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年，也就是我们婚姻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他自问道，眼睛盯着窗外。街上还是一片漆黑。公寓仿佛凉透了。法官感到很疲倦，开始浑身发抖，不停地搓手。格雷纳尔医生两手交叠地坐着，时而目光盯着手掌，时而不停地绞着手指。“这种……我试着抵触这种观点。我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在与之对抗。生活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需要互相陪伴，共同承担生活，抵抗压力。倒是有这样的意愿。是的，有的……有很多可做的。也会痊愈。我看到过。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痊愈。我鄙视这种晕眩，它是一种缺乏道德的行为。请务必保持完整，保持身体和灵魂的完整，去相信，去仰视，向着意义的方向。它在明亮的高处……只是在深水中，深重的阴影、恼人的冷血动物、长相奇特的鱼类不停地在水底爬行、逡游，没有任何意义……去明亮处！我想。现在，我终于懂了，没有别的方法，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环境把命运变成了一种偶然；我们得到了该得的一切。都是些碎片。也许我也可以……你知道，当事情关乎整体或一切，或是与什么都无关时，人就会变得平和。安娜跟我在一起时，并没有全心投入……这很难说……即使到今晚，还是很难说。有段时间，她还想寻求解决办法，她想受点儿折磨，就像一个全优生要完成繁重的课业一样。安娜很优秀，也很单纯，安娜爱我。这样终究也能生活……很多人就是这样活着。假如每个人都想变得完美，得到真理或者找到唯一的解决之道，他们又该往何处去寻找！还有别的。耐心、人的奉献、望不见尽头的世界……只不过，你看，如果这股诡异的暗涌无法改变我们的意愿，那么这一切都将成空，神秘的虚空。你与其他生灵之间的这股特殊的潮涌……这就是生活。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在填满生活。但这架机器在空转，什么也无法碾磨。也许我还能忍受。但有一天，安娜终于逃离了……公寓，我们昨天还共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装饰和摆设，与我们毫不相干。语言在昨天还有意义，而今天却只是陈述事实的工具。

“就这样过了四年，”他轻声说，“四年。四年的等待。四年的尝试，治疗方式、生活方式、集合、个体、麻醉药物。四年的炼狱。”

“请原谅，”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也同样柔和地低语道，“你从来没有……我理解……你什么都不相信？”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医生说。

沉默许久。门悄悄地打开了。泰迪从半开的门进来了，这是一条胆小的宾格利犬；它谨慎地试探着靠近他们，浑身毛发直立，不停地颤抖，看上去很自卑。也许这会儿它很紧张，克里斯托弗稍有走神。他想用命令的手势赶走这条狗，但他的手就像灌了铅似的，行动的指令无法传到手上。而且，他也觉得有些不自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句话： “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他在《圣经》中读到的，上一次又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他想大声地说出来；但他的喉咙被封住了。时间不早了，也许快要天亮了。他还不累，注意力特别集中，思绪活跃，他记不得最后一次这么精神、这么清醒是什么时候了。泰迪站在医生面前，下巴搭在他膝盖上，用疑惑、宽容的眼神盯着这个陌生人。医生缓缓地抚摸着它的头。“我能对这四年说些什么？”他的语气好像是在问这条狗，狗抬眼看着他，“这里的一切都是黑暗的，毫无尊严……失去尊严是活不下去的。至少她这样想，安娜，她没法卑微地活着。所以她走了。她离开了六个月。律师递交了离婚申请。昨天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还是前天？我忘了……时间全都混淆了。将近晚上的时候，过了六点，电话来了。她的声音在电话中听起来如此陌生。她住在旅馆里。是的，她知道明天下午要……律师已经写信告诉她了。她在电话里没有说话。我六个月没见她了。这段时间她都干什么了？她在哪里生活？她过得怎么样？这些都‘无法解释’，需要一鼓作气说清楚，我只能听见她的呼吸声，或许是完全的沉默。她的沉默从城里某个遥远的电话听筒里传来。随后她说，她想和我谈谈。她说得很快：让我别担心，没什么事。一切还像我们之前决定的那样。她知道这样不对，也许还是不要见面比较明智。但如今，我们已经明智了这么长时间。当我听说她非常疲惫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去找她。她住在那儿，多瑙河岸旅馆。