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知先生

早在我认识马克斯·凯拉达之前,我就开始讨厌他了。那时大战刚刚结束,远洋客运航线非常繁忙,预订舱位非常困难,代理人无论给你订到什么舱位,你就只能凑合着用了。对于单人舱,根本不要抱什么希望。我比较幸运,住进了一个双人客舱。但被告知同伴的名字后,我便有些垂头丧气。“凯拉达”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一个密闭的、连一丝一缕的夜风都无法进入的舱口。跟任何人合用一间客舱长达十四个昼夜,都算是糟糕的事(我从旧金山到横滨),但假如我同伴的名字是史密斯或者布朗,我也不至于那样沮丧。

我登上客船时,发现凯拉达先生已经在下铺放好了行李,那个样子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行李箱上贴着太多的标签,而衣箱又过大了些。他把自己的洗漱用品都打开了,我注意到他是顶级品牌“科蒂先生”的老主顾,因为我在洗脸架上看到了他的那些香水、洗发水和润发油。他的牙刷由乌木制成,上面用金字镂刻着他的名字,但牙刷本身确实该清洗了。我对凯拉达先生丝毫谈不上喜欢,于是决定到吸烟室去。我要来一副扑克,开始玩佩辛斯。我几乎刚拿起牌,一个人跑上前来,他认为我叫什么什么名字,问我对不对。

“我是凯拉达先生。”他补充道,然后冲我笑了笑,露出一排亮闪闪的牙齿。最后,他坐了下来。

“哦,是的,我想我们住在一个客舱。”

“我把这个叫作小小的运气。你根本不知道你会跟谁住在一起。当我听说你是个英国人时,我觉得非常开心。到了国外,我希望咱们英国人能够抱成团儿——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冲他眨了眨眼。

“你是英国人吗?”我问,或许问得有些笨拙。

“当然啦!你不会认为我看起来像个美国人吧,是不是?我是百分百的纯粹英国人,我本来就是。”

为证明这一点,凯拉达先生从他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护照,在我鼻子下面轻轻晃了晃。

乔治国王的臣民真是无奇不有。凯拉达先生身材不高,长相粗壮,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皮肤黝黑,长着一个肉乎乎的鹰钩鼻和一对熠熠发光的明亮大眼睛,又黑又长的头发顺滑而卷曲。他说话流利,但毫无英国口音,还夹杂着过分的手势。我非常肯定,如果仔细查验一下他的那张英国护照,真相恐怕就要暴露了:凯拉达先生出生的地方一定有着更蓝的天空,而在英国一般是见不到的。

“你要喝点儿什么?”他问我。

我疑惑地看着他。禁酒令正在执行,船上显然是绝对禁酒的。不渴的时候,我说不清姜汁酒或柠檬水哪个会让我更讨厌。但凯拉达先生向我露出了东方人的微笑。

“威士忌加苏打水,或者干马提尼,你只需一句话。”

从他两个屁股口袋里,各掏出一个装了酒的细颈瓶来,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选了干马提尼,他又叫来服务员,要了一杯冰块和两个玻璃杯。

“非常不错的鸡尾酒。”我说。

“啊,酒有的是,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你船上要有什么朋友,告诉他们,说你有个哥们儿,全世界的酒他都有。”

凯拉达先生非常健谈。他谈纽约,谈旧金山,谈戏剧、绘画,也谈政治。他还是个爱国者。英国国旗是一块令人肃然起敬的布片儿,但让一个来自亚历山大或贝鲁特的先生挥舞的话,我只能觉得多少有损它的尊严。凯拉达先生表现得很亲近,我也不想装腔作势,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在称呼别人时,如果在名字前面加上“先生”二字,无论怎样都是得体的。凯拉达先生显然是想让我轻松随意些,而没使用这类客套。我不喜欢凯拉达先生。他刚坐下时,我把纸牌放在了一边,不过现在我认为,就第一次见面而言,我们的谈话已经够长了,于是继续玩我的纸牌。

“‘3’放到‘4’上。”他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恼火的!你打佩辛斯时,还没来得及考虑呢,就有人告诉你翻起的牌应该放到哪里!”

