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就雨云密布。没有风，也不热，却闷气。大凡在灰色阴暗的日子里，田野上空早已乌云遮天，眼看快要下雨却又没有下的时候，往往就是这种天气。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经走累了。他们觉得，这田野好像没有尽头似的。前面很远的地方米罗诺西茨戈耶村的风车隐约可见，右边是连绵不断的丘岗，一直延伸到村庄后面很远的地方才消失。他们两人都知道，这边是河岸，那边是草地、绿色的柳树和庄园。如果站在一个丘岗上，就可以看见同样辽阔的田野、电讯设施和一列像正在爬行的毛毛虫似的火车，而在晴朗的天气下甚至看得见城市。今天是一个无风的天气，整个大自然都显得那么温和，好像是在沉思。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对这片田野都满腔热爱，两人都在想：这个地方是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

“上一次我们在村长普罗科菲的什物房里过夜的时候，”布尔金说，“您曾打算讲一个故事来着。”

“是的，我当时想讲一讲我弟弟的事。”

伊万·伊万内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并点上了烟斗，就要开始讲故事。可是这时却下起雨来了。五分钟以后，雨下得非常大，不停地下，而且很难见出什么时候雨才能停下来。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站着，思考起来。淋湿了的狗也夹着尾巴站在那里，带着温顺的神情望着他们。

“我们需要找个地方避避雨，”布尔金说，“到阿廖欣家去吧，离这里很近。”

“那我们走吧。”

他们向一边拐过去，沿着已收割完的田野走去，时而照直走，时而往右走，后来上了大道。很快便出现了白杨、花园，后来又看见了谷仓的红房顶。河水闪着亮光，顿时眼界开阔了，面前是一片宽阔的水面，有一个磨坊和白色的水滨浴场。这就是阿廖欣居住的索菲诺村。

磨坊在工作，它的声音盖过了雨声。水坝在震颤。大车旁边站着几匹湿淋淋的马，它们都耷拉着脑袋。人们披着麻袋走来走去。这里潮湿、肮脏、不舒服，水面看样子是冰凉的、不祥的。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已感到全身潮湿、不干不净和不舒服，脚也因沾了污泥而变得沉重了。他们穿过水坝，爬到上面，往地主的谷仓走去时，都没有说话，好像彼此在生气似的。

其中一个谷仓里簸谷机轰隆作响，门开着，从里面冒出阵阵灰尘。阿廖欣本人就站在门口，他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又高又胖，留着很长的头发，看上去与其说像地主，不如说像一位教授或艺术家。他穿一件白色的，但很久没有洗过的衬衫，腰上系根绳子，没穿长裤，靴子上也沾满了污泥和麦秸，鼻子和眼睛都被灰尘染得挺黑。他认出了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显得很高兴。

“先生们，请进屋里，”他微笑着说，“我马上就来，一会儿。”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大房子。阿廖欣住在一楼的两个房间里，那里有拱顶和小窗子，原来是管家们住的。屋里摆设简单，充满黑麦面包、廉价白酒和马具的气味。楼上的正房他很少去，只有当客人来了他才去一趟。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走进房间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女佣人，年轻的女人，非常漂亮，以致两人都顿时站住了，相互看了一会儿。

“你们不能想象我看见你们有多么高兴，两位先生，”阿廖欣说，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前堂，“真是没有想到！佩拉格娅，”他对女佣人说，“去拿衣服来给客人换一换吧，顺便我也要换一换。只是首先我得去洗个澡，我大概从春天以来就没有洗过澡了。先生们，你们也愿意到浴场去吗？这里他们也可以暂时打点一下。”

漂亮的佩拉格娅是那么娇弱，但样子又是那么温和。她给他们拿来了床单和肥皂，阿廖欣就陪着客人到浴场去了。

“是的，我很久没有洗澡了。”他边说边脱衣服，“你们看，我的浴场很好，还是我父亲建造起来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工夫来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来，用肥皂洗他的长头发和脖子。他周围的水顿时变成了深棕色。

