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死的时候，我才十四岁。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的童年不是在这里开始的，而是在离此很远的地方，在外省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爸爸是T省∏公爵一座巨大庄园的管家。我们住在公爵家很多村子中的一个村子里，过着安静、默默无闻、幸福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贪玩的小孩，每天做的就是在田野里、小树林里、花园里跑来跑去，谁也不管我。爸爸不停地忙于事务，妈妈料理家务；没有人教我学习任何东西，而我也乐得这样。经常是，从早晨一大早，我就跑出去，或者到池塘，或者到小树林，或者到割草场或者到收割人那里——无论是太阳晒，还是离开村子跑到我自己也不认得的地方，无论树丛刮伤了皮肤，还是撕破我的衣服，我都无所谓——事后回到家挨骂，我也无所谓。

我觉得，假如一辈子我都没有走出那个村庄，并且就只生活在一个地方的话，我会是很幸福的。可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了家乡。当我们迁居到彼得堡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唉，回想当初我们伤心地收拾行李，我是多么难过啊！当我与那些让我感到亲切的一切告别的时候，我哭得多伤心啊。我记得，当时我扑过去搂住爸爸的脖子，并哭着求他哪怕在村子里多住几天也好。爸爸冲我吼了起来，妈妈哭了；她说我们必须走，事态要求我们非走不可。老公爵∏死了。他的那些继承人解雇了爸爸。爸爸有一些钱放在彼得堡的某些私人手里周转。他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认为必须去那里亲自打点。所有这些我都是后来从妈妈那里听说的。在彼得堡我们住在老城区，一直到爸爸去世，我们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

适应新的生活对我来说多么难啊！我们是秋天到彼得堡的。我们离开村子的那一天，天气晴朗、暖和、风和日丽；农活已经接近尾声，打谷场上堆满了大垛大垛的粮食，叽叽喳喳的鸟儿聚拢来；一切都让人觉得明快，欢乐。可这里，在我们刚搬进城里的时候，就赶上阴雨绵绵，秋季的潮湿阴冷、恶劣的天气、泥泞的道路和一群不熟悉的新面孔，他们既不欢迎我们，又对我们心怀不满，还爱生气！我们凑合着安顿下来。我记得，全家人忙碌，四处张罗，建立了新家。爸爸总是不在家，妈妈一分钟也不闲着，他们完全忘记了我。在我们的新家睡了一夜后一大早起了床，我就感到很伤心。我们的窗户对着一堵黄色的围墙。街上总是泥泞不堪。行人很少，他们都把衣服裹得很严实，所有的人都觉得很冷。

而整天笼罩在我们家中的是一种可怕的忧伤和无聊的气氛。我们几乎没有亲戚和要好的朋友。爸爸与安娜·费多罗夫娜争吵（他欠她钱）。因业务需要倒是很经常地有一些人到我们家里来。通常都是争执、吵闹、喊叫。每一次来访之后，爸爸总是不高兴，怒气冲冲；他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在屋里踱来踱去，皱着眉头，跟谁都不说话。这个时候妈妈不敢和他说话，一直沉默。我就坐在角落里看书，乖乖地、静悄悄地，一动也不敢动。

