传来女人凄厉的抗议声：多半是牧师的老婆。奥赫的脸一下变得刷白，立刻站了起来。

马赫把他推到椅子上。“乖乖坐好！”

奥赫是壮汉，比马赫高出许多，但他并没有反抗。

马赫最喜欢看不可一世的家伙突然被恐惧击垮的一刻。

“你是谁？”奥赫问他。

马赫从来不把自己的身份泄露给这些人。对方可以猜，但是不让人知道可以营造出更大的恐惧感。之后万一有人问起执行任务的情况，组里的人都会众口一词地说，他们起先就亮明了警察的身份，给对方看了自己的警徽。

他走出书房。他的三个手下正在把孩子们往客厅里赶。马赫让莱茵霍尔德·瓦格纳走进书房，把奥赫扣在那里，然后跟着孩子们进入客厅。

客厅的窗前挂着花布窗帘，壁炉架上放着全家福照片，客厅正中摆着两只包有格子布背套的皮椅。这是一个环境舒适的温馨家庭。这种人为何不对帝国忠诚，去管其他人的事情呢？

女仆站在窗边掩着嘴，似乎在强忍着不哭。四个孩子围拢在奥赫三十多岁、体格健硕的妻子身边。她手里还抱着个一两岁大的金色卷发的小女孩。

马赫拍了拍小女孩的头。“她叫什么名字？”他问。

奥赫夫人吓坏了。她轻声说：“她叫莱索洛特，你们想干什么？”

“小莱索洛特，让托马斯叔叔抱抱。”马赫伸出手臂。

“不行！”奥赫夫人大喊。她紧抓住女儿，然后转过身去。

莱索洛特开始大哭。

马赫向克劳斯·里特尔点了点头。

里特尔从后面抱住奥赫夫人，扳住她的胳膊，迫使她放下婴儿。马赫在莱索洛特坠地前接住了她。莱索洛特像条鱼一样在马赫手里扭动，但只能使马赫抓得更紧。莱索洛特哭得更响了。

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冲向马赫，用拳头无助地击打着他。是时候教导他惧怕权威了。马赫把莱索洛特放在左侧的大腿上，用右手拎起男孩的衬衫领子，准确地把他扔在客厅另一边的皮椅子上。男孩恐惧得大声叫，奥赫夫人也惊声尖叫。皮椅往后倒，男孩跌落在地。他没受什么伤，但哭了起来。

马赫抱着莱索洛特走出客厅。女孩尖叫着要妈妈。马赫把她放下了。女孩跑回客厅门前，朝门上拍了一下，恐惧得高声惊叫。马赫发现，小女孩还没学会拧把手开门。

马赫把女孩放在走廊里，回到书房，瓦格纳站到门边守着门。奥赫站在书房中间，脸色刷白。“你对我的孩子们做了什么？”他问，“为什么莱索洛特在尖叫？”

“我要你写封信。”马赫说。

“没问题，没问题，叫我做任何事都可以。”奥赫走到皮书桌旁。

“现在不用，待会儿再写。”

“好的。”

马赫很享受这一幕。和沃纳不同，奥赫完全崩溃了。“写一封给司法部长的信。”他对奥赫说。

“写什么？”

“说你已经意识到第一封信里的举证都不是事实。你被地下的共产党人误导了。然后再对你的不细致造成的麻烦对部长表示道歉，并保证你不会对任何人提这件事。”

“好的，好的，他们对我妻子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之所以尖叫是因为她对你坚持不写信所导致的后果感到害怕。”

“我想见她。”

“如果因为愚蠢的要求而惹怒我，情况会变得更糟。”

“你说得对，抱歉，请你原谅我。”

纳粹主义的敌人竟是这样软弱不堪。“晚上写这封信，明天早上去寄。”

“好的，要抄一份寄给你吗？”

“白痴，你写的信肯定会送到我手上。你真以为司法部长会看到你那些疯话吗？”

“不，当然不会。我明白了。”

马赫走到门口，说：“别再跟沃尔特·冯·乌尔里希那种人来往了。”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见那种人了。”

马赫走出书房，示意瓦格纳赶快跟上。莱索洛特坐在地板上歇斯底里地大哭。马赫打开客厅门，招呼里特尔和施奈德跟他回警局。

他们离开了奥赫家。

“有时不需要使用暴力。”坐进车里时，马赫沉思道。

瓦格纳坐在驾驶座里，马赫把冯·乌尔里希家的地址给了他。

“但有时暴力是最简单实用的手段。”他补充道。

冯·乌尔里希家离教堂不远。乌尔里希的家又大又破，他那点微薄的收入显然不能维持家里的开销。墙纸几乎都脱落了，楼梯把手锈迹斑斑，缺了玻璃的窗户上盖上了破纸板。这并不鲜见：战时执行的紧缩政策意味着许多住宅得不到及时的维护。

女仆为他们开了门。马赫猜测这个生了个残疾儿子的女仆可能就是造成这连串麻烦的根源——女仆他就不必问了，女人不会构成什么威胁。

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从侧面的一个房间步入玄关。

马赫还记得沃尔特。八年前，马赫和他的弟弟正是从沃尔特的堂弟罗伯特那里买来了酒馆的经营权。那时的沃尔特是个傲慢的家伙。现在他穿着破旧的外套，态度依然很倨傲。“你想干什么？”他似乎觉得自己还有要求给出解释的权利。

马赫不想在乌尔里希家过多地浪费时间。“把他铐起来。”他下令道。

瓦格纳拿着手铐走上前。

一个高大美丽的妇女挡在冯·乌尔里希身前。“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她问。冯·乌尔里希的妻子带着一丝外国口音，这在德国并不鲜见。

瓦格纳狠狠扇了她一耳光，女人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一步。

“转过身，合拢手腕，”瓦格纳对冯·乌尔里希说，“不然我把她的牙齿打碎。”

冯·乌尔里希照办了。

一个穿着护士制服的漂亮女孩跑下楼梯。“爸爸！”她大声问，“怎么回事？”

马赫想知道房子里究竟还有多少人。他感到一阵焦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警察，但人太多可能导致冯·乌尔里希偷偷溜走。

但冯·乌尔里希不想引起混乱。“别和他们争执，”他用紧迫的声音对女儿说，“赶快退回去！”

护士露出不太服气的表情，但还是照父亲说的后退了几步。

马赫说：“把他带上车。”

瓦格纳带着冯·乌尔里希出了门。

乌尔里希的妻子哭了起来。

护士问：“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

马赫退到门边，看着女仆和乌尔里希的妻女。“为了一个八岁的痴呆儿，你们弄出了这么多事情，”他说，“真不明白你们是怎么想的。”

他走出门，上了汽车。

车开出去不久，便到了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瓦格纳把车停在盖世太保总部外面，和十几辆显眼的黑色汽车停在一起。马赫和手下们把冯·乌尔里希押下了车。

他们带冯·乌尔里希走过后门，下了楼梯进入地下室，把乌尔里希扔进一间白色瓷砖铺砌的牢房。

马赫打开一个纸板箱，从里面拿出三根类似棒球棍的粗棍子。他给三个手下一人一根。

“给他个教训！”说完他离开牢房，让手下去对付冯·乌尔里希。

红军情报部门柏林分部的负责人沃洛佳·别斯科夫上尉，约沃纳·弗兰克在柏林施潘道运河旁边的无名公墓见面。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沃洛佳仔细地看了看公墓周围，确定没有人跟着他和沃纳走进公墓。公墓里只有一个包着黑色头巾的老太太。沃洛佳走进公墓时，老太太正好走出来。

他们相约在沙恩霍斯特将军墓前。坟墓的庞大基架上躺着一头敌人的剑熔成的狮子。虽然是春天，但这天的阳光非常好。两人脱去外套，在德国英雄的墓间行走着。

尽管苏联和德国两年前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苏联在德国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停止，德国也没有放松对苏联外交人员的监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停火只是暂时的，只是不知道会停多久。因此，沃洛佳无论走到哪都依然会有反间谍人员尾随。

他们应该知道他何时去执行秘密任务，沃洛佳想，因为他常故意甩掉“尾巴”。在街上买法兰克福香肠当午餐的时候，沃洛佳会让他们跟着他。沃洛佳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聪明得察觉了其中的奥妙。

“最近见过莉莉·马克格拉芙吗？”沃纳问沃洛佳。

莉莉过去在不同的时间段与沃纳和沃洛佳分别约会过。沃洛佳最近招募了莉莉，教莉莉学会了为苏联红军编密码和解密码的技巧，当然他不会告诉沃纳这些。“我有一阵子没见到她了，”他撒了个谎，“你呢？”

沃纳摇了摇头。“另外一个人占据了我的心房。”他的表情颇为害羞。也许是害怕坏了玩伴的雅兴，他把话锋一转。“说吧，为什么想见我？”

“我们接到了一个毁灭性的消息，”沃洛佳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人类历史也将因此而改变。”

沃纳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沃洛佳说：“一个线人告诉我们，德国将在六月入侵苏联。”说话时他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这是红军情报机构的伟大成功，但对苏联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威胁。

沃纳把眼前的几缕头发拨开，这个动作恐怕能使无数女孩为之心醉。他问沃洛佳：“这个消息来源可靠吗？”

这个消息是深得德国驻日本大使信任的一个驻东京记者传出来的，但这个记者事实上是个地下的共产党员。到目前为止，这个记者所提供的情报都变成了事实。但沃洛佳不会对沃纳说这个。“很可靠。”他说。

“你们相信这个情报是吗？”

沃洛佳犹豫了一下。这里面存在——个问题。斯大林不相信这个情报。他觉得这是条盟国捏造的假消息，目的在于离间他和希特勒的关系。斯大林的怀疑使沃洛佳的上司们大受打击，成功的喜悦也因此打了折扣。“我们正在找另外的消息源予以证实。”

沃纳环视着墓地周围正在长叶子的树。“希望这是真的，”他咬牙切齿地说，“这会结果该死的纳粹。”

“是的，”沃洛佳说，“但要在红军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沃纳很吃惊：“难道你们还没准备好吗？”

沃洛佳还是不能告诉沃纳全部真相。斯大林觉得德国不会想在两个战场作战，因此在战胜英国之前不会侵入苏联。他认为在英国放弃抵抗以前，苏联还是安全的。因此，苏联红军远没有做好应付德国入侵的准备。

“如果能从其他渠道证实德国的入侵，”沃洛佳说，“我们会准备好的。”

他情不自禁地享受着扬扬自得的感觉。他所进行的间谍工作可能成为验证德国入侵计划的关键。

沃纳说：“很不幸，这回我帮不了你了。”

