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的第一个同心圆是小说中具体的人与事。

说得“俗”一点，《白痴》写了几组三角恋爱或五角恋爱：

一、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爱梅什金公爵（即小说中的“白痴”）；二、梅什金、罗戈任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三、梅什金、加尼亚、伊波利特以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爱阿格拉娅。由此引起一连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冲突、斗争，乃至凶杀。就故事来说，已经够紧张，够刺激，够引人入胜的了。

如果说得“雅”一点，小说讲的是一个忠厚、善良的年轻人，身无分文，茕茕孑立，从国外归来，由于命运的安排，突然落在一群不怎么忠厚，不怎么善良的人们的包围中，被卷进生活的旋涡，看到了俄国光怪陆离的众生相。他想以自己为榜样，以自己的忠厚、善良、逆来顺受和宽恕一切来影响乃至改变这个世界，使大家相亲相爱。但是当时的人际关系是如此复杂，他因经受不住接二连三的刺激，疯了，变成了真正的白痴。

如果说得“深”一点，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小说写了两种类型的俄罗斯人——真正的俄罗斯人和欧洲化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是豪放，欧洲人的性格特征是褊狭。俄罗斯人重感情，轻理智，爱走极端。欧洲人重理智，轻感情，不爱走极端。对欧洲人的一言一行，可以用理智去理解；对俄罗斯人则不行，除了理智以外，还必须用自己的心。

《白痴》中真正的俄罗斯人是梅什金和罗戈任，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们都有俄罗斯人固有的豪放、重感情、轻理智的特点，干什么都豁出命去干，不计后果。

可是梅什金和罗戈任又彼此不同。同是俄罗斯人，但是一个重感情，用自己的心来理解一切人和事，具有一种纯洁、善良的心灵美，他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希望以自己为榜样来影响和改变周围的人。另一个却把俄罗斯人的豪放集中表现为对女人的不可遏制的情欲。为了女人，他可以去杀人。如果得不到这女人，他情愿跳河自杀，或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这女人捅死。

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两人都十分美丽，非常聪明，蔑视世俗的成见和周围的环境，十分高傲，要爱就豁出命去爱，甘愿为所爱的人牺牲一切，受苦，乃至受难。但是她们又彼此不同。阿格拉娅是叶潘钦将军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十分任性，但是她不为世俗成见所囿，越是不许她看的书她越要看，越是不许她做的事她越要做，耽于浪漫主义幻想。正如瓦里娅所说，她“可以拒绝一门最好的门当户对的亲事，却会心甘情愿地跑到阁楼上去找一名穷大学生，跟他一起挨饿——这就是她的理想！”当众人认为梅什金公爵不过是一名不谙世事的“白痴”和“傻瓜”时，她却力排众议，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抵不上您一个小指头，都赶不上您聪明，赶不上您心好！您比所有的人都诚实，都高尚，都好，都善良，都聪明！”后来，由于梅什金公爵不忍心抛弃不幸和绝望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才毅然与公爵决裂，嫁给一位流亡国外的波兰爱国志士。