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离开时，克丽丝蒂娜也跟我道晚安。我一个人留在这间屋里。她将那本介绍热带的英文书忘在了扶手椅上。我没心思睡觉，拿起书来翻了一下。我翻看书里的插图，拼读那些介绍经济、卫生状况的数据表格。我万没料到克丽丝蒂娜会读这类书籍。书里写的一切都与她无关，我想，她不可能对半岛上的树胶产量的数学曲线和当地土著人的健康状况感兴趣。这不符合克丽丝蒂娜的阅读口味，我想。可是那本书还是说明了什么，不仅仅是用英文写的，不仅仅介绍半岛的生活条件。午夜之后，当两个人—我父亲去世后在我生活中跟我最亲密的那两个人—离开我后，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手里捧着那本书，直到恍然大悟：这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信号。另外，我还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就在那天，有什么事情已在我身上发生，命运终于说话了。这种时候需要格外小心，我想。因为在这种日子里，命运独特的符号语言在四处响起，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暗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号和图表，只需我们予以理解。不管什么事情，终归有一天会时机成熟，公开答案，我想。我突然明白，这本书也是符号与答案。这本书告诉我：克丽丝蒂娜渴望离开这里。她心里想的是陌生世界，换句话说，她向往别的地方，而不是这个世界。也许她想逃离这里，逃避什么或逃避某人—这个‘某人’可能是我，但也可能是你。毫无疑问，我想，克丽丝蒂娜感觉到了什么并且知道什么，她想离开这里，所以才读那些介绍热带的专业书，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许多，也自以为理解了许多。我理解了，并且感觉到，在那一天里发生了什么：我的生活被一分为二，就像一块土地在地震中裂成了两半—我的少年时代、你和所有意味着昔日生活的一切留在了一边，而昏暗朦胧、望不到边际的另一边，则是我要用自己的整个余生流浪的彼岸。我生命的这两个阶段永远不会再相互触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答不出来。整整一天我都努力保持镇静，小心克制，并且我确实做到了；当克丽丝蒂娜脸色苍白、用那种奇特的询问式眼神看我时，她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她不可能从我脸上读出狩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不会是我的臆想？会不会那一切都只是幻觉？如果我把它告诉谁，对方很可能会哈哈大笑。我手里没有材料，没有证据……然而，一个比任何证据都更确凿有力的声响，不容误解、不容争辩、不容反驳、不容置疑地在我的心里大声喊叫：我没有搞错，我知道真相。真相就是：我的朋友在那个黎明想杀死我。这是一个多么滑稽可笑、莫名其妙的指控啊，对不对？我能否将这个比现实还要恐怖的秘密告诉谁呢？我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但是现在，我能够平心静气地讲出来了，就像一个人讲述生活中的简单现实，以后我们将怎样相处？我能不能再直视你的眼睛？我们三个人，克丽丝蒂娜、你和我，能不能在一起逢场作戏，使友谊变成游戏和看守—我能够这样活着吗？我说过，我希望你疯了。也许是音乐让你发疯，我想。你始终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另一类人，跟我们格格不入。这个人不可能是逍遥的音乐家和肖邦的亲属。但我同时知道，这个希望愚蠢而懦弱：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能自欺欺人，你没有疯，没有任何托词和借口。你有你恨我并想杀我的原因。这个原因我猜不出来。最自然、最简单的解释是：你对克丽丝蒂娜怀有一股突然爆发的激情、痴心和欲望，这是癫狂的一种—但是这种猜测又不大可能，因为在我们三个人的生活里，我找不到任何可疑的迹象和征兆，我不能接受这种猜测。我了解克丽丝蒂娜，了解你，也了解我自己—至少我在那一刻这样以为。我们三个人的生活，我们与克丽丝蒂娜的相识，我的婚姻，我们的友谊，这一切都是公开、清澈、透明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情况是那么明白无误，哪怕我只动了片刻的疑心，我都觉得是自己疯了。激情，如果真是癫狂的激情，那是不可能隐藏的，激情可以迫使着魔者有一天将枪口对准他最好的朋友，但不可能对世界隐瞒几个月之久，即使我是一个又瞎又聋的局外人，也会察觉到蛛丝马迹—我们只差生活在一起，每个星期我们都在这里共进三四顿晚餐，白天我跟你一起在城里，在兵营里，在岗哨上，我们彼此了如指掌。我对克丽丝蒂娜的昼夜、身体和灵魂的了解，清楚得就跟对自己的一样。你和克丽丝蒂娜，这个猜测愚蠢透顶……当我正视了这一猜疑后，我多少感到如释重负。这里肯定另有原因。所发生的事情，肯定要比我能想象的更极端、更隐秘、更费解。我需要跟你谈一谈。我应不应该监视你，就像一出蹩脚喜剧中嫉妒的丈夫？我不是嫉妒的丈夫。我并没有神经兮兮地疑神疑鬼，当我想到克丽丝蒂娜时，心里非常平静。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她，就跟艺术收藏家遇到一生中最完美的收藏品一样，似乎找到和发现这幅杰作是他生命的唯一目标与终极意义。克丽丝蒂娜不会说谎，不会不忠，我了解她的所有想法，甚至秘密，对别人来说，这种了解只能在睡梦里偷偷幻想。我在结婚第一天送给她的那个包着黄色丝绒封面的日记本告诉了我一切，因为我们说好，她会在日记里向我、向她自己诉说情感与思想，倾吐那些与人不能直言的情感、欲望和心灵深处的肮脏念头，因为那些话让人羞于启齿或让人觉得琐碎无聊：她将所有这些记录在这本特殊的日记里，用只言片语告诉我，一个人在某种情况的刺激下想了什么或感觉到什么……我们是如此亲密。这本秘密日记总是躺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只有我俩有抽屉的钥匙，她有一把，我有一把。这本日记见证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所可能建立的最亲密关系。假如克丽丝蒂娜的生活中有秘密的话，日记早该流露出迹象。是的，我想，我们有挺长一段时间忘记了这个秘密游戏……我站了起来，穿过漆黑的过道，朝克丽丝蒂娜的书房走去，我打开写字台的抽屉，寻找那个包着黄色丝绒面的日记本。但是抽屉里没有。”

