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密沃什朝儿童房门口走去，他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见里面赫塔轻柔平静的说话声；她在和孩子们说话；接着便是一片寂静。斗柜上的座钟显示十二点半。克里斯托弗又朝他的房间走去，打开门，轻轻地做了个为医生指路的手势。房间里还是午后一片狼藉的样子，沙发床上铺着毛毯，这是他午餐后看报纸和午睡时盖的；书桌上散着打开的文件，烟灰缸已被烟蒂填得满满当当。他在桌边坐下，一只手整理着桌上的几样东西，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匕首样的黄铜裁纸刀，他以不自觉的自卫姿态攥着这把不怎么锋利的刀，手肘撑着桌子。他想点根烟，可不敢。之前有那么片刻，他希望格雷纳尔· 伊姆莱是疯了，他在说疯话，他说的不可能是真的；或许他应该放弃一切，接着就会平静下来；但现在他知道“毋庸置疑”，他知道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这个有些驼背，手肘支在膝盖上、脸埋在手掌之间的人，就在下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法泽卡思· 安娜死了。”克里斯托弗想，他试图想象这个死去女人的脸；但现在，他只看见另一张脸，那是在岛上昏暗的灯光下，在他面前稍纵即逝的脸，好像要问什么或是回答什么。他没觉得特别震惊。他没有任何感觉。“这才是现在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他想道，“我应该保持沉默。如果真的是这样……真遗憾，这是真的。”医生从裤子的后袋里掏出一个银质烟盒，熟练地用手指卷着烟丝，科密沃什递上了火。“谢谢。”医生说。克里斯托弗记起来，嫌疑犯在审理法官面前就是这么飘飘然地抽烟的。那些拘留了几周后被带到审理法官面前的不折不扣的恶棍们在坦白罪行时，也能得到香烟。他自己没有抽；他觉得这时候不适合抽烟。他现在有点儿像坐在法官席上；需要在这儿作出某种“决定”，再进行判决，决定……他有点儿摆出法官的样了，就在这一刻。他向后倒在沙发里，双臂抱在胸前；手指不自觉地紧握着裁纸刀。他保持着这种僵硬、专注、让人难以接近的姿态，很久很久。

“哎，人啊。”此刻他想。医生手托着头，上身前倾，坐在他对面，胳膊支在桌面上，盯着地毯上的花纹，接着又抬起头，用谨慎、好奇的眼神打量这间屋子。法官的目光追随着他。书桌对面镶金边的华丽画框中的人是他祖父。他盯着“克里斯托弗一世”的画像看；画家巴拉巴什用浪漫的笔法画出了他的头、脸，他严肃中带些戏谑的眼神，他紧闭的细腻而极薄的嘴唇，像是一位十九世纪末的神父；他的样貌有着法国神父的神韵。医生长久地注视着那高高的额头、智慧而稍带嘲讽的眼神。墙上的书是猪皮封面、镶着金边的厚重的《国法大全》；老式摆钟的指针已经停了。医生想要仔细看看这个法官生活的房间。两人之间产生了某种比任何语言所能表达的含义更丰富、更重要的情感联系；两人站在对抗的位置，衡量着对方的力量，感受着对方的气场，某种不明之气在两人之间汹涌澎湃。“哎，人啊。”两人都想。他们就像旅途中的过客，偶然间隐约地在一个站台看见一座久未耳闻的熟悉城市的名字。这城市名字代表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有“制度”吗？或只是过着某种随性放纵的部落式生活？法官觉得有些别扭，在这夜半时分，铺展在他面前的“事件”跟他毫无关联。一切都不符合规定，违反了案件审理程序。他明天下午要为这个案件作出判决，两人的离婚案；而不是现在，半夜三更，在他的公寓里——过去两个房间，就是孩子们熟睡的地方，面前的墙上挂着他祖父的肖像。离婚的一方高调地承认他杀害了“另一方”——法官直到此刻才真正明白这个“另一方”沉重、隐秘的含义；妻子！他暗自想。他双手交叉，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看着眼前的被告人，这就已经组成了完整的“科密沃什法庭”。实际上，这跟我无关，他思量着。假如他真的杀了她，那么接下去会根据他的供词进入刑事案件审理程序，那就与我无关了，是别的检察官、别的法官的任务了。但他隐约觉得这样不行，现在就应该审理这宗“刑事案”。生活时常就是如此不合程序，他暗自埋怨，皱着眉思考这半夜闯入他房间的“不合常规的生活”，回忆这不合礼数、规矩的重要对话内容。他谨慎地注视着格雷纳尔· 伊姆莱；现在，他已经开始用看待被告的眼神看他了。“一个人，”他想，“他会说的。他会撒谎，备受折磨，极力否认，但在撒谎的同时还是相信自己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最后，所有人都必须坦白交代，每一个人。”此刻，他身子微微一颤，第一次意识到真的有一场“重要对话”要展开，每个人都必须说出“真相”；是每一个人；也包括他。他轻轻地咳了两声，好像在说： “我先说吧。”

