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准备向读者描述我回家时的欢乐、居家期间的幸福——在亲切而熟悉的地方，在爱我的、也是我所爱的人们中间享受短暂的休息和自由——，也不准备描述我不得不再次与亲人们长期分离的忧伤。

然而，我还是精神饱满地回去工作了。谁要是没有亲自尝过要管教一伙专爱恶作剧和捣乱的造反派的痛苦滋味，就无法想象我的工作是何等艰巨。你化尽力气也无法使这伙造反派守规矩，同时你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向更高的权威负责。具有更高权威的家长们要求你做的事，如果没有他们的权威的支持是根本无法完成的，然而他们或是由于懒惰，或是怕失去造反派的欢心，却拒绝给你以支持。我无法设想世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处境：不管你如何渴望成功，不管你如何尽心尽责，你的一切努力都被挫败并遭到受你管辖的人们的蔑视，遭到管辖着你的人们的无理指责和不公正的非难。

关于我那几个学生的种种讨厌之处以及教师重任给我带来的苦恼，我所列举的连半数都不够，因为我担心过分打搅读者会使他们失去耐心，也许我已经让读者不耐烦了吧。但是，我写上述篇章的目的并不是提供娱乐，而是想使那些也许会与此有关的人们从中获益：毫无疑问，对上述篇章不感兴趣的人自然会匆匆一瞥，把这些地方略过，也许还会责备作者太罗唆了。但是，如果某位家长从中得到了某种有益的启示，或者某位不幸的女家庭教师由此而稍稍获益，我的一片苦心就算没有白费。

为了叙事的方便和清晰，我逐个地描述我的几名学生，并研讨他们各自的品性，但是这种叙事方式不能使人充分了解他们三个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困扰。事实上，他们三个确是合起伙来存心“要调皮捣蛋，要戏弄格雷小姐，要惹她生气。”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会突然想到：“要是他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不知会怎样？”我所指的当然是家中的亲人们。一想到他们会怎样心疼我，我不禁心疼起自己来了——这一想法如此强烈，使我实在难以强忍住眼泪。但是，我还是忍住了，直到那几个折磨人的小家伙跑去吃点心或上床睡觉——我盼望的唯一解救之道——，我享有独处的福祉时，我才能放纵自己，无所顾忌地尽情哭泣。但是，这是我脆弱的地方，我并不时常沉溺其间：我的工作太多，空闲时间太宝贵了，不允许我把很多时间用于无益的悲伤。

我特别记得一月份我刚从家回来后不久的一个暴风雪大作的下午。孩子们吃完午饭都上楼来了，他们大声宣布要“调皮捣蛋”了；尽管我为劝说他们放弃这一打算而累得舌敝唇焦，嗓子嘶哑，但是他们还是把决心化作了行动。我把汤姆拽到墙角，让他站着，对他说，除非他完成指定的功课，否则他不得离开。正在这时候，范妮已经把我的编结用品包拿在手里，乱掏里面的东西，还往里面啐唾沫。我让她放下，她当然不听。汤姆大喊一声，“范妮，烧掉它！”这个命令她立刻就照办了。我匆忙过去把它从壁炉里抢救出来，汤姆却乘机逃出了门口。“玛丽·安，把她的小桌子从窗口扔出去！”他喊道。我那张极有用的桌子里放着我的信件、纸张、小笔现金和全部值钱的东西，眼看就要从三层楼窗口扔下去了，我飞奔着前去抢救。这时，汤姆已出了房间，正往楼下冲去，范妮跟在他后面。我安放好桌子，就跟下楼去想逮住他们，玛丽·安跳跳蹦蹦地也跟着下了楼。他们三个都从我身边逃走，出了房子，逃进了花园。他们跳进雪地里，兴高采烈地大声尖叫。

我该怎么办？要是我跟在他们身后，也许一个都逮不住，反而会把他们赶到雪地深处去。要是我不追赶他们，怎么能把他们弄进屋子里去呢？假如他们的父母听到孩子们的声音，看到他们连帽子、手套都不戴，靴子都不穿就在又厚又软的雪地里胡闹，会对我怎么想呢？正当我极其尴尬地站在门外，想用严厉的目光、愤怒的语言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用刺耳的声音喊道：