“是的，我认为也是……”伊万·伊万内奇意味深长地瞧着他的脑袋说。

“我很久没有洗澡了。”阿廖欣不好意思地又说了一遍，再用肥皂洗起来，他周围的水又变成了深蓝色，像墨水一样。

伊万·伊万内奇走过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他冒雨游了起来，张开胳膊划水。他游水腾起了波浪。白色的百合则在水浪上摇来摆去。他一直游到水域的中央，作了一次潜游，过了一分钟在另一个地方钻了出来。他接着再往远处游去，并且老是潜水，极力想抵达河底。“哎呀，我的上帝啊！……”他重复地说，游得很痛快，“哎呀，我的上帝！”他游到磨坊那边去，同农民谈了话，再游回来，平躺在水面的中央，仰面迎着雨点。布尔金和阿廖欣都已穿好了衣服，准备走了，他却仍在游泳，潜水。

“哎呀，我的上帝！……”他说，“哎呀，求上帝怜恤！……”

“你也游够了！”布尔金对他说。

他们回到了屋里。楼上大客厅的灯光亮了起来，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穿着丝绸长袍和暖和的拖鞋在圈椅上坐下来。而洗了脸、梳好头的阿廖欣本人则穿着新上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看来，他正在愉快地享受着温暖、干净以及穿干燥衣服和轻便拖鞋的感觉。漂亮的佩拉格娅温柔地在地毯上走着，不发出一点声音，用托盘端来了带果酱的茶。只是在这时，伊万·伊万内奇才开口讲他的故事，而且仿佛不仅是布尔金和阿廖欣在听，那些藏在金边镜框里安详而又严厉地瞧着他们的老老少少的太太们和军官们似乎也在听。

“我们是兄弟俩，”他开始说，“一个是我伊万·伊万内奇，另一个是我的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比我小两岁。我进专业学校，当了兽医，而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在税务局里工作。我父亲奇姆沙·吉马莱斯基曾经是一个少年兵，后来提升为军官，给我们留下了世族的贵族身份和小小的田产。他死了之后，这份小小的田产便抵了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童年在农村中还是过得自由自在的。我们完全跟农民的孩子们一样，白天晚上都是在田野上、森林里度过的，看守马匹、剥树皮、捕鱼，等等。你们知道，一个人一生中哪怕捕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看过一次鸫鸟南飞，看到它们在晴朗而凉爽的日子里怎样成群地在村里上空飞过，那他就已经不是城里人了，他就一直到死都会向往自由的生活，我弟弟在税务局里就老念着乡下。一年一年过去了，他还是坐在同一个位子上，老在抄写那些文件，并且老是想着一件事：怎样才能回到乡下去。他的这种思念渐渐地成为一个明确的愿望，梦想着在靠河或近湖的地方为自己买下一个小小的庄园。”

“他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我喜欢他，但他那种想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庄园里过一辈子的愿望，我却从来没有同情过。俗话说，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土地。但是须知，三俄尺土地是埋尸体的地方，而不是活人所需要的。现在也还有人说，若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贪恋土地，希望有个庄园，这是好事。但是，要知道，这种庄园也就是三俄尺土地。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逃出来，躲进自己的庄园里——这不是生活。这是利己主义，偷懒，这是一种僧侣主义，而且是毫无建树的僧侣主义。一个人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阔的天地中，人能够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我的弟弟尼古拉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梦想着将来怎样喝自己家里的菜汤，这菜汤又怎样在全院子里发出清香的气味，怎样在绿色草地上吃饭，怎样在太阳底下睡觉，怎样在大门口凳子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眺望田野和森林。农业书籍和日历上的所有农艺方面的建议都成了他的欢乐，成了他心爱的精神食粮。他喜欢看报，但只看报纸上有关的广告，例如，说某地方有若干田产，连同草场、庄园、小溪、花园、磨坊和活水池塘等一并出售。他的脑子里就描绘出了花园小径、花卉、水果、椋鸟巢、池塘里的鲫鱼等，你们知道吗，全都是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想象的图景是根据他所看到的广告的不同而异的。不过，不知何故，所描绘的每一张图景里都必定有醋栗。他不能想象，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富有诗意的安乐窝里会没有醋栗。”