在我们来到彼得堡三个月后，我被送到了寄宿学校。第一次处于一群陌生人中间，我是多么的伤心啊！一切都是那么枯燥冷冰冰：女教师爱叫嚷，女学生喜欢嘲笑，而我又是那么怕生。管理很严厉，简直是苛求！所有的活动都有规定的时间，公共食堂，无聊枯燥的老师，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烦恼痛苦。在那里我觉都睡不着。我经常整夜地哭，漫长的、无聊的、寒冷的夜。通常到了晚上大家都复习功课或预习新课，我则坐在那里对着会话书或者单词本，不敢动一下，脑子里却在想着我们的那个不大的家，想爸爸，想妈妈，想我的老保姆，还有老保姆讲的故事……唉，想起就让人伤心！家里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想起来都是让人高兴的。想着想着就想到：要是现在能在家里多好啊！我会坐在我们家的小屋里，和家人一起，坐在茶炊旁；该是多么温暖，多么美好，多么熟悉啊。我想这时我会怎样紧紧地、热烈地拥抱妈妈！想着想着，我就痛苦地轻轻哭了起来，强压住眼泪，可是单词再也背不下去了。由于不能把转天的功课背熟，我就整宿地梦见老师、校长和同学们，整宿地在睡梦中复习功课，可是到了转天还是什么都不会。于是就被罚跪，只给饭吃。我是那么伤心、烦闷。起初，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所有的姑娘们都嘲笑我，逗我，打搅我，在我们排队去吃饭或者喝茶的时候，她们就掐我拧我，毫无缘由地就把我告到女教师那里。可是星期六的晚上，每逢保姆来接我，我又是多么开心啊。我总是高兴得像疯子似的，紧紧搂住我的老保姆。她替我穿好衣服，裹得严严实实，一路上紧追慢赶地跟着我，我则一个劲儿地不停地对她说啊说。回到家后我又开心又快活，紧紧地拥抱我的家人，好像分开有十年似的。然后就连讲带说地聊起来；我向所有人问好，笑啊闹啊，跳啊跑的。我开始和爸爸交谈一些严肃的话题，谈学习，谈我们的教师，谈法语，谈洛蒙德的语法，我们大家都是那么开心，那么心满意足，就是现在回想起这些时刻心中依然愉快。我努力用功读书，以博得爸爸的欢心。我看得出来他把最后的一点钱都花在我的身上了，而他自己呢，天知道他在如何苦苦挣扎。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阴沉，越来越不满，越来越爱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完全变坏了，他的业务不顺手，债务一大堆。妈妈常常哭又不敢哭出声来，讲又不敢讲，生怕惹爸爸生气，整天病歪歪的，越来越消瘦，并且开始剧烈地咳嗽。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总是看见大家愁眉苦脸，妈妈悄悄地流眼泪，爸爸发脾气。接着便开始了责备和非难。爸爸开始说，我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欢乐和任何安慰。说他们为了我把最后的一文钱都花光了，而我直到现在还不会说法语；总之，他把所有的不顺心，所有的不幸，一切的一切都统统发泄在我和妈妈的身上。怎么能怪罪和折磨可怜的妈妈呢？常常看着她那模样，心都快碎了：她面颊凹陷，两眼眍进去，脸上常有那么一种肺结核病的红晕。我挨骂的次数最多，总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后面就扯得很远，我常常搞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责骂我的理由……先是谈到我是个笨蛋，学不好法语，说我们寄宿学校的女校长是个玩忽职守的笨女人；说她不注意我们的品行，说爸爸自己至今没能找到工作，说洛蒙德的语法是最不好的语法书，而扎波尔斯基的要好很多，说他们在我身上白白扔了好多钱，说我是一个无情无义铁石心肠的人——总之，我这个可怜的人，尽管拼命学习，背会话和单词，结果却什么都是我不对，一切全怪我！这完全不是因为爸爸不喜欢我：他对我和妈妈非常疼爱，只是他的脾气就是这样。

操劳、忧虑、挫折把可怜的爸爸折磨得不堪重负：他变得多疑而暴躁，常常陷于绝望，也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有一次着点凉，马上就病倒了，他病的时间不长就猝然离世，那么突然，那么意想不到。受此打击，有好几天我们精神失常。妈妈神情恍惚，我都担心她会疯掉。爸爸刚一死债主们就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成群结队纷纷登门讨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统统给了他们。我们把在彼得堡城郊的那所小房子也卖了，那是爸爸在我们搬到彼得堡半年之后买的。我不知道剩余的债务是如何了结的，不过我们已经失去了安身之地，无家可归，连填饱肚子的食物都没有。妈妈得了重病，日渐消瘦，我们又无以为生，无法养活自己，前面只有死路一条。那时候我刚满十四岁。就在这时，安娜·费多罗夫娜来拜访我们。她一直说她是个女地主，跟我们沾亲。妈妈也说她跟我们有亲戚关系，不过很远。爸爸生前她从来不到我们家走动，如今她来了，眼里含着泪水，对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为爸爸的离世，为我们走投无路的困境感到难过。她还说，这全怪我爸爸，不肯量力而行，急于求成，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她表示愿意跟我们更亲近一点，提议忘掉双方不愉快的事；妈妈说从来没有怨恨过她，她听了感动得眼泪汪汪，拉着妈妈去教堂。给“亲爱的”（她这样称呼爸爸）做安魂祭。在这之后，她就庄重地跟妈妈言归于好了。

安娜·费多罗夫娜先把我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困苦处境大肆渲染了一番之后，便邀请我们到她家，用她的话来说，到她那儿去安身。妈妈表示了感谢，很久拿不定主意；但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也绝不可能做出其他任何安排，最后还是对安娜·费多罗夫娜说，我们接受她的建议，非常感谢。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从彼得堡城区搬到瓦西里岛的那天上午。那是秋天的一个晴朗的、干燥的、寒冷的早晨。妈妈泪眼汪汪，我则非常伤心，心都要碎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可怕的苦恼压在我的心头……多么痛苦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