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生活常规这个意义而言，和柳德米拉断绝关系之后加宁的日子变得更空了，但是他并未因为无所事事而感到厌倦。他全神贯注在回忆之中，根本没有意识到时间。他的影子住在多恩太太的膳宿公寓中，而他本人则在俄国，他重温记忆中的一切，仿佛那是现实似的。对他来说，时间变成了回忆的进程，逐渐展开。尽管在那遥远的过去，他和玛丽的恋情延续了不止三天，不止一周，而是长得多，但他并没有感到具体的时间和他重温过去的时间之间的差距，因为他的记忆并不把每一个时刻都考虑在内，而是跳过那不值得记忆的段段空白，只照亮那些和玛丽有关的时刻。这样，在过去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差距了。

似乎他的过去以那种已经达到的完美形式，像是一个常规的模式贯穿于如今他柏林的日常生活之中。无论加宁现在做什么，过去的另一种生活永远慰藉着他。

这不仅是回忆，还是一种比他的影子在柏林所过的生活更真实、更热切的生活。它是在真正柔情关怀下发展起来的奇妙异常的浪漫史。

在俄罗斯北部，到了八月份的第二周，空气中就有了一丝秋的气息。时不时会有一片小小的黄叶从白杨树上落下；收割后的广阔田野呈现出秋日的明亮与空旷。在森林的边缘，还未被晒干草的农民割掉的一片高高的青草在风中闪着亮亮的光泽。迟钝的野蜂在紫红色的斑驳的花丛中安眠。一天下午，在园林中的一个亭子里——

是的，亭子。它建在深谷之上，桩子已开始腐烂，两边各有一道倾斜的小桥通到那里，桥面落满杨树花絮和松针，很滑。

亭子小小的菱形窗框上镶着颜色不同的玻璃：如果你从一块蓝玻璃向外看，世界便仿佛凝固在月球的朦胧意境之中；从黄玻璃往外看，一切就显得特别欢快；从红玻璃往外看，天空是粉红色的，树叶颜色深得像勃艮第红葡萄酒。有的玻璃被打破了，蜘蛛网把锯齿形的破边联结了起来。亭子里的墙是粉刷过的；从自己的别墅违禁溜达进这私家花园的度假者用铅笔在墙上和折叠桌上乱涂乱写。

有一天，玛丽和两个长得很一般的女友也漫步到了这儿。他先是在沿小河的路上赶上了她们，而且骑得离她们非常近，以致她的女友们惊叫着跳到了一边。他继续环绕着园林骑，然后从中间穿过，在远处从树叶缝里看着她们走进了亭子。他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尾随她们走了进去。

“这儿是私人宅院，”他用粗哑的低声说，“大门上还贴着告示呢。”

她没有回答，眼睛淘气地斜着看他。他指着墙上一处模糊的乱涂的地方问道：“是你写的吗？”

上面写的是：“玛丽、丽达和尼娜七月三日在此亭躲避雷雨。”

三人全都大笑起来，他也笑了。他坐在窗旁的桌子上，甩着两条腿，生气地发现一只黑袜子在脚踝处被他钩了个洞。突然玛丽指着丝袜上露出了粉红色肉的洞说：“看——太阳出来了。”

他们谈论雷雨、住在别墅里的人们、他得的斑疹伤寒、陆军医院那个滑稽的学生护理员，以及那场音乐会。

她的眉毛灵活可爱，皮肤较黑，上面覆盖着一层极其纤细的有光泽的茸毛，使她的双颊带上了特别温暖的色彩。她说话时鼻孔张大，发出短促的笑声，嘴里嗍着一根草茎上的甜香。她说话快，略带粗哑的喉音，有时突然有深沉的胸腔音，裸露的颈上颠动着一个浅凹。

傍晚时分他送她和她的女友回村子去，他们沿着林中一条长满野草的绿色小径走到有张歪斜的长凳的地方，他绷着脸对她们说：“通心粉长在意大利，小的时候叫做线面。意大利语里通心粉——迈克罗尼——的意思是迈克的蛔虫。”

他安排好第二天带她们一起去划船，但是她独自来了。在摇摇晃晃的栈桥上，他解开了又大又重的红木划艇的啷作响的铁链，取下了盖舱布，拧上了桨架，从一只长盒子里拿出了桨，把舵栓插进了钢座中。