沃洛佳皱起了眉：“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无法替你证实这个情报，事实上，我再也不可能为你取得任何情报了。我将丢掉目前在空军部的工作。可能被送到法国——如果你得到的情报无误的话，也可能被送去侵略苏联。”

沃洛佳很震惊。沃纳是他最出色的间谍。沃洛佳之所以能晋升为上尉全赖沃纳提供的情报。刹那间他脑子一团乱，几乎无法呼吸。他好不容易才问出一句话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弟弟死在了一个收容残疾者的医院，我女朋友的教子也死在了那里，我们向有关方面提了太多的问题。”

“你为何会因此而降职呢？”

“纳粹在屠杀残疾人，但这件事他们一直秘而不宣。”

沃洛佳把思绪转移到沃纳说的这件事情上。“什么？纳粹在屠杀残疾人？”

“大概，只是暂时还没掌握细节。但如果纳粹没什么需要隐瞒的话，就不会因为我和其他人到处提问而惩罚我们了。”

“你弟弟几岁？”

“今年十五岁。”

“老天，他还是个孩子啊！”

“我不会让他们侥幸逃脱的，我会一直追查下去。”

他们在德国空军的创始人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墓前停住了脚步。墓碑高六英尺，长和宽都是十二英尺，是块宏大雄伟的坟墓。墓碑上简单地用大写字母刻着里希特霍芬的名字。沃洛佳觉得这种简单非常令人动容。

他试图恢复常态。他告诉自己，苏联的秘密警察也经常滥杀无辜，尤其是那些被怀疑忠诚度有问题的人。有流言说，秘密警察的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经常让手下从街上抓些漂亮姑娘供晚上淫乐。但把共产党和纳粹相提并论是毫无必要的。他提醒自己，苏联总有一天会把贝利亚这种败类铲除干净。到那时，苏联将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消灭纳粹。

他们走到运河护堤，站在那里，看着驳船慢慢开过河道，散发出油腻的黑烟。沃洛佳思虑着沃纳令人震惊的宣告。“如果不再调查那些残疾儿童的死亡会发生什么？”他问。

“我会失去女朋友，”沃纳说，“她和我一样对这件事非常生气。”

想到沃纳可能已经将事实真相告诉了女朋友，沃洛佳吓得够呛。“你不会把思想转变的真实原因也告诉她了吧？”他急切地问。

沃纳似乎受了挫败，但没有争辩。

沃洛佳意识到让沃纳放弃争执相当于帮着纳粹隐瞒罪行。他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抛到一边。“保证不再追究下去的话，你还能继续在多恩将军手下工作吗？”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只是我不想任由他们在杀害了我弟弟之后把真相隐瞒起来。他们会把我送到前线，但我还是要到处去问。”

“你难道没有想过，在知道你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之后他们会怎么做吗？”

“他们会把我扔进某个集中营。”

“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

沃洛佳必须说服沃纳放弃这个念头，但沃纳怎么都听不进去。沃纳是个聪明人，他早就看出了一切，这也正是他如此有价值的原因所在。沃洛佳可不想让他逞一时之勇而坏了大事。

“其他人呢？”沃洛佳问。

“什么其他人？”

“德国残疾的成人和儿童肯定还有好多，纳粹想把他们全都杀了吗？”

“也许吧。”

“如果被关进集中营的话，你就阻止不了他们了。”

沃纳第一次没有回击。

沃洛佳离开运河河堤，审视着整个公墓。一个穿着西服的年轻男子跪在一块小墓碑前。是跟踪者吗？沃洛佳仔细地观察着。跪祭者痛哭流涕，身体不住地颤抖。这种情感流露看上去像是真的，特工可没这么好的演技！

“瞧瞧他。”沃洛佳对沃纳说。

“瞧什么？”

“他在怀念故人，和你现在的情绪完全一样。”

“那又怎么了？”

“好好给我瞧着。”

过了一会儿，男人站了起来，他用手绢擦了擦脸，然后就离开了。

沃洛佳说：“现在，他高兴了，这就是怀念故人的全部意义。你得不到任何东西，但会感觉好一些。”

“你认为我四处提问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些吗？”

沃洛佳转过身，双眼直视沃纳。“我不想批评你，”他说，“你是想发现真相，把真相大声说出来。但理性地再想想，只有推翻纳粹的统治才能终止这种暴行，推翻纳粹统治只有靠我们苏联红军了。”

“也许吧。”

沃纳的意志不像刚才那样坚定了，沃洛佳燃起了一丝希望。“只是也许吗？”他追问道，“还有谁能打败德国？英国正自顾不暇，疲于应对德国空军的空袭。美国不屑于参与欧洲各国的争执。其他国家都支持法西斯政权。”他把手搭在沃纳的肩膀上，“朋友，苏联红军是你唯一的希望了。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将继续血腥地屠杀残疾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同性恋。”

“该死，”沃纳说，“你说得对。”

周日，卡拉和妈妈去了教堂。茉黛非常担心被捕的丈夫，急切地想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盖世太保自然不肯透露任何信息。但在奥赫牧师的教堂也许能找到点希望。奥赫牧师的会众们大多是富人区的富人，还有几个位高权重的人，也许可以找他们中的一些人帮忙问问。

卡拉低下头，祈祷父亲千万别受到虐待。她原本不相信祷告会有什么作用，但现在她希望用祷告拯救她的父亲。

她高兴地看到了坐在前面几排的弗兰克一家人。她看着沃纳的脑袋背后。和大多数剃着平头的德国男人不同，沃纳的头发长至脖颈，还有一点卷曲。她碰过他的脖子，吻过他的喉咙。沃纳是个可心的好男人。沃纳是和她接吻的男孩中最英俊的一个。每晚睡觉前，卡拉都会想起他们开车去格鲁内瓦尔德的那个夜晚。

但她告诉自己，他们并没有相爱。

至少现在还没有。

奥赫牧师进门的时候，卡拉看出他明显受到了打击。奥赫牧师身上的变化简直太可怕了。他低着头，双肩下沉，步履缓慢地走上讲坛。看到他的样子，会众们纷纷低声交谈。他面无表情地诵读了祈祷词，然后照着书本布道。作为一个有两年经验的护士，卡拉看出奥赫神父明显受了打击。盖世太保多半也已经去找过他了吧。

卡拉注意到，奥赫夫人和五个孩子没有出现在他们平时待的最前排。

唱最后一首赞美诗时，卡拉对自己发誓，虽然害怕也绝不会放弃对残疾儿童突然死亡的追查。弗里达、沃纳、海因里希都站在她这一边。但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她希望能拿到纳粹暴行的切实证据。她非常肯定，纳粹正在有计划地灭绝残疾人——盖世太保的恐吓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没有铁一般的证据，她无法让其他人信服。

该怎样拿到证据呢？

礼拜结束以后，卡拉和弗里达以及沃纳一起走出教堂。带他们远离父母以后，卡拉说：“我想我们必须拿到残疾儿童受到杀戮的证据。”

弗里达马上领会了她的意思。“我们应该去一次阿克尔堡，”她说，“去那所医院看看。”

沃纳早先提过这个建议，但后来他们决定先在柏林展开调查。现在，卡拉重新提出了这个主意。“但必须先得到外出的许可才行。”

“怎样才能得到外出许可呢？”

卡拉打了个响指。“我们都参加了水星骑行俱乐部，我们可以用骑车外出度假作为理由得到外出许可。”骑车出游正是纳粹极力提倡年轻人进行的有助于健康的户外活动。

“能进入医院吗？”

“可以试一试。”

沃纳说：“我想你们应该放弃这整件事。”

卡拉惊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奥赫牧师显然已经被吓坏了。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们很可能被逮起来遭到虐待。即使是这样，阿克谢尔和库尔特也回不来了。”

卡拉难以置信地瞪着沃纳。“你想要我们放弃吗？”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们必须要放弃。你们像是把德国还当成自由民主的国家似的。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把自己给害死的。”

“我们必须冒险！”卡拉愤怒地说。

“别把我牵连进去，”沃纳说，“盖世太保已经来找过我了。”

卡拉关切地问：“沃纳，发生了什么？”

“只是威胁威胁而已。如果有进一步举动，他们就要把我送上前线了。”

“感谢上帝，这还不算太糟。”

“已经够糟的了。”

卡拉和弗里达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弗里达道出了卡拉的心声：“你必须明白，这事比你的工作重要得多。”

“别说什么‘必须明白’。”沃纳答道。他表面上很生气，但卡拉知道他事实上是为自己感到羞耻。“你们不会丢掉工作，你们也没接待过盖世太保的拜访！”

卡拉非常吃惊，她原以为自己很了解沃纳。她原以为沃纳对事物和自己有着一样的看法。“事实上，我见过盖世太保，”她说，“他们抓走了我的父亲。”

弗里达愣住了。“哦，可怜的卡拉。”说着，她伸出手抱住了卡拉。

“我们不知道纳粹把父亲关在了哪里。”卡拉说。

沃纳没有表现出同情。“那你应该知道违抗他们是什么结果了！”他说，“要不是马赫支队长认为女人构不成威胁，连你们也会被逮捕。”

卡拉非常想哭。她差点爱上沃纳，结果发现他是个懦夫。

弗里达问沃纳：“你不想帮我们了？”

“是的。”

“因为你想保住职位吗？”

“细究原因根本毫无意义——你们赢不过那些人的！”

卡拉对沃纳自认失败的懦弱言行感到非常气愤。“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继续发生。”

“正面反抗等于送死，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对抗他们。”

卡拉说：“像传单上写的那样消极怠工吗？他们不会因此停止杀害残疾儿童。”

“对抗政府就是自杀！”

“不对抗就太懦弱了！”

“我不想被两个女孩教训。”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

卡拉强忍住泪水。她不能在教堂外阳光下，两百多个会众的面前哭泣。“我觉得他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说。

弗里达也很失望，还迷惑不解。“的确不一样了，”她说，“我从小就很了解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一件他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事。”

卡拉的母亲过来了。她没有注意到女儿非同寻常的沮丧，“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失望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爸爸可能会在哪儿。”

“继续试着问问吧，”卡拉说，“他在美国大使馆不是有朋友吗？”

“有几个熟人，我问过他们了，但至今为止还没任何有用的信息。”

“明天再问问他们吧。”

“我想有几千个德国人的妻子面临和我一样的境遇吧。”

卡拉点点头：“妈妈，我们回家去吧。”

她们缓缓走回家，母女俩各有心事，谁都没有说话。卡拉对沃纳很生气，因为误判了他的个性，她的生气更加深了一层。她怎么会爱上这么个软蛋呢？

她们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明天一早我就去美国大使馆，”走到门口的时候，茉黛说，“必要的话，我会一整天都待在接待大厅。如果有心帮忙，他们至少会为一个英国部长的姐夫进行半官方的质询。哦，为什么家里的门开着？”