将军垂下眼帘，静坐了一会儿，像个盲人一样闭着眼睛，面无表情，仿佛在搜肠刮肚地想一个词。

“午夜已过，所有人都睡了。克丽丝蒂娜很累，我不想打扰她。她大概把日记带到了她的房间，我想。”他的语调十分友好，“我不想打搅她，明天我再看看，她是否在日记里向我传递了什么秘密的讯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从来没聊过这本私密日记—因为当着彼此的面，我们多少会为这种聋哑式亲密感到羞怯—就像长期的爱的自白。这件事很难一语道清。想当初这还是克丽丝蒂娜的主意，是她向我提出来的，我们在巴黎度蜜月时，是她想向我诉说秘密—后来，过了许多年，直到克丽丝蒂娜去世后我才明白，只有那些知道自己的生活中有一日将有什么事情需要表白的人，才会这样忧虑不安地为自白、为最后的真诚做准备。很长时间，我对这本日记都不太理解，我认为用这种书面的方式传达秘密是颇令人费解、有一点造作的女人想法，是克丽丝蒂娜生命中异想天开的摩尔斯电码。她说，她永远不想在我面前隐藏秘密，也不想对自己隐藏秘密，所以将在日记里记下所有难于启齿的东西。我刚才说了，我过了很多年才明白，她之所以这样逃入真诚，是因为担心有一天自己的生活中会充满不能与我分享的秘密，而真正的秘密是无法记述、无法言说的。克丽丝蒂娜想要给我一切，她的身体和她的心灵，她的感情和隐秘的念头，以及她所有的神经讯息—我们当时在度蜜月，克丽丝蒂娜在情网之中，你想一下她的出身就能明白，我给她的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封号，这座庄园，巴黎宫殿，花花世界，所有那一切，是她在几个月前，在小城郊区的贫民区里做梦都不敢想象的，那时她一个人跟一位寡言少语，疾病缠身，靠乐器、乐谱和记忆活着的老人相依为命……现在，生活一下子拱手给了她一切，婚姻，一年的蜜月，巴黎，伦敦，罗马，然后是东方，在绿洲里浪漫了好几个月，还有大海。克丽丝蒂娜当然相信自己非常爱我。后来我才知道，她并不爱我，在那段时间里她也不爱；只是感激。”

