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婚礼上，她的所有朋友和相识都来了。

“你们看看他，不是也挺不错吗？”她朝她丈夫那边点点头，对自己的朋友们说，好像是在解释，她为什么嫁给这个普通的、非常平凡的、毫不出众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狄莫夫是一位医生，九品文官的官阶，在两所医院里任职：在一所医院里当编外主任医生，在另一所医院里任解剖师。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在门诊部接待病人，查看病房，下午坐马车到另一所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也私人行医，但收入很菲薄，一年也就五百卢布罢了。关于他的情况，还能说些什么呢？但是，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及她的朋友和相好却不是十分平凡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出众的东西，而且都有点名气，有的已经成名，被看作是名流了，或者即使还没有成为名流，以后也有光明灿烂的前程。教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朗诵的就是一个话剧院的演员，他早就是被公认的天才，是一个优雅、聪明而且谦虚的人，也是出色的朗诵家。另一位是歌剧演员，温厚的胖子，他叹着气地对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她会毁掉自己。但如果她不那么懒，能把握自己的话，将来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此外有几位画家，其中打头的是风俗画家、动物画家兼风景画家里亚博夫斯基，他是一位非常漂亮的金发青年，二十五岁左右，他举办过成功的画展，他最近画的一幅画竟卖出五百卢布的价位。他修改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一些画稿，说她将来很可能有出息。其次有一位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能让自己的提琴发出哭泣的声音，他公开宣称，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能够给他伴奏的只有奥丽加·伊万诺夫娜一人。再其次是一位文学家，他虽然年轻，却已经出名，写出了中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还有谁？对，还有瓦西里·瓦西里奇，他是贵族、地主、业余插图画家和小花饰画家，极其喜欢古俄罗斯风格、民谣和史诗，他在纸上、瓷器上和熏制的盘子上真正创造出了奇迹。这些自由自在并被命运宠坏了的艺术家，虽然很客气很谦虚，但只有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世间还有医生的存在，而且在他们听起来，狄莫夫这个姓就跟西多罗夫或塔拉索夫差不多。在这伙人当中，狄莫夫是个陌生的、多余的、矮小的人，虽然他个子很高，肩膀很宽。他们觉得，他看起来好像是穿着别人的礼服，长着小伙计的胡子，但是，如果他是个作家或者画家的话，那他们就会说，他的胡子使人想起左拉了。

有位演员对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她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穿上结婚礼服的话，宛若一棵春天开满了娇嫩白花的端庄挺拔的樱桃树。

“不，您听着！”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拉着他的手说，“这事是怎样突然发生的呢？您听着，听着……我要告诉您，当时我父亲与狄莫夫同在一个医院里做事。可怜的父亲生病了，狄莫夫几天几夜守在他的床边。多大的自我牺牲啊！里亚博夫斯基，您听着……还有您，作家，也听着。这是很有意思的。您过来，靠近一点。多大的自我牺牲啊，真诚的关心！我也几夜没有睡觉，坐在父亲身边。突然，您瞧，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我和狄莫夫狂热地恋爱了。的确，命运往往就是这么离奇古怪。父亲死后，他常来看我，有时也在街上遇上我。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傍晚，他突然向我求婚了……真是意外……我哭了一个晚上，结果我自己也难堪地坠入了情网。而现在，正如你们看到的，我已成了他的妻子。他身上有某种强大的、有力的、像熊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呢？现在他的脸四分之三对着我们，看不大清楚，但是当他转过脸来时，你们看他的脑门吧。里亚博夫斯基，您说说看，他的脑门怎么样？狄莫夫，我们在说你哪！”她向着丈夫喊了一声。“你过来，把你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会成为朋友。”

狄莫夫温厚而又纯朴地微笑着，把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并且说：

“非常高兴。跟我同班毕业的一个人也姓里亚博夫斯基，他不会是您的亲戚吧？”

二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二十二岁，狄莫夫三十一岁。结婚后他们日子过得很好。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在自己客厅的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镜框，有的没有配。靠近钢琴和家具的旁边，她用中国的洋伞、画架、五颜六色的布片、短剑、半身雕像、照片……布置了一块漂亮的小天地……在饭厅里，她用民间木板画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墙角上放一把双手用的大镰刀和一把草耙。这样就有了一个富于俄罗斯韵味的饭厅。在卧室里，她为了把房间布置得像个洞穴，便把天花板和墙壁全蒙上黑呢布，在两张床的上空架一盏威尼斯式的灯，门的旁边安上一个手执长柄斧的假人。大家都认为，这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很温馨的小窝。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每天十一点钟起床后，先是弹弹钢琴，或者，天气好的话，也画点油画，然后在十二点多钟时，便去找女裁缝。由于她与狄莫夫钱不多，刚够维持生活，所以她和女裁缝不得不绞尽脑汁，为了经常有新衣服穿，漂漂亮亮，引人注目，她常利用一些不值钱的零头边角、花边毛绒、绸缎，把一些重新染过的旧衣服加以改装，真的就能创造奇迹，缝制出使人入迷的东西来，简直不是衣服，而是梦幻。从女裁缝那里出来，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坐车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福利演出站的戏票。从女演员家里出来，她还得到某某画家的画室去，或去看画展，然后又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人家邀请的，要么是回访，要么干脆去聊聊天。到哪里她都受到亲切的欢迎，友爱地称她好、可爱，了不起……被她称为名人和伟人的那些人都把她当作亲人招待，平等相处，一致地预言：凭她的天才、鉴赏力和智慧，只要她不分心，必将有所成就。她唱歌，弹钢琴，画油画，雕刻，参加业余演出，但她做这一切都不是随便的表现，而是才华的显示。不管是扎彩灯，梳妆打扮，还是给人系领带，她都做得非常有艺术性、优美、可爱。不过，她的才能表现得最好的方面，还在于她善于很快地结识名人，迅速地跟他们混得很熟。只要是某个人有点名气，能让人们谈起他，她马上就去结识这个人，当天就跟他交成朋友，并请他到自己家里来。对她来说，任何新的结交都是一件真正的喜事。她极其崇拜名人，为他们感到骄傲，而且每天晚上都梦见他们。她非常渴慕他们，而且这种渴慕永远不能满足，旧的名人过去了，被忘掉了，便由新的名人代替他们。不过对这些新名人，她很快就习以为常了，或者是失望了，于是又开始热烈地寻找新人和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为什么呢？

