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科林在给戈尔诺茨维托夫准备茶。那一天，星期四，戈尔诺茨维托夫一早就得离开城市去会见一个芭蕾舞主舞女演员，此人想雇用一个芭蕾舞班子。因此当科林穿着一件肮脏不堪的小和服、光脚穿双破靴子、拖着步子走进厨房去弄热水时，公寓里别的人都还在睡觉。他那圆圆的、愚蠢的、长着个狮子鼻和一双倦怠的蓝眼睛的十分俄国式的脸虚胖发亮（他把自己看作是魏尔伦笔下的“半皮埃罗半加夫罗什”），他未经梳理的金黄色头发垂在前额上，散开的靴子带轻拍在地板上发出细雨般的声音。他像个女人那样噘着嘴，捣鼓着茶壶，然后开始热情地轻声哼起歌来。戈尔诺茨维托夫快要穿好衣服了：他戴上饰有圆点花纹的蝴蝶结领结，为一个刮胡子时碰破了的、现在正透过脸上厚厚的一层粉往外渗着脓血的疱发脾气。他五官端正，肤色较黑，长而卷曲的睫毛使他棕色的眼睛有种清澈天真的神情。他的黑头发剪得很短，微微有些卷曲。他像俄国马车夫那样把脖子后面剃得光光的，留着两道拳曲过耳的黑色连鬓胡子。他和同伴一样，个子矮，很瘦，腿部肌肉极为发达，但胸和肩狭窄。

他们成为朋友是比较近的事，曾一起在巴尔干某处的一家俄国歌舞酒吧跳舞，两个月前来到柏林，来碰碰演出上的运气。一种特殊的细微差别，一种古怪的不自然的态度使他们和其他房客不一样，但是说实话，谁也不能责备这幸福得像两只斑鸠一样、不伤害任何人的一对。

朋友走后，一个人留在他们凌乱的房间里的科林打开了一只放修指甲工具的盒子，低声哼唱着开始修剪起手指甲来。他尽管不算特别讲究卫生，却总是把指甲修剪保护得极好。

房间里散发着浓烈的芳香薄荷气味和汗臭味；一团梳头时掉下的碎头发漂在脸盆的水里。墙上是腾跳着的芭蕾舞演员的相片；桌上放着一把打开着的大扇子和一个上过浆的脏衣领。

欣赏过他指甲上的那层珊瑚红的光泽后，科林仔细地洗了手，往脸上和脖子上抹了些香得发腻的花露水，脱下了晨衣。他光着身子用脚尖走了几步，做了个跃起小腿剪式交叉的动作，接着很快穿好衣服，在脸上搽了些粉，做完眼部化妆后扣上了灰色紧身上衣的所有扣子，然后有规律地上下摆动着他那根花哨的手杖的尖，外出散步去了。

回家吃午饭时科林在大门口赶上了加宁，他刚给波特亚金买了药回来。老人感觉好一点了，他写了点东西，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克拉拉同意加宁的意见，决定一天不许波特亚金出这所房子。

科林偷偷从后面走上来一把抓住了加宁的上臂。加宁回过身来。

“啊，科林，散步愉快吗？”

“亚历克出去了，”科林在和加宁并排上楼时说道，“我非常担心，希望他得到雇用了。”

“啊，当然，”加宁说，他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谈话。

科林笑了起来。“阿尔费奥洛夫又困在电梯里了。现在电梯坏了。”

他把手杖头沿楼梯栏杆滑动着，腼腆地笑着看了一眼加宁说：“我可以在你房间里坐一会儿吗？今天我觉得闷得慌。”

“别以为你闷得慌了便可以向我送秋波，”加宁一面打开膳宿公寓的门，一面在心里对他厉声说，但嘴里说的却是：“遗憾的是，我眼下有事，改天吧。”

“真遗憾，”科林慢吞吞地说着跟在加宁后面走进来，随手把门拉上。但是门没有关上，有人从后面伸进一只棕褐色的大手，响起了低沉的柏林口音：“等一等，诸位。”

加宁和科林回过头去，一个结实的满脸大胡子的邮差迈进了门坎。

“阿尔费奥洛夫先生住在这儿吗？”

“左边第一个门，”加宁说。

“谢谢，”邮差大声说着敲响了指点给他的那个门。

是一份电报。

“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阿尔费奥洛夫唠叨道，兴奋得不知所云，笨拙的手指拧动着电报。他激动得要命，所以一开始都没法看懂贴在上面的一条模糊不清的字母：“ARRIVING SATURDAY 8 A. M. ”突然阿尔费奥洛夫明白了：“星期六上午八时到达。”他叹了口气，在身上画了个十字。