将军十指相扣，臂肘拄着膝盖，上身前倾，说：

“感激，非常感激，用她自己的方式，用一个和自己富有、显贵的年轻丈夫度蜜月的年轻女人的方式。”他的手指紧紧扣在一起，深沉、专注地盯着地毯上的图案，“不管怎样，她想表示感激，所以想出写日记这一特别的礼物。因为这本日记的开头，充满了令人意外的自白。克丽丝蒂娜并没在日记里讨好我，她的自白有时坦诚得让人不安。她三言两语地记下她眼中的我，但非常典型。她写下我身上她不喜欢的地方，比方说无论在哪儿，我跟人交往时所表现出的过分自信—她觉得我身上缺少谦逊，而对她那颗虔诚的心灵来说，谦逊是最高贵的品德。的确，在那些年里，我确实不谦逊。整个世界都属于我，我找到了一个我能全身心接受并产生完美共鸣的女人，我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前途无量，沐浴在阳光下，我才三十岁，热爱生活、义务和我的职业。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我自己也为那种骄纵张扬、高傲狂妄的自信和快乐感到厌恨。就跟所有受到上帝无缘无故恩宠的人一样，我在幸福感的深层也会感到一种惆怅。一切全都过于美好，完美无瑕，完美无缺。人们总是惧怕这种常态的快乐。我希望命运能够带来苦难，哪怕是在港口接到家书，获知有关世界和经济的负面新闻；哪怕被告知家中失火，庄园和财产付之一炬；哪怕替我打点财产的人给我捎来坏消息，即使真发生这类不幸，我都不在乎……你知道，人们喜欢向神回报所得到的快乐。因为众所周知，诸神有很强的嫉妒心，他们刚给凡夫俗子一年的快乐，便立即登记到欠账簿上，将在其生命结束时以高利贷的价格索回。但我生活中的一切完美无缺。克丽丝蒂娜在她的日记里写下只言片语，仿佛在梦里跟我说话。有的时候写短短一行，有的时候只写一个词。比如她写过这样的话：‘你毫无希望，因为你自负。’之后几个星期什么也不写。或者她写，在阿尔及尔看到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在一条窄巷里尾随她，她感觉自己会跟他走。克丽丝蒂娜有个丰富多彩的不安灵魂，我想。但是我很快乐，即便这种坦诚带着一点怪异、可怕的光焰，也不会破坏我的快乐。我不认为一个人真想如此费劲地向另一个人倾吐一切，也许之所以用这种支离破碎的坦诚谈论一切，恰恰是为了避免直接谈及事物的关键与本质。我在蜜月期间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即使后来读日记时也没有想到。但是后来，在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那一天和那一夜，在我们一起打猎的那天，我整个一天都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死在了你的枪口下，好像听到那枚突然射来的子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夜幕降临，你向我们告辞，但在那之前你跟克丽丝蒂娜详细讨论了跟热带有关的一切话题。我一个人独自厮守着那一天和那一夜的记忆。日记没在它常在的地方，没在克丽丝蒂娜写字台的抽屉里。我决定第二天早上到城里找你，问问你……”