快到五点钟时她与丈夫在家里吃饭。丈夫的质朴，他的健康的思想，他的温厚都使她感动、高兴，她有时会跳起来，冲动地抱住他的头，不停地吻他。

“你啊，狄莫夫，是个聪明的高尚的人。”她说，“但你身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完全不感兴趣，你否定音乐和绘画。”

“我不懂它们！”他温和地说，“我一辈子都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工作，我没有功夫对艺术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是很不好的，狄莫夫！”

“为什么？你的朋友们不懂得自然科学和医学，可你并没有因此而责怪他们。各人有各人的事。我不懂得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一些聪明人为它们奉献自己一生，而另外一些聪明人则花一大笔钱去买它们，那就是说，它们是有用的。我不懂它们，但是，不懂并不意味着否定。”

“来，让我握一握你的诚实的手。”

午饭后，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去看望熟人，然后去戏院或音乐厅，而回到家里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天天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家里都要举办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不玩纸牌，也不跳舞，而是津津乐道于各式各样的艺术：剧院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各种纪念册上作画（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有许多类似的纪念册），大提琴家拉琴。女主人也作画、雕刻、唱歌、伴奏，在朗诵、演奏、唱歌间歇时，他们便谈论文学、戏剧、绘画，并且争论不休。这里没有女人，因为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自己的女裁缝外，都是乏味的、庸俗的。每次晚会都出现这样的事：女主人一听见门铃响，就吃惊似的现出得意的表情说，“这是他！”这个所谓的“他”，是指某个应邀而来的名流。狄莫夫不在客厅里，而且谁也想不起他的存在。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向饭厅的门就开了，狄莫夫总是带着好心的温和的笑容走出来，搓搓手说：

“先生们，请吃点东西。”

大家来到饭厅里，而且每回在桌上看到的都老是那些东西：一盘牡蛎、一块火腿或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蘑菇、伏特加酒和两瓶葡萄酒。

“我的亲爱的管家！”奥丽加·伊万诺夫娜高兴得合起手掌说道，“你简直可爱极了！先生们，你们看看他的脑门吧！狄莫夫，你把脸转过来。先生们，你们看，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而他的表情却像善良可爱的鹿。呜，亲爱的！”

客人们一边吃，一边看着狄莫夫。他们在想：“他真是一个好人！”不过他们很快就把他忘了，继续谈论着戏剧、音乐和绘画。

这对年轻夫妇很幸福，他们生活得很惬意。不过他们蜜月的第三周却过得并不美满，甚至是悲伤的。狄莫夫在医院里染上了丹毒，卧床六天，并且只好把他那头美丽的黑发剃光。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坐在他的身边，并痛苦地哭了。不过，当他的病好一些后，她便用一块白头巾把他剃光了的头包起来，并把他画成一个游牧的阿拉伯人。两人都感到非常快乐。他病愈后又到医院上班，但三天后，他又发生了倒霉事。

“我真不走运，奥丽加！”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他说，“今天我做了四个解剖，同时划破了两个手指，而且直到回家后我才发觉。”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吃了一惊。他却笑着说，不要紧，小事一桩，并且说，他做解剖时常常划破手指。

“奥丽加，我工作太投入时，就变得大意了。”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担心他受尸体的感染，天天晚上都向上帝祷告，不过后来总算没有出事，又过着其平和而幸福的生活，无忧无虑。目前他们的生活很美好，而且很快就到春天了，它已经在远处微笑，许下了一千件开心事。幸福是无止境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郊的别墅去，游玩，速写，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到秋天，画家们便到伏尔加河去旅行。这次旅行，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将以这个团体的不可或缺的身份参加。她已经用亚麻布为自己缝制了两套旅行服，买了旅行用的颜料、画笔、画布和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几乎天天都来找她，看看她在绘画方面有些什么成绩。每当她拿画给他看时，他都双手深深地插进衣兜里，紧抿着嘴，呼哧着说：

“是的……您这朵云正在叫喊：它不是被夕阳照亮的那朵云。前景好像被吃掉了，而且，您明白吗，有些东西不是那回事……您那个小木房有点儿不透气，悲戚地吱吱叫着……那个屋角要画得暗一些。不过总的说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越是说得不明白，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就越容易理解他。

三

降灵节的第二天，午饭后，狄莫夫买了一些小吃和糖果，就到别墅看妻子去了。他有两周没见到她了，非常惦念。他是坐火车去的，下车后在大片树林里寻找自己的别墅。他一直感到又饿又累，头脑里却幻想着，一会儿他将多么自由自在地跟妻子一起吃顿晚餐，然后就睡个大觉。看着自己带来的那个装着鱼子酱、奶酪和白鲑鱼的小包，心里感到很高兴。

当他找到别墅，认出是它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一个老女仆对他说，太太不在家，大概很快就能回来。别墅的外观很难看，天花板很矮，用写字纸裱糊着，地板凹凸不平，全是裂缝；只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放着床，另一个房间里桌子上和窗台上随便堆着画布、画笔、脏纸和男人的大衣及帽子，在第三个房间里，狄莫夫看见三个不认识的男人，其中两人是黑头发，留着胡子，第三个则刮光了脸，很胖，看样子是个演员。桌上茶炊的水已经开了。