“格雷小姐！真让人没法相信！见鬼，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先生，我没法让他们进屋去，”我说时转过脸去，看见了布罗姆菲尔德先生。他头发直竖，两只浅蓝色的眼珠似乎要从眼眶里弹出来。

“我坚持要他们进屋去！”他大声说着走近来，样子十分凶猛。

“那么，对不起，先生，你得亲自叫他们，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话，”我回答，一边向后退去。

“快进屋，你们这些肮脏的小家伙；不然的话我就要用马鞭子一人抽一顿！”他咆哮道，孩子们立刻服从了，“你看见了吧！只要一句话他们就进去了！”

“是的，只要你说话。”

“这就怪了，你负责照管他们，可是你管不好，只会管成这样！……得了，他们进去了，脚上沾泥带雪的，这么脏就上楼了！你得跟他们上去，把他们收拾得体面一些，天晓得！”

那时，这位绅士的母亲住在这里，我上楼经过客厅门口时，有幸听到老太太激昂慷慨地在对她儿媳妇大声说话，大致是这么个意思（我只能听清楚她特别强调的那几句）：

“天呐……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千真万确……！亲爱的，你觉得她合适吗？相信我的话吧……”

我听到的就这些，但这也就够了。

布罗姆菲尔德老太太以前总是对我很关心，很有礼貌；在此之前，我一向把她看成一位和蔼、好心、爱聊天的老太太。她常常会来到我身边，用推心置腹的语气对我说话，又是点头又是摇头，双手指指划划，眼睛一眨一眨；用这些动作表情达意正是某种类型的老妇人的习惯，只是我从未见过别人把这种特殊的癖性表现得如此充分。她甚至会为孩子们给我造成的麻烦对我表示同情。有时，她充满含义地点点头，挤挤眼，用吞吞吐吐的语言向我表示这样的意思：她知道孩子们的妈妈限制我的权力，而且她自己又不肯运用母亲的权威给我以支持，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我并不十分欣赏人们用这种方式表示不同意见，因此一般说来我并不接受她的表态，只当是不懂她有什么言外之意。我至多也不过默认：如果情况不这样，我的任务就不会这么困难，我能把学生们指导和教育得更好。但是，现在我就得加倍小心了。迄今为止，尽管我已看出这位老太太的缺点（其中之一是爱把自己说得尽善尽美），我以前总抱着善良的愿望原谅她的缺点，相信她可能真的具有她所说的种种美德，甚至连她没说到的我也宁愿其有。多年来，人们之间的善意一向是我生活中的养料，近来却完全得不到了，因此，当生活中出现一丝类似善意的东西，我都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愉快地欢迎它。我对这位老太太产生了温暖的感情，我喜欢她到我跟前来，她离开时，我还感到惋惜，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现在，我经过客厅时，有幸（或不幸）听到的几句话彻底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现在我把她看透了，她虚伪，不真诚，是个拍马屁的人，是个刺探我一言一行的间谍。毫无疑问，为我的利益考虑，我以后最好仍以过去那种愉快的微笑和恭敬而亲切的态度与她交往。但是，我这个人是想装假也装不出来的：既然内心的感情变了，外在的表现就不能不变。我变得如此冷淡和有戒心，她不会看不出来。果然她不久就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她的态度也变了：亲切的点头变成僵硬的颔首，宽厚的微笑换作戈尔戈式的怒目而视；她那轻松愉快的饶舌不再以我为听众，而是转到“亲爱的孩子们”身上去了。她对孩子们的夸奖、纵容达到比他们的母亲更为荒唐的地步。

我承认，我对这一变化感到忧虑：我担心她的不快会带来种种后果，甚至还作出一定的努力试图恢复我失去的阵地——我取得的效果显然比预期的要好。有一次，我只是以一般的有礼貌的态度问候她的咳嗽好了没有，她那张本来拉长的脸顿时就松弛下来，化作微笑，并把有关她的咳嗽以及其他疾病的详细历史说给我听，接着又讲述她对上帝的虔诚和顺从，说话时用的还是她习惯的那种夸张的语气和雄辩的姿态，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

