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曼先生在他那部粗制滥造、极度误导读者的著作中，用了几句措辞不当的话来叙述塞巴斯蒂安的童年，描绘了一幅荒谬可笑的画面。给一个作家当秘书是一回事，撰写一个作家的生平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写传记是出于一种欲望，想趁着新坟上的鲜花尚可用利润之水浇灌之时把自己的书投向市场，那么试图把商业的急功近利与详尽的研究、公平、智慧结合在一起，则更是另一回事了。我并不是要破坏任何人的名誉。我可以断言，仅凭一架噼里啪啦的打字机所产生的动力，就能让古德曼先生说出“把俄式教育强加给一个一向意识到自己血统中有丰富英国血脉的男孩子”，这样的断言绝不是诽谤。古德曼先生接着说：“这种外国影响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此当他更成熟时，回忆起那些留着大胡子的农民、东正教象征物、俄罗斯三角琴的持续低音（这些取代了健全的英国教育），总会不寒而栗。”

我们不值得花时间去指出，古德曼先生对俄国环境的概念不符合实际，这么说吧，就像卡尔梅克人对英格兰的概念不符合实际一样，卡尔梅克人认为英格兰是个黑暗的地方，那里的小男孩们被留着红胡子的校长鞭打致死。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塞巴斯蒂安是在知识分子的文雅氛围中长大的，这种文雅氛围把俄国家庭的精神高雅与欧洲文化的精粹结合在一起；无论塞巴斯蒂安本人对他记忆中的俄国往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来没有降低到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那么庸俗的程度。

我还记得比我大六岁的塞巴斯蒂安年少时在一盏壮观的煤油灯的温馨气氛里用水彩颜料快乐地乱画的情景；现在这盏灯仍在我的记忆中闪亮，它那粉红色丝绸灯罩似乎是塞巴斯蒂安用湿笔画就的。我看见自己那时有四五岁，踮着脚尖，伸着脖子，晃来晃去，想避开我哥哥不断移动的胳膊肘看一眼他面前的颜料盒；那黏稠的红色系颜料和蓝色系颜料被他的画笔蘸过多次，已少了许多，露出了搪瓷盒底，微微闪光。每次塞巴斯蒂安在锡制盒盖的内面调色时，总会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他面前玻璃杯里的水就会变浑，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神奇色彩。他的深棕色头发剪得很短，露出了长在半透明的玫瑰红色耳朵上的一小块胎记。这会儿我已经吃力地爬上了椅子，可他还是没有注意我。我摇摇晃晃地一使劲，伸手去摸颜料盒里最蓝的色块，这时他才注意到我。他一晃肩膀，把我推开，但仍不转身，仍像往常那样不和我说话，对我还是那样冷漠。我记得我从楼梯的栏杆往下看，看见他正在上楼，那时他刚放学，穿着黑色校服，系着那条我特别渴望得到的皮带，他上得很慢，懒洋洋地，还费力地拖着黑白两色的书包；他拍打着栏杆，不时跨两三级楼梯，然后拉着栏杆把身子提上去。我撅起嘴唇，吐出一口白色的唾沫，唾沫往下掉啊，掉啊，却总是掉不到塞巴斯蒂安身上；我这样做并不是想惹他，而只是想让他注意到我的存在，然而这种伤感的努力从来没有奏效过。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乡间住地的公园里，他骑着一辆低把手自行车沿着阳光斑驳的小路慢慢地滑行，让车蹬保持不动；我跟在他后面小跑，当他那双穿着凉鞋的脚踏下车蹬时，我就跑得快一点；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跟上咔哒—咔哒—嗞—嗞作响的后车轮，可他还是不理我，很快就把我甩在后面，我很无奈，仍然喘着粗气追着跑。

后来，他长到了十六岁，我是十岁，他有时会帮助我复习功课，他讲解的时候说话很快，很不耐烦，因此起不了什么作用；过了一会儿他就会把铅笔放进口袋，气呼呼地大步走出房间。在那个时期，他个子已经很高了，面色发黄，上嘴唇上方有一点发暗。他留着分头，头发光亮，他还在一个黑封皮练字本里写诗，并把本子锁进他的抽屉里。

有一次我发现了他放钥匙的地方（他房间里白色荷兰火炉近旁的一个墙缝），我打开了他的抽屉。那个练字本就在里面，还有他的一个同学的妹妹的照片、几枚金币、一小布包紫罗兰糖。那些诗歌是用英语写的。父亲去世前不久，我们曾在家里上过英语课，我虽然从来都没学会讲流利的英语，但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还是比较自如的。我模糊地记得，那些诗歌很浪漫，充满了黑玫瑰、星星及大海的呼唤，可是有一个细节很突出，我记得非常清楚：每首诗下面该签名的地方都画着一个国际象棋的黑色小棋子——“骑士”。