卡拉起先觉得盖世太保可能又来了。但门前的人行道上并没有停着盖世太保的黑色警车。她看到门锁上插了把钥匙。

茉黛走进玄关，高声尖叫起来。

卡拉跟在她身后冲进了玄关。

地板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卡拉尽力控制住尖叫的冲动。“他是谁？”她问。

茉黛跪在男人身边。“沃尔特，”她高声问，“沃尔特，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啊？”

这时卡拉辨认出了自己的父亲。沃尔特浑身是伤，几乎难以辨认。他一只眼闭着，嘴巴上出现了一大团乌青，头发上凝结着血块，一条胳膊奇怪地扭曲着，外套表面都是呕吐的污渍。

茉黛说：“沃尔特，说话，快说话啊！”

沃尔特张开被打烂的嘴巴，开始低声呻吟。

卡拉抑制住心中的悲愤，转变到护士的工作节奏中。她拿起一块坐垫垫在沃尔特的头底下，然后从厨房拿了杯水，滴进父亲口中。沃尔特咽下一口水，张开嘴唇想要喝更多。喝了几口以后，卡拉走进书房，拿起一瓶杜松子酒，往父亲嘴倒了几滴。沃尔特咽下酒，咳嗽了一阵。

“我去找洛特曼医生，”卡拉对母亲说，“帮他洗把脸，给他再喝些水。千万别去动他。”

茉黛说：“好的，好的——你赶紧去吧。”

卡拉把自行车推出门，飞一般地朝洛特曼医生家骑了过去。洛特曼医生已经被禁止了行医——犹太人不能当医生——但私底下，他仍然在为穷人看病。

卡拉拼命地骑着。父亲是怎样回来的呢？她猜测盖世太保用车把沃尔特送回来，把他扔在家门口。沃尔特拼尽全力走回家，却体力不支瘫倒在了玄关。

她很快就到达了洛特曼医生家。和卡拉家一样，这里也已经有很久没有装修了。洛特曼家大多数窗户被仇恨犹太人的家伙砸了个粉碎。洛特曼夫人替她开了门。“我爸爸被盖世太保打伤了。”卡拉急切地对洛特曼夫人说。

“我丈夫马上就来，”她转身对楼上大喊一声，“伊萨克！”

医生很快就下楼了。

“冯·乌尔里希先生受伤了。”洛特曼夫人告诉丈夫。

医生飞快地拿起靠在门边的帆布背包。因为被禁止行医，卡拉猜测他很可能无法携带看上去像急救包的东西。

他们离开了洛特曼医生家。“我骑在前面带路。”卡拉说。

回到家以后，卡拉发现母亲坐在门边，哀声哭泣着。

“医生来了。”卡拉告诉她。

“太迟了，”茉黛说，“你父亲已经死了。”

下午两点半，沃洛佳站在亚历山大广场边的维尔特海姆百货商店门外。他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寻找着看上去像是便衣警察的人。他确定没有人跟着，但不知道是否有恰好路过的盖世太保认出他，盘问他。人多是个很好的伪装，但远远称不上完美。

德国真的会入侵苏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柏林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了。他也许会同杰尔达和萨宾吻别，回到莫斯科的红军情报总部。他向往着同家人度过更多的时间。安雅妹妹生了一对他尚未见到的双胞胎，他想借此休息一阵。回去以后的日常工作也会有压力：尽管没了盖世太保的追踪，但日常开会、招募特工、对同事的怀疑同样令人心焦。如果苏联能抵抗住德国的入侵，他也许会在总部平安待上一两年。但送到其他国家就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他喜欢华盛顿。他非常想到美国去看一看。

他从口袋里拿出揉成一团的餐巾纸，扔进一个小垃圾桶。尽管并不抽烟，但沃洛佳却在三点差一分的时候点燃了一支火柴。他准确地把点燃的火柴扔到刚被丢进垃圾桶的那团餐巾纸上，然后便走开了。

不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大喊：“着火了！”

当附近的所有人都去看垃圾桶着火的时候，有辆普普通通的黑色梅赛德斯出租车开到百货商店门口，一个穿着空军上尉制服的英俊小伙子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付账时，沃洛佳跳上出租车，砰地关上了门。

沃洛佳从司机看不到的后座地板上拿起一份纳粹宣扬民粹主义的《国民周刊》，但是并没有看。

“不知哪个白痴在那个小垃圾桶里烧了把火。”司机说。

“去阿德隆饭店。”沃洛佳一吩咐，司机就开车了。

他翻着杂志，发现里面有个封了口的浅黄色信封。

沃洛佳想马上就打开信封，不过他等了等。

他在阿德隆饭店下了车，没有进门。他穿过勃兰登堡门，走进公园。公园里的树长出了新叶。这是个温暖的春日下午，有许多人在公园里散步。

他不安地拿着手里的杂志，找了条不显眼的长椅坐了下来。

他打开杂志，手藏在封面下面打开浅黄色的信封。

他取出一份文件，是复写的，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好在还认得清。文件的标题上写着：第二十一号指令：巴巴罗萨计划

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是领导1189年“十字军东征”的德国皇帝。

指令上写着：在全面占领英国之前，德军就要做好以闪电战击溃苏联的准备。

沃洛佳屏住了呼吸。这是份非同凡响的情报。斯大林错了，驻东京的间谍是正确的。苏联危在旦夕。

伴随着剧烈的心跳，他看到了文件末尾“阿道夫·希特勒”的签名。

他扫视着文件，想找到具体的日期，很快他便找到了。德军预定在1941年5月15日向苏联发起进攻。

日期旁边是沃纳·弗兰克用铅笔写的标注：进攻的日期延后到了6月22日。

“老天，他做到了，”沃洛佳大声说，“沃纳证实了德国入侵苏联的情报。”

他把文件放回信封，把信封夹在杂志里。

形势完全改变了。

他从长椅上站起身，走到苏联大使馆，把情报确证的消息告诉了大使馆的人。

阿克尔堡没有火车站，卡拉和弗里达只能在距离阿克尔堡只有十英里，最近的那个火车站下车。她们随身带上了自行车，到站以后，她们把自行车推下火车。

她们穿着短裤、运动衫和凉鞋，扎着辫子。两人看上去像德国女青年联合会的成员，这个联合会的成员经常骑车度假。人们常常想知道，除了骑车以外，联合会的女孩们在骑车外出期间还会干些什么，尤其是在简陋的宾馆里度过的那些夜晚。男孩们常说，联合会的缩写“BDM”的意思是“伙计，来上我吧”。

卡拉和弗里达查看了地图，然后骑车出城，朝阿克尔堡的方向而去。

卡拉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死去的父亲。她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从看到父亲被野蛮虐待后悲惨死去的恐怖中摆脱出来。她哭了好多天。但伴随悲痛的是无尽的愤怒。独自悲伤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她必须做些什么才行。

悲痛的茉黛起先劝说卡拉别去阿克尔堡。“沃尔特已经死了，埃里克还在服役，我不想你去白白送命！”她哭着说。

葬礼以后，当茉黛从歇斯底里中恢复了平静，卡拉问她沃尔特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茉黛思考了良久。第二天她告诉卡拉：“他希望你继续进行战斗。”

作为一个母亲，说出这番话很难，但母女俩都知道沃尔特确实会这么说。

弗里达没有跟父母谈起这个话题。母亲莫妮卡曾经爱上过沃尔特，沃尔特的死让她大受打击，如果被她知道弗里达要去干什么的话，她肯定会吓坏的。要是父亲鲁迪知道的话，弗里达一定会被关进地下室。好在他们相信了她骑车远行的说法。即便不完全相信，他们顶多怀疑她和哪个不合适的男友约会去了。

出了城便都是山道，但她们的体力不错，一小时后就翻过山到了阿克尔堡。卡拉觉得有些不安：她们进入了敌人的领地。

她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店里不提供可口可乐。“这里不是柏林！”柜台后面的女人像是被要求在乐队的伴奏下吟诵小夜曲似的充满敌意地说。卡拉觉得很奇怪，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人怎么能开咖啡馆呢？

她们要了德国产的芬达，乘女店主不注意倒进了随身带的水瓶。

她们不知道医院的确切位置，需要找人去问，但卡拉又不想引起当地人的怀疑。阿克尔堡的纳粹肯定会盯上到处提问的陌生人。付钱的时候，卡拉问女店主：“我们要在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和同伴会合，能告诉我医院在哪儿吗？”

女人没敢直视卡拉的眼睛：“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医院。”

“那家医院的名字叫阿克尔堡医疗中心。”卡拉引用了印在信头上的医院名。

“肯定是另一个阿克尔堡。”

卡拉断定她在撒谎。“这就奇怪了，”她继续装模作样，“我们千万别来错了地方啊。”

她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镇中心的街道上，街道两旁除了住家就是小店，卡拉心想：必须找人问问路。

一个长相和蔼的老人坐在酒吧外面的长凳上晒太阳。“这里的医院在哪儿？”卡拉克制着急切的心情，愉悦地向他询问。

“穿过这个镇，左边的小山上就是，”他说，“千万别进去——没有多少人能从里面活着出来！”说完他玩笑似的干笑了一声。

老人的话很含糊，但至少大致指明了方向。卡拉决定不再多问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一个戴头巾的老妇抓住老人的胳膊，“别听他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老妇面露忧虑地说。她匆匆地把老人拽了起来，拉着他沿着人行道远去了。“老家伙，别多嘴多舌的。”她小声说。

镇上的人似乎都知道身边在发生着什么。他们对此的反应是继续自己的生活，别把自己牵涉进去。也许他们不会忙着把卡拉和弗里达出现的消息报告警察或这里的纳粹支部。

卡拉和弗里达沿着街道往前走，很快找到了这里的青年旅舍。德国各地有几千处这样的青年旅舍，提供给她们这样的在乡村度假，享受新鲜空气的青年旅行者居住。她们登记入住。房间里只有几张三层的板床，但非常便宜。

骑车出镇的时候已是傍晚。骑了大约一英里以后，卡拉和弗里达看见一个左转的道口。道口没有路标，但有一条山道，她们决定骑车上山。

卡拉开始害怕了。离医院越近，她们越禁不起提问。

又骑了一英里，她们看见了一幢附带花园的大房子。房子外没有围墙和篱笆，山路直通房屋的大门。这里仍然没有路标。

卡拉原以为会看见一座灰石砌成的可怖城堡，窗户上钉着木条，门是上了层铁板的橡木门。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幢标准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坡度很陡的屋顶、木质阳台和小巧玲珑的钟塔一样不缺。谋杀儿童的恐怖事件怎么可能发生在这么温馨的地方呢？对医院来说这里也太小了。这时她发现别墅一边新造了一个高高的烟囱。