“感谢上帝，她要到了。”

他满脸笑容，拍着自己瘦瘦的大腿在床上坐下，开始前后晃动着身体。他湿润的眼睛飞快地眨巴着，一道斜射下来的阳光给他屎黄色的小胡子镀上了一层金光。

“Sehr gut，”他自言自语道，“后天！Sehr gut.瞧我这双鞋这么破，玛丽会吃惊的，不过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我们要租上一个便宜可爱的小套间。由她来决定。租到套间前先在这里住上一小阵子。谢天谢地，这两个房间之间有道门。”

过了一小会儿，他走到过道去敲了敲邻居的门。

加宁心想：“为什么今天他们不能让我安静会儿？”

阿尔费奥洛夫开始审视房间各处，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说，格列博·列沃维奇，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加宁恼怒地看着他。“我的名字叫列夫，请你好好记住。”

“你打算星期六离开，对不对？”阿尔费奥洛夫说，一面心里琢磨道，“我们得把床放在别处，还得把衣橱从连着两个房间的门前挪开。”

“是的，我要走了，”加宁回答说，他像头一天午餐时那样，又一次觉得非常尴尬。

“啊，那太好了，”阿尔费奥洛夫激动地说，“对不起，打搅你了，格列博·列沃维奇。”

他最后环顾了一遍屋子，踩着重重的脚步走了。“白痴，”加宁咕哝道，“见他的鬼。我刚才那么开心地想的是什么？啊，对了——那夜，那雨，那白柱子。”

“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阿尔费奥洛夫那讨好的声音在走廊里大声叫道。

“简直摆脱不掉他，”加宁生气地想，“我今天不在这里吃午饭了。够了！”

柏油路面发出一层淡紫色的光泽，阳光交织在汽车轮子上。啤酒店附近有个修车库，从它大张着的昏暗的入口处传来一丝碳化物的气味，这偶然的气味使加宁更加生动地记起了俄国多雨的八月末九月初，那幸福的狂潮。他柏林生活的幽灵不停打断他的这份回忆。

他一走出那明亮的乡间别墅就会扎进黑洞洞的、响着汩汩水声的黑暗之中，然后点燃自行车灯柔和的火焰；现在当他吸进那碳化物的气味时，一切立刻又出现在记忆之中：拍打着他蹬动的腿和自行车轮辐的湿漉漉的青草；一圈吸入并消融一片昏暗的乳白色的灯光；灯光下出现的不同物体——时而是一个吹皱了水面的洼地，或是一颗亮闪闪的卵石；时而是布满马粪的桥板；最后终于是篱笆上的旋转栅门，他推车走进门去，被雨水淋得透湿的豌豆属树篱在他肩膀的晃动下让出一条路来。

不久，透过流动着的黑夜，在他自行车灯那不变的柔和的白光掠过时，可以逐渐看到柱子慢慢地依次出现；于是，在那陌生人家关闭的宅第的六柱门廊上，一片清凉的芳香——那是香水和湿哔叽混合的气息——迎接着加宁，那个秋雨中的吻是这样长久这样深沉，事后你的眼前飘忽起了巨大的光点，雨点打在枝繁叶茂的树上发出的沙沙声似乎具有了新的力度。他用雨湿的手指打开了那盏小小的灯的玻璃门，吹灭了灯。在黑暗中，一股潮湿的风扑向了这对恋人，玛丽高坐在油漆剥落的栏杆上，用冰冷的小手掌抚摸着加宁的鬓角，在黑暗中他能隐约看清她那湿透了的蝴蝶结的外形，以及她充满笑意的双眼中的光彩。

在旋转着的黑夜中，瓢泼大雨有力地冲刷着正对门廊的欧椴树，使箍着铁夹以获得支持的腐朽着的粗大树干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在秋夜的喧嚣声中，他解开了她衬衫的纽扣，吻着她炽热的锁骨，她依旧沉默着——只有眼睛闪着微光，裸露着的胸部皮肤在他嘴唇的爱抚和潮湿的夜风中慢慢变冷。他们很少讲话，天太黑了，没法说话。当他最后擦燃一根火柴看表时，玛丽眨着眼睛，把脸上的一绺湿头发拂开。他一只手搂着她，一只手放在自行车座上推着车，他们就这样慢慢地在黑夜中离开了那地方，这时雨已经只是淅沥地下着。他们先沿着小径下到桥上，然后在那儿告别，长久地、伤心地难舍难分，仿佛要别离很久似的。