“您有什么事吗？”演员嫌恶地看着狄莫夫，用男低音问道，“您要找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吗？请等一等，她很快就回来了。”

狄莫夫坐下来等着。一个黑头发的男子没有睡醒似的、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给自己倒了杯茶，问道：

“或许，您是想喝茶吧？”

狄莫夫又饥又渴，不过，为了不破坏晚餐的胃口，他拒绝了茶。很快他就听见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一响，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就踏进屋里来了。她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着一个盒子，跟在她后面进来的是快活的红光满面的里亚博夫斯基，他拿着一把大洋伞和一个折凳。

“狄莫夫！”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叫起来，高兴得满脸通红。“狄莫夫！”她又叫了一遍，把脑袋和双手都靠在他的胸口上。“这是你吗！你为什么那么久不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里有时间呢，奥丽加？我老是那么忙，而当我有空闲的时候，火车的钟点又老是不对头。”

“不过，看见你，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整夜整夜地梦见你，而且我还担心你害了病。啊哟，你并不知道，你是多么可爱，你来得多么及时啊！你就是我的救星，只有你一人能救我！明天这里要举行一个极其别致的婚礼。”她接着说，一边笑，一边替丈夫系好领带。“火车站的年轻电报员要结婚，他姓契凯尔杰耶夫，是一个漂亮的青年。真的，他不笨，你知道吗，他脸上有一种强有力的像熊一样的表情。可以把他画成一个年轻的瓦里亚格人。我们所有的避暑客对他都有好感，并答应参加他的婚礼……这个人并不富裕，孤单一人，胆子很小，当然啰，不关心他，是一种罪过。想象一下，做完弥撒就举行婚礼，然后大家从教堂里出来步行到新娘的处所去……知道吗，那是一片小树林，有鸟儿在歌唱，草地上则是光斑点点，而我们大家在绿油油的背景衬托下，也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非常别致，有法国印象派的韵味呢。可是，狄莫夫，我穿什么衣服到教堂去呢？”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哭丧着脸说道，“我这里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没有连衣裙，没有花，也没有手套……你得救救我。既然你来了，就意味着命运叫你来救我了。我的亲爱的，你拿着这把钥匙回家去，把衣橱里那件粉红色的连衣裙给我拿来。你是记得的，它就挂在前面……然后在贮藏室右边的地板上，你会看见两个厚纸盒，打开上面那个盒子，里面放着所有的花边、花边、花边和各种布头，下面就是花，小心地把所有的花都拿出来，可别把它们弄皱了。亲爱的，拿来后我要挑选一下……另外还替我买副手套。”

“好，”狄莫夫说，“我明天就回去，派人给你捎来。”

“明天是什么时候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惊讶地瞧着他问道，“明天哪里来得及呢？明天的第一班火车十点钟才开，而婚礼十一点就举行了。亲爱的，不行，得今天就去，必须今天去！如果明天你不能来，就派一个人送来。喂，走吧……客运列车立即就要到了，别耽误了，亲爱的。”

“好吧！”

“唉，我多么舍不得放你走啊，”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眼泪从她眼睛里涌了出来，“我真傻，为什么要许诺那个电报员呢？”

狄莫夫快速地喝了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厚地笑了笑，便动身到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白鲑鱼全都被两个黑头发的人和胖子演员吃光了。

四

七月里的一个平静的月夜，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一艘轮船的甲板上，时而望着河水，时而望着美丽的河岸。里亚博夫斯基站在她的旁边，对她说，水中的黑影子，不是影子，而是梦；又说，在他的心目中，这种迷人的水及其梦幻般的亮光，这无底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说明我们生活的空虚，说明有一种最高的永恒的幸福的存在。我们若能忘掉自己，死去，变成回忆，那该多好啊！过去的生活是庸俗的和乏味的，未来也毫无意义，而这个一生中唯一美妙的夜晚也很快就要结束，融化在永恒里——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时而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说话声，时而聆听着夜晚的寂静。她在想，她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未看见过这样碧绿的河水，还有天空、河岸、黑影，充溢在她灵魂中的抑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对她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并且说，在远处什么地方，在月亮的后面，在一个广阔无垠的天地里，成就、荣耀、人民的爱戴都在等待着她……她目不转睛地久久地望着远方，她好像看见了一大群人、火光，听见了凯旋的音乐，人们的狂呼乱叫；还看见自己穿着白色连衣裙，鲜花从四面八方像雨点似的落在她的身上；她还想到站在她旁边、胳膊肘靠在船栏杆上的那个人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天才，上帝的选民……他迄今所创作的一切都是美的、新的、不平凡的，而当他逐渐地成熟起来之后，他的创作的稀世天才，将会更令人吃惊，无限高超，这只要从他的脸，从他的表现方式，从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独特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述黑影、黄昏的情调、月光，因此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驾驭大自然的威力多么惊人，他本人也非常美，富于独创性，他的生活是独立的，自由的，没有任何世俗的东西，像鸟的生活一样。

“天气渐渐变凉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打了一个寒战。里亚博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给她披上，悲哀地说：“我觉得我被您迷住了，我成了奴隶。为什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他的眼睛很可怕，她不敢看他。

“我疯狂地爱您……”他小声说，呼吸的气息吹着她的脸颊。“您只要对我说一个字，我就不活了，我要抛弃艺术……”他非常激动地嘟哝道。“您爱我，爱我吧……”

“请您别这样说。”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闭上了眼睛。“这很可怕。那么，狄莫夫呢？”