她们跳下车，把自行车斜靠在屋子的一边。从台阶走到入口时，卡拉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为什么没有守卫？是因为没人会傻得来调查这个地方吗？

屋子外没有门铃或是门环，门一推就开了。卡拉走进屋内，弗里达跟在她后面。她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石头地板、没有粉刷墙壁的冰冷客堂里。客堂周围有几扇门，但都关着。一个戴着眼镜、穿着漂亮的灰裙子的中年女人从宽阔的楼梯上走了下来。“有什么事吗？”她问。

“你好。”弗里达小心翼翼地说。

“你们来干什么？你们不能进入这幢房子。”

弗里达和卡拉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我只是想来看看弟弟死去的地方，”弗里达说，“他十五岁——”

“这里不对公众开放。”中年女人气势汹汹地说。

“是吧，就算是吧，但来了又怎么着呢？”弗里达生长在有钱人的家庭，不会被区区小官吓倒。

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女孩从侧门走出来，瞪着她们。穿着灰裙子的中年妇女对她说：“科尼格护士，快把罗默尔先生叫来。”

护士匆匆离开了。

女人对她们说：“来之前你们应该先写封信。”

“没接到我的信吗？”弗里达问，“我给这里的主治医师写过一封信。”弗里达随口扯了个小谎。

“我们没有接到过这种信！”女人显然是觉得这种令人吃惊的请求不可能被忽视。

卡拉静下心聆听着周围的动静。这里出奇地安静。卡拉和身体或智力上有缺陷的病人打过交道。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们通常隔一会儿就要闹一下。尽管门关着，但他们的叫声、笑声、哭声和没什么意义的念叨声肯定会被人听见。但这儿什么声音都没有。这里更像是个陈尸所。

弗里达换了策略：“也许你能告诉我，我弟弟的墓地在哪里，我想到他的墓前看一看。”

“这里没有墓地，我们有个焚化炉，”她赶紧纠正了自己的话，“我们有火葬装置。”

卡拉说：“我看到了那个烟囱。”

弗里达问：“我弟弟的骨灰呢？”

“会按照一定程序送到你们家。”

“能不和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吗？”

女人的脖子一阵白一阵红。卡拉猜测他们认为没人知道这里的底细，因此早就把好些人的骨灰都混在一起了。

科尼格护士和一个穿白色护士服的结实男人走了进来。中年女人对刚出现的男人说：“罗默尔先生，快把这两个女孩送走。”

“等一下，”弗里达说，“你觉得你们这么做是对的吗？我只是想看一眼弟弟死的地方而已。”

“当然是对的，你们无权进入这里。”

“那你一定不介意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吧。”

中年女子迟疑了一下。“我是施密特夫人，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吧。”

罗默尔气势汹汹地朝她们走了过来。

“我们这就走，”弗里达冷峻地说，“我们没有理由给罗默尔先生提供骚扰我们的机会。”

罗默尔退到一旁，为她们打开门。

她们走出门，骑上车，下了山路。弗里达问卡拉：“你觉得她相信我们的说法吗？”

“当然相信了，”卡拉说，“她甚至没有问你和我的名字。如果有所怀疑的话，她会马上把警察给叫来。”

“但我们也了解得不多。我们只是看到了烟囱，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被称作‘证据’的东西。”

卡拉觉得有点气馁。要拿到证据并不像听上去那般容易。

卡拉和弗里达回到青年旅舍。她们把身上擦洗干净，换了套衣服，去外面找吃的。镇上唯一的咖啡店就是先前她们去过的老板娘态度恶劣的那家。他们在那里吃了土豆饼和香肠。吃完饭，她们去了酒吧。她们喝了啤酒，热情地和其他顾客打招呼，但没人想和她们说话。这一点非常可疑。德国人此时对陌生人都很警觉，生怕对方是个纳粹探子。但即便如此，没人和两个在酒吧里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妙龄女郎调情也是不多见的，这里面必有文章。

她们回到旅社早早休息。卡拉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做的。明天她们将空着手回家。知道正在发生着可怕的杀戮却无法阻止，她非常沮丧，真想大喊大叫。

她忽然想到，那个自称是施密特夫人的中年女人，很可能对来访者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想法。方才出现在那幢房子里的时候，她相信了卡拉和弗里达的说法，但过后她也许会产生怀疑，因为要保全秘密而把警察叫来。警察来的话，卡拉和弗里达是不难找到的。这天，全旅舍只有五个客人，她们是唯一的女性住客。她恐惧地聆听着，等待致命敲门声的响起。

如果被警察提问的话，她们会说出一部分真相。她们会说弗里达的弟弟和卡拉的教子死在阿克尔堡，她们想到看看亲人的墓碑，或者至少到亲人死去的地方去看上一眼，站上几分钟寄托自己的哀思。地方上的警察也许会相信她们的说法。但如果和柏林联系的话，这里的警察会马上把她们与被盖世太保调查问离间问题的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和沃纳·弗兰克联系上，那样她们的麻烦就大了。

准备在外观简陋的三层床上睡下的时候，门被敲响了。

卡拉的心一惊，想起了盖世太保对父亲所犯的罪行。她知道自己忍受不了虐待，没几分钟就会把自己认识的所有“摇摆孩童”都招出来。

没她那么有想象力的弗里达说：“别害怕。”然后打开了门。

站在门口的不是盖世太保，而是个姣小美丽的金发女孩。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女孩是没穿制服的科尼格护士。

“我必须找你们谈谈。”女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眼中含泪，表情非常紧张。

弗里达让她进来。女孩坐在三层床上，用裙子的袖口抹着眼睛。气定下来之后她说：“我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卡拉看了眼弗里达。两人想到了一处。卡拉问：“科尼格护士，你隐瞒了什么啊？”

“我叫依尔莎。”

“我叫卡拉，她是弗里达。依尔莎，你知道些什么？”

依尔莎用卡拉和弗里达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杀害了他们。”

卡拉惊讶得几乎难以呼吸。她结结巴巴地问：“在医院吗？”

依尔莎点了点头。“我们杀了乘灰色巴士来的那些人。有孩子也有老人，孩子中甚至包括一些婴儿。他们都是些无助的人。有一些人非常可怕，他们嘴里流口水，身上全都是自己拉的屎尿，但那是因为他们生病了。另一些人十分可爱。可他们的结局都一样——全都被我们杀害了。”

“你们是怎么干的？”

“给他们注射莨菪碱。”

卡拉点点头。莨菪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过量会导致死亡。“医院准备给他们进行什么特殊的治疗？”

“没什么特殊的治疗。”

卡拉问：“依尔莎，我想问清一点，他们是否杀害了来这儿的每一名患者？”

“是的。”

“一来就杀吗？”

“一天之内，不会超过两天。”

情况和卡拉预测的一样。尽管如此，这个严酷的事实还是令人恶心，她感到一阵晕眩。

过了一会儿，卡拉又问：“那里还有病人吗？”

“没有活着的了。下午我们又给几个刚送来的病人打了莨菪碱。这也正是施密特夫人看到你们来这么害怕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不对进入那幢建筑的陌生人设置点障碍呢？”

“他们觉得卫兵和围绕着医院的铁丝网会令人生疑，让人怀疑医院里是不是在发生一些邪恶的事情。另外，在你们之前，也从没有人来过医院。”

“今天死了多少人？”

“五十二人。”

卡拉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仅仅是我们到这儿的一个下午，你们医院就给五十二个人注射了吗？”

“是的。”

“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吗？”

依尔莎点了点头。

卡拉酝酿过一个主意，现在决定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我想去看看。”她说。

依尔莎露出害怕的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去医院，看看那些尸体。”

“他们已经把尸体烧掉了。”

“那也要看看骨灰。你能带我们溜进去吗？”

“今晚吗？”

“就现在。”

“哦，天哪！”

卡拉说：“你不必做任何事情。光是和我们聊，你已经够勇敢了。不想冒更大的风险也没关系。但如果想制止这种暴行，我们还缺少证据。”

“证据？”

“是的。这么跟你说吧，政府对推行这个计划感到心虚——因此这个计划是秘密进行的。纳粹很清楚，德国老百姓不会容忍对儿童的杀戮。但人们宁愿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很容易把这视为流言。如果出自年轻女孩之口的话，人们就更不会相信了。我们必须有过硬的证据才行。”

“我明白了，”依尔莎漂亮的脸蛋上露出坚毅的神色，“那好，我带你们去。”

卡拉站起身：“你平时是怎么去那里的？”

“骑外面那辆自行车。”

“那我们都骑车去。”

三个女孩一起走出了青年旅舍。天黑了，乌云遮住了星星，路上几乎没什么亮光。她们靠着微弱的车灯才走完了出城和上山的路。看到远处的医院之后，她们关上车灯，推着车往前走。依尔莎带着卡拉和弗里达上了一条通向医院后门的林间小道。

卡拉闻到一股类似汽车废气的难闻气味。她吸了口气。

依尔莎小声说：“是焚化炉的气味。”

“哦，天哪！”

她们把自行车藏在灌木丛里，悄悄地走到医院后门。后门没锁，三个人踮着脚尖走了进去。

走廊里亮着灯。房子里没有阴暗的角落：这里像其对外宣称的医院那样整洁明亮。如果碰到什么人的话，她们会很快被发现。一看衣着就知道她们是侵入者。万一被人发现，她们该怎么办呢？也许只有撒腿就跑吧。

依尔莎飞快地走过走廊，拐过一个弯后打开一扇门。“进来吧。”她小声说。

卡拉和弗里达跟着依尔莎走进房间。

弗里达发出凄厉的尖叫，然后马上蒙住了嘴巴。

卡拉小声惊叹：“哦，天哪！”

冰冷的大房间里有三十多个死人。他们面部朝上，赤身裸体地躺在桌上。死者中有胖子，也有瘦子。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也有年纪不大的孩子，甚至还有个一岁的婴儿。一些尸体佝偻着身躯，但大多数从外表上看是健康人。

每个人的左上臂都粘着一块小绷带。那里应该就是注射莨菪碱的部位。

卡拉听见弗里达轻声哭泣起来。

卡拉突然想到了什么。“其他人呢？”她轻声问依尔莎。

“已经送进焚化炉了。”依尔莎回答。

突然，房间另一头的双层门外传来一些声响。

“快出去。”依尔莎说。

三个人退回走廊。卡拉合上门，不过留了条小缝以便观察。她看见罗默尔先生和另一个男人推着医院的轮床进了门。

两人讨论着足球，没有往卡拉这边看。她听见罗默尔说：“我们夺取全国冠军仅仅是九年之前的事情，那时我们2：0击败了法兰克福队。”

“是啊，但那时你们的主力中有五六个犹太人，现在他们都已经离队了。”

