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托马斯医院待了五年后，我在一八九七年通过了行医资格考试。我在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发表了一部名为《兰贝斯的丽莎》的小说，引起了些微轰动，因此我便贸然决定弃医从文。因此，我一拿到资格便出发前往西班牙，在塞维利亚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光景。在这期间我自娱自乐，写了一本很烂的小说。然后我回到了伦敦，和一个年纪相仿的朋友一起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弄到了一间公寓，并简单添了几件家具。我们请了一个做各种杂事的女仆为我们做饭打扫屋子。我的朋友在酒吧上班，因此白天的时候我便能独自在家里专心写作。之后的六年间我写了好些部小说和戏剧，但只有一部小说算是有点儿成功，不过仍旧及不上我第一本小说引起的轰动。当时也没有经理人愿意接我的剧本，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我将《一个体面的男人》送到了伦敦戏剧社。众所周知，正是伦敦戏剧社接手了萧伯纳早年的作品。伦敦戏剧社一周演出两场，一场在周日晚上，一场在周一下午，演出的都是一些不适合商业剧院却被文化人所喜爱的作品。戏剧社委员会接受了《一个体面的男人》。W.L.考特尼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觉得这部剧很好，便刊载在他编辑的《半月评论》中。这是一件值得我骄傲的事。

尽管我的诸多努力并未给我带来可观的收入，但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朋友。我被认为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并且（我这么说并非自负）被接纳为知识分子界的一员。这是非常体面的，几年后当我成为轻喜剧流行作家时，便失去了这份体面，而且再也没能恢复。当时我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文学聚会，以及一些由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举办的派对——她们认为资助艺术活动是职责所在。单身又体面的年轻人总是很受欢迎的，因此我成天都有饭局。我没钱打车，于是只能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的领带（这是当时的规矩）乘坐公交车来回。我也常被邀请去乡村度周末。这对我来说是一场考验，因为男管家和为我端早茶的下人都等着我给小费。而且我也窘迫地认识到，当仆人打开我的手提旅行包，看到那穿旧了的睡衣和简朴的梳洗用品后，定会对我留下不好的印象。虽然如此，我仍旧觉得生活很美好，我也乐在其中。从当时看，我似乎没有理由脱离这样的生活。我大可以仍旧每年写一本小说（虽然我的收入几乎就只有出版商给的一小笔预付金，但书却受到很高的评价），参加更多的聚会，结交更多的朋友。这一切都非常美好，但我却看不到未来。我当时只有三十岁，却已过上了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我必须有所突破。做这个决定并没有花多长时间。我告诉我的室友我要摆脱这一切，到国外去游历一番。单靠他一个人是付不起房租的，幸好当时有一位中年绅士愿意接手这间公寓，来安置自己的情妇。我们卖掉了家具，之后一个月内我便来到了巴黎，在左岸的一家廉价旅店租了个房间。

几个月前，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年轻画家，名字叫做杰拉尔德·凯利。他在第一田园大街有一间画室。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这样的教育背景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实属罕见。他极具才能，为人热情好辩。正是他让我知道了那些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最近卢森堡收藏了这些画家的作品）。说来惭愧，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后来我没费多少力气便在贝尔福狮子像附近找到了一间位于五楼的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一年七百法郎，也就是当时的二十八英镑。我买了几件二手的家具和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门房向我介绍了一位女佣，每天能来半天，早上帮我煮一杯奶咖，中午再做一顿午餐。就这样，我安顿了下来，准备全心全意创作另一本小说。我到巴黎后不久，杰拉尔德·凯利便带我去了蒙帕纳斯车站附近，奥德萨大街上的一家名为白猫的餐厅，很多艺术家都喜欢在那儿用餐。从此以后我每晚都上那儿吃饭。对于这家餐厅，我在接下来的这部小说中有详细的描述，因此在这里便不再赘述。一般来说去白猫餐厅的都是些老面孔，偶尔也会来一些新人，或许只出现一次，或许来个两三次。我们将他们视为闯入者，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我第一次见到阿诺德·贝内特和克莱夫·贝尔也是因为如此。阿莱斯特·克劳利属于偶尔出现的闯入者。他在巴黎过冬。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便很不喜欢他，但却对他充满了兴趣。他能言善辩。我听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很英俊，但现在胖了，头发也稀疏了。他的眼睛很好看，但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刻意为之，看人的时候过于专注，以至于明明是在看着你，却好像在看着你的背后。他是一个骗子，不过也不完全是骗子。在剑桥的时候他赢得了象棋冠军，并被称为那一届的最佳惠斯特牌玩家。他满嘴谎言，尽说些与自己不相称的大话。不过奇怪的是，在那些自夸的事迹中，有些竟是真的。他曾登上兴都库什山的第二峰，而且没带什么装备，包括能帮助登山家取得成功的氧气瓶。他虽然没有登顶，但也突破了前人的高度。