远处传来了水磨房旁水闸门处持续的轰鸣声；可以看得清泡沫四溅的高处落下的层层叠叠的水流和在那附近漂浮着的松木上的金褐色的光泽。

玛丽坐在船尾。他用船钩把船推离岸边，然后开始缓慢地沿公园岸划去。岸上茂密的桤木丛在水上投下黑色的眼状斑纹的影子，许多深蓝色的小蜻蜓在四周飞掠。后来他把船朝河中心划去，在锦缎般的水藻小岛间穿行，而玛丽则一只手捏着转舵索的两头，另一只手垂在水中企图摘下黄烁烁的睡莲。桨每一划动，桨架便发出一阵嘎吱声，当他前伸后仰划桨时，面对着他坐在船尾的玛丽便交替着离他一近一远，她的海军蓝夹克敞着，里面一件薄薄的衬衫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这时河中映出了左侧的红土河岸，河岸上长满了杉树和总状花序的植物。红色的陡坡上刻着人名和日期，一个地方有人十年前刻上了一个颧骨凸出的巨大的脸。右岸坡很缓，斑驳的白桦树之间是片片紫色的石楠。然后在一座桥下船被包围在阴凉的黑暗之中；头上传来沉重的马蹄声和车轮声；船从桥下轻轻驶出，耀眼的阳光照得桨尖闪闪发亮，眼前展现出正在通过这座矮桥的干草车，以及一片绿草坡上一座门窗用木板钉上的亚历山大式乡间宅第的白柱子。然后一片阴森森的树林一直伸展到两岸水边，小船在一片轻柔的沙沙声中驶进了芦苇丛。

家里没有人知道这事；生活继续按亲切的、熟悉的、夏季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几乎没有受到在遥远地方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战争的任何影响。这座灰绿色木质旧房屋与侧翼之间由长廊相连，房屋的一对阳台装有彩色玻璃窗，这儿正对着花园的边缘，以及镶在花木茂盛的黑土花坛周围的橘黄色呈纽结形图案的园中小径。在有着白色家具的客厅里，大部头的旧杂志合订本堆放在绣着玫瑰花的桌布上，框架是椭圆形的向前倾斜地挂着的镜子里现出黄色的镶木地板，每当那架竖立的白色钢琴丁丁冬冬地奏出活力时，墙上用达盖尔银版法摄制的相片就似乎在倾听。傍晚，穿蓝衣服的高个子男管家戴着线手套端一盏绸灯罩的油灯出来，把灯放在阳台上，加宁便回家在点着灯的阳台上喝茶、吞食奶油点心。阳台地上铺着蒲席，通向花园的石阶旁是黑月桂。

现在他每天都和玛丽在河的另一边见面，那儿绿色的小山上有一所无人居住的白色宅子，那儿有个比他祖居旁的园林更大、更荒凉的园子。

在那所宅子前面的欧椴树下，在一片俯瞰小河的大露台上，有几张长凳和一张圆铁桌，铁桌中间有一个让雨水流掉的洞。从那儿可以看见下面远处有另一座桥，跨越在漂着绿色浮物的河的转弯处，那条路通向沃斯克列辛斯克。这个露台是他们最爱来的地方。

有一次，当他们在暴雨后一个晴朗的黄昏在此相会时，他们注意到在那张圆桌上有人写下了肮脏的句子。村子里的什么小流氓用一个简短、粗鲁的动词把他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而且那个词还拼错了。字是用难以擦去笔迹的铅笔写的，已经被雨水冲得有点模糊了。桌面上还沾着树枝、树叶和白色蠕虫般的鸟粪。

既然这是属于他们的桌子，既然这桌子因他们在此相会而变得神圣，他们便平静地、一言不发地开始用一把把青草擦掉那湿的字迹。当整个桌面变成可笑的淡紫色、玛丽的手指好像刚刚摘完欧洲越橘似的时候，加宁转过脸去，眯着眼使劲盯着其实是欧椴树叶但此时是一片温暖的流动着的黄绿色的东西，向玛丽宣布说他爱上她已经很久了。

在恋爱的初期，他们接吻勤得玛丽的嘴唇都肿了，在蝴蝶结下十分温暖的脖子上留下了轻微的吮吸的痕迹。她是一个快活得令人惊奇的姑娘，她的笑是出于幽默感而并非出于嘲笑。她特别喜欢音韵铿锵的句子、口号、双关语和诗。一首歌会在她脑子里记住两三天，然后被忘记，由一首新歌取代。比如说在他们头几次会面时，她用粗哑的声音不断深情地重复唱着：