卡拉意识到，他们正在谈论德国足坛昔日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队。

罗默尔说：“如果采取正确的策略，往日的辉煌终究会回来的。”

两人一边谈论，一边把桌子上一具肥胖的女人尸体抬上了轮床。他们抱起她的肩膀和膝盖，粗鲁地把她扔上轮床，嘴里还在埋怨尸体太重了。

他们把轮床推到另一个桌子旁，把桌上的尸体扔在胖女人尸体上面。

在轮床上堆了三具尸体以后，两人把轮床推出了房间。

卡拉说：“我跟去看看。”

她穿过陈尸室，走到双层门边，弗里达和依尔莎跟在她后面。她们进入了一个与其说是医院还不如说是工厂的地方：漆成棕黄色的墙，水泥地，场地上还堆放着许多纸板箱和工具架。

她们把头伸过墙角，观望着墙角那边的动静。

她们看见一个类似车库的大房间，亮着刺眼的灯光，地面上覆盖着一道阴影。气温很高，她们依稀闻到一股做饭的味道。房间中间放着一只能放下汽车的大铁盒。一根巨大的金属管从铁盒通到屋顶。卡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焚化炉。

罗默尔和同伴把尸体抬下轮床，转移到一条钢制的传输带上。罗默尔按下墙上的一个按钮。传输带开始移动，尸体随着炉门打开进入了焚化炉。

接着，他们把另一具尸体放上了传输带。

卡拉没法再看下去了。

她转过身，示意弗里达和依尔莎往后退。弗里达撞在依尔莎身上，依尔莎不由自主喊了一声。三个人吓呆了。

她们听见罗默尔说：“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是鬼叫吧。”另一个人说。

罗默尔声音颤抖着说：“别拿这种事开玩笑。”

“你能抓住这具尸体的另一头吗，还是干脆歇一歇？”

“好吧，我抓住她。”

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快步走回陈尸室。看见还没送进焚化炉的这些尸体，卡拉对艾达的儿子库尔特涌起了一股哀伤。库尔特曾经戴着胳膊上的一块绷带躺在这里，之后被送上传输带，像一袋垃圾似的被丢进焚化炉。尽管如此，库尔特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她这样想着。

三人进入走廊。接近后门的时候，他们听见施密特夫人狐疑的声音：“那两个家伙怎么拖了这么久？”

她们飞快地走过走廊，跑出后门。月亮从乌云后面出来了，花园被月光照得非常亮，两百码外，她们藏自行车的灌木丛清晰可见。

弗里达最后一个从后门冲了出来。一不留神，她把后门甩得砰砰直响。

卡拉脑子转得飞快。施密特夫人很可能过来调查声音的来由。她们很可能无法在施密特打开后门前藏进灌木丛。她们必须另找个地方暂且先躲一躲。“这边。”卡拉嘘了一声，带头绕到了屋子一边。弗里达和依尔莎很快跟了上来。

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紧贴在墙边。卡拉听见门开了，她恐惧得屏住了呼吸。

一阵寂静之后，施密特夫人嘀咕了两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卡拉把头伸过墙拐角，施密特夫人已经进屋了。

三个女孩跑过草地，走到各自的自行车前。

三人沿着林中小道推车，很快就到了公路边。她们打开车灯，骑上车，然后踏着自行车朝镇上骑去。卡拉非常兴奋，她们真的拿到了证据！

接近小镇的时候，卡拉的兴奋逐渐被冷静的思索所代替。她们真正收获了什么呢？接下来她们又该怎么做？

必须把目击的情况说给谁听！卡拉不知道该告诉什么人。无论如何，她们必须让人相信发生了这种事。有人会相信吗？卡拉越想越无法确定。

骑到旅舍下车以后，依尔莎对卡拉和弗里达说：“终于结束了，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害怕过！”

“还没结束呢。”卡拉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掉医院和其他类似的机构才算真正结束。”

“怎么可能做到呢？”

“这要靠你了，”卡拉对她说，“你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我就害怕你会这么说。”

“明天你能和我们一起回柏林吗？”

依尔莎深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沃洛佳·别斯科夫很高兴回到家。莫斯科正处于一年中最热的夏天，天气温暖，阳光明媚。6月30日星期一，沃洛佳回到了毗邻霍登卡机场的红军情报中心。

沃纳·弗兰克和东京间谍的情报是正确的：德国于6月22日入侵了苏联。沃洛佳和柏林苏联大使馆的其他人员乘船和火车回到了苏联。沃洛佳比大多数人优先回到国内：许多人现在还在回国的路上。

沃洛佳意识到柏林给自身带来了多大的伤害。纳粹自以为是，认定自己必然会取得胜利。他们像一支胜利后参加庆功会的足球队，个个都醉醺醺的，讨人厌，还不肯回家。沃洛佳很烦这种人。

一些人也许会因为苏联的秘密警察、苏联严酷的国内统治以及苏联人对抽象艺术清教徒式的态度而对苏联留下同样的印象。但他们错了。社会主义是成长中的意识形态，在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犯些错误。内务委员会的酷刑室是个例外，只是社会主义健康肌体上的一个不良癌变而已，总有一天会手术切除的。但战时也许不行。

预料到战争将要发生，沃洛佳早就给潜伏在柏林的谍报人员配备了秘密电台和密码本。这时，有限的反纳粹人士能否继续给苏联传递消息变得至关重要起来。离开前，沃洛佳销毁了这些人地址和姓名的记录，他把这些信息都记在了脑子里。

回到家后，他发现父母的身体都很好。父亲有些劳累，准备对付德国的空袭是他的职责所在。沃洛佳去看了妹妹安雅和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以及他们十八个月的双胞胎儿女：小名德米卡的德米特里和小名塔妮娅的塔蒂阿娜。不幸的是，在沃洛佳看来，他们的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性格阴暗。

在家休息了一天，好好睡了一觉，他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他在情报大楼门前通过了金属检测器。尽管楼里的设施很简陋，但似曾相识的走道和楼梯还是引起了他的一腔乡愁。在楼内行走的时候他指望着有人能上前向他致以祝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一定知道他证实了巴巴罗萨计划。但同事间连个和他打招呼的都没有，也许这里的人都太谨小慎微了。

沃洛佳走进打字员和文件管理员工作的巨大开放工作区，和一个中年女接待员打了个招呼：“妮卡，你好——你怎么还在这儿工作啊？”

“你好，别斯科夫上尉，”妮卡的态度没有他预想的那么热情，“莱米托夫上校想立刻见到你。”

和沃洛佳的父亲一样，莱米托夫上校的职位还不足以使他在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中遭殃，现在他填补了被清洗的不幸前任留下的空缺。沃洛佳对大清洗知之不详，但他不相信背叛祖国应当被严惩的高层人士有如此之多。这些人有的可能被监禁在西伯利亚或其他什么地方，有的可能已经被处决了。沃洛佳只知道他们都已经消失了。

妮卡告诉她：“莱米托夫上校现在搬进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大办公室。”

沃洛佳走过开放的大办公区，向一两个熟悉的同事点头微笑，但他们对他也是熟视无睹，在他们眼中，沃洛佳显然不是自己以为的英雄。他拍了拍莱米托夫上校办公室的门，希望上司能给他点提示。

“进来吧。”

沃洛佳走进莱米托夫上校的办公室，向上校行了个礼，然后关上门。

“上尉，在外这么些年辛苦了，欢迎你回来！”莱米托夫上校绕到书桌前，“你在柏林成功地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此我要私下里向你表示感谢。”

“先生，这是我的分内工作，”沃洛佳说，“但为什么要私下里呢？”

“因为你的情报忤逆了斯大林的意旨，”他扬起手，示意沃洛佳听他说完，“别担心，斯大林不知道证实那条情报的人是你。但大清洗之后，这里的人都很紧张，生怕哪天站错了队。”

“我做错什么了？”沃洛佳难以置信地问，“虚构假情报吗？”

莱米托夫上校使劲摇了摇头。“别误会，你做得非常正确。我也会保护你。但千万别指望这里的人把你当作英雄。”

“好吧。”沃洛佳说。事情比他预料的要糟。

“至少上面还分配给你一间单人的办公室——隔三扇门就到了。用上几天，恢复正常上班的节奏吧。”

沃洛佳知道莱米托夫上校这是在让他走。“好的，先生。”他敬了个礼离开了。

他的办公室不算奢华——一个没有地毯的小房间——但好歹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沃洛佳火速回到莫斯科，把德国入侵部队的步伐远远甩在身后。他把失落抛在一边，开始阅读一线指战员们第一周的战地报告。

看着看着，他的心情愈发低落下来。

德军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打击着红军。

看似不太可能，但证据就放在他眼前。

6月22日德军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苏联前沿阵地的大部分部队连支装满弹药的枪支都找不到。

这还不算完。停放在停机坪上的一千二百架战斗机因为没有伪装，在开战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德国空军全歼。军队在没有武器补充、没有空军掩护、对敌军方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丢到前沿阵地上——很快被敌军消灭殆尽。

斯大林严令前线部队不能撤退，这导致了更大的一场灾难。每支部队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名战士，军官为避免被抓必须在被捕前自杀。部队也因此失去了重新集结，组成最坚固防守阵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每次撤退都会演变成一场杀戮。

前沿阵地的官兵和武器很快将被消灭殆尽。

东京间谍的情报和沃纳·弗兰克的验证都被斯大林忽略了。即便进犯开始以后，斯大林还坚持认为这只是一次小范围的骚扰行动，是一些没领会希特勒意图的德国军官私下进行的，希特勒一听说就会立即制止。

当小范围骚扰的猜测被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侵犯的事实替代时，德国人已经席卷了苏联的前沿阵地。一周以后，他们已经在苏联国境内推进了三百英里。

这是个天大的灾难——沃洛佳想大声呼号，这本应是个能够避免的灾难。

错误无疑是一个人犯下的。苏联是极权社会。只有约瑟夫·斯大林能做最后的决定。斯大林顽固，愚蠢，犯下了天大的错误。苏联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存亡之际。

在这之前，沃洛佳一直认为苏联推行的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仅仅因为内务委员会特工的存在而有所失色。这时，他才意识到，最大的问题实际出在上层。贝利亚和内务委员会的存在是因为斯大林的纵容。斯大林是苏联没能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的罪魁祸首。

下午晚些时候，正当沃洛佳看着窗外阳光照耀的机场跑道，思考回苏联后的所见所闻时，卡门来了。四年前，他们作为中尉进入军事情报学院学习，和另两个学员同住一间屋子。那时的卡门简直是个小丑，他不仅见人就开玩笑，还胆敢嘲笑虔诚的东正教徒。现在，他比过去胖了，看上去也更严肃了。也许是为了显得成熟一些，他还留了撮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式的小胡子。