我尽力把童年时代所见到的我哥哥的情况整理成一幅连贯的画面，比如说一九一〇年（那年我刚记事）到一九一九年（那年他去了英格兰）之间的情况。可是这个任务却无法完成。塞巴斯蒂安的形象不是作为我孩童时代的一部分出现的，因此无从选择也无法发展；他的形象也不是作为一系列熟悉的幻象出现的，而是作为几个明亮的片断进入我脑海的，仿佛他不是我们家的固定成员，而是一个偶然的来访者，穿过亮着灯的房间，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隐没在黑夜之中。我做出这样的解释，与其说是基于我年幼时没兴趣与一个做玩伴不够小、做导师不够大的人刻意发展关系的事实，不如说是基于塞巴斯蒂安惯常的冷漠态度，他从来不承认我对他的亲情，也从来不培育这种亲情，尽管我非常爱他。我或许可以描述他走路、嬉笑或打喷嚏的样子，但这些都不过是从电影胶片上剪掉的碎片，与基本的戏剧没有共同之处。而戏剧确实存在。塞巴斯蒂安永远忘不了他的母亲，也永远忘不了他的父亲是为母亲而死的。由于家里人从来不提他母亲的名字，反倒给充斥他年轻敏感心灵的那种记忆中的魅力增添了病态的吸引力。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清楚地回忆起他母亲没与父亲离婚时的情况；也许他还记得一点，并将其视为自己生命背景中一缕柔和的光。我也无法说明他在九岁时重见他母亲时有什么感觉。我妈妈说，他当时无精打采，一句话都不说，后来再也没提过那次令人悲伤的、没有尽兴的短暂会面。塞巴斯蒂安在《丢失的财物》中暗示，他对快乐地再婚的父亲有一种朦胧的愤恨，后来他得知了父亲进行那次致命决斗的原因，愤恨就变成了一种狂热的崇拜。

塞巴斯蒂安写道（引自《丢失的财物》）：“我对英格兰的逐渐了解，给我最亲切的回忆注入了新的生命……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我去欧洲大陆旅游了一趟，在蒙特卡洛宁静地住了两个星期。我记得那里是有个什么赌场，很多人在里面赌博，可是就算有的话，我当时也没注意到，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一个虚饰浮夸的故事；我高兴地说，那部作品遭到很多出版商的拒绝，他们的人数就跟我下一本书的读者人数一样多。有一天我出去散步，走了很远，发现了一个叫做罗克布吕纳的小镇。十三年前，我的母亲就是在罗克布吕纳去世的。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告诉我她去世消息的那一天，以及她下榻的小旅店的名字。那旅店名叫‘紫罗兰’。我问一个汽车司机是否知道这样一个旅店，他说不知道。后来我又问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他给我带了路。我终于来到一所浅粉色的别墅前，别墅的房顶砌着典型的普罗旺斯式圆形红瓦片。我注意到院门上画着一束紫罗兰，画得很差。这就是那所房子啦。我穿过庭院去跟女房主说话。她说她最近刚从原房主那里买下这所旅店，不了解过去的事。我请求她允许我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有一个老头从一个阳台上偷偷地看我，他身上凡是我能看见的部位都是赤裸的，但除他之外，周围没有别人。我在一棵大桉树下的蓝色长椅上坐下来，桉树的皮剥落了一半，这种树似乎总有这样的情况。随后，我尽量像我母亲当年那样审视这所粉红房子、这棵树以及这个地方的全貌。我感到遗憾，不知道哪个窗户是母亲住过的房间的窗户。从这所别墅的名字来判断，我能肯定那时候母亲眼前就有这么一个种着紫色三色堇的花坛。我设法让自己渐渐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那粉红色和绿色似乎在一瞬间闪烁起来，漂浮起来，就像透过一层薄雾看到的一样。我母亲的模糊身影出现了，她身材苗条，戴着大宽边帽，慢慢地走上台阶，台阶似乎化成了水。我突然听见啪啦一声，这才回过神来。原来是一个橘子从我膝盖上的纸袋滚落到了地上。我拾起橘子，离开了庭院。几个月之后，我在伦敦碰见我母亲的一个表哥。我们谈着谈着，我就说起我拜谒了母亲去世的地方。‘啊，’他说，‘可是她去世的地方是另一个叫罗克布吕纳的小镇，在瓦尔省。’”

我好奇地注意到，古德曼先生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竟欣然评论说：“塞巴斯蒂安·奈特是那么热衷于事物的滑稽一面，那么不会关心事物的严肃核心，因此他想方设法取笑那些被人类其他成员理所当然地视为神圣的亲情，尽管他并非生性冷酷或玩世不恭。”怪不得这位严肃的传记作者在故事的每个要点上都与他的主人公格格不入呢。