她让我记下房间号；又跟我说不用告诉前台我的名字。这一切都非比寻常，这种陌生感让人背脊发凉。安娜让我去找她，还不让我告诉前台姓名……接着我们会交谈，谈些什么呢？……谁会出现在我面前，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接下去该怎么办？摇铃叫客房服务？让他们上点儿茶？这一切都有种无法言说的怪异，我在电话中痛苦地发出了可笑的声音。我手中拿着高礼帽，站在安娜面前，就在旅馆的房间里，眼神犀利地盯着她。她命令我坐在她身边……她大约是想让我放松下来，让我觉得像在家一样自在……房间里到处散落着她的衣服和行李，那肯定是我一年半以前在多罗乔路给她买的那瓶红酒的包装……但也许是人家新买的东西；也许？肯定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害怕‘新’东西。也许她还买了一件新礼服，这六个月里我没少给她寄钱，我知道她在施泰尔马克的疗养院住了很久，接着又去了柏林，住在她一个很久以前就移居到那里的朋友家里。也有可能她和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这样也好，我想。但就在那一刻，痛苦深深地刺进我体内，刀锋触碰我的腹膜，就像扎入了一个麻木的身体……不，熬过这种痛苦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我没法完全确定在受到痛苦侵袭时，一个人究竟该如何表现。也许应该拳脚相加……一切决定和尊贵的意愿都无法挽回。我应该待在家里，否则我就应该避开这次见面。我一直很厌恶这类好搭档似的夫妻，他们即便在离婚的过程中或是离婚之后，也能愉快地见面、共进晚餐，互相信任，做彼此的知心朋友。我不要做什么好朋友。明天中午我们就要离婚了。我知道法官的名字，他是我的校友，他会宣读离婚判决。我也不想再见到安娜。我的心胸没那么开阔。我也不要做她的好友，宽容的朋友。我一点儿也不想再与安娜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能那么做，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可她现在已不在欧洲了……是的，或许当我听说她死了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那些在‘事后’还能轻松而不失礼节地与对方做朋友的，都是些什么人呐？……一股黑暗、强劲、纯粹的情绪将我与安娜紧紧绑住。我曾经想要爱她，毫无保留地爱她……但现在，我却想要带着我所有的秘密，完完全全地逃离她。我不想神色哀怨地去见她。我看不起这样的人。这时她突然说道：你在家里等着。她挂了电话。”

他双手捧起狗的脑袋，两根大拇指掰着它的下牙床，观察它漂亮、健康的琥珀色牙齿。“诊所已经没人了，所有人都走了。我不停地在公寓里转来转去。这六个月里，我一直一个人生活。我把女佣解雇了……你知道，以前的那个女佣背景有点儿问题，有犯罪记录，不过你的材料里没有她的名字。打扫卫生的女佣还来，我用不算高明的手段欺骗她……是啊，人总是不知道有一天会因为什么而感到愧疚。有几个早晨，我不让她进卧室，好像那儿有个过夜的陌生人一样。但其实什么人也没有。六个月来，谁也没来过。这六个月……这也不是最糟的。这儿成了一个空旷的广场，回忆空空荡荡。四年，八年，三十八年前更糟糕。我的内心失去了平静，却并没有感到特别痛苦。这是一种畅快淋漓之感，就像病入膏肓，突然一切就要完结了一样。而现在，这种畅快之感即将走向终点。我该怎么办？我浑身的神经都想要逃离。我们在公寓里不停地踱步——我最终还是无法让安娜在沙龙里坐下，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像最初那样，一起选家具？一段婚姻就是这样开始的，也将以相同的方式结束？我站在黑黢黢的前厅里，似乎听见警报拉响的声音。我就这样等着安娜。她到了，门铃响了。门铃，在一片寂静中，轻声响起来。接着，一切都改变了。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我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迎接她，是该吻手还是只握手？……安娜怎么样？还是那么熟悉……但她的鞋、保暖套袖和礼帽都是崭新的。她很疲倦。我们朝诊所走去，就像两个在工作时偷懒的人。安娜像那些疲累不堪或是恶疾缠身的病人一样躺在沙发上，就是那张已经摇摇欲倒的沙发上。我煮了些茶。安娜不做家务，也不随便说话，她不关心公寓里的一切，也不会像受了冒犯似的指责这个或是那个没有放在原位。她闭眼躺着，小口啜着茶，我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无力地微笑着，紧闭双眼。谁都没说话，我看着这张熟悉的，熟悉得令我格外痛苦的雪白面孔。一切疑问都会显得多余而绝望。她为什么要来？她还有什么要说的？明天下午，在法官面前，她挽着律师的胳膊走进审判大厅，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走完我们这被肢解的八年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刻，不是更明智吗？