卡门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背上带钥匙的锡制玩具兵。他上足发条，把玩具兵放在沃洛佳的办公桌上。玩具兵像游行一样挥着胳膊，身体内部的发条随着胳膊的甩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卡门压低了声音说：“斯大林已经有两天没有露面了。”

沃洛佳这才意识到发条装置恰巧能屏蔽办公室里可能隐藏着的窃听装置。

他说：“有两天没露面，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去克里姆林宫，也没有接电话。”

沃洛佳惊呆了。一国的国家元首不能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他在干什么？”

“没人知道，”玩具兵的动作停了下来。卡门上足发条，玩具兵又挥起手来，“星期六晚上，听说苏联的西线部队被德军包围以后，他说：‘一切都丧失殆尽，我放弃了。列宁建立了这个国家，我们把它糟蹋了。’然后他去了昆采沃。”斯大林在莫斯科市郊的昆采沃有一处乡间别墅，“昨天，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在中午时分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去昆采沃找他，那里也没有人接电话。今天也是一样。”

沃洛佳凑上前去：“他是不是……”他尽量压低声音，“精神崩溃了？”

卡门做了个无助的手势。“这并不奇怪。尽管有那么多的证据，但他就是不相信今年德国会侵略我们。现在看来，他的判断完全错了。”

沃洛佳点了点头。卡门的话完全在理。斯大林让官方媒体把自己称为苏联之父、伟大导师、强大领袖、大自然的改造者、伟大舵手、人类精英、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但在德国入侵的问题上，即便在他本人看来，其他任何人的判断都要比他更为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往往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苏联的危机比沃洛佳所想的更严重。除了德军的威胁之外，苏联还面临着群龙无首的状态。苏联正处于革命之后最危急的时刻。

但这不也是个机会吗？能利用这个机会把斯大林除掉吗？

斯大林在1924年时也软弱过。那一年，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不适合执掌国家大权。那次的危机过后，他的权威一直都没有受到过挑战。即便在他做出疯狂决定的时候——事后在沃洛佳看来大错特错的大清洗、西班牙内战所犯的战略错误、任命贝利亚为秘密警察头子以及与希特勒结盟——他还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德国大举入侵的这一时刻能不能成为让他走下权力巅峰的契机呢？

沃洛佳把这份期盼放在心里，没有让卡门和其他人看出来。在夏日暮光中坐车回家的时候，他一直考虑着这个想法。公共汽车被一队运送高射炮的货运卡车拖慢了——这队卡车进行的运送任务很可能是负责莫斯科防空事务的父亲布置的，他心想。

斯大林会被免职吗？

也许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内也有很多人在自问吧。

沃洛佳走进父母所住的政府家属大楼，这幢十层建筑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只隔着一条莫斯科河。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但妹妹安雅和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德米卡和塔妮娅在家。德米卡长着黑色的头发和一双黑眼睛，他正拿着一支红色的铅笔，在旧报纸上乱涂乱画。塔妮娅和沃洛佳的父亲格雷戈里一样有着一双专注的眼睛——熟悉他们家的人都说，沃洛佳也有一双这样的眼睛。看到沃洛佳，塔妮娅立刻把手里的玩具拿给他看。

卓娅·沃洛茨采娃正好也在。四年前，沃洛佳前往西班牙前夕，曾经在家里遇见过这个出奇美丽的物理学家。卓娅和安雅发现她们存在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苏联的民族音乐，她们一起去听民乐演奏会，卓娅还会演奏苏联的民族乐器“古多克”——苏联独有的三弦琴。卓娅和安雅都买不起留声机，好在格雷戈里有一台。沃洛佳回家的时候，两个女人正围着留声机听一盘三弦琴的音乐专辑。格雷戈里不是什么音乐爱好者，但却觉得留声机里放出的音乐很好听。

卓娅的素色短袖裙，很衬她的淡蓝色眼睛。当沃洛佳聊家常地问她怎么样的时候，她像吃了枪药似的说：“我太生气了。”

时下的苏联人有非常多的理由发火。沃洛佳连忙问她：“为什么？”

“我对原子物理的研究项目被取消了。和我一同工作的其他物理学家都被分配了新任务。我正在进行炸弹瞄准器的改进工作。”

沃洛佳认为这事很正常：“毕竟是战争时期，你先忍忍。”

“你什么都不知道，”卓娅说，“这样跟你说吧，金属铀进行一个名叫裂变的过程时，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我是说巨大的能量。我们掌握了这个知识，西方科学家同样也掌握了这个知识——我在科学月报上读到了他们的论文。”

“炸弹瞄准器的问题看似更加迫切，难道不是吗？”

卓娅生气地说：“裂变这个过程能创造出比目前任何炸弹破坏性大上百倍千倍的效应。一次原子爆炸能炸平整个莫斯科。如果德国拥有了原子弹而我们还没有，那该怎么办？这就好比我们用剑去抵挡他们的枪。”

沃洛佳狐疑地问：“可有没有证据表明别国的科学家也在研究会裂变的炸弹呢？”

“他们肯定在研究。裂变的理论自然而然地和炸弹联系在一起。我们能想到，他们同样也能想到。我这里还有另一个证据。起先，他们把所有关于裂变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科学月报上——大约一年以前，他们突然不再发表了。去年开始，我在西方科学月报上就再没看到过有关裂变的最新论文。”

“西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意识到了这项研究的军事潜力，将其作为机密，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不到还会有任何其他的理由。我想不通的是，在别的国家进行铀元素裂变的研究之时，苏联竟然还没起步。”

“嗯。”沃洛佳假装对此怀疑，但心里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斯大林的崇拜者——包括格雷戈里在内的一小部分人——都不敢宣称斯大林懂科学。独裁者很容易无视这类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事情。

“我告诉过你父亲，”卓娅说，“他认真地听了我的讲述，但没人听他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为我们的飞行员设计该死的炸弹瞄准器，希望能达到最好。”

沃洛佳点点头。他喜欢这种态度。他喜欢这个女孩。她聪明过人，精力充沛，还美妙得不可方物。他很想知道是否能约她去看场电影。

有关物理的谈论使他想起了柏林童子军的朋友威廉·伏龙芝。听沃纳·弗兰克说，威廉·伏龙芝正在英国进行研究工作，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威廉也许知道一些卓娅担忧的核裂变炸弹的事情。如果威廉还是个共产主义者的话，也许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沃洛佳。沃洛佳在心里记住，有空时给驻伦敦苏联大使馆的情报部门发封电报。

沃洛佳的父母回来了。格雷戈里穿着整齐的军装，沃洛佳的母亲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他们刚去参加了红军向来热衷的阅兵仪式：尽管面临着德国的入侵，但因为有着提升士气的作用，斯大林要求这类仪式必须照常进行。

老人们和两个孙辈耳语了一会儿，但格雷戈里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他嘀咕着要去接电话，很快走进了书房。沃洛佳的母亲也转身去厨房烧晚饭去了。

沃洛佳在厨房里和三个女人说话，但他急切地想和父亲谈一谈。他大致能猜测出父亲所接电话的主题：推翻斯大林的企图不是正在策划就是已经被挫败，也许就发生在这幢大楼内。

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冒着惹怒父亲的危险，闯到书房去看一看。他说了声打扰，走进书房。不巧父亲正好要出门。“我要到昆采沃去一次。”他说。

沃洛佳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晚去干吗？”他问。

格雷戈里没有理会他的问题。“我调来了一辆车，但我的司机已经下班了，你送我去吧。”

沃洛佳非常激动。他从没去过斯大林的别墅，却在这个紧要时刻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愣着干吗，快和我一起去啊。”格雷戈里不耐烦地说。

他们在玄关说了声“走了”，就很快出门了。

格雷戈里的座驾是苏联模仿美国的帕卡德轿车生产出的黑色吉斯101-A，配备了三档自动变速档。这辆车最快能开到每小时八十英里。沃洛佳坐在方向盘后面，发动了汽车。

汽车穿过手艺人和知识分子住的阿尔巴特街，向西开上了莫扎伊斯克高速公路。“是斯大林同志召您去的吗？”他问父亲。

“不是，斯大林同志已经失联两天了。”

“这个我已经听说了。”

“你已经听说了吗？这件事本应该保密的啊！”

“这事才保不了密呢。现在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们准备派几个人去昆采沃见他。”

沃洛佳问了个异常关键的问题：“去那干什么呢？”

“去看看他活着还是死了。”

苏联的领袖死了却没人发现吗？这事怎么可能呢？“如果他还活着，你们会怎么办？”沃洛佳问。

“我不知道。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想去现场看个究竟，不想事后才知道消息。”

沃洛佳知道，窃听装置在移动的车里不能用——麦克风只收集得到马达轰鸣的声音——父子俩不用担心两人的对话会被窃听。但他还是胆战心惊地问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斯大林会被推翻吗？”

格雷戈里怒气冲冲地答道：“我告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沃洛佳非常吃惊。这类问题本应直截了当地被否定。其他一切回答都相当于肯定。但现在，父亲承认了斯大林被推翻的可能性。

沃洛佳心里燃起了希望。“那可就太好了，”他兴奋地说，“没有大清洗！没有劳改营！女孩们也不用担心被秘密警察从街上抓走遭到强暴了。”沃洛佳本以为父亲会打断他的话，但格雷戈里却只是半闭着眼听他说话。沃洛佳说：“‘托洛茨基-法西斯间谍’这个愚蠢的词汇终于要从我们的字典上消失了。弹尽粮绝的部队可以撤退，而不是送到敌军面前被对方杀戮。做决定的将是为苏联人民着想的一群专业人士。这才是三十年前的您所向往的那种社会主义。”

“蠢儿子，”格雷戈里轻蔑地说，“这个时候苏联不能失去自己的领袖。现在是战时，苏军又在节节败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苏联革命的成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斯大林。”

沃洛佳像被打了一记耳光那样难受。格雷戈里已经很多年没叫他“蠢儿子”了。

格雷戈里是对的吗？苏联还需要斯大林吗？斯大林做过那么多可能毁灭苏联的可怕决定，沃洛佳觉得任何其他人当权都比他要好。

他们抵达了目的地。虽然叫乡间别墅，但这幢房子并不是普通的乡间小屋。斯大林在昆采沃的房子是幢又长又宽的石头房子，两边有五扇落地长窗，房子外面还有个宽大的入口。斯大林的别墅坐落在一片松木林中，像是为了隐藏似的被漆成了暗灰色。别墅门外守卫着几百名士兵，别墅墙上安装着双层铁丝网。格雷戈里指着部分隐藏在伪装网里的一门高射炮对沃洛佳说：“是我设置在那的。”