“什么狄莫夫？为什么会有狄莫夫？狄莫夫与我何干？现在只有伏尔加河、月亮、美、我的爱、我的喜悦，什么狄莫夫也没有……嘿，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需要过去，就给我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吧。”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心跳起来了，她本来要想想丈夫，但是她的一切往事，连同婚姻、狄莫夫、晚会都好像显得那么渺小、微不足道、暗淡、不需要、远而又远了……其实，狄莫夫是什么？为什么有狄莫夫？狄莫夫与她何干？他是实有其人呢，或者只是一个梦？

“对他这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他现在已经得到的幸福也就足够了。”她在想，双手捂着脸。“就让他们去指责、去诅咒我们好了。我就要这样做，自甘灭亡，我就要这样做，自甘灭亡……我要去体验生活中的一切。上帝啊，多么可怕，又是多么美好啊！”

“嗯，怎么样？怎么样？”画家嘟哝道，搂住她，贪婪地吻她的手。她有气无力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爱吗？爱吗？啊，多么美好的夜晚！美妙的夜晚！”

“是啊，多么美好的夜晚！”她低声地说，望着他那双含泪而发亮的眼睛，然后她迅速地打量一下四周，抱住他，强烈地吻他的嘴唇。

“我们快到基涅什姆了！”甲板的另一端有人说。

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那是小卖部的人员从他们身边走过。

“听着，”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幸福得又哭又笑地说，“去给我弄点葡萄酒来。”

激动得脸色发白的画家坐在凳子上，用一种宠爱而又感激的目光看着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然后闭上眼睛，微笑着懒洋洋地说：

“我疲倦了！”

于是他把脑袋靠在栏杆上。

五

九月二日是一个暖和而又宁静的日子，但却是阴天。打从清早起，伏尔加河上就游动着薄雾，九点钟后则下起了小雨。晴天的希望落空了。喝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绘画——是最没有出息、最乏味的一种艺术；说他自己不是个画家，只有傻瓜才认为他有天才。说着，说着，他无缘无故地突然拿起一把小刀，划破自己的一张最好的画稿。喝完茶后，他心情忧郁，坐在窗口边，望着伏尔加河，可是伏尔加河已没了光彩，浑浊不清，黯然失色了，看上去，冷冰冰的。一切，一切都使人想到那个愁闷、萧索的秋天就要来临了。现在两岸富丽堂皇的绿毯，那金刚钻般的日光反照，那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整个大自然的华美盛装，似乎都从伏尔加河身上脱了下来，收进箱子里，待来年的春天再拿出来了。连乌鸦也在伏尔加河附近飞翔，讥笑它：“光秃秃！光秃秃！”里亚博夫斯基听见了乌鸦的聒噪，并想到他自己已走下坡路，失去了才能，想到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想到他不应该把自己同这个女人纠缠在一起……总而言之，他心情不好，感到郁闷。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坐在隔板后面的床上，用手指梳理着她那美丽的亚麻色的头发，想象着自己时而在客厅里，时而在卧室里，时而在丈夫的书房里。她的想象把她带到了剧院，带到了女裁缝家里和有名的朋友家里。如今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会想起她吗？季节到了，该考虑晚会的事情了。那么狄莫夫呢？亲爱的狄莫夫！他在信中多么温厚地、像小孩似的哀求她快点回家。每个月他都给她汇去七十五卢布，而当她写信给他说欠画家一百卢布时，他就把这一百卢布也汇去了。一个多么善良、宽厚的人啊！旅行使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厌倦了，已感到无聊，真想赶快离开这些乡下人，离开河水的潮气，抖掉那周身不干净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她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住在农民家里时经常感受到的。如果不是因为里亚博夫斯基曾许诺过画家们在这里要同他们住到九月二十日的话，她今天就可以走了。要是今天能走，该多好啊！

“我的上帝啊，”里亚博夫斯基呻吟道，“什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呢？没有太阳，我根本无法继续画我的阳光风景画！……”

“可是你也有一张画多云天气的画稿！”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从隔板那边走过来。“你还记得吗，右边的布景是树林，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鸡，现在你可以把它画完。”

“唉！”里亚博夫斯基皱皱眉头，“画完它！难道你以为我那么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

“你对我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叹口气说。

“那才好呢。”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脸抖动起来，走开了，到火炉那边哭了起来。

“是的，缺少的就是眼泪了。算了吧！我有一千条理由可以哭，但是，我就是不哭。”

“一千条理由！”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呜咽道，“最主要的理由，是你已经认为我是累赘了。是的！”她说完，大哭起来。“如果说实话，那么你是在为我们的爱情害臊。你竭力不让那些画家们发现我们的关系，尽管这是瞒不住的。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

“奥丽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央求道，并把手放在心口上，“就一件事：不要折磨我！此外，我对您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可是您发誓说您仍旧爱我！”

“这真是折磨人！”画家从牙缝里说道，并且跳了起来，“结果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不然就发疯！放开我吧！”

“那您就打死我，打死我吧！”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大声喊道，“打死我吧！”

她又痛哭起来，走到隔板后面去了。雨水打在小木房和稻草房的房顶上，沙沙作响。里亚博夫斯基抱着脑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后来现出决断的脸色，好像要向谁证明什么似的，戴上帽子，把枪挂在肩上，离开了小木房。