在他开学回圣彼得堡的前一晚，一个暴风雨的黑夜，他们在那有柱子的门廊上最后一次见面，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可怕事，这也许是后来一切对他们爱情亵渎的不祥预兆。那夜雨声特别大，他们的相会特别充满柔情。突然玛丽大叫一声，从栏杆上跳了下来。借着火柴光，加宁看见开向门廊的一扇窗子的百叶窗打开了，一个鼻子压得扁扁的人脸紧贴在黑黑的窗玻璃内侧。它动了一下，一晃就消失了，但他们俩都认出了看门人儿子那红色的头发和大张着的嘴，这是个二十岁左右满嘴脏话的色鬼，在园林的林阴道上总是碰见他。加宁愤怒地纵身跳起扑向窗户，用背把玻璃撞得粉碎，闯进那冰冷的黑暗之中。在这股冲力之下，他的头撞上了一个结实的胸脯，那人被撞得倒吸了一口气。只见他们扭打在一起，在发出回声的镶木地板上打着滚，撞在罩着防尘罩的闲置不用的家具上。加宁腾出右手，把石头般坚硬的拳头向突然发现在他身下的湿脸猛击过去，直到被他压在地上的那个强壮的身躯突然一软开始呻吟时才站起来。他喘着粗气在黑暗中不断撞上柔软的物角，然后来到窗前爬出去回到门廊上，找到吓坏了的哭泣着的玛丽；那时他注意到他嘴里流出一丝温热的、有铁腥味的东西，手也被玻璃碴划破了。第二天早上他动身去圣彼得堡，在去车站的路上，他坐在关着门行驶的马车里，车子发出轻柔低沉的声音，透过车窗他看见玛丽和女友们一起在路边上行走。用黑色真皮做内衬的马车车厢很快就挡住了她，由于这辆双座四轮马车中还有别人，他没敢回头从车厢后面椭圆的小窗中向外看。

在九月的那一天，命运让他预先尝到了他将来别离玛丽、别离俄国的滋味。

这是一种需费尽心力对付的煎熬、一种神秘的预知力；那些结着火红果实的欧洲花楸树一棵又一棵地隐入一片灰暗的阴霾之中，景象有着一种奇特的伤感，他似乎无法相信明年春天会再度看到那些田野、那块孤零零的巨石，以及那些沉思着的电线杆。

圣彼得堡家中的一切都似乎新近清洁过，明亮而自信，人们刚从乡下回来时总有这种感觉。开学了，他上高二了，他根本不念书。下了第一场雪，铸铁栏杆、无精打采的马背、驳船上的木柴堆都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毛茸茸的白色。

玛丽直到十一月份才搬到圣彼得堡。他们在柴可夫斯基《黑桃皇后》中丽莎死去的那座拱门下见面。柔软的、特大的雪片垂直从灰蒙蒙的磨砂玻璃似的天空落下。他们在圣彼得堡的这第一次相会中，玛丽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也许是因为她穿了件毛皮大衣，戴着帽子。从那天起开始了他们被大雪包围的新的爱情时代。见面十分困难，在严寒中长时间的散步是痛苦的折磨，而想在博物馆或电影院中找到一个可以单独在一起的暖和地方则是最最痛苦的折磨。难怪在不能见面的日子里（他住在英国码头，她住在商队街），在他们之间频繁的、充满刻骨柔情的书信中，两个人在回忆起园林中的小径、落叶的气息时都认为这一切是难以想象地珍贵，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也许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用带着苦涩的甜蜜记忆来激活他们的爱情，但是他们也可能真的意识到他们真正的幸福已经结束了。晚上他们互相打电话，询问写的一封信是否收到了，或者在什么地方、怎样见面。她那有趣的grasseyement在电话中听来甚至更为吸引人；她常爱念些掐头去尾的小诗，热情地大笑，把送话器紧贴在胸口，他觉得自己能听到她的心跳声。

他们这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那年冬天她穿了一件灰色毛皮大衣，使她看上去略胖一些，室内穿的单薄的鞋子外面套上了小山羊皮的鞋罩。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冷得难受，她甚至从来没有显出过觉得冷的样子来。严寒和大雪只会使她更加生气勃勃。他会在寒冷的暴风雪中、在某条黑暗的小巷里把她的肩膀裸露出来，雪花逗弄着她，她睫毛湿湿的眼睛便含满笑意，她搂着他的头紧贴住自己，一场小小的雪就会从他的阿斯特拉罕羊皮帽上洒落到她裸着的胸口上。