“但是，亲爱的，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医治的办法，那就是顺从，”（她仰一下头）“顺从上帝的意志！”（双手举起，目光朝上）“这样的态度支持我通过了一切考验，将来还会支持我。”（一连串的点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说这样的话，”（摇头）“但是，格雷小姐，我是一名虔诚的信徒！”（脑袋意味深长地点了一下，又往上仰）“感谢上帝，我一向是这样的，”（又点一下头）“并为此而自豪！”（作出一个夸张的拍手姿势，又摇摇头）在离去之前，她引了几段《圣经》，有的经文引错了，有的文不对题。接着，她又发表了几句表示虔诚的感叹的话，即使那几句话本身并不错，但她说话的特殊姿态非常滑稽可笑，我简直不愿重复了。她带着极为满意的心情——至少她自我感觉极好——仰一仰那颗大脑袋，就离开了我，使我不由地这样想：她的性格与其说是邪恶，还不如说是颇为软弱。

当她再一次来到威尔伍德大厦时，我甚至还对她说：看到她身体这么好，我很高兴。这话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她把这些表示礼貌的话当成是对她的阿谀奉承，她的面部表情顿时开朗起来。从那时起，她变得又宽厚又慈祥，好得不能再好了——至少外表上装得很像。根据我现在对她的了解以及从孩子们口中听到的情况，我知道，我只要在每个适当的场合说一句恭维的话，就能博得她热烈的友情，但是这种做法与我为人的原则相违背。由于我没有这样做，不久我又失去了这位反复无常的老太太的欢心，我相信她还常在暗中诋毁我。

她在儿媳妇面前说我的坏话不会对我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因为她俩之间并无好感——这主要表现在她常在背后用恶毒的语言诋毁她的儿媳妇，而她的儿媳妇对她的态度也过于冷淡，只是大面上还过得去而已。任凭老太太如何乞怜、讨好，也不能融化太太在她俩之间设置的那一道冰墙。老太太在处理与儿子的关系方面比较成功：只要她能抚慰儿子的暴躁脾气，注意不用粗暴的语言刺激他，那么儿子对她想说的一切话都愿意听。我有理由相信，她处心积虑地加深了他对我所抱的偏见。她可能会对他说：教师可耻地玩忽职守，就是他的妻子也没有尽到她应尽的责任，因此他必须亲自照管孩子们，否则的话，他们都会变坏的。

在这些话的怂恿下，他常常会不嫌麻烦地从窗口看着孩子们做游戏，有时还会尾随在他们身后穿过庭园。当他们在那口不准接近的水井旁玩水，在马厩与车夫谈话，或是在附近污秽的农家场院玩得兴高采烈而我因劝说无效正一筹莫展地站在一旁时，他常常会突然出现在孩子的身旁。同样，还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孩子们正在吃饭，桌上、身上都泼上了牛奶，还把手指伸进自己和别人的大奶杯里去，或像几只小老虎似地在抢食，这时，他的脑袋会出其不意地伸进教室。要是我当时一言不发，我就是在纵容孩子们的越轨行动；要是我恰好在为维持秩序而竭力呼喊（这是通常的情况），那就是行为过于粗暴，我说话的声气和语言都给女孩们立下了坏榜样。

我记得春天的一个下午，因为下雨，他们不能到户外去活动。也不知交了什么好运，他们的功课都做好了，但还不想下楼去纠缠他们的父母——他们喜欢下楼使我很生气，但是在下雨天气我实在禁止不住，因为他们觉得楼下新鲜、有趣，尤其是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尽管他们的母亲嘱咐过我别让孩子们离开教室，但真要是离开了，她也不会责骂，也不愿劳神亲自把他们送回来。但是，那一天孩子们似乎喜欢待在教室里，更奇妙的是，他们似乎愿意一起玩而不要我陪着他们玩，他们也不互相争吵。他们的消遣方式有点莫名其妙：三个人一起蹲在靠近窗口的地板上，玩一堆已经破损的玩具和一大批鸟蛋——其实是蛋壳，因为里面的蛋黄、蛋白幸好已被抽掉了。他们把蛋壳砸成碎片，我简直想象不出他们的目的何在，但是，只要他们能安静一会儿，不捣乱，我也就不管了。我享受到难得的宁静，就坐在壁炉前给玛丽·安的玩具娃娃缝一件外套。那活儿只留下不多几针了，我想缝完后就开始给母亲写信。突然，教室门开了。布罗姆菲尔德先生那颗黑黝黝的脑袋正在往屋里张望。