我沉默着，因为一切鲜活的词汇都无法像过去舞台上呈现的那样指涉他物，一切词汇都将一股脑儿地揭示出事件的原委，我无法知晓什么样的事实会倾泻而出……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将近午夜时，她躺在沙发上，不肯放开我的手，她开了口。她想对我说话。她早就想说了；但想说和确定想说完全是两码事。人活着，知道一些事情，这种知识编织起了这个人的思想与梦想，他总会去想象，却从不组织语言，只是形象地去想象。然后，有一天，他就会了。而这时，他却无能为力。这就像下棋一样，他只能走一步到这儿，或者那儿。一步，就这么点儿机会，也可以放弃；一步，生活就许你这么点儿机会，而对手，那个无形的对手不会直接将你的军，你也不可能永远这么活着，一步一步，绝望地活着。不管怎样，只能陷在这棋局中，怨艾这一步一步的机会。上帝啊，怨艾……这些话啊。她的手握够了。我沉默着，两根手指不自觉地搭在她脉搏上。她的心脏平缓而安静地跳动。她一点儿都不紧张，神经舒缓。她说话思路清晰，还不时停下来，沉默一会儿。她的话条分缕析、情感丰沛、深思熟虑，我们就这样理智地谈了一个晚上。

“这时她可以谈了，因为不再痛苦。”格雷纳尔医生说道，他聚精会神地检查这条乖狗的牙齿，“能够认识到这点，需要的是孤独，深沉的孤独。那时，她已经拥有了孤独。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斗争，探索灵魂的本质，为得到这种认识而武装自己。她终于可以说：遇见了。一个人和自己的相遇。也许会很恐惧……我一直不敢。我的工作、本性、角色，我的一切都建立在我未曾完全认识自己的基础之上。安娜已经度过了这样的时刻，不可能逃跑了。这是种无休无止、无法衡量的孤独感，她说。在这个空间中，谁都无法靠近去帮助她。只能独自承受。这始于柏林，有一天，她接到了离婚判决当天代表她出席的律师的信函，律师告诉她，审判日期已经定下，还告诉了她法官的姓名。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博士，这是法官的姓名。律师还写了点儿其他内容，跟我谈了好几天安娜的赡养费问题。现在她都知道了。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那就好像是一道命令，一次打击。也许，令人惊讶之处就在于这是一股能让灵魂在这命令面前封闭起来的力量！八年，九年！安娜准确地算出：十年零三个月。她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你的。那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你已经是法官。还没成家。其他么……不过其他的你也都知道。现在，你都知道了。你不用否认；这跟你没关系。没人会指责你。做不了什么……谁都做不了什么。我的确对你有一个疑问。就一个。之前我已经问过了。现在，我再问一遍……也许……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现在你已经猜到我的问题了。这八到十年里，你梦到过安娜吗？”他卑屈地问道，声细若蚊；他神色若乞丐，说话像医生。科密沃什用裁纸刀敲了三下桌面；接着，把手里的工具丢到一边。“梦……它是什么？”他兀然鄙夷地问道，“生活不是由梦组成的。”“哦，不是的，”医生急忙掩饰尴尬，“梦，你说对了，梦并不代表什么。它们没有建构的力量，也无法反射光线照亮生活……起码鲜少发生过影响白昼的情况。只有在科学、艺术和文学中才有这样的例子。但梦，你说对了，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干扰。没有意义。梦极少成为事物的原因，几乎永远只是一种结果。你看，”他低三下四地说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我要的并不多。对你来说这没有意义。很简单……在我投案之前……我想要知道真相。一个处在我这种情况下的人，要求的已经不能更少了。你就像在用一菲列施舍大街上的乞丐。而对我来说，这一菲列就足够了。你说……不，这太过分了，太粗鲁了！你发发慈悲，替我想想，把这些蒙在迷雾之中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真相送给我吧，就当是纪念我。这些年你梦见过安娜吗？”他固执地重复着。法官浑身一激灵，伸展了一下麻木的四肢，一动不动地坐了几个小时后，他感到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透心凉。“梦，”他说得很慢，仿佛要将每个词按词汇组合的本质拆解开来，“梦境，疯狂。”他缓慢、吃力地重复着。“是的，是的，”医生赶紧安抚他，“梦境，疯狂。比迷雾还少见。我们不能这么做。暗影在玩弄我们。你梦见了吗？”法官眼神迷离。“十年，”他说，“你说，十年了……我不记得了。”医生想要扭转态势，说道： “我想是的，怎么会不是呢，我想是的。如果还要提条件，那也太大胆了……人们总会忘记自己愚蠢的梦。假如我今晚没来这儿，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心灵时常会创造一些幻境。