医生抬眼朝这突然的催促声发出的方向看去。“她四点不到时死的。”他语气平淡，主动、信任地谈论起来。这种平淡的语调只会在谈到这种无法篡改的事实时出现。法官熟悉这声音；他专注地听着。“现在，她就躺在我公寓的客厅里。我把她放在沙发上，样子不怎么好看。大多数人的死状看上去都挺美。但那些被毒死的面色发青的死者就……昨晚她还很美呢。我已经记不起来她最后一次这么漂亮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六个月没见面了。将近七点时，她打来电话，说要过来。明天就要庭审了；她想和我说些事……也许，假如那时我坚强一点儿，不答应她，直接回绝她，或者离开家，或者口气强硬些……或许，她现在还活着。可我听到她声音的时候，觉得我们能‘聊一聊’是个不错的主意。人啊，就是这么脆弱。我觉得，假如我能预见，也许换个日子见面更容易让人接受。最近，我对这次庭审做了很多设想。你会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我们向你走去，法泽卡思· 安娜和格雷纳尔· 伊姆莱，而你，就是你，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将会作出宣判，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布我俩再也不属于彼此。”法官不喜欢“就是你”这个说法；他手指紧绷，想要抓点儿什么以示抗议。“哦，”他开口道，“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也永远不会那样。是否可以请您不要进行人身攻击。为什么‘就是我’？”这个沉默的疑问在他们之间生根，法官感觉到无数沉默的疑问此刻正在他们之间生根发芽；一个人从过去的陷阱中逃脱，却失去了“过去”，失去了“角色”，失去了位置，只剩下一个真实，一个被诅咒了、无法言说却清晰可感的真实。“几小时后，怒火会蔓延至我周身，”医生说，“我觉得，几小时后，一种被称为司法公正的特别机制就要开始运转。出庭聆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调查员清楚我和事实向他展示的情况。他审查资料，寻找答案，我负责回答，一个委员会就要‘成立’，安娜躺在公寓里。然后呢？接着是什么？我交代一切，可他们能给我什么回应？总要有人作出回应。”现在，他完全是在默默地诉说： “几小时前，我还是个医生，是个执业医生。黄页中有我的名字、地址、门牌号码。我宣过誓，要帮助别人。是的，我帮助了别人。大家都是带着怨气而来，‘康复而去’，因为我给他们开药，送他们去诊所，接待他们，给他们动手术。我，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无法帮助别人了。但这个夜晚仍然属于我。所以我才来找你。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后，什么都不属于我了。这多少也取决于你。现在我能说，我不在乎……或者，生活到此为止。但我也不知道生活是否真的结束了。也许，明天早晨我依然想活着，只是没有安娜。生命极其顽强。关于这点，我是略知一二的。此刻，我不渴求什么，只求能够知道真相。你是最清楚的，这有多难……要了解真相。早晨，与我的真相无关的事情就要启动开关了。别人提问，我来回答。全世界都要来问我的个人信息，安娜的名字、年龄，接着盘问原因和时间。他们不知道。首先，一名官员开始询问，接着是法官，然后是专家和复核专家。我要如何应对？我要对他们说什么？早晨起来，所有词汇都拥有了不同含义。你别阻止我。我感觉到，也知道，到了早晨我就无法开口了。”这时，克里斯托弗听到他问： “几点了？过半点了吗？那我还有时间。我从你这儿争取到了今天这一晚。你别生气，你也是宣过誓的人。夜晚鼓动着我，很多时候，它将我从安娜身边推开，把我带回痛苦、尖叫、寻求真相的人群，他们只寻求真相，关于生命和死亡的真相。我应该在它身边坐下，夜晚。