门口的卫兵认出了格雷戈里，但还是要他出示了身份证明。尽管沃洛佳是情报部门的上尉，格雷戈里贵为将军，但卫兵还是搜了他们的身，看看有没有携带武器。

沃洛佳把车开到门前。房子前面没有停别的车。“等其他人来了再一起进去。”格雷戈里说。

过了一会儿，三辆简称为“ZIS”的吉斯豪华轿车开了过来。沃洛佳知道，“ZIS”代表扎沃德·伊姆尼·斯特林娜，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生产的。乘车而来的客人会成为汽车命名者的行刑者吗？

八个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怀揣着苏联的未来从车上走了下来。沃洛佳在他们中间认出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进去吧。”格雷戈里说。

沃洛佳惊呆了。“我能和你们一起进去吗？”

格雷戈里把手伸到车座底下，递给沃洛佳一支托卡列夫TT-33手枪。“放在你的口袋里，”他说，“如果该死的贝利亚想逮捕我，你就一枪毙了他。”

沃洛佳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枪：TT-33没有保险栓。他顺手把七英寸的枪塞进兜里，和父亲一起下了车。沃洛佳记得，这种枪的弹匣里装有八发子弹。

众人一起走进屋子。沃洛佳生怕会有第二次搜身，被人发现武器。但房子里没有人检查武器。

屋里的墙是暗黑色的，灯光十分黯淡。有位军官把他们引进了一间像是小餐厅的房间。斯大林坐在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东半球最强势的人看上去憔悴而沮丧。斯大林抬起头，问前来的众人：“你们来这干什么？”

沃洛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斯大林显然觉得他们不是来逮他走的，就是来要他命的。

一时间谁都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题。沃洛佳意识到这群人事先没有做好计划。在不知道斯大林死活的情况下，他们又能做什么计划呢？

现在他们该怎么办？毙了斯大林吗？这个机会一过，他们就不可能找到别的机会了。

莫洛托夫上前一步说：“我们恳请您回去工作。”

沃洛佳抑制住抗议的冲动。

斯大林摇了摇头：“我能顺应苏联人民的期待吗？我能领导苏联走向胜利吗？”

沃洛佳吃了一惊。斯大林真想从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吗？

斯大林说：“也许有比我更好的人选。”

斯大林又给了他们一次让他下台的机会。

又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沃洛佳转头一看，发现是伏罗希洛夫元帅。“没有任何人比您更称职。”伏罗希洛夫元帅说。

说这话干什么？这可不是阿谀奉承的时候啊！

沃洛佳的父亲开口了：“这句话说得很对！”

这些人不准备让斯大林下台吗？他们怎么能这么蠢啊！

莫洛托夫第一个说到了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名叫国家防务委员会的战时内阁，一个权力超过政治局、人数较少、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最高权力机构。”

斯大林急切地问：“谁将是这个委员会的首脑呢？”

“斯大林同志，当然是您啊！”

沃洛佳真想大喊一声：不要啊！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沉吟了一会儿，斯大林说话了。“很好，”他说，“告诉我，委员会里会有哪些人？”

贝利亚走上前，宣布了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沃洛佳感到沮丧和挫败，他们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一切全完了。他们本可以废黜一个暴君，却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们像是没了父亲就不知道怎么办的孩子那样接受了一个异常残暴的父亲。

事实情况比这还糟，他沮丧地意识到。斯大林也许的确有过信心尽失的那一刻——从进门时他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但却采取了最完美的政治举措进行挽回。所有可以替代他的人都在这个房间内。当他的灾难性判断被所有人目睹的这一时刻，他迫使对手齐集在他面前，恳求他重新出山。斯大林一笔勾销了此前犯下的令人膛目结舌的错误，使自己得到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斯大林不仅仅是回来了。

还比以前更强悍了。

谁有勇气公开抗议阿克尔堡正在发生的事情呢？卡拉和弗里达亲眼目睹了纳粹对残疾人的杀戮，并找到了依尔莎这个见证人，但现在她们需要一个为这事大肆鼓吹的人。德国没有了民选的议员：所有的议员都是纳粹党人。记者们也靠不住，他们沦为了谄媚奉承的伪君子。法官都由纳粹指定，秉承政府的意旨。卡拉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拥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家、记者和律师多么重要。她现在才发现，没有了这些人，政府就能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屠杀百姓。

他们能依靠谁呢？弗里达的仰慕者海因里希·冯·凯塞尔有个做神父的朋友。“彼得是我们班上最聪明的男孩，”凯塞尔告诉她们，“他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为人过于耿直，但我想他会倾听我们的话的。”

卡拉觉得可以找这人试试。乌尔里希家所在教区的奥赫牧师就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只不过盖世太保吓得他闭紧了嘴。也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彼得神父身上。可她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七月的一个周日清晨，海因里希把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带到了舍恩贝格区彼得的教堂。海因里希穿着黑色的西装，显得非常英俊。女孩们都穿着象征诚信的护士制服。四人从侧门走进教堂，走进一个挂着巨大窗帘，配有几把旧椅子的昏暗的小房间。彼得神父正独自在房内祷告。他一定听到了他们进来的脚步声，但在起身与他们打招呼前还是继续跪地祷告了几分钟时间。

彼得又高又瘦，他剃着平头，相貌十分普通。如果是海因里希同龄人的话，他的年龄应该是在二十七岁上下。他皱着眉头看着他们，丝毫不掩饰被打扰的怒气。“我正在为弥撒做准备，”他严厉地说，“海因里希，很高兴在教堂见到你，但你现在必须离开，弥撒之后我再去找你。”

“彼得，我们发现了一件亵渎神灵的事情，”海因里希说，“快坐下，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没什么比弥撒更重要的事了。”

“相信我，彼得，给我五分钟就能讲完。”

“好吧。”

“这是我女朋友弗里达·弗兰克。”

卡拉非常惊讶。弗里达什么时候成了海因里希的女朋友？

弗里达说：“我有个天生脊柱裂纹的弟弟，今年早些时候，他被送到巴伐利亚阿克尔堡的一家医院进行特殊治疗。没多久我们就收到了他因阑尾炎而死的信件。”

弗里达转身看着卡拉，卡拉心领神会地接过了话：“我家的女仆有个智障的儿子。他也被送去了阿克尔堡。弗兰克家收到那封信的同一天，我家的女仆收到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

彼得摊开手，做了个“那又如何”的手势。“我以前听过这种事。这是反政府的宣传。教会不会介入这种政治上的事情。”

你在蒙谁？卡拉心想，教会介入政治可深了！但她没有细究教会的是是非非，而是继续说明真相。“我们家女仆的儿子压根没有阑尾，”她说，“两年前他的阑尾就被手术割掉了。”

“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彼得问。

卡拉觉得非常气馁。彼得对他们明显抱有着偏见。

海因里希说：“彼得，我们还没说完呢，跟我们一起来的依尔莎就曾经在阿克尔堡的医院工作过。”

彼得表情期待地看着依尔莎。

“神父，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依尔莎说。

卡拉没听依尔莎说起过这件事。

“我不配做个天主教徒。”依尔莎继续说。

“姊妹，没什么配与不配，天父对他的每个子女都是一样的。”彼得虔诚地说。

依尔莎说：“但我明知是罪却还去做，他们叫我那么去做，我怕他们，因此就照他们说的去做了。”她哭了起来。

“你做了什么？”

“我杀了人。神父，天父会原谅我吗？”

神父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护士。他无法把依尔莎的忏悔看成反政府的宣传：眼前站着的是一条饱受折磨的灵魂。他的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的苍白。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卡拉更是屏住了呼吸。

依尔莎说：“身体有残疾的人被灰色的公共汽车送到医院。医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我们只是给他们打上一针让他们死。接着我们再把尸体焚化。”她抬头看着彼得，“天父会原谅我犯下的这些罪吗？”

彼得张开嘴想说话，却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咳嗽了一声，然后问依尔莎：“医院杀了多少人？”

“通常是四辆公共汽车。每辆车上约有二十五名残疾人。”

“那就是一百个了？”

“是的，每周一百个。”

彼得不再像刚才那样高高在上了。他的脸色一块灰一块白，嘴巴吃惊地大张着：“每周杀害一百名残疾人吗？”

“是的，神父。”

“是哪类残疾人呢？”

“身残和智障的都有。还有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出生畸形的婴儿、瘫痪在床的人、弱智者和单单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彼得情不自禁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医院里的职员把他们全都杀害了吗？”

依尔莎哽咽着说：“抱歉，我知道这是错的。”

卡拉看着彼得。他刚才的傲慢神态全都不见了，这是个很好的转变。听了这么多年虔诚的天主教徒承认的小小过犯之后，彼得突然遇上了滥杀无辜这种天理难容的大罪。他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

但他会怎么做呢？

彼得站起身。他拉住依尔莎的双手，把她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回你的教堂跟神父忏悔，”他说，“他会原谅你，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谢谢你。”她轻声说。

彼得放开依尔莎的手，看着海因里希。“对于我们这些余下的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说。

然后他背过身，跪下又一次做了祈祷。

卡拉看了看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对她耸了耸肩。他们站起身，离开了这个小房间。卡拉紧紧搂着痛哭流涕的依尔莎。

卡拉说：“做完弥撒再走吧，也许彼得神父想在弥撒之后找我们谈谈。”

四人走进教堂中殿。依尔莎不再哭泣，从痛悔中平静下来。弗里达扶住海因里希的胳膊。他们坐在虔诚的男男女女以及玩闹的孩子们之间，这些人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这些有信仰的人绝不会杀害残疾人，卡拉心想。但政府却以他们的名义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怎么能听之任之呢？

她不知道是否能对彼得神父有所期待。显然，他最终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彼得神父本以为他们是来做政治宣传的，但依尔莎的真诚打动了他。他被血淋淋的事实吓坏了。但除了告诉依尔莎上帝会原谅她之外，彼得神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卡拉环顾教堂四周。这里的装饰比她所在的新教教堂更鲜艳。这里有更多的雕塑和画像，更多的烛台、旗帜和蜡烛。看着这些装饰，卡拉想起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为这种芝麻绿豆小事进行的争战。在这样一个儿童被无辜杀戮的世界上，还有人为蜡烛而争斗是多么奇怪啊！

弥撒开始了。神父们穿着袍子走进正殿，彼得神父是他们之间最高的一个。他表情严肃，面露虔诚之色，卡拉实在无法猜透他在想些什么。

她麻木地听完了赞美诗和祷告词。她曾为父亲祈祷过，但两个小时候后却在家里的地上看到了被残酷虐待而死的父亲。她每天都会想到他，有时每一刻都会想到他。祷告救不了卡拉的父亲，也同样救不了被政府视为无用的弱势群体。需要的是果敢的行动，而不是无用的言语。