他走了之后，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在床上躺了许久，并且哭了。起初她想到服毒自杀，让里亚博夫斯基一回来就发现她死了。这样多好啊！后来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把她带到客厅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并幻想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丈夫的身边，享受着身心的安宁和纯洁，晚上就坐在剧院里听玛西尼唱歌。她牵挂着文明，牵挂着城市的热闹和名人，心里感到疼痛。一个农妇走进屋来，从容不迫地生起炉子来，准备做饭。房子单充满了煤渣味，浓烟把空气变成了淡蓝色。画家们回来了，脚上穿着沾满污泥的高筒靴，脸上湿淋淋的。他们仔细地察看着画稿，并自我安慰说，就是在坏天气里，伏尔加河也自有它迷人之处。墙上那座不值钱的钟嘀嗒嘀嗒地响……冻坏了的苍蝇聚集在圣像旁边的墙角里，嗡嗡地叫着……还可以听见蟑螂在凳子下面那些大皮包里爬动的声音……里亚博夫斯基在太阳落山时才回到家，他把帽子扔在桌上，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的样子，连沾满污泥的靴子也没有脱便倒在长凳上，闭上眼睛。

“我很累……”他说，眉毛动了动，竭力想把眼皮抬起来。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为了表示对他亲热，并表明她没有生气，便走到他跟前，默默地吻他，并把梳子放在他的淡黄色的头发里。她想给他梳头。

“怎么一回事？”他问道，打了个寒战，好像有什么冰凉的东西碰在他身上似的。“怎么一回事？别来打扰我，我求您了。”

他用手推开她，走开了。她觉得他的脸显出厌恶、懊丧的表情。这时一个农妇小心翼翼地用手端着一盘白菜汤过来给他。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看见农妇的大手指头浸在汤里了。这个腆着大肚子的肮脏的农妇，这盘让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有滋有味的白菜汤，这小木房和整个这种生活（起初她对这种生活的简朴和艺术性的杂乱也深深喜爱过），如今这一切使她觉得很可怕。她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冷冷地说：

“我们需要分开一段时间，不然由于无聊，我们会严重地吵起架来的。这我已经讨厌了。我今天就走。”

“怎么个走法？骑着拐杖走吗？”

“今天是星期四，正好九点半有一班轮船。”

“啊！是的，是的……那好吧，走吧……”里亚博夫斯基轻声地说，用毛巾代替餐巾擦了擦嘴。“你在这里很无聊，没事干，必须是个大的利己主义者才能把你留下。走吧，本月二十日之后我们将再见面。”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高兴地收拾行李，甚至高兴得两颊都发红了。她自问道：难道她真的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在卧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饭桌上吃饭了？她心情轻松了，她也不再为画家而生气了。

“颜料和画笔我都给你留下，里亚布沙，”她说，“凡是我留给你的东西，你都得带回来……注意，我不在你可别偷懒，别郁闷，要工作。你是好样的，里亚布沙！”

十点钟里亚博夫斯基便给她告别的一吻，正如她所想的，那是他为了避免在轮船上当着那些画家的面跟她接吻。后来他送她到码头去，轮船很快就开了，把她带走了。

过了两天半，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回到了家。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没有脱去帽子和雨衣就走进了客厅，从客厅又走进餐厅。狄莫夫没有穿上衣，只穿着敞开的坎肩，坐在桌子后面，正在用叉子磨刀子。他面前的碟子上放着一只松鸡。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走进房间时，坚信必须对丈夫隐瞒一切，她相信自己有这种能力和力量，但是现在，当她看见他那温厚、幸福的微笑和那双明亮、快活的眼睛时，她却觉得，瞒住这个人，就跟毁谤、盗窃、杀人一样卑鄙、可恶和不可能，她也做不到。在这一瞬间，她决定向他说出发生过的一切。让丈夫吻她、搂她之后，她在他面前跪下来，并且捂住脸。

“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他温柔地问道，“想家了吧？”

她抬起由于羞愧而变得通红的脸，并用惭愧的恳求目光看着他，可是恐惧和羞耻却又妨碍她把实话说出来。

“没有什么……”她说，“这是我……”

“我们坐下来吧，”他说，并把她搀起来，让她在桌子旁边坐下。“这就对了……吃点松鸡吧，你饿了，小可怜。”

她贪婪地呼吸着家里的亲切的空气，并吃了松鸡；他则深为感动地看着她，并高兴地笑了。

六

约莫过了半个冬天，狄莫夫才看出自己受了欺骗。而他，倒好像自己的良心不纯似的，不敢直视妻子的眼睛，见到她也不再快活地微笑了，为了更少地跟她单独在一起，他经常带自己的同事科罗斯杰列夫到家里来吃饭。科罗斯杰列夫身材矮小，头发剪得很短，满脸皱纹。每当他跟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话时，都腼腆得把上衣的扣子时而全部解开，时而又全部扣上，然后用右手捋捋左边的唇髭。吃饭的时候，两位医生就谈论什么横膈膜升高会使心脏跳动不规则，或者是谈论近来常遇到的许多神经炎病症，再不就谈论前一天狄莫夫解剖一个患恶性贫血的病人的尸体时，在其胰腺里发现了癌。他们两人之所以谈论医学，似乎只是为了给奥丽加·伊万诺夫娜一个沉默的机会，也就是不撒谎的机会。饭后科罗斯杰列夫在钢琴那边坐下来，狄莫夫则叹口气对他说：

“喂，老兄，怎么样，来，弹一个悲伤的曲子吧。”

科罗斯杰列夫抬起肩膀，伸开手指，弹了几个谐音，并开始用男高音唱起来：“你指给我看看，有什么地方俄罗斯农民不呻。狄莫夫再一次叹口气，用拳头支着脑袋，沉思起来。吟”