这些在风雪严寒中的约会对他的折磨甚于她。他觉得这些无法尽兴的幽会使他们之间的爱逐渐磨损、消失。每一份爱都需要有不受干扰的二人天地、藏身之所、隐蔽之地——而他们却没有这样的隐蔽之地。他们两个家庭互不相识；二人间开始时如此美妙的秘密关系现在成了绊脚石。他开始觉得，要是她成为他的情妇，哪怕只是住在租来的有家具设备的房间里，一切也都会好起来——不知怎的，这个念头一直存在于他的心头，但和他的情欲并不相关，在他们少得可怜的接触所造成的折磨下，他的情欲已经越来越减弱了。

就这样，整个冬天他们到处转悠，回忆着乡间，梦想着再一个夏季，偶尔由于忌妒心起而争吵，在马拉的雪橇车上粗糙而窄小的盖毯下紧捏着对方的手。后来，新年刚过玛丽就被带到莫斯科去了。

很奇怪，对加宁来说，这次离别使他感到宽慰。

他知道，她计划夏天回到她父母在圣彼得堡省的田产上的一所小别墅去。起初他常想到这件事，想象着新的夏天、新的约会。他写给她同样刻骨柔情的信，但后来就开始写得少了，等他和家人在五月中旬搬到乡间庄园去住以后，他完全停止了写信。与此同时，他抽空和一个丈夫在加利西亚作战的优雅迷人的金发女士开始并结束了一段私情。

后来玛丽回来了。

她微弱的声音从很远的距离以外传来，夹杂着劈啪声，电话里有种像在贝壳里可以听见的嗡嗡声，有时还有串了线的更远的声音不断打岔，在第四维空间里和另一个人交谈着——他们乡间别墅里的电话是个老式手摇电话——而在他和玛丽之间隔着三十英里喧嚣的黑夜。

“我去看你，”加宁对送话器大声说，“我说的是我去，骑车去，要骑两个小时。”

“……不想再住在沃斯克列辛斯克了。你听见了吗？爸爸不肯再在沃斯克列辛斯克租夏季别墅了。从你那儿到这个镇子是三十……”

“别忘了把那些靴子带来，”一个冷漠的声音低声岔了进来。

然后透过嗡嗡声又可以听见玛丽细小的声音了，就好像她通过拿倒了的望远镜在说话似的。等她的声音完全消失后，加宁靠在墙上，感到耳朵直发烧。

他在下午三点左右出发，穿一件翻领T恤和足球运动短裤，光脚上穿一双胶底鞋。因为顺风，他骑得很快，在公路的尖石块之间选平坦的路面骑行。他记起了去年七月他连认都不认识玛丽时，怎样经常骑车从她身旁经过。

骑了大约十英里左右，他的后胎爆了，他坐在沟边花了很长时间补胎。百灵鸟在大路两侧的田野上歌唱；一辆灰色敞篷汽车载着两个戴猫头鹰般风镜的军人在一团灰色的尘土中飞驶而过。他补好车胎后打足了气又继续往前骑，意识到由于他没有留下修车的余地，已经晚了一小时。他离开公路沿着一个过路农民指给他的小路穿过一片小树林，然后又拐了一个弯，可是这次拐错了，往前骑了很久才回到了正道上。他在一个小村子里休息，吃了点东西，后来只剩下大约八英里路时他从一块尖石头上骑过去，还是那个车胎，它在发出一声尖啸后瘪了下来。

当他到达玛丽度夏的那个小镇时天已经快要黑了。她如约在公园门口等着他，但她从六点起就一直等在那儿，已经放弃了他来的希望。当她看见他时，激动得差点绊倒。她穿着一件加宁从未见过的透明的白连衣裙，黑蝴蝶结没有了，使她可爱的头显得小了。在她盘起的头发上插着蓝色的矢车菊。

那晚，在那陌生的、悄悄变得越来越浓的黑暗中，在那开阔的公园的欧椴树下一块深陷在青苔之中的厚石板上，加宁在一次短暂的幽会过程中对她爱得比过去更为强烈，同时也永远（当时是这样觉得的）失去了对她的爱。

