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塞巴斯蒂安取得了第一次真正的成功，这促使另一家出版社（布朗森）出版了《棱镜的斜面》的全新版本。只是在这时，这部小说才因其真正的价值受到赞赏，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如《成功》或《丢失的财物》销售得那么好。对于处女作来说，它显示了极大的艺术意志力和文学自控。塞巴斯蒂安·奈特使用戏谑性模仿的手法作为一种跳板，以便跳进严肃情感的最高境界，这是他常用的方法。J·L·科尔曼把这种手法叫做“小丑长出翅膀、天使模仿翻头鸽”，在我看来，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棱镜的斜面》对文学行当的某些技巧进行了巧妙的戏谑性模仿，在此基础上，这部作品的销量一路飙升。塞巴斯蒂安·奈特一直以一种近似狂热的仇恨搜寻那些曾一度光鲜、现已陈旧不堪的事物，也就是那些混杂在鲜活事物中的已死去的事物；这些已死去的事物假装有生命，一再被粉饰，继续被那些懒于思考、不解其诈的人们平静地接受。大概陈腐的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而且我们可以争辩说，如果这个或那个完全陈旧的题材或风格仍然能取悦读者、让读者开心的话，继续利用它并没有多大罪过。可是在塞巴斯蒂安·奈特看来，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例如借用侦探小说的技法，都会成为肿胀恶臭的死尸。他根本看不上“廉价的恐怖小说”，因为他不关心普通的教益；让他恼火的总是二流小说，而不是三流或N流的小说，因为在二流小说里，那种“假装”在可读性强的阶段就开始了；从艺术的意义上讲，这是不道德的。可是《棱镜的斜面》并非仅仅对一个侦探故事的背景进行了嬉闹的戏谑性模仿，还俏皮地模仿了许多其他事物：例如，塞巴斯蒂安·奈特凭着他对隐密的腐败的奇异感觉注意到现代小说里有某种文学习惯，具体地说，就是把各色人等组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一个旅馆、一座孤岛、一条街道）的流行技法。在这本小说的进程中，作者还讽刺了多种不同的文风，讽刺了把直接引语与叙述和描述相混合的问题，文雅的作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通常是，在字典里找尽可能多的词来表达“他说过”的意思，很可能用上了从“acceded”到“yelped”之间所有的词。可是，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不明显的玩笑只不过是作者的跳板而已。

十二个人坐在一个提供膳宿的小旅馆里；作者对这所房子描述得十分细致，但为了强调“孤岛”的信息，对小镇的其他情况则轻描淡写，只是把小镇作为大自然的薄雾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噩梦相混合的次要载体，以及舞台道具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噩梦相混合的主要载体。正如作者（间接）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与一种电影手法有关系，那种手法展现女主人公在学校住宿的艰苦岁月里与那些相貌平平、比较讲求实际的学友们截然不同。膳宿旅馆的十二个房客里有一个叫G·埃比森的，是艺术品经销商，有人发现他死在房间里，是被杀害的。当地的警官（作者只描述了他的靴子）给伦敦的一位侦探打电话，请他马上过来。侦探迟迟未到，因为他接连遇到了倒霉事（他的小汽车轧着一个老太太，后来他又乘错了火车）。在这期间，警方仔细审查了膳宿旅馆里所有的房客，还加上一个偶然过路的人，老诺斯别格，发现血案时他正好在旅馆大厅里。诺斯别格是个温和的老先生，留着白胡子，靠嘴边的胡子颜色发黄，他热衷于收集鼻烟壶，这种嗜好于人无害。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嫌疑；其中一个显得不诚实的美术系学生似乎特别可疑：警察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六条沾有血迹的手帕。顺便说一句，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作者为了简化事件并使其“紧凑”，没有提及任何仆人或旅馆雇员，也没有人关心他们为何不存在。