他们把万尼亚的手脚捆住

他在狱中长期受苦受辱

然后她会用低沉的声音沙哑地笑着说：“多好听的歌！”在那段时期，最后一批甜甜的经雨水滋润生长在沟渠里的野山莓正先后成熟起来。她特别爱吃野山莓，事实是，她几乎是永远在嘴里啜着什么东西——一根草茎、一片叶子、一块水果硬糖。她口袋里总散放着蓝令牌焦糖，全都粘在一起，上面还沾着毛绒和乱七八糟的废物。她用一种叫“泰戈”的廉价甜味香水。现在加宁努力想重新体验那和秋日园林中的清新气息混和在一起的香气，但是我们知道，记忆可以使一切重现，惟独无法重现气味；尽管只有一度与之相联系的气味才能使过去完全复活。

有那么一会儿加宁停止了回忆，心想他如何竟能这么多年没有想到玛丽而仍然活着——然后很快她又出现了：她正沿着一条幽暗的、沙沙作响的小路奔跑，奔跑中那黑蝴蝶结就像一只巨大的黄缘蛱蝶。突然玛丽停了下来，抓着他的肩膀，抬起一只脚，开始把满是沙土的鞋在另一条腿上方那挨着蓝裙子边的袜子上蹭。

加宁衣服也没脱躺在床罩上就睡着了；回忆模糊起来，变成了梦。这梦很怪但非常珍贵，如果不是黎明时他被一种像一串雷声似的怪声音惊醒的话，他本来是会记得这梦的。他从床上坐起来倾听。雷声原来是他门外一阵莫名其妙的呻吟和拖动脚步的声音；有人在蹭他的门。在昏暗的黎明中，微微闪现的门把手突然被按了下去又弹了上来，尽管门没有锁但并未被打开。加宁愉快地期望会有什么奇遇，轻轻下了床，左手捏成拳头以备不时之需，右手呼地一下拉开了门。

一个男人像个巨大的玩具娃娃一下子面朝下倒在了他的肩上。这简直太意外了，加宁差点给了他一拳，但他立刻意识到这个人之所以倒在他身上是因为他站不住了。他把他向墙推去，摸索着开了灯。

在他面前站着的是老波特亚金，他光着脚，穿一件敞开能看得见灰白胸毛的长睡衣，头靠在墙上，大张着嘴喘气。没有了夹鼻眼镜，眼睛光秃秃地什么也看不见，一眨也不眨，脸是干土色，巨大的肚子在绷紧的棉质睡衣下一起一伏。

加宁马上意识到老人又犯心脏病了。他扶着他，波特亚金困难地移动着他褐灰色的腿，踉踉跄跄地走到椅子前倒在上面，头往后一仰，灰白的脸上大汗淋漓。

加宁把毛巾在水罐里浸了一下，把又湿又重的毛巾折叠放在老人裸露的胸口。他觉得在这巨大绷紧的身躯中所有的骨头随时都会啪的一声折断。

波特亚金吸了一口气，吐气时发出了嘘声。这不只是一次呼吸，而是一种极大的满足，使他的五官马上恢复了活力。加宁鼓励般地一笑，继续把湿毛巾敷在他身上，并且揉他的胸和两胁。

“好——点了，”老人轻声说。

“放心吧，”加宁说，“一会儿就会好了。”

波特亚金喘息着、呻吟着，扭动着赤裸的、巨大的、歪歪扭扭的脚趾头。加宁给他裹上了一条毯子，给他喝了点水，把窗子开大了一些。

“喘不过——气来，”波特亚金费力地说，“走不进你的房间里来——太虚弱了。不想——独自一个人死去。”

“你就放宽心吧，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天马上就要大亮了，咱们去请大夫。”

波特亚金用手慢慢地擦了擦额头，呼吸开始平稳些了。“过去了，”他说，“暂时过去了，我的滴剂已经用完了，所以才会这么厉害。”

“我们会给你再买些滴剂的。你愿意挪到我床上来吗？”

“不啦，我再坐一会儿就回自己屋去。现在已经过去了，明天上午……”

“咱们推迟到星期五吧，”加宁说，“签证跑不掉的。”

波特亚金用粗厚的舌头舐了舐干干的双唇。“他们已经在巴黎等我很久了，列维什卡，我侄女没钱给我寄路费来，啊，天啊！”

加宁坐在窗台上（刹那间他琢磨起不久前他在什么地方也这样坐过——突然他想起来了：装着彩色玻璃的亭子，白色的折叠桌，他袜子上的破洞）。

“请把灯关掉，老朋友，”波特亚金请求道，“刺得我眼睛痛。”

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一切都显得很陌生：早班火车的轰鸣，扶手椅中巨大的灰色幽灵，泼洒在地板上的水闪出的微光。这一切比加宁生活于其中的永恒的现实要神秘得多、模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