而现在，我病得如此严重。你应该忍受。你宣过誓，要为人服务。我应该解释。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医生，半夜被人叫走，因为病人疼得大喊大叫。一个人，不论如何，都需要医生。而今晚的我，则不惜一切代价要找一位法官。你知道，这很……很难说……我需要一位晚上还办公的法官。法官通常只在白天作判决，我的情况不一样。他能按照规定，根据自己所学作出判决。还能干什么呢？今晚，我需要一个在法官席就坐的法官，而且他自己也参与了案件。他要与白天截然不同。不只是表面上，也不只是法律层面的。我需要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是被告、控方律师、辩护律师的法官，一个真正的、举世无双的法官。你明白吗？不明白。很难说得清。救护人员夜晚也待命，他们全天候值班，假如有人在某地遭遇了不幸，他们就会出动，实施救援……我杀了安娜后，用听诊器听了听，根据所有的专业标准来看，这女人是死了，就是那个我爱着的，与我肩并肩、心连心地共同生活了八年的法泽卡思· 安娜——可她永远只是个‘身边之物’，你懂吗？——我当然知道，对我来说，现在有些东西结束了；不只是法泽卡思· 安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也不只是格雷纳尔· 伊姆莱和法泽卡思· 安娜的生活结束了。生命与生命之间有某种也许比肉体的存在更重要的东西，此刻，它也结束了。我们说，事故是一切事物的扰乱因子。但这只是说说而已。总之，安娜死了，而我只是站在那儿，手中紧握着匕首，袖子在手臂上高高挽起。我用药棉清理了她的皮肤表面，毕竟临终的最后一刻都有医生守着……你看，也许这是这一切中最可悲的地方，是对精湛技艺表现出的无可救药的忠诚。人永远是大师，我时刻准备着死亡。最后，我仍专注地依照计划要动用匕首……人在准备死亡的同时也会尽力保证自己不被毒害。这是最令我惊叹的。我发现我仍然是一名医生，最后一刻即便只剩下我自己，我也是一名医生。什么？我们是多么轻易地将字词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觉得，这么说，就像个醉鬼一样。我对干红下肚后的宿醉感觉是相当熟悉的，它对我来说很常见。我发现……你别生气，你是法官，你擅长从疯狂的思绪中提炼真实……所以我来找你。这是一种冷静的疯狂，我准确地感知了我所有的语言。我手中攥着匕首时，突然意识到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绝不会相信，那一刻我对死亡产生了恐惧……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或者谨慎些说，我已不再那么害怕了。有时，我仅仅是好奇。有时，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种好奇，这种欲望，这种清除一切的欲望，鲜活地在一切行动的源头发挥作用。哦，这太强烈了。比性欲更旺盛。比爱意更浓烈。这是最强烈的欲望。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言说的。谢谢你没有打断我。你看，假如我早上跟你说这些，你必定会用铅笔砸穿我的脑袋。你一定会说‘请不要偏离主题’，所以我说，我需要一个敢于在夜晚宣判的法官。”

“不论清醒或是困倦，我都是一样的法官。”科密沃什平静、冷漠地说。他的声音不带丝毫高傲与恼怒。医生抬眼望着他。“哦，请原谅，”医生道歉说，语气中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歉意激怒了科密沃什，“我当然不是那么想的，我当然不敢让你念及旧情……”这时，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进行专业的评判。他熟悉这声音。这狡诈、欺瞒、虚伪的声音，它透着尊敬和歉意：这是被告常有的表现。每个被告都生活在法官面前。“你听着，”他声音干涩、尖锐，语调抑扬顿挫，就像他在庭审现场一般发话了，“我还不是很清楚你带来什么了。我对你的……对你的印象有点儿模糊。已经深更半夜。老实说，我不习惯……从来没有这种事，没有跟任何人……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到头来，你还是我的朋友。说起来，你还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你妻子……你妻子她……我都听到了些什么？