说到这里他突然沉默了。他摇了摇头，一副老态，像是对一个孩子的行为感到惊诧。

“我想问什么？”他自嘲般地压低了嗓音小声说，“能用言语向人询问什么？人们并非用生活的现实，而是用言语做出的回答有什么意义？……没多大意义。”他断然自语：“言语能跟生活现实完全相符的人十分罕见，也许是生活中最罕见的现象。那时我还不懂得这个。我这里指的不是谎言，不是卑鄙。我指的是，人们白白了解真相，白白积累经验，但仍不能改变他们的天性。也许在生活中，我们对此只能听其自然，不可能像对待智慧和谨慎那样对这类不可复制的现实进行调整，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天性以适应现实。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变得更智慧、更威严，不会……我想跟你谈谈，但我并不知道我到底能够问你什么，能让你既可以回答，又不会改变事实。不过借助言语、询问和回答，也能够了解事实，接近现实：所以我想跟你谈谈。我睡得很实，我实在太累了。那一天我感觉到体力耗尽，好像一整天都在骑马或流浪。有一次我从雪山里背回一头棕熊，沉得要命，两百五十公斤：那些年我知道自己的体力很棒，可事后还是感到惊讶，我居然能背着那么沉的家伙攀崖越岭。看来，人有能力承受一切，直到极限，直到生活有了意义。当我背着那头死熊从山上下来，筋疲力尽地睡在山谷，我的猎友找到我时，我已经冻得半死了，旁边横着狗熊的尸体。那一夜我也是这样睡的。我睡得很实，没有做梦，醒来之后立即动身，直奔城里，找到你家。在那里，我站在屋子中央，我知道，你已经走了。我第二天才在上校那里看到你的信，你在信里宣布，你辞掉军衔去国外旅游。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你逃跑这个事实，因为当时我可以肯定，你确实想杀我；我可以肯定，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但其真正的意义我仍未弄清，不过我能肯定，这一切都直接跟我有关，这一切也发生在我的身上，不只在你身上。当房门打开，克丽丝蒂娜走进屋里时，我就这样站在神秘、闷热、摆满精美物品的房间里。”

他用叙事的语调娓娓讲述，和悦、亲切，仿佛透过遥远的时空，正不无玩味地向一位终于从国外归来的朋友讲述昔日故事中最精彩的情节。

康拉德一动不动地听着。他把已经熄灭了的雪茄烟放在玻璃烟缸的边沿，紧紧将双臂抱在胸前，姿势僵硬、刻板，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俨如一位正跟上司友好交谈的军官。

“她推门进屋，站在门口。”将军说，“她从家里赶来，没戴帽子，只身驾了一辆单匹马的轻便马车。‘他走了吗？’她问，嗓音显得格外沙哑。我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表示你已经走了。克丽丝蒂娜玉树临风地站在门口，可能我从未见过她像此时此刻这样美丽。她脸色煞白，像失血过多的伤员的脸，唯有眼睛放着灼热的光，她的眼神跟前一天晚上当我走到她跟前、她在读介绍热带的读物时一模一样。‘他逃跑了。’她随后说，没等我回答；这话她是跟自己说的，既是宣布，也是判断。‘这个胆小鬼。’她又说，语调平静。”