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身世和经历，与阿格拉娅完全不同。她是一名孤女，父母双亡，从小被一个名叫托茨基的大地主收养。她长大后，又被这个人面兽心的地主收为外室。后来，托茨基把她玩腻了，想甩掉她，另娶一位名门闺秀为妻。但是，这时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年幼无知的小纳斯佳了。她看透了托茨基的伪善和荒淫无耻，决定在她生日那天当众剥下他的画皮，揭穿他。她毅然放弃了托茨基给她作为补偿的七万五千卢布，并宣布从第二天起搬出她所住的豪华公寓，从此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看谁还肯娶她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娘们”为妻。可是，当时也在座的梅什金公爵，却出于对这个不幸女人的同情和怜悯，当众表示，她的过去种种并不是她的过错，她本人是无罪的、清白的，他可以娶她。这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吃了一惊，十分感动。她说她在梅什金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可是她又觉得自己是个失足的女人，嫁给公爵会玷污他的名声，葬送他的前程，她不配得到他的爱。在此以前，俄国某富商之子罗戈任，曾出十万卢布高价，要把她买下来。她答应把自己卖给罗戈任，不过不是为了钱（钱，她可以不要！），而是觉得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是以后，她又几次在快要举行婚礼的时候逃跑，因为她知道嫁给罗戈任只能是毁灭。她希望的仅仅是公爵幸福，希望他能够同阿格拉娅结婚，并想尽办法玉成他俩的婚事。但是，最后，她面对自己的情敌阿格拉娅的挑战，又觉得自己牺牲太大了，她怎么能把自己心爱的人拱手让给另一个女人呢？她要公爵在她们两人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公爵在她们两人中间看到的只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张绝望的、疯狂的脸……一看到这张脸，他就觉得‘万箭钻心’”。他向阿格拉娅脱口说道：“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她……这么不幸！”阿格拉娅听到这话后，一气之下，冲出了房间。她对公爵的爱是不能同别人分享的，“她甚至受不了他片刻的动摇”。公爵想去追阿格拉娅，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把抱住了公爵，晕倒在他的怀里，她再也不能失去她从少女时代起就幻想得到的这种真正的人的真正的爱情了。公爵知道一个俄罗斯女人爱一个男人是不顾一切的，他怕她发疯，怕她自杀，遂答应跟她结婚，以安慰她那颗破碎的心。可是在他们俩正准备结婚的时候，她看到公爵成日价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她知道，公爵的真爱是阿格拉娅，爱她只是出于怜悯。她又陷入痛苦之中：一、公爵并不真爱她，只是可怜她，跟公爵结婚，是牺牲了公爵的幸福，是夺人之爱；二、违背了她从前理智的抉择，害了公爵，葬送了公爵的前程。结婚那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梳妆完毕，戴上了婚纱，正准备上马车到教堂去举行婚礼。——这时，猛抬头，她看见了人群中的罗戈任，她一声惊呼，抓住罗戈任，要罗戈任“救救”她，带她逃跑。她不能昧心地同公爵结婚。最后，终于香消玉殒，惨死在罗戈任的刀下。而死，正是她所希望的。