现在，你来找我，坐在这儿。说说你自己吧，假如你一定要这样的话。发表一下对判决的意见吧……你别介意，就是聊一聊。你也不敢真的谈论些什么……没有这种同时具备两种特点的法官。深夜，只有一个法官，那就是良心。我晚上不办公。城里的政府机关可以帮助你。你说，判决。你需要判决。判决是神圣、伟大的，朋友。我没法依据现场的氛围和当事人的自白作出判决。判决，是崇高的。我们，人民，法官和被告，我们只是工具。作出判决的，则是他者。”沉默。他的声音生硬地敲击着冰冷的房间。医生低头——也许，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令人猜疑的“卑躬屈膝”之态——听着。克里斯托弗低声轻缓地说： “你不用对法官有所期待。也不用想在这个钟点聊什么。但假如你需要朋友的帮助……我不会离开的，我会一直在这里听你倾诉。振作起来，老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个人样，像个体面的匈牙利基督徒。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了解你的。你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你不可能有罪。你说的这件可怕的事，我不相信……你要知道，我不相信。如果是真的，那么……那么我也不能帮你。现在不能，明天不能，永远都不能。就像你说的，法官不能帮你。但作为个人，我可以为你提供建议……我们是人。但这并不是在帮你脱离困境。”他谨慎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他疲乏至极，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他很久没有这么对着一个人长篇大论地谈话了。医生眼神专注地望向他。这眼神透出狡猾和欺瞒。这是一种“卑微”、罪恶的眼神……“这里一定还有些什么。”他紧张、不悦地说。“这里一定还有些什么。”这时，医生古怪地重复道。“有些东西是你没有理解的。你不想当法官了？你不能？不允许？请问？”这句空洞的“请问？”触动了法官的神经。他动了动，想要站起来，驱逐这位夜半来客。他想，谁都无权惹恼我，谁都无权这么对我说话。不论他是否杀了人，都无权探听我的想法。不过，医生固执地步步逼近，急切地继续说道： “你应该忘了你坐在这儿成为证人。你问我为什么来找你？我来回答你。”但他并没回答。他忘我地把手举向嘴边，用手碰了碰下嘴唇；动作幼稚，显得有些笨拙。“你看，克里斯托弗，”他用略微亲切的口吻直接说道，“这一刻，我还有控制能力。我可以自杀，比如去卧轨，可以逃跑，我可以到隔壁的警察局去自首。此时此刻，我在决定是活还是死。现在你明白这个夜晚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多么无价了吗？每一分钟都是。我要向你坦白，我口袋中就揣着护照，护照和钱。我离开那儿之前……离开家之前……我把今晚可能要用到的一切都装进了口袋。护照、钱，还有……是的，还有这些。”他伸手从裤袋掏出东西，在书桌上一字排开：一只旧皮夹、一本棕色封面的护照、一个灌满无色液体的小瓶子和一把小刀。法官几乎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些物品。他同情地说： “你不觉得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儿，有些太幼稚了吗？”医生的手僵在半空。“幼稚？你是想说，我身体中的意志已经消失，我是懦夫，想要退缩？一个想死的人就不能摆东西了？可我并不想死。如果还能活着……假如还有什么办法，任何办法……”法官这时完全以俯视的姿态审视着这些物品、这个陌生的人。“还有比死亡更坏的事，”他平静、客观地说，“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此刻，他们第一次对视，他的身体向医生微倾，目光如炬，略带些疑虑，也带着决绝，仿佛手中握着武器，法官觉得自己头脑充血。