然后，故事里的某种因素开始快速地、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必须记住，侦探还在半路上，G·埃比森的僵硬尸体还留在地毯上）。情况渐渐明晰起来，原来所有的房客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住三号房的老夫人竟然是住十一号房的小提琴手的母亲。住在前面卧室的小说家实际上是住三楼后间的少妇的丈夫。那个可疑的美术系学生正是少妇的弟弟。那个对大家都那么彬彬有礼的庄重的圆脸男人，恰好是暴躁的老上校的管家。老上校看来是小提琴手的父亲。这个逐渐解密的过程继续进行，变得越来越温馨：美术系学生和住五号房的小胖女人已经订了婚，而小胖女人则是老夫人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住六号房的草地网球业余赛冠军竟然是小提琴手的弟弟，小说家是他们两人的叔叔。住三号房的老夫人是暴躁的老上校的妻子。当这些情况都弄清楚时，所有房门上的号码都被悄悄地抹掉了，膳宿旅馆母题就被乡村宅邸母题及其一切自然涵义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故事讲到这里开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先前被表现得颇具喜剧性的时间概念（侦探迷了路……夜间被困在某个地方），现在似乎蜷起身子睡了大觉。现在众多人物的生命闪射出光彩，具有了真正的人性意义，而G·埃比森的被封住的房门不过是被遗忘的杂物间的房门。一个新的情节、一个与小说开头没有任何联系的戏剧，似乎就这样突然被推回梦境里，它似乎挣扎着要生存并闯入光亮之中。可是正当读者在愉快的现实的氛围中感到安全时，正当作者的文笔的优雅和光彩特质似乎暗示着某种高尚和丰富多彩的意向时，突然响起了怪异的敲门声，侦探上场了。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戏谑性模仿的泥潭。那侦探是个看着不大可靠的家伙，说话时总吞掉词首的［h］音，作者这样描写似乎是想让故事显得新奇；因为它所戏谑模仿的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流行模式，而是由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流行模式引发的现代人的反应。那些房客重新受到审查。人们又对新的线索进行猜测。温和的老诺斯别格在周围闲逛，他心不在焉，对谁都没有恶意。他解释说，他刚才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有没有空的客房。作者似乎马上就要使用陈旧的噱头来证明，看起来无辜的人原来是最主要的坏人。侦探突然对鼻烟壶有了兴趣。“啊啰，”他说，“阿特身体袄吗？”突然间，一个警察步履沉重地走了进来，面孔绯红，他报告说尸首走了。侦探说：“你说‘走了’是啥意思？”警察说：“走了，长官，屋子空了。”大家哭笑不得，悬念顿生。老诺斯别格平静地说：“我想，我能解释。”他慢慢地、小心地摘下胡子、灰白假发、墨镜，露出了G·埃比森的面孔。“你们要明白，”埃比森先生带着自谦的微笑说，“谁都不喜欢被谋杀。”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说明这本书的运作方法，至少是部分运作方法。只有直接阅读这本书才能欣赏到它的美、幽默和感染力。可是为了启发那些对这本书中惯用的变形方法感到困惑的人，或那些在发现一本全新的书的过程中仅仅因为找出书中有些东西不符合“好书”的概念而感到厌恶的人，我要指出，你一旦明白《棱镜的斜面》里的主人公们是可以被宽泛地称为“创作方法”的那种主人公，你就可以尽情地欣赏这本书了。这就好比一个画家说：注意，我在这里给你们看的不只是一幅风景画，而是一幅表现如何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描绘同一处风景的画；我相信，把这些不同的方法和谐地结合起来，就会展现出我想让你们看见的那处风景了。塞巴斯蒂安在他的第一部书里进行了这种试验，并得出了符合逻辑的满意的结论。他用“归谬法”来检验这种或那种文学方法，然后逐个排除，最后推断出自己的方法，并在创作下一部书《成功》时充分利用。他似乎上了一个层次，上了一级台阶，因为如果说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以文学创作方法为基础的，那么这第二部小说则主要表现人类命运的运行方法。