“这儿很安静嘛！你们在干什么？”他说，“至少今天还没有惹麻烦呢，”我想。但是，他的看法和我大不相同。他走近窗口，看到了孩子们的游戏，就生气地喊道，“你们究竟在干什么？”

汤姆说：“我们在砸碎蛋壳，爸爸！”

“你们这些小鬼怎么敢把这里弄成一团糟？你们难道没看见，你们干的讨厌事会把地毯给毁了吗？”（这是一条极普通的棕色粗毛地毯）“格雷小姐，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知道，先生。”

“你知道？”

“是的。”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竟会坐在那里随他们玩去，连一句责备的话都不说！”

“我觉得他们也没惹什么麻烦。”

“还说没惹麻烦！看看那儿吧！只要看看那条地毯就明白了——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以前难道发生过这样的事？难怪你的教室连猪圈都不如——难怪你的学生比一窝小猪更糟！——难怪——噢！我得说，这件事实在使我忍无可忍了！”说完这句话，他走出教室，砰地一声关上门，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

“这件事也使我忍无可忍了！”我低声说，一边站起身来，抓起拨火棍一次又一次地往炉火中扎去，以平时罕见的猛劲搅动着余烬，表面看来我是在添火，其实是藉此压抑胸中的怒火。

此后，布罗姆菲尔德先生频频前来巡视，看教室是否整洁。由于孩子们总爱往地上乱丢东西，地板上有玩具的碎片、木棍、石头、树枝、树叶和其它垃圾，我无法禁止他们把这些东西拿进教室来，也无法让他们一一拣起，仆人们也不愿“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我只得花去一大部分宝贵的业余时间，跪在地板上，煞费苦心地把房间整理干净。有一次我对他们说：除非他们把扔在地毯上的杂物统统收拾干净，否则就不许他们吃晚饭。范妮拣起一定数量就可以了，玛丽·安要拣起范妮的两倍，她们留下多少都要由汤姆拣起来。说来也怪，两个女孩把她们该干的活都干了，但是汤姆却暴怒起来，他擂桌子，把面包、牛奶扔在地板上，揍他的两个妹妹，把盛煤的桶一脚踢翻，洒得满地都是煤，把桌子、椅子全都推倒，看来他想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弄成“道格拉斯肉泥烂酱”。我抓住了他，并派玛丽·安去把她的妈妈找来。尽管他对我又踢又打，不停地叫嚷、咒骂，但我还是把他抓得牢牢的，直到布罗姆菲尔德太太到来。

“这孩子怎么啦？”她说。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她解释清楚，但她只是叫保姆来收拾房间，并亲自把汤姆领去吃晚饭了。

“你瞧，”汤姆洋洋得意地说，他的目光从食物上方望过来，嘴里塞得满满的，几乎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你瞧着吧，格雷小姐！你瞧见了吧？我不听你的话照样吃上饭了，地上的东西我一件也没有拣。”

这座房子里唯一真正同情我的是那位保姆，因为她以前也曾受过同样的折磨，尽管程度要轻些。教育孩子的工作不归她管，因此她对孩子们的行为不必负过多的责任。

“哎哟，格雷小姐！”她会这样说，“孩子们让你遇上麻烦了！”

“是这样的，贝蒂，我敢说，你准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怎么能不知道！不过我可不像你似的真为他们生气。你知道，有时我给他们一巴掌，有时我用鞭子好好地抽他们一顿——那些小东西——大伙儿都说，对付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我为了这个砸了饭碗。”

“真的吗，贝蒂？我只听说你准备离开。”

“唉，上帝保佑你，是真的！太太已经通知我了，三个星期后离开。圣诞节以前她就对我说过，要是我再揍他们，就辞退我，可是我就得揍他们。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干的，因为玛丽·安小姐比她两个妹妹要坏上一倍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