“这些东西，”医生说，“在你看来太难了。”他好像在自言自语。“至少你能看到我是真诚的。在你眼里，这样的真诚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懦弱的一种表现。是的，我想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医生直言不讳。法官惊讶地发现，这样的言辞并没有伤到自己，似乎他的身体和灵魂已经对无情和残忍免疫了。谁都可以用刀子捅他，陌生人也能半夜在他的家里评判、中伤他；他麻木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听见了对方说话。也许他心中存着恶，也许他疯了，也许他脾气暴躁。现在，他已对来访者失去同情，但没有丝毫鄙夷；只有纯粹的疑惑。“这不关我的事。只是意外。一会儿就过去了。”他暗自思忖。之前，他还想不动声色地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把这些刻意的东西丢到陌生人的大腿上，为他指明门的方向，命令这名闯入者带着他的秘密、罪行或是污点滚出去；这一切与他有何相干？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一直配合着。他惊讶地发现，这些都与他相关。他们之间，不只是校友那么简单，也不只有点头之交，他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也许已不可修复，也许只是误解——可他关注的并不是罪行和污点，也不是自己是否有介入这桩意外、站在这个迷途的受伤者身边的慷慨意愿。他关注的只是人，活生生的人。这个坐在这房间里的人。从个人来看，他与他有关。“对我来说，绝不可能就这么死去，或者就这么继续活着。”医生说道，“不可能就这么死去。坦白不是一切。坦白也需要回应，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说法：需要判决。到那时才能去死；假如没有审判，也就无法继续活下去。早上，我是不了解这点的。这很简单，我应该知道我是否清白。清白，多么崇高的一个词，你现在想想！是的，大词。谁是清白的？信仰告诉我们，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但我什么都做了！”现在，他提高了声调，彷徨迷茫地喊起来。“人类能做的一切，有时我都做得近乎完美。假如我知道，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和她有关的男人能帮助她，我就会为她去寻找。有一段时间，我为她介绍了很多男人……我相信……不，你无法理解。如果我知道她有生病的征兆，我一定会为她治病，假如我能看到，但我自己也无能为力，我只是个医生……是什么？医生？还应该是别的什么……我知道，我说的这一切亵渎了上帝……但假如一个人选择生活在人群之中，并乐于帮助他人，那么上帝至少应该显露些恩惠……可实际情况呢？灌肠？开刀？得糖尿病，注射胰岛素就能继续活下去。我能用手术刀和放射线减缓癌症发展的速度。如果我非常认真地工作，也许几周或几个月就能改善重度贫血的症状。关键时刻如果有我在现场，就可以复苏一颗被疾病侵害的心脏。我懂的很多。新生儿的死亡病例越来越少，成年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但人类怎么了，这种被人为延长的生命背后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人们无法容忍彼此，为什么纠结，为什么不能融洽共存？死亡，也许是最美好的……它是物质的终点，灵魂安息之处。但我还未见过这样的死亡。也许，有一次……我的老师……那是他的临终时刻……大部分死亡是爆发，是一种罪行。在时间面前杀死我们的不是自然，而是我们自己。”他在“克里斯托弗一世”面前停下来，长久地注视着他。“这是一张不同的脸，”他平静地说，“你的脸，再看看这鼻子、这额头、这眼睛……这张脸上展现出的不和谐是另外一幅景象。那是可以调和的。”他摇着头说： “我从不相信这是个表面问题……关于污点的问题……这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得不到回答，无法生存；得不到回答，也无法死去。这是应该提前处理的问题。”他站在书桌前，低头看着克里斯托弗。“你应该允许我说出来。也许你也在猜测我们俩之间还存在其他感觉，比如此刻，一个受惊之人灰溜溜地逃走。这和你稍有些关系。你说说，克里斯托弗，”他突然语气亲密地问，“过去的八年里，你有没有梦到过安娜？”

法官没有立即回答。他圆睁眼睛等着来访者，突然僵住了，脸上挂着悲伤的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