卡拉从父亲想到了哥哥埃里克。埃里克正在苏联的什么地方参战。埃里克写过封家信，信里炫耀了德军在苏联的闪电深入，愤怒地拒绝相信父亲被盖世太保所杀的事实。他说，父亲肯定是毫发无损地被盖世太保放回来了，害死他的是街上流窜的共产党人或犹太人罪犯。他完全生活在幻想中，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彼得神父也是这样的吗？

彼得神父走上讲道坛。卡拉先前不知道他会在这天的弥撒中布道，他会在布道中说些什么呢？他会被这天早上听到的事情感染吗？会由此展开话题，谈到谦虚的美德和妒忌的罪恶吗？还是会罔顾良心，为德军在苏联的迅速挺进而感谢上帝呢？

他高大威严地站在讲道坛上，用卡拉分不清是骄傲还是蔑视的目光俯视着教堂里聚集着的会众。

“第五条诫命：不可杀生！”

卡拉侧过头，和海因里希的目光交会了。彼得准备说什么？

彼得神父的声音在正殿的石板间回荡。“巴伐利亚有个叫阿克尔堡的地方，我们的政府每周在那违背一百次这条诫命。”

卡拉惊呆了。彼得神父正在布道，揭露、声讨政府残害残疾儿童和弱势群体，他真的做到了！事态也许会因此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与受害者是残疾人、弱智、生活无法自理者还是瘫痪者无关，”彼得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他们和天生畸形的婴儿、垂暮的老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和你我一样宝贵。”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说，“杀害这些人是十恶不赦的罪过！”他抬起右臂，捏起拳头，声音动情地颤抖着，“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我们继续对此听之任之的话，那我们也会像实施这种罪恶注射的医生和护士一样犯罪……”他顿了顿，又继续说，“如果保持沉默的话，那我们也同样是杀人犯！”

托马斯·马赫支队长非常生气。四号项目的外泄使他在克林勒恩督察和其他上司面前成了个傻子。他曾向他们保证过，这个项目绝对不会出岔子。他说，阿克尔堡和德国其他地方的同类型医院绝不会泄密。他追踪了沃纳·弗兰克、奥赫神父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这三个无事生非的家伙，用不同的方式使他们闭了嘴。

但是，突然间，他处心积虑保守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了。

捅出这个秘密的是年轻傲慢的彼得神父。

彼得神父正赤身裸体地坐在马赫面前，手腕和膝盖被绑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彼得的耳朵、鼻子和嘴巴向外冒血，胸膛上都是呕吐出来的污物。他的嘴唇、乳头和睾丸上通着电线，前额上绑着根防止他在痉挛时把脖子扭断的皮带。

坐在旁边的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彼得神父的心率，露出犹疑之色。“他已经受不住了。”医生用实事求是的口气说。

彼得神父煽动性的布道传到了德国各地。地位极高的明斯特主教也在布道时痛斥四号项目，内容和彼得神父的布道大致相仿。主教呼吁希特勒从盖世太保手里拯救百姓，聪明地暗示希特勒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在把希特勒和这件事撇开的前提下要求政府停止这个项目。

明斯特主教的布道文被打印和复写，在德国各地传递。

盖世太保逮捕了所有被发现握有文件副本的德国百姓，但收效甚微。第三帝国政府第一次遇到了对政府意志的强大挑战。

盖世太保的镇压是残暴的，可没起到作用：布道文的传播越来越广，更多的牧师开声为死难的残疾儿童祈祷。阿克尔堡甚至发生了一次抗议游行。盖世太保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主导权。

会出这种事都是因为马赫。

彼得是马赫唯一的线索。盖世太保在阿克尔堡一无所获。莱茵霍尔德·瓦格纳被告知曾经有两个女孩骑车去过医院，但没人知道她们是谁。他还听说有个女护士突然辞职，辞职信上说她要匆忙去结婚了，但没人知道这个女护士嫁给了谁。没找到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马赫觉得女孩没什么可以多查的，她们掀不起这么大的波澜。

马赫朝操作机械的技师点了点头，技师转动了机械上的一个旋钮。

电流穿过彼得的身体，刺激着他的神经末梢。他全身痉挛，头发一根根竖起。

技师切断了电流。

马赫冲彼得大喊：“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过了好一会儿，彼得终于张开了嘴。

马赫凑近他的脸。

彼得小声说：“不是什么男人。”

“那就是个女人！快把她的名字告诉我。”

“她叫天使。”

“去地狱吧！”马赫抓住旋钮使劲一转，“你不说我就不停下！”他朝战栗尖叫着的彼得大嚷。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盖世太保走了进来。看到彼得的惨状，小伙子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镇定之后，他朝马赫点了点头。

技师关掉电源，尖叫声停止了。医生把头伸向彼得，倾听着他的心跳。

刚来的手下对马赫说：“打扰了，马赫支队长，克林勒恩督察请你过去。”

“现在吗？”马赫怒气冲冲地问。

“先生，他是这么说的。”

马赫看了看医生。“他还年轻，”医生对他耸了耸肩说，“你回来的时候他肯定还活着。”

马赫走出审讯室，和手下一起上了楼。克林勒恩督察的办公室在一楼。马赫敲敲门，走进去。“该死的神父还是不肯开口，”他开门见山地说，“再给我一点时间。”

克林勒恩是个戴眼镜的瘦削男人，聪明但意志不坚定。克林勒恩最近才加入纳粹党，还不是精英党卫队的一员，完全没有马赫那种忠于元首的热情。“别再跟神父过不去了，”他说，“不用在神职人员身上做文章，把他们扔到集中营里去吧。”

马赫没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人胆敢诋毁元首，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赢了，”克林勒恩说，“输了的是你。”

马赫觉得克林勒恩肯定在暗地里为此而感到高兴。

“最高层做了决定，”督察说，“四号项目被取消了。”

马赫愣住了。纳粹从没让自己的决定被无知者所犯的小错动摇过。“我们才不会被公众舆论左右呢！”他说。

“这次，我们必须尊重公众的意见。”

“为什么？”

“元首没有私下里对我解释他的决定，”克林勒恩语带嘲讽地说，“不过原因我大致猜得出来。这个项目遭到了各界的强烈抗议。如果继续执行，我们会面临各教派全方位的反对。那就坏事了。我们不能削弱德国人民的团结和决心——尤其是现在正在和我们最强大的敌人苏联作战的关键时刻。于是，元首在权衡利弊之后取消了这个项目。”

“先生，您分析得很对。”马赫强忍着自己的怒气说，“还有别的事要吩咐吗？”

“你可以走了。”克林勒恩说。

马赫退到门口。

“马赫，你站住！”

马赫转过身：“先生，叫我什么事？”

“把你的衬衫换掉。”

“换衬衫吗？”

“你的衬衫上有血。”

“是的，先生。对不起，先生。”

马赫怒气冲冲地踩着楼梯下了楼。回到地下审讯室后，他发现彼得神父依然活着。

他暴怒地朝神父大吼：“阿克尔堡的事情是谁告诉你的？”

彼得神父还是没有开口。

他把电流功率开到了最大值。

神父尖叫了一阵，然后，陷入了永远的沉默。

弗兰克家居住的别墅坐落在一个不怎么大的公园里。离别墅不到二百码的小山上有个四面透风的小亭子，里面放着几条长椅。小时候，卡拉和弗里达经常把这假装成她们的乡村别院，在亭子里举办上几小时有十几个仆人的盛大宴会。长大以后，这对闺密经常会躲在这聊些不想被外人知道的悄悄话。

“第一次坐在这条长凳子上的时候，我的脚尖还够不着地呢。”卡拉说。

弗里达说：“真希望能回到那个时候。”

这是个闷热的下午，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卡拉和弗里达穿着无袖长裙，情绪都很不好。彼得神父死了。警方的报告说，他在拘留期间畏罪自杀了。卡拉怀疑他受到了和父亲相似的虐待。在她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非常大。

因为这件事而被关进各地警局的有几十人。有的人在公众场合抗议当局对残疾人的杀戮，另外的一些人只是分发下范·加伦主教的布道文而已。卡拉估计这些人都收到了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她很想知道同样的命运还有多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沃纳端着一个托盘走出别墅，经过草地进入小亭。他欢快地说：“姑娘们，来点柠檬水好吗？”

卡拉扭过头去。“不用，谢谢了。”她冷冷地说。她不明白，在那样的懦弱表现之后，他怎么还好意思自认是她的朋友。

弗里达说：“我也不要，你的柠檬水不是给我端来的。”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沃纳看着卡拉说。

他的脸皮能有多厚？他们当然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弗里达说：“沃纳，彼得神父已经死了。”

卡拉说：“只是因为拒绝接受你弟弟这些人的死，他就被盖世太保折磨死了。我父亲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折磨死的。很多人为此进了监狱和集中营。但你却还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所以我们完了。”

沃纳露出的受伤表情让卡拉非常吃惊。她原以为沃纳会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但他看上去却像是受了伤害。沃纳说：“你难道没有想过，我们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做同一件事吗？”

沃纳的话没有任何说服力。“你什么都没做！”卡拉说。

“也许吧。”他伤心地说，“那你们都不喝柠檬水了吗？”

卡拉和弗里达都没理他，沃纳垂头丧气地回了别墅。

卡拉很生沃纳的气，但又有些遗憾。在发现沃纳是个懦夫之前，她多么期盼能和他谈场恋爱啊。她很爱他，十倍于其他和她接过吻的男孩子。她没有心碎，但失望是肯定的。

弗里达比她幸运。这个念头来自正走出别墅的海因里希。弗里达活泼开朗，海因里希深沉干练，两人正好能配成绝佳的一对。“你爱上他了吗？”卡拉在海因里希还没有走近时问。

“我还不知道呢，”弗里达说，“但他人真的很好，我很仰慕他。”

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爱，卡拉心想，但这样的恋人也不错。

海因里希带来了一条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我必须赶来告诉你们，”他说，“爸爸饭后告诉我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什么消息？”弗里达问。

“政府取消了那个计划。那个屠杀残疾人的计划叫‘四号项目’。政府已经终止了四号项目。”

卡拉说：“你是说我们赢了吗？”

海因里希使劲点了点头。“爸爸非常吃惊。他说据他所知，元首以前从没对公众舆论低过头。”

弗里达说：“我们强迫他低头了。”

“幸好没人知道是我们捅出来的。”海因里希热诚地说。

卡拉说：“他们乖乖地关闭医院，结束整个项目了吗？”

“才不会呢！”

“这话怎么讲？”

“爸爸说这些医生和护士都被转到了别处。”

卡拉皱起眉头。“他们都被转去了哪里？”

“苏联。”海因里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