一开始他们狂喜地低声交谈——谈到漫长的别离时间，谈到青苔中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好似一盏小小的信号灯。她那双可爱的、可爱的鞑靼人的眼睛在他脸旁滑过，她的白连衣裙似乎在黑暗中闪着微光——还有，啊，上帝，她那特有的芬芳，难以捉摸，在世上独一无二！

“我是你的，”她说，“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

他的心狂跳着，默默地俯向她，双手在她柔软的凉凉的腿上来回抚摸。但是公园里充溢着古怪的窸窣声，总好像有人不断从树丛后走过来，厚石板又冷又硬，硌痛了他光着的膝盖；玛丽躺在那里，太驯服、太安静了。

他停了下来，然后发出短促尴尬的笑声。“我总觉得附近有人，”加宁说着站起身来。

玛丽叹了一口气，整理好衣服——一团模糊的白色——也站起身来。

他们沿一条洒落着斑驳月光的小径走回公园大门时，玛丽在草地上弯下身子捉起了一只他们刚才看到的那种浅绿的萤科昆虫，放在手心上弯腰细看着，然后大笑起来，模仿着村姑的有趣口吻说：“哎呀我的天，要不是一只冰冷的小虫子才怪呢。”

加宁又累、又生自己的气，薄衬衫让他冻得要命，正是在那一刻，加宁断定一切都结束了，他不再迷恋玛丽了。几分钟之后，当他在朦胧的月色中沿着街道灰白的路面骑车回家时，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来看她了。

夏季过去了，玛丽既没写信也没打电话，而他则忙于别的事情，别的感情。

他再一次回到圣彼得堡过冬，并参加了毕业考试——跟往常不同，这次提前到了十二月份——进入了米哈伊洛夫军官学校。第二年夏天，革命发生的那一年，他再度遇见了玛丽。

那是在傍晚时分，他正站在华沙火车站的月台上，载着度假的人去夏季别墅的火车刚刚进站。他一面等着开车铃响，一面在肮脏的月台上踱来踱去。他眼睛看着一辆破行李车，心里想着别的事：想着头一天涅夫斯基大道上的枪击，同时因为没能打通家里在乡下庄园的电话，他将不得不坐敞篷四轮马车从车站一点点慢慢往家爬，这令他很是生气。

第三遍铃响起后，他走向这列火车中惟一的一节蓝色车厢，开始走上车厢末端的通廊——就在那儿站着玛丽，正从上往下看着他。在过去一年中她有了变化，好像稍微瘦了一点，穿着一件陌生的系着腰带的蓝上衣。加宁尴尬地和她打了个招呼，缓冲器铿锵地响了起来，火车开动了。他们仍旧站在通廊上。玛丽肯定早就看见他才故意上了蓝车厢的，尽管她平时总是坐黄车厢。现在她手头虽是一张二等车票，却不愿走进隔间里去。她手里拿着一条布莱恩罗宾逊牌的巧克力，马上掰下一块来给加宁。

看着她，加宁觉得非常难过：她整个外貌上有着某种古怪和胆怯的东西；她笑得少了，不断把头掉向一边。她柔软的脖子上有乌青的痕迹，像是一条不十分清晰的项链，倒很适合她。他滔滔不绝地说些废话，给她看他长统靴上子弹的擦痕，谈论政治，而火车则轰隆隆地行驶于在落日黄褐色的光流中燃烧的泥炭沼泽之间；灰白色的泥炭烟轻轻在地面上飘动，形成仿佛是两道雾的波浪，火车就在其间劈浪而行。

她在第一个站下了车，他在车厢门口长久地注视着她离去的蓝色身影。她走得越远，他就越加清楚地感到他永远不可能忘记她。她没有回头看他。暮色中传来了总状花序类植物开花时的浓烈刺鼻的香气。

火车开动以后他走进车厢里面，那儿很黑，因为列车员认为在空着的隔间里没有必要点上灯。他脸朝上平躺在躺椅式座位的条子花纹椅罩上，通过开着的门和走廊上的窗子，他看着细细的电线浮现在燃烧的泥炭的轻烟和落日暗金色的余辉中。在这节空空的咯咯作响的车厢中、在灰色的烟流间旅行有点奇特怪异之处，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奇怪的想法，好像这一切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好像他曾和现在一样头枕着手躺在一片四面来风的、咔嗒作响的黑暗之中，而这同样的烟气缭绕的落日景象也曾气象万千地华丽地在窗前扫过。

他再也没有见到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