它会将一种思想、记忆和欲望置入真空中……完完整整地。你看，安娜很久以来什么都不知道。当她遇见你以后，当她知道人们了解现实的方式，知道人也有手有脚之后，她还是无法理解自己从何处得来这些能力、力量，能让她在这十年中与世隔绝。她说，这样的移情几乎是完美的。当然，是那些梦……但那些梦已经无法让她像十年中的每一天，挽着我的手臂度过的每一天那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是爱我的，否则还能怎样？但她一直牵挂着你。人们是不相信这种事的。但我需要证明这不是真的。所以我来了。现在，这一切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安娜死了……是的，我杀了她。对我而言，现在只有理论意义了。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检验。当然，我个人也是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安娜死了。你知道，那天夜里，她说十年前她见到你，而这次相遇的意义对她来说是天翻地覆的；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相遇……让我想起了这样一种召唤。我无法装聋作哑地陪伴她左右，我也不可能误解她。她就是这么认为的，那天夜里她还说，你也应该听从这种召唤。一个人不可能听不见，这召唤声比惊雷还要震耳欲聋，一个人不可能在这召唤声中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地继续前进，成为一个耳目闭塞之辈。这样的相遇一生只此一次。但生活，你知道……另一个人……有时就径直前行了。得不到任何解释。谁都无能为力。生活还在继续，清晰的召唤声一直在回响，你们有时能遇到彼此，但后来你成了家，再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接着便天亮了，青年时代继续前进，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万物秩序’，我介入进来，一切就停留在了朦胧、模糊的自我意识中，一个人的声音和动作、某次在岛上手中握着球拍的相伴而行。这比虚无还要缥缈。你会时常进入她的‘脑海’吗？年轻的女孩总是不乏追求者；而你只是没有追求安娜。尽管如此，追求……口头上什么也没有错过。而这一切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的幻想。但后来，生活将安娜转交给了另一个男人。我就是这个男人，我们相爱了，不惜一切代价地相爱了。她把一切都给了我，唯独缺了你。她不知道，她从不谈起，也从不想起。可能这就是矿藏的燃烧方式，缓缓地升腾起烟雾，像灵魂保守秘密。白天的景象被梦境替代，出现了千变万化的情景、面孔、人物和状态；你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她和我在一起时神情一直很警觉，她其实没有和我在一起。然而这些时候，她都认为自己与我同在，最后，你还是向她走去。”“这简直就是疯了。”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说道。他想要跳起。但医生冷漠笔直地、一动不动地僵坐着。“你看到了，这个病症只有你能诊断。也许，是疯了。是臆想。是歇斯底里的对女人的意淫。但如果我在你这儿能找到这个梦的另一半……那么臆想将会停止。回到现实。就像山河、房屋一样的现实。那时，只有在事情发生的地方才会有另一种现实；事实、行为，是的，事物本身只能反射另一种更真切的现实。假如你回应了，假如你能够回应，那么安娜便能说实话。只需要一句话。你不敢说吗？要我帮你？还是你不会说？回答！”他咄咄逼人地边说边站起来，朝法官走去，故意挺直腰板，好像长高了一样。他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挑战姿态站在科密沃什面前。“你受不了……我明白了，这很困难……是的，如果是这样，你在这儿建立的这一切，在你周围沉睡、栖息的一切，都将只是一个错误。是一场误会的产物……回答我！”他两肘撑着桌面，身子倾向法官。“她回答了，她已经回答了。她确信自己敢于面对。黎明时分，在她坦白一切后，我去厨房煮咖啡，因为她冷得发抖。等我回去时，她已经睡着了。我给她盖上毯子，坐在她身边。已经是早晨了。她睡得很沉，有时会在梦里发抖，我又去拿了一条毯子，盖在她肩上。她就这么睡了两个小时……那时我才注意到，她的嘴开始冒白沫。我在诊室的书桌上看见一个玻璃杯。那是她在我去厨房煮咖啡的十分钟里拿来的。大概早上五点半左右。毒药已经吸收进体内，我熟悉安娜的体质，就像全世界只有她这一个身体一样。人在这种时候只能机械地行动。我知道还为时不晚。毒药完全吸收需要四五个小时。医生的本能让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我从下面的抽屉里翻出空气泵，同时要打急救电话。这种时候，人一般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不会去想；你看，我突然又变成医生了，神经完美地配合着，我吸满一针筒强心剂，手里拿着强心针和空气泵朝熟睡的安娜走去。