近来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行为极不谨慎，每天早晨醒来都心绪很坏，心想，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了，所以，谢天谢地，一切都结束了。可是喝完咖啡后她又想到，里亚博夫斯基使她失去了丈夫。如今，她既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后来，她想起了一些熟人谈到里亚博夫斯基正在为画展准备一张惊人的画，一张风俗与风景的混合，采用波列诺夫的风格，凡是到过他的画室的人都欣喜若狂。不过她在想，要知道，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作出这张画来的。总之，是多亏了她的影响，他才大大地变好了。她的影响是如此卓有成效，如此重要，若是她丢下他，那么他也许就会完蛋。她还想起，上次他来看她时，穿着一件带小星星的灰色上衣，系一条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其实，他很潇洒，长长的卷发，一双蓝色眼睛，是很漂亮（或者，也许是似乎漂亮吧），而且他对她也很温柔。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回想了许多事情，并思考了一下，然后穿上衣服，非常激动地到画室找里亚博夫斯基去了。她看见，他很快乐，正在叹赏那幅真正华美的画。他又蹦又跳，逗趣取乐，用开玩笑的方式回答严肃的问题。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的画，并且憎恨它，但是，出于礼貌，她在画的面前默默地停留了五分钟，而且好像见到什么圣物似的叹了一口气，轻声地说：

“是啊，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知道吗，甚至让人敬畏。”

然后她又去恳求他能爱她，不要抛弃她，要求他怜惜她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她哭着吻他的手，要他发誓爱她。她还向他证明，要是没有她的良好影响，他将会误入歧途，会毁灭。而当他扫了她的兴，当她觉得自己屈辱时，就到女裁缝或认识的演员那里去弄几张戏票。

如果在画室里没有找到他，她就会给他留下一封信，信里发誓说，若是他今天不来看她，她就一定服毒自杀。果然，他害怕了，就去看她，并留下来吃午饭。尽管她丈夫在座，他也不客气，对她说话粗鲁，她也针锋相对。两人都感到，他们已经捆在一起了，无法拆开，都觉得对方是暴君和敌人。两人都在发狠，因此两人都没有留意他们的举动很不得体，甚至剪短发的科罗斯杰列夫也全看明白了。午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离去了。

“您到哪里去？”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在前厅憎恨地看着他，问道。

他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随便说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女人的名字。很显然，他是在嘲笑她吃醋，并想让她生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便倒在床上。由于嫉妒、懊丧、屈辱和羞愧的感觉，她咬着枕头，放声大哭起来。狄莫夫把科罗斯杰列夫丢在客厅里，走进卧室里，又难为情又慌张地低声说：

不要大声哭，亲爱的……何苦呢……这种事应当保持沉默才对……应该不让人看出来……要知道，已经发生的事，你是无法挽回的。

不知道怎么样才和能平息这种沉重的嫉妒，它几乎把她的太阳穴都炸开了。同时她又认为，事情还可以挽回。于是她洗了把脸，在带泪痕的脸上扑上粉，飞快地跑到刚才提到的那个女人家里。里亚博夫斯基不在这个女人家里，她又跑到另一家，然后是第三家……起初，这样跑来跑去她还感到难为情，可是后来跑习惯了，为了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往往一个晚上跑遍了她所有认识的家庭，于是大家都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谈起她的丈夫：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来压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每当她碰到那些知道她与里亚博夫斯基的罗曼史的画家时，她都要谈到她的丈夫，用手使劲地一挥，说：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来压我！”

他们的生活安排还跟过去一样，每到星期三就举行晚会，演员们朗诵，画家们画画，大提琴家演奏，歌唱家唱歌，到十一点半，通向饭厅的门必定会打开，于是狄莫大便面带笑容地说：

“先生们，请吃点东西吧。”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还像过去一样在寻找名流，找到了又不满足，再找。像过去一样，每天都是深夜才回来。不过，狄莫夫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而是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干一些事。他三点钟才躺下睡觉，八点钟起床。

有一天晚上，她正准备去剧院，站在衣镜面前，狄莫夫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走进卧室里，他温存地笑了笑，像从前那样，高兴地直视着妻子的眼睛。他满面红光。

“我刚才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他说，坐下来，揉了揉自己的膝盖。

“通过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问道。

“啊哈！”他笑了起来，并伸长脖子去看妻子在镜子里的脸，因为她依然背对着他站在那里，在理自己的头发。“啊哈！”他又笑了一次。“知道吗，他们很可能把我提为普通病理学的副教授的职位，有戏！”

从他的红光焕发的脸容可以看出来，如果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这时能跟他一块儿分享高兴和胜利的话，也许他就一切都原谅她了，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全部忘掉。可是她不懂得什么是副教授职位和“普通病理学”的含义，她更担心的是耽误了看戏，于是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坐了两分钟，然后愧悔地笑了笑，走了。

七

这是不平静的一天。

狄莫夫头痛得非常厉害。他没有喝早茶，也没有到医院去上班，一直躺在自己书房里那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跟往常一样，奥丽加·伊万诺夫娜中午十二点多钟就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把自己画的静物写生画拿给他看，并且质问他，为什么昨天没有去看她。这张画她觉得微不足道。她画这张画，只不过是要找个到画家那儿去的多余的借口罢了。

她没有拉门铃就走进他家里，当她在门厅里脱套鞋的时候，就听见画室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跑过去，发出一种女人衣裳的沙沙声。她连忙朝画室望去，只看见一段棕色的裙子闪了一下，便消失在一幅大画的后面。这张画及其画架被一块直拖到地的黑布盖着。毫无疑问，这是有个女人躲起来了。就像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自己过去常在这张画儿后面躲难一样！里亚博夫斯基看样子很尴尬，好像对她的到来感到很惊讶。他伸出两只手给她，勉强地赔着笑脸说：

“啊，啊，啊！很高兴见到您，有好消息告诉我吗？”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感到羞愧和悲哀，就是给她一百万，她也不肯当着这另外的女人、一个情敌、一个虚伪的女人的面说话，而这个女人现在就站在那张画的后面，也许正幸灾乐祸地笑呢。