“有了,有了,”他嚷道,“‘10’放到‘J’上面。”

我感到满腔的怒火和愤恨在翻腾,我不再玩了。这时,他一把抓起了纸牌。

“你喜欢玩扑克魔术吗?”

“不喜欢,我讨厌扑克魔术。”我回答。

“那,我给你表演一个。”

他给我表演了三个魔术。我说我该到楼下餐厅占座位了。

“哦,已经搞好了。”他说,“我给你占好了座位。我想我们住在同一客舱,也不妨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嘛。”

我不喜欢凯拉达先生。

我只不过是跟他同住一个客舱,在同一张桌上吃上三顿饭而已,但每次甲板上的散步总少不了他,要制止他绝无可能。他从没想到他并不受待见,而是肯定你乐于见到他,正像他乐于见到你一般。要是在你自己家里,你可以一脚把他踢到楼下,或者当着他的面砰地把门关上,他也断然不会想到,他是个不受欢迎的访客。他是个优秀的交际家,三天过后,甲板上的每个人他都熟识了。他什么都问,什么都管,参加大扫除,经营拍卖,为运动会的奖品集资,筹备套环和高尔夫比赛,组织音乐会,安排化装舞会。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肯定是船上最遭怨恨之人。我们都叫他无所不知先生,甚至当着他的面也这么称呼他,但他把这当作是奉承话。不过,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还是在饭桌上。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只能听凭他摆布。他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夸夸其谈、争辩不休,任何事都比他人懂得多,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意见,那就会伤害他那不可一世的虚荣心。无论一个话题多么无足轻重,他都会抓住不放,直到你同意他的想法为止。他从未想过他会有出错的可能,仿佛就是那种无所不知的人。我们跟医生坐在一张桌子上,凯拉达先生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一切,因为医生是个懒人,而我又完全地漠不关心,但有一个叫拉姆塞的人是个例外,他正好也坐在那里。他有着凯拉达先生同样的武断,对那种黎凡特式的自以为是极为痛恨。两人之间已经爆发了尖刻而无止休的争论。

拉姆塞在美国领事服务处工作,驻地在神户。他来自美国中西部,是个人高马大的家伙,多余的脂肪使他的皮肤绷得紧紧的,穿着一件现买的衣服,被撑得鼓鼓囊囊。他这是返回驻地上班的,前不久坐飞机回纽约把在家里已待了一年的妻子接来了。拉姆塞夫人是个非常娇小美丽的人儿,举手投足都叫人喜欢,而且还颇有幽默感。领事服务处的待遇不好,她的穿戴总是很朴素,不过她懂得怎样穿衣打扮,总能达到一种娴静文雅的效果。我本来是不会特别注意到她的,但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谦逊。如果说这种气质对于女人来说并不稀罕,但如今在她们的举止和仪态中并不容易见到。你看她一眼,就不能不被她的谦卑有礼所打动,就像外套上的一朵鲜花,让她整个人都亮丽起来。

一天晚上吃晚饭时,大伙无意中谈到了关于珍珠的话题。当时,报纸上曾连篇累牍地报道精明的日本人正在用人工方法培育珍珠。医生评论道,天然珍珠的价值一定会受到影响。人工珍珠已经够好了,将来很快就能变得完美无瑕。凯拉达先生习惯性地立马加入到这个话题中,给我们讲述了关于珍珠的所有应了解的知识。我相信拉塞姆先生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但他不会错过嘲讽那个自大者的任何机会。五分钟不到,我们中间便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前我见识过凯拉达先生的如火激情和口若悬河,但和今天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最后,拉姆塞说的什么话终于刺激到他了,他砰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嚷道:

“听好了,我很清楚我在说些什么。我这次到日本正是去调研那里的珍珠产业。我是业内人士,我的说法是每个行业人员都能告诉你们的,我熟悉全世界最好的珍珠,那些我所不了解的都没有任何价值。”

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个新闻,因为凯拉达先生虽然口才了得,但从来没告诉任何人他所从事的行业。我们只是模糊地知道,他到日本是去从事某种商业活动。他得意扬扬地环顾了一下坐在桌边的几个人。