塞巴斯蒂安·奈特占有了大量的资料（他有一个基本设想，相信作者有能力发现自己想知道的关于他的人物的一切信息，因此他才有可能积累大量的资料；这种能力仅仅受到他选择资料的方式和意图的限制，选择不应是搜罗一堆杂乱无章的、毫无价值的细节，而应是进行明确的、有条不紊的探寻），他用科学的精确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审查和排除，通过这种方法，他用长达三百页的《成功》表现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作家尝试过的一项最复杂的研究。小说告诉我们，一个从事商贸工作的旅行者珀西瓦尔·Q在一生的某个阶段、在某些条件下遇见了一个会使他终生幸福的姑娘——一个魔术师的助手。他们两人的相遇很偶然，或者说看起来很偶然：在公共汽车司机罢工那天，他们恰巧都坐上了一个和蔼的陌生人开的小汽车。这就是习惯的思维模式：一件事如果只作为实际发生的事来看是索然无味的，可是如果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审视，它就成了产生巨大心理快乐和激情的源泉。作者的任务是弄清楚这种习惯的思维模式是怎样得来的；他必须调动他的全部艺术魔力，以便发现能让两条生命线接触的具体方式——实际上整本书就是一场对多种因果关系所做的绝妙赌注，或者说是对偶发事件进行的原因学探密。赌注的投注赔率似乎没有限制。作者对几条明显调查线索的追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作者往回调查，弄清楚了公共汽车司机罢工为什么偏偏定在那一天，还弄清楚了某个政客对数字“九”的终生偏爱是这事件的根源。这个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于是我们放弃了这条线索（但作者还是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目睹了在一个聚会上发生的激烈辩论）。另一条虚假的线索是那个陌生人的小汽车。我们努力去弄清他是谁，是什么原因让他在一个特定的瞬间驶过一条特定的街道，可是当我们知道了近十年里他每个工作日都要在同一时间经过这条街去上班后，并没有得到多少启发。因此我们不得不假设：促使那一对男女相遇的多种外部条件，并不是命运对它的两个臣民采取行动的例证，而是一个并非偶然随意的特定整体、一个固定的点；所以我们基于清醒的认识转而研究另一个问题：在所有的人当中，作者为什么偏偏让Q和那个叫安妮的姑娘来到那个特定的地点，还肩并肩地在人行道边上站了片刻？于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追溯那姑娘的命运线，然后又追溯那男子的命运线，把结果进行比较，然后再逐一追溯这两个人的生活。

我们了解到许多奇怪的事情。这两条越离越近、最后汇合在一起的线，实际上并不是构成三角形的那种直线，不会逐渐远离，通向一个未知的底线；它们是波浪状的线，有时离得很远，有时又几乎相碰。换句话说，在这两个人的生命中，至少有两次偶然相逢的机会。每一次，命运似乎都为这样的会面做了最精心的准备；它有时触摸这种可能性，有时触摸那种可能性；它遮蔽各个出口，重新油漆路标；它匍匐在地上收紧网袋，网里有蝴蝶扑棱翅膀；它给最小的细节安排了发生的时间，不让任何事偶然发生。对这些秘密准备工作的披露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当作者考虑到地方和环境的一切外部特征时，他的观察力似乎十分敏锐。可是每次总有一个小小的失误（一点瑕疵的阴影、一个被人忽略的可能性的被堵塞的漏洞、自由意志的一次变故）破坏了必然论者的兴致；这两条生命再次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越离越远。于是珀西瓦尔·Q在最后关头由于被一只蜜蜂蜇了嘴唇而没能去参加聚会，而命运已历尽千辛万苦把安妮带到了聚会地点；结果，安妮由于性情使然没能去Q的兄弟受雇的那个失物招领处，没能得到那份命运精心策划的工作。但是命运的意志太顽强了，绝不因失败而气馁。它最后还是成功了，靠的是诡秘的妙计，其诡秘之处在于：它不动声色就把那对年轻人带到了一起。