“我把画稿给您带来了，”她怯生生地小声说，嘴唇颤抖着，“是‘静物画’。”

“啊，啊……是画稿？”

画家把画稿拿在手里，边看边走，似乎不经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顺从地跟在他后面走。

“静物画……一级品，”他小声嘟哝着，并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

画室里发出一种急促的脚步声和衣裙的沙沙声。就是说，她已经走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很想大叫一声，用重物对准里亚博夫斯基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跑掉。然而她眼泪汪汪，什么也看不见，完全被羞愧压倒了，觉得自己已不是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已不是女画家，而是一只小甲虫了。

“我累了……”里亚博夫斯基一边看着画稿，一边懒洋洋地说，并且抖动着脑袋，好像要把睡意抖掉似的。“当然，画稿很不错，可是您今天画一幅，去年已画了一幅，过一个月又画一幅……您怎么画不腻呢？要是换了我的话，就不玩这玩意儿了，而去搞严肃的音乐或别的什么了。要知道，您并不是画家，而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有多累啊！我立即叫仆人端茶来……好吗？”

他走出了房间。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听见他对仆人吩咐了几句话。为了避免告辞，避免解释，最主要的是避免自己大哭起来，她趁里亚博夫斯基还没有回来，赶快跑进门厅里穿上套鞋，走到街上去了。在街上她轻轻地舒了口气，现在她觉得自己永远自由了，与里亚博夫斯基，与绘画，与刚才在画室里压迫着她的沉重的羞辱感再也没有关系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去找女裁缝，然后去找昨天刚回来的巴尔纳伊，再从巴尔纳伊那儿去了乐谱店，心里却一直想着，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冰冷的、残酷的、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想着春天或者夏天跟狄莫夫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在那里就可以与过去彻底决裂，开始过新的生活。

她很晚才回到家，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写信。里亚博夫斯基对她说过，她不是一个画家，现在她也要报复他，说他每年画的都是老一套，每天说的也是老一套的话，还说他已停步不前，除了已有的一点成绩外，今后什么也做不了啦。她还想说，他过去能有点成绩，很多方面应当归功于她的好影响，如果他继续这样干蠢事，那是因为她的影响被各种不三不四的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后面的那个人——抵消了。

“亲爱的！”狄莫夫没有开门，从书房里叫她。“亲爱的！”

“你有事吗？”

“亲爱的，你不要进我的房里来，只站在门口好了。是这么一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染上了白喉，现在……觉得不舒服。快把科罗斯杰列夫找来。”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对丈夫和对所有熟识的男人一样，都称呼姓。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这个名字总让她联想起果戈理的奥西普（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人物）和那句俏皮话：“奥西普，爱媳妇；阿尔希普，开席铺。”现在她也大喊一声：

“奥西普，这是不可能的。”

“去吧！我很不舒服……”狄莫夫在门后面说道。可以听见他向沙发走去和躺下来的声音。“去吧！”又含含糊糊地听见他的说话声。

“这是怎么一回事？”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想道，吓得全身发冷。“要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啊！”

这时她毫无必要地拿着蜡烛走进自己的卧室里，在这里，她思考了一下该做些什么。她无意中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一张被吓得苍白的脸，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黄褶子和裙子上的特殊的花纹。她觉得自己既可怕又可恶。她突然感到非常对不起狄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宽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也对不起这张他已好久没有睡的被冷落了的小床。她想起了他那惯常的、温和的、恭顺的笑容。她痛哭了一场，给科罗斯杰列夫写了一封信。当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了。

八

第二天早晨快到八点钟时，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由于没有睡好觉而觉得脑袋发沉，她没有梳头，样子难看，并带着惭愧的表情走出了卧室。这时有一位留着黑胡子的先生，看样子是医生，从她旁边走过，进了前厅。房间里散发着药味。书房门边站着科罗斯杰列夫，他用右手捋着左边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您进去。”科罗斯杰列夫阴沉地对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会传染的。是的，其实您不必进去。他一直在说梦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吗？”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小声问道。

“这是铤而走险，该送交法庭。”科罗斯杰列夫自言自语说，没有回答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问话。“您知道他是怎样被传染的吗？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去替一个男孩子吸白喉黏膜。这是为什么呢？愚蠢……真是糊涂……”

“这病危险吗？很危险？”奥丽加·伊万诺夫娜问道。

“是的，这是很厉害的病。其实应该把希列克请来才对。”

一个小个子、红头发的人过来了，他的鼻子很长，说话带有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驼背、头发蓬松，像一个大助祭；后来又来了个很胖的青年，红脸、戴眼镜。这是医生们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杰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而是留了下来，像影子似的在各个房间里徘徊。女仆为值班的医生们端茶，并常要到药房里去。因此没有人去收拾房间。周围是一片静寂和凄凉。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想，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毫无怨言、不可理解的人由于其温顺而失去了个性，由于其多余的善良而失去了性格，变得软弱无力。现在他又自己待在一个地方，躺在长沙发上，孤独地受苦，无怨无悔。如果他能说出一些抱怨的话来，哪怕是在呓语中，值班的医生也会知道他的毛病不仅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杰列夫——他是什么都知道的。难怪他在看朋友的妻子时，其眼睛好像在说：她才是真正的主犯，而白喉只不过是同谋犯而已。现在她已经不去回想那伏尔加河的月夜，也不去回想什么爱情的独白，更不去回想什么农舍里的诗意的生活了，只想到，她由于空虚的怪想，由于娇生惯养，已经把自己全身包括手和脚都用又脏又黏的东西染污了，永远也洗不干净了……