“无论他们培育出什么样的人工珍珠,像我这样的专家一眼就能认出来。”他指了指拉姆塞夫人戴着的一条项链说,“拉姆塞夫人,你得听我的,你戴的那条项链绝不会因此而少值一分钱。”

拉姆塞夫人一向谦虚惯了的,脸不由得泛红了,顺手把项链塞进了衣服里。拉姆塞向前探了探身。他看了我们所有人一眼,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

“拉姆塞夫人的项链还不错吧,是不是?”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凯拉达先生答道,“啊,我刚才心里想,那都是些好珍珠。”

“项链当然不是我买的,不过我很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哦,在这一行当,大约是一万五千美元左右。不过,如果是在第五大街购买的话,你说花了三万美元,我也不感到惊讶。”

拉姆塞冷冷地笑起来。

“你会惊讶的。那条项链是我们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拉塞姆夫人在一家百货商店买的,花了十八美元。”

凯拉达先生的脸涨红了。

“胡说。项链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就其大小来说,也是我见过的最好货色。”

“你愿意打赌吗?这是仿制品,我可以跟你赌上一百美元。”

“赌就赌。”

“哦,埃尔默,关于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不可以跟人打赌的。”拉姆塞夫人说。

她嘴唇上浮起一丝笑意,语气温柔,但对丈夫的做法不以为然。

“怎么不可以打?这钱来得容易,这样的好机会不抓住,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

“但你怎么证明呢?”她继续说道,“不能光听我的话,也不能光听凯拉达先生的话。”

“让我看看这个项链,如果是仿制品,我马上告诉你,一百美元,我还是出得起的。”凯拉达先生说。

“摘下来吧,亲爱的。让这位先生看个够。”

拉姆塞夫人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手伸向项链的卡子。

“我解不开,”她说,“凯拉达先生一定要相信我的话。”

我突然模糊地感觉到,可能要发生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但也想不出说些什么好。

拉姆塞跳了起来。

“我来解。”

他把项链递给了凯拉达先生。这位自以为是的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对着项链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来。随之,胜利的微笑从他那光滑、黝黑的面皮上滑过。他把项链还了回去,正要开口说话,突然看到拉姆塞夫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整个人似乎要晕倒了。她睁着恐惧的大眼睛盯着他,发出绝望的哀求眼神。事态如此明显,我不知道她丈夫为什么根本没有看到。

凯拉达先生张大了嘴愣住了,脸涨得通红。你几乎能看到他内心里的激烈斗争。

“是我错了,”他最后说,“非常不错的仿制品,当然,我用放大镜一瞧就看出是假的了。我想,这样的烂货也就顶多值十八美元。”

他掏出了钱包,从中抽出一张一百美元的纸币,一句话没说递给了拉姆塞。

“或许这个可以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不要这么自以为是了,我的年轻朋友。”拉姆塞说着,把钱接了过去。

我注意到凯拉达的手在发抖。

这个故事跟其他故事一样,很快不胫而走,整个船上都知道了。那天晚上,他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冷嘲热讽。无所不知先生终于栽了,真是个不错的笑话。不过,拉姆塞夫人因为头疼回到了客舱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开始刮胡子。凯拉达先生躺在床上抽烟。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摩擦声,我看到一封信从门下缝隙里塞了近来。我打开门,朝外看了看,什么人都没有。我捡起信来,看到是给马克斯·凯拉达的,名字用大写字母写成。我把它递给他。

“谁写来的?”他撕开了信封,“哦!”

他从信封里抽出的,不是信纸,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他看了看我,脸又红了。他把信封撕成了碎片,然后交给我。

“请帮我从舷窗口扔出去,你会介意吗?”

我按照他说的做了,然后我看着他笑了笑。

“没人乐意被当作一个大傻瓜。”他说。

“珍珠是真的吗?”

“假如我有一个娇小美丽的妻子,我不会自己待在神户,而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待上一年。”他说。

那一刻,我不完全讨厌凯拉达先生了。他摸出钱包,把那一百美元小心地放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