关于这本既构思巧妙又让人愉悦的小说，我不打算讲更多的细节了。这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尽管他后来出的三部作品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它。正如我对《棱镜的斜面》所做的说明那样，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成功》的运作方法，也许有损于这部作品本身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除了它的诡秘妙计之外。我再补充一点，《成功》里有一段竟与塞巴斯蒂安·奈特在完成这本书最后几章时的内心活动有关，因此我有必要在此引用这一段，以便 与一系列评论进行对比，那些评论涉及作者大脑的活动，而没有涉及他的艺术中富于情感的一面。

“威廉［安妮的第一个未婚夫，脾气很怪，有女人气，后来抛弃了她］像往常那样送安妮回家，在漆黑的门廊里搂抱了她。突然间，安妮感觉威廉的脸有些湿。威廉用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手去摸手绢。‘大雨下在天堂里头，’他说……‘代表幸福的洋葱头……可怜的威利不由自主成了垂柳。’他吻了吻安妮的嘴角，然后擤着鼻涕，发出轻微的破擦声。‘成年男人是不哭的，’安妮说。‘可我不是成年人，’威廉呜咽着说，‘那月亮很幼稚，那潮湿的人行道很幼稚，爱神是个吸吮蜂蜜的婴儿……’‘别说了，’安妮说，‘你知道吗，我就讨厌你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太傻了，太……’‘太像垂柳了，’威廉叹息着说。他又吻了她；他们两个人站着，活像一尊柔软的轮廓朦胧的双头黑雕像。一个警察用链子牵着‘黑夜’从他们身边走过，然后停下来让它嗅邮筒。‘我像你一样幸福，’安妮说，‘可是我一点儿都不想哭，也不想胡说。’‘可是你难道不明白，’威廉小声说，‘你难道不明白，幸福充其量不过是个表演自己必定死亡的小丑吗？’安妮说：‘晚安。’她走开时，威廉冲着她喊：‘明天八点。’他轻轻地拍了拍房门，然后沿着街道溜达着走了。他想，安妮很温暖，也很漂亮，我爱她，这都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我们会逐渐死去。我受不了我们慢慢滑回过去的感觉。刚才的亲吻已经消逝，《白衣女人》［他们那天晚上刚看过的电影］彻底消逝了，刚才过路的警察也消逝了，就连那房门也完全消逝了。前一刻的想法到了这会儿已经消逝了。科茨（医生）说得很对，他说我的心脏太小，与我的个子不相称。一阵叹息。他自言自语地继续漫步，他的影子有时拉得很长，像个长鼻子，而当影子悄悄地缩回去绕着一根电灯杆时，又像是在行屈膝礼。威廉到达凄凉的住处时，花了很长时间爬上阴暗的楼梯。上床睡觉之前，他敲了敲魔术师的房门，发现那男人穿内衣站着，在察看一条黑裤子。‘怎么啦？’威廉说……‘他们不喜欢我的口音，’魔术师回答，‘可是我猜，我还是会得到那个表演机会的。’威廉在床边坐下说：‘你应该染染头发。’‘我的头秃得没有多少白发了，’魔术师说。‘我有时候想，’威廉说，‘我们身上掉下来的东西不知到哪儿去了——因为它们总得有个去处，你知道吗——掉的头发呀，剪下的指甲呀……’‘你又喝酒了吧？’魔术师说，语气中并没有多少好奇的成分。魔术师细心地叠好裤子，他叫威廉离开床，以便把裤子放到床垫下面。威廉坐到一把椅子上，魔术师继续干他的事；他的小腿肚上汗毛竖立，他的嘴唇噘着，他的手轻柔地移动。‘我只是感觉幸福，’威廉说。‘你看着不像，’严肃的老人说。‘我可以给你买一只兔子吗？’威廉问。‘必要的时候我会租一只，’魔术师回答，‘必要’两字拖得很长，好像那是一根长长的丝带。‘荒唐可笑的职业，’威廉说，‘发了疯的扒手，口中还念念有词。乞丐帽子里的硬币和你的高帽里的蛋饼。出奇地相同。’‘我们已经习惯了别人的侮辱，’魔术师说。他冷静地熄了灯，威廉摸索着走出屋子。在威廉自己的房间里，床上的书似乎不情愿给他挪地方。他脱衣服时想象着穿上洗干净的、被阳光晒过的衣服时那种久违的快乐，想象着蓝色的水和发红的手腕。他能求安妮给他洗衬衫吗？他真的又惹恼她了吗？安妮真的相信他们两人总有一天会结婚吗？她那双无邪的眼睛下方的光亮皮肤上那些浅色小雀斑。她那有点突出的右前牙。她那柔软而温暖的脖子。威廉再一次感觉眼泪要夺眶而出。安妮会不会像梅、朱迪、朱丽叶、奥古斯塔以及他的其他‘爱情余烬’那样，走同一条路呢？威廉听见隔壁屋里的舞女锁上了房门，洗洗涮涮，碰倒一个罐子，伤感地清嗓子。什么东西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魔术师开始打呼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