她已经昏迷了，但这会儿的无意识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死了……我把空气泵丢在桌上，两根手指拨开她的眼皮，反射已经没有了。我坐在那儿，你知道，是个人都知道……如果我连这都不知道，就太悲惨了……我熟悉安娜的体质，也清楚安眠药的药理、剂量，我知道身体会在什么时候如何反应……我知道这剂量是致命的，但还没有完全吸收，我还能救她，这时候，也许还有半个小时……她的脉搏很弱很慢，但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试试所有的办法，也许我还能救活她。也许？如果我救不了她，就不是医生了。这是一个典型病例……可以用来教学和示范，这就是那种我们确实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挽救病人的病例。我把针筒放下，在她身边坐下，摸着她的脉搏，看着她。我用手绢把她嘴边的白沫擦掉。我一直看着她。这时我意识到，我不会去救安娜了。她选择了这条路，迈过了最难的那道坎，走出了第一步。她再也不知道了。多么简单的一步，就像做梦一样——是啊，真的就像做梦一样——现在她能从生活走向死亡了。摇摆不定的无意识状态，有些像她活着时一样……她不可能走得更美丽了……我抓着她的手，脉搏越来越乱，波动越来越大，随后逐渐慢了下来。这节奏很特别。这时我知道，我不会叫救护车了。过了一会儿，我放下安娜，清洁女工按响门铃，已经八点了。我走到前厅，把她打发走了，在公寓门上挂上一块牌子：‘格雷纳尔医生有事不在’。我走回安娜身边。现在……现在做什么都没用了。躺在我面前的身体，这具珍贵的、最可爱的身躯，成了一堆细胞团，身体正散发着自我意识的最后一束光芒。这具身躯从未完整地交付于我。我跪在她身边看着她。我为什么要把这具身躯救活？这是一场意外，一场不带感情色彩的愚蠢的意外……她在这尘世的喧嚣中与某个人相遇了，灵魂跌跌撞撞地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她无法痊愈了。前方有什么在等着她？还有什么在等着病人们？挂着我熟悉而深爱的疲倦、甜美、悲伤的笑容离开，竟是如此容易……这笑容就是她，安娜……我在这几个小时内，在她失去意识的脸庞上，找到了这笑容极为微弱的反射光芒。过了正午。脉搏已经感觉不到了。我在这儿，在安娜的尸体边坐了几个小时？早上五点半，我发现她失去了意识，那时我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过去了，我就这么坐着，我们俩。两个人……是的，这是属于我的。我理解了安娜，理解了这些力量后的几个小时，哺育了生命和死亡。我无法说出口，无法对此说些什么。我只是刚好理解了。快四点时，我用安娜经常披在身上的那条毯子把她裹好。我知道，是我杀了她。法律条文里，这种行为叫什么？非蓄意杀人？谋杀？是啊，我并不在乎是什么罪名。我走到浴室里，刮了脸。接着又回到诊所，把我想用来复苏安娜心脏的针筒扔掉，掏出另一支针筒，吸入吗啡；我卷起袖子，用蘸了消毒剂的棉球擦拭了一下皮肤……但这个动作把我吓到了。我还不想死。我还有事情没做完。这个微不足道的医学预见提醒了我，我并不是真心的，我不想死，至少现在还不想。我应该早点行动，应该了解些东西。现在还不能。我需要知道真相，我需要听到那句话的另外一半。然后，是的……安娜开了那句话的头，现在请你把它说完。我想，就算是回答一位女士的问题吧……我把安娜留在那儿，锁上门，就来你这儿寻找答案了。你不回答，我是不会离开的。这些年来，你梦到过安娜吗？”

这时，泰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它站在书桌前，又向克里斯托弗走去。法官站起来。他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房间里，清冷早晨的光线透了进来，还有些昏暗，科密沃什· 克里斯托弗的脸在这昏暗的光线中有些发灰。“是的。”他用颤抖、浑浊的声音说道。“很多次？”医生问。“很多次。”医生善意地点点头，仿佛他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似的，现在他只想知道一些毫无意义的细节： “是周期性地经常梦见吗？”法官想了一会儿。他所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犀利而干涩的，就像个独裁者： “这我不能回答。”医生又点了点头，无意识地、缓慢而痛苦地搓着手： “是的，这很难回答。也不重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他坚定而彬彬有礼地询问道： “在这十年零三个月里，你是否幻想过和某人发生身体接触……你在想象这种身体接触时，是否在你眼前鲜明、清晰、真实地浮现出了安娜的脸？”科密沃什开始缓慢地绕着桌子走，他往窗边走去，停下来，向外望去。他转过头说： “这我也不想回答。”“谢谢，这就够了。”医生恭敬地说，“没有其他问题了，请原谅，打扰了你这么久。”他鞠了个躬，朝门厅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