“‘乡村生活有其舒服的地方，’他常说，‘在阳台上坐一坐，喝杯茶，池塘里有自己的小鸭子在泅水，四处清香，而且……醋栗成熟了。’”

“他经常绘制庄园的草图。而每一张草图都照样有那几件东西：一、主人的正房；二、仆人的下房；三、菜园；四、醋栗树。他生活很节俭，省吃少喝，天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简直像个乞丐。他不断地攒钱，存在银行里，贪婪得可怕。我看见他就心痛，常给他一点钱，逢节日也给他寄点钱，可是他连这点钱也要收藏起来。一个人如果打定了主意，你对他就毫无办法了。”

“几年过去了。他被调到别的省去工作。他也已经年过四十了，可他仍旧看报纸上的广告、攒钱。后来听说他结婚了，他结婚的目的也仍然是为了要买一个有醋栗树的庄园。于是他就同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结了婚，其实他对她没有一点感情，只因为她有几个臭钱罢了。他跟她结婚后，生活上仍然非常吝啬，老是弄得她吃不饱。他把她的钱存在银行里，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前她嫁给邮政局长时，跟前夫吃惯了馅饼，喝惯了果子露酒。可是跟第二个丈夫一起过日子，却连黑面包也吃不饱。过这样的生活，她变得憔悴了，于是不出三年就一命呜呼了。当然我的弟弟从来也没想过他对她的死负有责任。金钱像白酒一样，可以把人变成怪物。我们城里从前有过一个病危的商人，临死前他叫人给他端来一碟子蜂蜜，他把他所有的钱和彩票就着蜂蜜全吞进肚子里去，让谁也得不着。有一回我在火车站检查牲口时，正好有一个马贩子摔在火车头底下，轧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抬到候车室里，他流血很多，非常危险，但他却老要求大家把那条断腿找回来，老是心神不安，原来在他那条断腿的靴子里放有二十卢布，他生怕那钱丢了。”

“您这已经离题了。”布尔金说。

“妻子死后，”伊万·伊万内奇沉思了半分钟后接着说，“我弟弟就开始为自己物色田产了。当然，尽管他已经物色了五年，但到头来仍然出差错。买下来的却全然不是自己所梦想的东西。我弟弟尼古拉通过中间人买了一个抵押过的庄园，有一百二十亩土地，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用的下房，有花园，可是却唯独没有果园，没有醋栗树，没有池塘和小鸭子。虽然有河，可是河水的颜色像咖啡一样，因为田产的这一边是个制砖厂，而另一边是烧兽骨的工场。不过我的尼古拉·伊万内奇倒也不大难过，他去定购了二十棵醋栗树，栽下去，并照地主的排场过起日子来了。”

“我去年去探望过他，我想去看看他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在信里我弟弟称他的庄园是‘楚姆巴罗克洛夫荒地’，又称吉马莱斯科耶。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吉马莱斯科耶’的。天气很热，到处是沟渠、围墙、篱笆和栽成一行行的杉树，让人不知道怎样进入院子，把马拴在什么地方。走到房子跟前，来迎接我的竟是一条红毛狗，它肥得像头猪，想吠一声，却又懒得吠。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她光着脚，很胖，也像一头猪。她说，我兄弟午饭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弟弟屋里，他在床上坐着，膝上盖着被子。他变老了，显胖了，皮肉松弛，他的脸颊、鼻子和嘴唇，全都向前伸展着，看上去，就像猪一样哼哼着躺在被子里。”