“唉，我撒谎撒得太可怕了！”她寻思道，想起了她与里亚博夫斯基那段不安的爱情。“真是该死！……”

四点钟时她和科罗斯杰列夫一块儿吃午饭。他什么也没有吃，只喝了点红葡萄酒，眉头紧皱；她也是什么都没有吃。她有时心里暗自祈祷，向上帝起誓，如果狄莫夫的病好了，她将再爱他，并做他的忠实的妻子。有时她又遐想出神，瞧着科罗斯杰列夫，心想：“做一个普普通通、毫不出色、默默无闻的人，再加上满脸的皱纹和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杀死她，因为她由于害怕传染，一次也没有进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已经心绪麻木、沮丧，并且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挽救了……

饭后天变黑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杰列夫正在卧榻上睡觉，用一个金线绣的绸枕头垫着脑袋。“希——普阿……希——普阿。”他在打鼾。

值班的和不值班的医生都没有发现这种杂乱无序的现象。有陌生人在客厅里睡觉、打鼾也好，墙上挂着种种画稿也好，稀奇古怪的环境也好，以及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如今这一切都不能引起人们丝毫的兴趣。有一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这笑声听起来颇为古怪，而且有些胆怯，甚至令人害怕。

当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第二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杰列夫已经不睡觉了，而是坐着抽烟。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小声说，“心脏也跳得不正常了。真的，事情不妙。”

“那您就去请希列克来吧，”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

“希列克已经来过了。就是他发现白喉已经转移到鼻子里了。唉，希列克又能怎么样！实际上，希列克也毫无办法。他是希列克，而我是科罗斯杰列夫——如此罢了。”

时间过得很慢。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和衣躺在一张从早晨起来就没有收拾过的床上，她迷迷糊糊地觉得，整个住宅，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放着一大块铁，只有把这块铁搬开，大家才能快活起来，轻松起来。醒来后她才想到，那不是铁，而是狄莫夫的病。

“静物画，波尔特……”她想着，又陷入了昏迷状态。“波尔特……库罗尔特……希列克怎么样？希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可我的朋友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知道我现在遭难了吗？主啊，救救我吧……饶了我吧！希列克，格列克……”

又是那块铁……时间过得很慢，可是楼下的钟还照常敲响。有时会听到铃声，那是医生们进来了……女仆人端着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放着一个空酒杯。她问道：

“太太，要把床收拾一下吗？”

没有听到回答，女仆便走了。楼下的钟在敲着。她梦见伏尔加河上在下雨。又有人走进卧室来，好像是个不相干的人。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跳起来，认出那是科罗斯杰列夫。

“现在几点了？”

“将近三点。”

“有什么事？”

“还有什么好事！……我是来告诉您：他去世了……”

他啜泣着，挨着她坐在床上，用袖口擦拭眼泪。她没有立刻明白过来，但很快就全身发冷，开始慢慢地在胸前画十字。

“去世了……”他用尖嗓门重说一遍，又啜泣起来。“他死了，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这对科学来说，是什么样的损失啊！”他痛苦地说：

“如果拿我们跟他相比，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何等的天才啊！他给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啊！”科罗斯杰列夫绞着双手继续说，“我的上帝啊，这样的科学家我们现在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奥西普·狄莫夫呀，奥西普·狄莫夫！你这是怎么搞的啊！哎呀呀，我的上帝呵！”

科罗斯杰列夫双手捂住脸，不停地摇头。

“他的道德力量又是多么大啊！”他接着说，好像对什么人有越来越大的怨气似的。“这个善良、纯洁、慈爱的灵魂——不是人，而是水晶，他服务于科学，为科学而死；他白天黑夜像牛一样地工作，没有任何人怜惜过他。他是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未来的教授，却也不得不干点私人行医的事，并在晚上搞点翻译，为的是要钱去买这些……无用的破烂！”

科罗斯杰列夫憎恶地看着奥丽加·伊万诺夫娜，伸手抓起被单，愤怒地撕扯它，好像责怪被单有罪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的，有什么办法呢。”

“是啊，一个世界上少有的人！”客厅里有一个人用男低音说道。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回想起她跟他在一起的整个一生，从开始到结束的全部细节，才忽然明白，他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少有的人，拿他跟她认识的所有的人相比，真算是一个伟大的人。她想起她已故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过事的医生是怎样看待他的，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墙壁、天花板、灯、地板上的地毯，好像都讥讽地对她眨眼睛，好像想对她说：“你错过机会了！”她哭着从卧室里冲出来，在客厅里与一个不相识的人擦肩而过，跑进了丈夫的书房里。狄莫夫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一张床单盖着后半腰。他的脸可怕地瘪了下去，瘦得很，呈黄灰色（活人的脸是决不会有这种颜色的）。只是从其额头、黑眉毛和熟悉的微笑，才能认出他是狄莫夫。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连忙去摸他的胸口、额头和手，胸口还有一点热气，可是额头和手已经凉得令人不舒服了，半闭着的眼睛也不是看着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而是看着被子。

“狄莫夫！”她高声喊道，“狄莫夫！”

她想向他说明她过去错了，但还不是完全不可挽回，生活仍然还可能是美好幸福的；她还想跟他说，他是一个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一生一世敬仰他，为他祈祷，对他怀有神圣的敬畏之情……

“狄莫夫！”她叫唤他，拍打他的肩膀，不相信他从此不再醒过来。“狄莫夫，狄莫夫啊！”

这时科罗斯杰列夫在客厅里对女仆说：

“干吗在这里问长问短？您到教堂看守人那里去，问一下养老院的老婆婆在哪儿。她们会来给死者洗擦身体。收殓诸事，他们会一并办好的。”

（18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