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部小说的俄文书名《玛申卡》（Mashenka）——“玛丽亚”（Maria）的次派生昵称——几乎无法合理地音译出来（重音在第一个带“a”的、读音和在“ask”中的“a”一样的音节上，再加上一个像在“mignon”里的读音腭音化的“n”）。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时候，我决定用《玛丽》（Mary），这个名字似乎和俄文书名所具有的自然纯真最相匹配。

《玛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是在柏林开始写这本书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结婚后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图书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两年后出了德文版（乌尔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没有读过。除此之外，在长达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难忘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译本。

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接受的极少数的一般规则之一。我的《说吧，记忆》（始于一九四〇年代）的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忆和加宁的回忆之间有着某些相同之处。他的玛丽和我的塔玛拉是孪生姐妹，都有祖传的林阴道，奥列杰日河流淌在两本书中，今天的罗日斯特维诺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鹅版（《说吧，记忆》，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简直就是小说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当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写自传第十二章的时候，并没有查看《玛申卡》；而现在当我查看了以后，这个事实让我着迷：尽管有添加上去的虚构成分（例如和村子里的小流氓打架，或在无名小镇萤火虫间的幽会），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传作者的一丝不苟的忠实叙述中，包含着更为浓烈的个人现实的精华。起初，我不明白怎么可能这样：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节和夸耀地虚构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让两个人物出现在玛丽的信里）的同时，怎么还能保留住自己的经历中那激动人心之处，以及那悦人的气氛；我感到特别难以相信的是，文学中的模仿竟能和纯粹的真实相争。但是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和《说吧，记忆》里的我相比，加宁距离他的过去，比我要近三倍。

由于俄国非同一般地遥远，由于思乡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你痴迷的伴侣，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忍受这个伴侣的令人断肠的怪癖，我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丝毫不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无知和缺乏经验的产物，任何一个评论家都能够很容易地开着玩笑就列出表来，但是对我（在这个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来说，里面的几个场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养病，谷仓音乐会，划船）；如果我当时想到了的话，就会把这些场景完整地移到后来的作品中去。与格伦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翻译应该忠实于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译不是我的文本时我会坚持的那样忠实。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译成为King，Queen，Knave（《王，后，杰克》）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所使用的轻浮专横式修改翻新，在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我认为惟一需要作出调整的，仅限于在那么三四段中暗指俄国惯常事务的简短的词语（对于同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对于外国读者是无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宁按儒略历计算的日期改为按通用的公历计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们八月的第二周，等等）。

我必须以下面的嘱咐来结束这篇序言。正如我在《时尚》的一次采访（一九七〇年）中回答艾伦·塔尔梅提出的问题时所说：“一个作家的传记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异乎寻常的经历的记录，而是具有他的风格的故事。只有从这个角度，人们才能恰当地评价我的第一个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不妨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另外的话和仍旧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个伪信条有关。尽管一个傻瓜会争辩说orange是organe的梦幻般的变换字母顺序的变音词，我还是劝维也纳代表团的成员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分析本书第四章结尾处克拉拉做的梦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