克劳利写了大量的诗歌和韵文，并且很奢侈地自费出版这些作品。他在韵律上有天赋，他的诗歌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深受斯温伯恩和罗伯特·布朗宁的影响，极力地模仿着他们的风格，不过却也不显得愚笨。当你在翻克劳利的书时，很可能会看到某节诗，假如把它放进斯温伯恩的一卷诗集中，你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出自大师的手笔。若问你“这太艰难了/不是吗/先生/想要弄懂它？”的作者是谁，你很有可能会说出罗伯特·布朗宁的名字。那你就错了，它的作者其实是阿莱斯特·克劳利。

我认识克劳利的时候他正在研究恶魔崇拜、魔法和神秘学。这些在当时的巴黎是一种潮流，我猜大概是受了于斯曼的《那里》的影响。克劳利讲述了很多自己亲身经历的奇妙故事，你很难判断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只是拿你做消遣。那个冬天我与他见了几次面，不过回到伦敦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份他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请立刻寄二十五镑给我，圣母玛丽亚啊，我快饿死了。阿莱斯特·克劳利”。我并未理会，之后他可耻地又活了很多年。

后来我回到了伦敦，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当时我的一位旧识住在培尔美尔街，而我恰好又在同一栋楼租到了房间，于是便能借用他的起居室来写作。《魔法师》是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因此我估计我是在一九〇七上半年写完的。我已经忘了当时怎么会以阿莱斯特·克劳利为原型创作出了奥利弗·哈多这个人物，也忘了当初写这部小说的缘由。因此不久前当我的出版商提出想重印这本书时，我认为应该在我点头之前再重读一遍这本小说，毕竟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已全然忘记了它讲述的到底是个怎样的故事。有些作家喜欢看自己以前的作品，有些则对此无法忍受，我算是其中之一。每当我检查完终稿后，便就此与这本书断绝了关系。每次读者要和我讨论我的书时，我都很不耐烦，若它们受人喜爱，那我当然高兴，但若不是，我也觉得无所谓。以前的作品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件被我扔掉的旧衣服，实在无法再让我提起兴趣。正是带着这种不情愿，我重新翻开了《魔法师》。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本书竟然提起了我的兴趣。之前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重读了我的两本早期的作品，但它们都让我觉得索然无味。一本我根本读不下去，另一本虽然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一些很好的戏剧性的场面，但其中的幽默却糟糕透了，甚至让我觉得害臊。要是让这样的作品重印，那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屈辱。读《魔法师》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当初我到底是怎么得到那么多关于魔法的材料的？一定是没日没夜地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查资料。这部小说语言丰富，辞藻华丽，用了很多我现在不会用的动词和形容词，根本不是我现在所喜欢的风格，不过对于这个主题而言，也许并不算不合适。我想当时我一定是受了法国文风的影响（法国作家至今仍没有完全摒弃这种风格），并且不理智地进行了模仿。

虽然奥利弗·哈多是以阿莱斯特·克劳利为原型塑造的，但却和克劳利完全不一样。我笔下的哈多外形更醒目，为人更无情、更阴险，而且还拥有克劳利声称有但实则没有的魔力。不过克劳利却从哈多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以奥利弗·哈多的名义在《名利场》发表了一整页的评论。我当时没有看，其实应该看一看的。我敢打赌肯定通篇谩骂，并且很有可能像他的诗歌一样啰嗦得让人无法忍受。

我已经不记得《魔法师》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什么成就（如果有的话），我对此也不关心，因为当时我的生活发生了一项重大的改变。宫廷剧院的经理人奥索·斯图尔特开演了一部剧，很不尽如人意，因此想换一部，只可惜下一部戏的演员当时并无档期。他曾读过我的剧本，并对其嗤之以鼻，但现在十万火急，为了不让剧院关门，他便想拿我的戏剧顶几个星期，这样等到我的戏剧结束后，他中意的演员也有空闲了。就这样，他把我的戏剧搬上了舞台，不料大获成功。很快，那些一直拒绝我的经理人也纷纷接了我的剧本。我的戏剧一天要在伦敦上演四场。十年来我一直都只是每年赚一百镑，现在一个星期就能赚好几百镑。因此我决定放弃写小说。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写小说这件事是超出我控制的，当写作的欲望袭来时，除了妥协，我别无他法。五年后，我便体验到了这点，于是不再写任何剧本，开始创作我最长的小说。我将它取名为《人性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