“她真这么说？”客人问，身子稍稍动弹了一下；这时候，他调整了一下雕塑般的坐姿，清了下嗓子。

“是的，”将军说，“她并没说别的。我也没问。我们一声不响地站在屋里。之后，克丽丝蒂娜巡视了一圈，一件件地仔细审视了房内的家具、画和工艺品。我注意到她的每个眼神。她看这间屋子，感觉像在告别。她看东西的样子，仿佛她曾一件件地看过，现在又一件件地与它们告别。你知道，看一间屋子和屋里的陈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第一次发现什么，另一种是像告别什么。在克丽丝蒂娜的眼神里，没有任何发现式的好奇。她的眼神是那么平静，并不陌生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像一个人在自己家中那样惬意环顾，清楚每样东西所在的位置。她的眼睛病态地闪烁，同时又格外黯然。她是那么专注、无言，此时此刻，我感到这个女人灵魂出窍，已经脱离了生活的安全范畴，很快就要失去自己，同时也失去你和我。一个眼神，一个突然的动作，克丽丝蒂娜做了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但这事已经无可挽回……她看着那些画，神色平和，并无好奇，就像人在告别的时候审视那些十分熟悉、已经看过无数遍的旧物。她用近视、傲慢、闪烁的目光朝那张宽大的法式沙发床瞅了一眼；眼帘稍稍垂下了片刻。之后，她转过身，跟来的时候一样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我没有追她。透过敞开的房门，我目送她穿过院子。她从芍药树间走过，那几天芍药花正在盛开。她登上候在栅栏外的轻便马车，手攥缰绳，驱车策马。转眼之间，马车消失在街巷的尽头。”

他停顿了片刻，看着客人。

“我是不是让你厌烦了。”他礼貌地问。

“没有，”康拉德沙哑地回答，“一点儿都没有。你继续讲。”

“我讲得是有点太详细了，”他用歉意的语调说，“但是不可能不讲详细：我们只能通过细节理解本质，这是我从书里和生活里体会到的。要了解所有的细节，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个隐在背后的词是重要的。一切都必须复原。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再多的话好讲。你逃跑了，克丽丝蒂娜走了，她驾着轻便马车回家了。在那一刻，在那之后，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我环顾房间，望着克丽丝蒂娜消失的方向。我知道，在前厅里，在房门后，你的勤务兵还姿势僵硬地站在那儿。我唤他的名字，他走进屋，向我敬礼。‘请您吩咐！’他说。‘上校先生什么时候走的？’‘乘拂晓的特快列车。’这列火车开向首都。‘他带了大箱子吗？’‘没有，只带了几件日常的衣服。’‘有没有留下什么指令或口信？’‘留了。这套公寓要退掉。家具要卖掉。这一切都交给律师先生办理。我将归队。’勤务兵说。他只说了这些。我们面面相觑。随后发生的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时刻：勤务兵—那个二十多岁的乡下男孩，你肯定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聪颖、通达人情的脸—从笔直立正、目光炯炯的军人身体里走出来，不再是一位士兵站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而是一个了解某些秘密的男人站在另一个他所同情的男人面前。在他的目光里，含着某种同情与怜悯，我的脸色变得煞白，那副目光让我血往上涌……这时候—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也突然丧失了理智。我上前一步，抓住他上衣的胸襟，猛拽一把，几乎将他悬空拎起。我俩的哈气呼到彼此脸上。我们死死地盯着对方，勤务兵的眼里既充满了恐惧，同时也再次—或者说始终—流露出怜悯。你知道，在那种时候我的拳头无论对人对物都不长眼睛；不管什么，只要稍不留神就能击得粉碎……这个我自己也清楚，我感到我们两个，士兵和我，都处在危险之中。于是我松开手，像扔一个铅娃娃；他的军靴咚的一声踏到地板上，重又恢复了立正的姿势，仿佛是在接受检阅。我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我只要开口问一个问题，这个人现在肯定会回答。我只需问他：‘刚才来这儿的那位女士，以前也来过这里吗？……’假如他不回答，我会杀了他。但是很有可能，即使他回答了，我也会杀他……人在这种时刻六亲不认。与此同时我心里清楚，没有必要问。我知道克丽丝蒂娜以前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她肯定来过许多次。”

将军仰身靠在扶手椅里，两只胳膊疲乏无力地搭在扶手上。

“现在再问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他说，“我还应该知道的事，这个陌生人是无法告知的。我还应该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疆界在哪儿？背叛的极限是什么？我应该知道这个。另外还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带着毫不知情的询问语调。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这些在心底深埋了四十一年、至今不能找到答案的问题，现在是他第一次问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