“我们互相拥抱，抽泣了几声，既是由于高兴，也是由于一种悲凉的心绪：想到我们当年都还年轻，而现在两人都已白发苍苍，快要入土了。他穿上衣服便带我去看他的庄园。”

“‘喂，你在这里过得好吗？’我问道。”

“‘还好，多谢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已不是往昔那个怯懦的、可怜巴巴的文官，而是地道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经在这里住熟、习惯，而且津津乐道了。他吃得很多，到浴池去洗澡，长胖了。他已同村社及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他就要见怪。他还按照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起自己的灵魂来了。即便他做点好事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而是摆足了架子。然而那又是什么样的好事啊！他拿苏打和蓖麻籽给农民去包治百病。到他命名日那天，便在村子中央做一回谢恩祈祷，然后抬出半桶白酒给农民喝。他自认为就该这么办。咳，那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到地方行政长官那里去控告他们放出牲口践踏了他的庄稼，而明天遇上隆重的节日，却给农民摆上半桶酒，他们边喝边喊‘乌拉！’喝醉了的就给他叩头。生活只要变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生发出一种最厚颜无耻的自负心理。尼古拉·伊万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时甚至害怕有自己的意见，而现在，说起话来句句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说：‘教育是必要的，不过呢，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罚总的来说是有害的，但是在某种场合下，它却是有益的，不可代替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对付他们，’他说，‘老百姓喜欢我。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老百姓就会把我想办的事统统办好。’”

“请你们注意，他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带着聪明而慈善的微笑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作为贵族’反复地说了二十多遍，显然，他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实际上是个不合情理的姓，他现在也觉得响亮、高贵、十分惬意了。”

“不过，问题不在于他，而在于我自己。我想跟你们讲一讲我在庄园里逗留的短短几个小时，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喝茶的时候，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上。这不是买的，而是自家栽种的醋栗。自从栽下那些果树之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万内奇笑起来，默默地对那些醋栗看了一分钟，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个醋栗放进嘴里，看看我，像小孩子终于得到他心爱的玩具那样，得意扬扬地说：‘多么好吃啊！’”

他贪婪地吃起来，不断地重复说：

“‘啊，多么好吃啊！你尝一尝吧！’”

“醋栗又硬又酸。但是，诚如普希金所说：‘我们喜爱高尚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那朝思暮想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已经达到了生活的目标，他获得了他所想要的东西，他对自己的命运满意了，对自己也满意了。不知为什么，以前我想到人的幸福时，总不免夹杂着一种哀伤的感觉，而现在我亲眼看见了幸福的人，则有一种近似绝望的沉重的感觉控制着我。夜间这感觉尤为沉重。他们在我弟弟卧室的隔壁给我支了一张床，我听见弟弟没有睡，他老是爬下床来，走到盛着醋栗的盘子跟前，去拿醋栗吃。我在想，实际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势力啊！你们就看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骄横而不干事，弱者则无知而且像牲口一样生活，四处都已穷得不能再穷了，挤拥、退化、酗酒、伪善、撒谎……然而在所有的房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到处是平平静静，心平气和，城里的五万居民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喊一声，大声地发泄一下愤懑。我们看到人们到市场上买食品，白天吃饭，晚上睡觉，说废话、结婚、衰老、镇静自若地送死人进坟墓。但是，对那些受苦的人们，对生活中幕后正在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我们却看不见，听不到。一切都安静、太平，提出抗议的只有那些无声的统计表：有多少人发了疯，有多少桶白酒被喝光了，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制度显然是不需要的。幸福的人之所以会自我感觉良好，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沉默地背着他们的重负。如果没有这种沉默，他们的幸福就是不可能的。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需要在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站上一个拿锤子的人，用锤子经常敲敲门，提醒他：世上还有不幸的人，不论他怎么幸福，生活迟早还会向他露出爪子，灾难迟早还会降临：疾病、贫穷、损失。到那时谁也不会看见他，听见他，就像他现在看不见、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并没有拿锤子的人，幸福的人照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日常的一些小事使他们稍稍有些激动，就像微风吹拂着白杨一样一切平安无事。”