由于已经说过的原因，我不打算有条不紊地连续描述塞巴斯蒂安的少年时代；假如塞巴斯蒂安是个虚构的小说人物的话，我一般会那样写的。假如那样的话，我会描述主人公从婴儿到青年的顺利发展过程，希望读者从中受到教育并得到消遣。可是如果我尝试用那种方法写塞巴斯蒂安的话，最终会写出“biographies romancées”——那种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文学作品。所以，还是让那扇门关着吧，只从门下透出一线长长的亮光；让隔壁屋里的灯光也熄灭吧，塞巴斯蒂安已在里面安睡；让涅瓦河岸上那所美丽的橄榄绿房子逐渐消逝在蓝灰色的寒夜里吧，伴随着寒夜的是轻轻飘落的雪花，它们滞留在高耸的街灯那酷似月光的白光之中，洒在我父亲房间凸肚悬窗下的叠涩人形的巨大四肢上，那两个大胡子人形正以阿特拉斯之力支撑着窗户。我的父亲已经故去；塞巴斯蒂安在隔壁屋子里熟睡，或至少是像老鼠一样安静——我则躺在床上睡不着，凝视着眼前的一片黑暗。

大约二十年后，我专程去了一趟洛桑，寻找一位瑞士老妇人，她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家庭教师，后来也教过我。她一九一四年离开我们的时候一定有五十来岁了；我们早就和她断了联系，所以一九三六年时我不能肯定她是否还健在，也没有把握能找到她。可我还是找到她了。我发现那些在俄国革命前曾在俄国做过家庭教师的瑞士老妇人有一个协会。正如带我去那里的那个很和善的先生所说，她们“生活在过去”，正安度晚年——这些女士大多已年老力衰——她们平时交流体会，争吵琐事，对旅居俄国多年回来后所发现的瑞士现状提出批评。她们的悲剧在于：在国外的那些年里，她们一直拒绝接受外国的影响（甚至连最简单的俄语单词都不学）；她们对周围环境有某种程度的敌意——我过去常听见老师哀叹自己流亡异乡，抱怨自己受怠慢遭误解，渴望回到美丽的祖国；然而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回国之后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变了样的国家，成了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因此，由于情感作怪，俄国（对她们来说，俄国一直是个不可知的深渊，在令人窒息的小后屋有灯光的角落后面隆隆回响，小后屋的墙上挂着镶在珍珠相框里的家人合影和一幅有西庸古堡风景的水彩画），那不可知的俄国，现在倒像一个失去的乐园，成了一个辽阔、模糊，但回想起来还是很友好的地方，住满了感伤的幻想人物。我发现老师耳朵很聋，头发已灰白，但还像以往那样健谈。她动情地拥抱我之后，便回忆起我童年的小事，可她讲的事要么完全走了样，让我失望，要么是我从来不记得的，让我怀疑是否真有其事。她不知道我妈妈早已辞世，也不知道塞巴斯蒂安三个月前去世了。顺便说一句，她甚至不知道塞巴斯蒂安是个大作家。她虽然泪流满面，情真意切，但似乎因为我又没和她一起哭而恼火。“你总是那么有自制力，”她说。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塞巴斯蒂安的书，请她讲一讲我哥哥小时候的事。老师是在我父亲再婚后不久来到我家的，可是她对过去的事印象那么模糊，思绪那么混乱，竟谈起了我父亲的前妻（“cette horrible Anglaise”），仿佛像了解我妈妈（“cette femme admirable”）一样了解她。“我可怜的小塞巴斯蒂安，”她哭着说，“他跟我那么亲，对我那么好。啊，我还记得他张开小胳膊搂着我脖子的样子，他说：‘泽勒，除了你我谁都恨，只有你一个人懂我的心。’我记得那天我轻轻地打了他的手——une toute petite tape——因为他对你的妈妈很不礼貌；他的眼神让我想哭，还有他的声音，他说：‘谢谢你，泽勒。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

老师就这样讲了很长时间，我感到很别扭，很郁闷。我几次想转换话题，最后才成功——到那时候，我已经声嘶力竭了，因为她不知道把自己的号角状助听器放到哪里去了。后来她又谈到她的邻居，一个比她年龄还大的小个子胖女人，我刚才在过道里踫见过。“那个好女人耳朵很聋，”她抱怨说，“还是个可怕的撒谎的人。我能肯定她只教过杰米多夫亲王夫人的孩子——从来没在那儿住过。”我离开时，老师喊道：“你写那本书吧，写那本有意思的书吧，把它写成童话，让塞巴斯蒂安当王子。被施了魔法的王子……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塞巴斯蒂安，你要小心，女人们会爱慕你的。他总是笑着回答：唔，我也会爱慕她们的……”

我从内心里感到尴尬。她咂着嘴唇亲了我一下，拍了拍我的手，又流下了眼泪。我瞥了一眼她那昏花的老眼、黯淡无光的假牙，瞥了一眼她胸前的石榴石别针，那别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分别了。天正下着大雨，我感到既羞愧又恼火，我竟然中断了第二章的写作来做这次毫无意义的参拜之旅。有一个印象特别让我失望。她竟然没问我塞巴斯蒂安后来的生活，甚至没问他是怎么死的，一句都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