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娜·格雷，原名乔安娜·冯·奥斯滕，一八七五年三月出生于奥兰治自由邦一个叫菲尔斯科普的小城市。她的父亲是农民，也是一位荷兰归正会的牧师，十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迁移——那场一八三六至一八三八年间，数万布尔农民为了逃避英国的统治，从开普殖民地辗转来到奥兰治河北岸新土地的人口大迁徙。

她二十岁上跟一个叫迪尔科·杨森的农民结了婚，一八九八年育得一女。一年之后，与英国人的冲突终于爆发了，这就是第二次布尔战争。

她的父亲组织了一支骑马民兵，一九〇〇年五月于布隆方丹遇难。虽然战争从那时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可是整场冲突所带来的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这场悲剧长达两年，在这期间，迪尔科·杨森跟同袍们一道继续奋起抗争，他们化整为零，利用远郊村镇的依托和掩护进行着游击战。

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一日，一股英国游骑兵来到杨森的家乡，奉命搜捕迪尔科·杨森。出乎意料的是，杨森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在山区营地中因伤不治而亡，而且就连他的妻子对此也毫不知情。家里只有乔安娜、她的妈妈还有孩子。军曹问讯的时候，乔安娜一概拒绝作答，于是被拖到牲口棚里加以审讯，还两次遭到强奸。

她找到当地指挥官，然而提出的控诉如石沉大海。而且当时英军正对游击队进行无差别作战，他们烧毁村子，荡平一切区域，把人们都赶到一起——这就是后来的集中营。

集中营的情况糟糕透顶——相比之下，一塌糊涂的管理所带来的问题要比故意挑唆敌对来得还要严重。疫病四起，十四个月之内死了两万多人，乔安娜·杨森的妈妈和女儿也撒手人寰。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要不是查尔斯·格雷医生的悉心照料，她也早就命不久矣。当时此地条件在英国遭披露，引起民众抗议大潮，这位英国医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前来改善状况的。

她对英国人的憎恨，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她的骨头上，永世不褪。然而格雷向她求婚时，她却点了头。毕竟，她时年二十八岁，是生活毁了她的一切。丈夫、孩子和所有的亲戚都已不在人世，而且她已一贫如洗。

毫无疑问，格雷爱她。他长她十五岁，从不苛求，彬彬有礼。几年过去，她逐渐对他有了牵挂，但也仍然带着孩子气的任性、易怒和缺乏耐心。

他接受了伦敦圣公会的工作成为了宣教医师，工作地点一路从罗德西亚、肯尼亚直到祖鲁。虽然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何会对她眼中的黑非洲那么殚精竭虑，她还是接受了这一切，更为了配合他做好工作，接受了一份单调乏味的教职。

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因中风而逝世，而给她留下的只有区区一百五十镑，供她度过余生。命运再次无情地打击了她。但她靠着在开普敦给一位英国公务员当家庭教师的收入，又一次挺了过去。

这段时间里，她对布尔人的民族主义逐渐发生了兴趣，于是定期参加某个曾于战时打过交道的极端组织的会议。这些会议都致力于让南非从大英帝国治下摆脱出来。一次会上，她结识了汉斯·梅耶，一位德国土木工程师。尽管他比她小了十岁，一段罗曼史还是一发不可收。这使她感受到了自初嫁以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体味过的吸引力。

实际上，梅耶是德国海军情报部门驻在开普敦的特工，专司在南非搜集关于海军设施的情报。而乔安娜·格雷的雇主恰好为海军部工作，乔安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某些文件拿到手，待梅耶拷贝后再送回原处。

她欣然为之。不光因为他身上真正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这是她一辈子头一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她要一报还一报。