“这个晚上我才明白，我也是幸福又满足，”伊万·伊万内奇站起来，继续说，“我也在吃饭和打猎的时候教育过别人，说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宗教，怎样控制老百姓。我也说过，学问是光明，教育是必要的，可是对普通人来说，目前只要能认字、写字，也就够了。我说过，自由是好东西，不能没有它，就像不能没有空气一样，不过需要等待。是的，我常说这样的话，而现在我却要问：‘为什么要等待？’”伊万·伊万内奇问道，生气地看着布尔金，“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待？出于什么考虑？人们对我说，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能办到的，生活中各种思想都要逐渐地实现，水到渠成才行。可是这话是谁说的呢？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话是对的呢？你们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引证各种现象的法则，可是，我，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站在一条沟壕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架桥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己合拢或让淤泥填满才过去，在这里是否也有规律和法则呢？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待？要等到人没有力量生活时才算完吗？然而，人却需要生活，渴望生活啊！”

“那天我打大清早就离开了弟弟的家。从此以后我在城里住就感到无法忍受，城里的安静和太平使我感到压抑。我害怕看人家的窗户，因为现在再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围坐在桌子周围喝茶的场面使我更难受的了。我已经老了，不会以斗争自豪了，我甚至也不憎恨人了。我只能在心里感到悲伤、生气、烦恼。每天晚上，各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脑袋发热，夜不成寐……唉！要是我还年轻就好了！”

伊万·伊万内奇激动地从房间的这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并重复说：

“要是我还年轻就好了！”

他突然走到阿廖欣跟前，先是握住他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另一只手。

“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说，“不要感到满足，不要让自己昏睡！趁您现在年轻、力壮、精神饱满，要不倦地做好事！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该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的话，那么这意义和目标绝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有理智的东西。做好事吧！”

所有这些话，伊万·伊万内奇都是带着可怜的恳求的微笑说的，好像是为自己在求别人做什么事似的。

然后三个人在客厅不同角落里放着的三张圈椅里坐下来，没有说话。伊万·伊万内奇的故事既没有使布尔金，也没有使阿廖欣感到满足。那些藏在金边镜框里看着他们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像是活人，他们听着关于可怜的吃醋栗的文官的故事，感到乏味。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希望说一说或听一听优雅的人和妇女的故事。他们现在所在的客厅里的一切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圈椅、脚底下的地毯都说明，镜框里低下眼睛看着他们的那些人从前也在这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而现在漂亮的佩拉格娅也在这里正无声地走来走去。这一切要比任何故事都美好得多。

阿廖欣困得要命。他打大清早两点多钟就起来料理庄园事务，现在他的眼皮都要黏在一起了，可是他又怕在他走了以后客人们还要讲什么有趣的故事，因此他没有走。伊万·伊万内奇刚才讲的那些话聪明不聪明、有道理没有道理，他没有去推究。他的客人们没有谈及麦粒，没有谈及干草，没有谈及煤焦油，所谈的都是与他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因此他感到高兴，并希望他们继续谈下去……

“可是，现在该睡觉了，”布尔金说，并站起来，“请允许我跟你们道晚安。”

阿廖欣道别后，回到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客人们仍旧留在楼上。他们俩被领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里面放着两张旧的雕花木床，墙角上有一个刻着耶稣受难像的象牙十字架。那两张宽大、凉快的床上，由佩拉格娅铺上了被褥。新换的床单散发出一种好闻的气味。

伊万·伊万内奇默默地脱下衣服，躺下。

“主啊，宽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完，便拉被子把头蒙上。

他那放在桌子上的烟斗，冒出一股浓烈的烟草的焦味。布尔金则久久不能入睡，他感到纳闷，哪里来的这股浓重的烟味呢。

雨点整夜抽打着窗户。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