欧洲化的俄罗斯人或西欧化的俄罗斯人，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化的俄罗斯人。这种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满脑子都是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第二类是思想上的资产者，沾染上了从西欧传到俄国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这类人虽然地位不高，钱也不多，但却无所不用其极，一心想的就是“钱”、“权”二字。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无事生非，造谣诽谤，敲诈勒索，乃至杀人越货。

属于第一类的有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房产主托茨基和叶潘钦将军，放高利贷的普季岑，唯利是图、谄上骄下的加尼亚，诡计多端、出卖良心、拍马逢迎、什么亏心事都做得出来的列别杰夫等人。

但是，他们又彼此不同。

普季岑虽然以放高利贷为生，但他并无野心，并不想成为富甲天下的罗思柴尔德。他只想将本求利，心并不太狠，为人也不太坏，对妻子，对内兄，对岳父母都不错，并不搞歪门邪道。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这是欧洲人中的“德国道路”——光明正大地赚钱。

加尼亚表面看上去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做梦都想出人头地。“只要有利可图，要卑鄙就干脆卑鄙到底。”可是真到事情“须要豁出去，铤而走险的时候”，他又“瞻前顾后，不敢造次”，“变成了正人君子，不愿去干过于卑鄙下流的事（话又说回来，至于小的、不起眼的卑鄙下流的事，他是永远准备去做的）”。请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罗戈任给她的十万卢布扔进壁炉，让他赤手空拳地把这钱从火里取出来，取出来钱就归他。但是，他却经受住了这场考验，没有不顾廉耻地去拿这笔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巨款，虽然他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是他终于扭头不顾，向门口走去，尽管他受不了这个精神上的苦刑，走了两步，一个趔趄，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这说明：他虽然坏，但还没有坏到极点。他想成为欧洲化的俄罗斯人，但是走到由此及彼的交界处又打住了。他心贪，但是羞耻心尚未完全泯灭；他心狠，但是还没到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列别杰夫这人比较复杂。这是个聪明的无耻之徒。只要能捞到好处，什么亏心事都能做得出来。他甘愿在有钱人面前当小丑，当“篾片”。他衣着寒酸，在人前装穷，可是私下里却放高利贷。此外，他还有一处带花园的房产，布置得十分雅致。他在帕夫洛夫斯克还租了幢别墅，可是自己却住厢房，把正房转租出去，做二房东。他可以为区区五十卢布（甚至五卢布）在法庭上替一名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辩护。他可以给凯勒尔写的谤文提供素材，诽谤公爵。他可以玩弄阴谋诡计，企图把公爵宣布为疯子，把他看管起来。但是他这人又非常聪明，擅长哲理思考，能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痛下针砭。他博学多才，家里有很丰富的藏书，甚至藏有珍本《普希金文集》。而且他非常爱自己的孩子，是个慈父。他做了坏事，能够自责，勇于悔过，但接着又做坏事，又悔过。这是一个复杂的谜一样的人物。正如他向公爵所作的自我剖析：“好吧，就对您，就对您一个人说句实话吧，因为您把人看透了：言与行，谎言与真话——我都兼而有之，而且都是真诚的。真话与表里如一，表现在我的真诚忏悔中，信不信由您，但是我可以发誓，空话与谎言则存在于我像地狱般的（而且是我永远固有的）思想中，怎么想方设法把一个人捉住，怎么想方设法用悔恨的眼泪骗人！真的，就是这样！对别人我是不肯说这话的——无非惹人耻笑，或者招人唾骂罢了；但是公爵，您把我当人，您会对我的言行作出公正的判断的。”正如公爵所说，“他这人是个大杂烩”。哲人、小丑、坏蛋，兼而有之。

第二类人，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是在思想上受到欧洲毒化的俄罗斯人。例如书中提到的那帮年轻人：多克托连科、布尔多夫斯基、凯勒尔和伊波利特。而伊波利特则是他们的理论家。他们受了西欧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不著书立说，他们是行动上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就是对公认的历史传统、文化遗产、道德规范、人类理想和生活准则持否定态度。列别杰夫曾这样形容这帮年轻人：“他们倒不完全是虚无派，他们是另一种人，别具特色，我外甥说，他们比虚无派还虚无派。……虚无派毕竟有时候还是些学有专长的人，甚至是学者，可是这些人却差远了。因为他们首先是些办实事、谋实利的人。其实，这是虚无主义产生的某种后果，但不是衣钵真传，而是道听途说，间接听来的，而且他们也不在杂志上写文章，公开亮相，而是直接付诸行动；他们……他们直截了当地认为他们有权，如果他们非常想得到什么东西的话，就有权不择手段，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们，哪怕因此而需要杀死八个人也在所不惜……”当时，俄国出现的一连串凶杀案，包括《罪与罚》中描写的凶杀案，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经其他人默许，由凯勒尔执笔撰写的以敲诈公爵为目的的那篇诽谤性文章《贫民与贵胄……》，以及他们四人夜闯民宅，气势汹汹地向公爵兴师问罪这一事实，就是当时俄国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的年轻人的惯常表现。譬如，布尔多夫斯基口口声声地说他“有权”；伊波利特也尖声大叫：“……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将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因此也是布尔多夫斯基的合法权利。”至于这篇文章是不是诽谤，那是另一回事。只要他们这样做对社会有益（？），即使说点假话，做点坏事，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有不择手段这样做的权利。正如凯勒尔坦白陈述的：“至于说有某些不尽属实之处，即所谓夸张，那您也得承认，动机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目的和用意。”他们的口号是“否定”，理由是“我穷”，手段是“为所欲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曾指着布尔多夫斯基说：“我敢打赌，他肯定会杀人！你的钱，就是那一万卢布，他兴许不会拿。他不拿，可能因为于心有愧，可是夜里，他却会进屋杀人，把钱从钱匣子里拿走。问心无愧地拿走！他这样做并不是鸡鸣狗盗，杀人越货！这叫‘因高尚的绝望铤而走险’，这叫‘否定’，或者鬼知道叫什么……呸！一切都颠倒了，大家都脚朝上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