梅耶回到德国后，保持着跟她的通信联系。而一九二九年欧洲经济大萧条，大半个世界的人都感到天塌地陷之时，乔安娜·格雷却终于时来运转了。

诺威奇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来信，告诉她说先夫的姑姑亡故，在北诺福克郡的斯塔德利村外给她留了一幢小木屋，还有一笔每年四千余镑的收入。只有一个问题：老人家乡情难舍，因此这份遗嘱有个严格的前提条件——乔安娜·格雷必须搬到那里去住。

“到英国去住？”她简直如芒在背，可要不然怎么办呢？难道继续这么过下去，做上流社会的附庸，最后潦倒一生·她从图书馆借了本关于诺福克的书认真读，尤其不放过关于北部沿海地带的章节。

光是名字就让她懵懵懂懂了。什么斯蒂福基、莫尔斯顿、布雷肯尼、近海的克雷、盐沼、乱石滩……她对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于是她给汉斯·梅耶写信倾诉自己的困扰。梅耶很快回了信，信上鼓励她搬过去，还答应一有机会就尽快去看她。

这是她这辈子最为得意的一笔。所谓的一幢小木屋，原来竟是横亘半英亩的院落，还有一座乔治王时代的精致屋舍，带有五间卧室。当时的诺福克郡，仍然是全英格兰最为贫瘠的地方，从十九世纪开始到现在几乎没见到什么改变。因此，在斯塔德利这种小村子里，她被当成了富婆、一位头面人物而受到礼敬。此外还有件不寻常的事——她发现这盐沼和石头滩原来相当吸引人，她爱上了这个地方，寻觅到了此生未有过的快乐。

那一年的秋天，梅耶来到英格兰，看望了她几次。他们一起散了好久的步。她把这一切都展示给他看，让他看连天无际的海滩、盐沼，还有布雷肯尼角的沙丘。关于开普敦的时光和她帮忙搞情报的事情，他只字不提；关于他现在的活动内容，她片语未问。

他们的通信一直持续着。一九三五年，她到柏林去看他。他让她看到了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事业。她深深地浸淫在了耳濡目染的一切之中——狂热的集会、随处可见的制服、英俊的小伙子、欢笑喧腾，还有快乐的妇女和孩子。她完全认同了这所谓的“新秩序”——事情早该如此啊。

有天晚上他们看戏的时候，她在某个包厢里看到了元首本人。于是散场后他们漫步在菩提树下大街时，梅耶平静地告诉她说，自己在替军事谍报局做事，还问她是不是愿意考虑为他们工作，成为一名扎在英国的特工。

“好啊。”她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整个身子都沉浸在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雀跃之中。于是，在六十岁上，这位英国上流社会的贵妇，成为了一名间谍。她在人前无忧无虑，穿着花呢衬衫和毛线外套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后边还跟着她的爱犬；她两鬓斑白，精神却愉悦，因为她书房墙板后面的密室里有部无线发报机，在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馆里还有接头人。大量的情报从这里在外交邮袋中被送到了马德里，又呈到德国情报机关的案头上。

她的功劳数不胜数。女子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可以接触到许多军事设施，因而她成功地传递出了关于皇家空军重型轰炸机驻诺福克郡基地的大事小情。她最大的功绩要算一九四三年初那一次了。当时英国皇家空军引进了两种新式盲炸导航设备，希望能够借此大幅度提高对德国进行夜间轰炸的效果。

其中地位最为紧要的就是“双簧管”系统。这种系统由英国境内两个连接起来的地面基站进行操作。一个基站在多佛尔，叫做“老鼠”；另外一个在北诺福克郡沿岸的克罗默，雅号叫“猫”。

实在没办法想象，她只是分发图书馆藏书、端茶倒水的女子志愿服务队成员而已，空军军官们怎么会向她提供了那么多的信息。她到克罗默的“双簧管”装置所在地去了六次，微型照相机派上了大用场。然后，某通打给“洛卡先生”的电话、某位潜伏在西班牙使馆的联络人、某个约好的日期、某班到伦敦的火车、某次格林公园中的偶遇——交接完成。

二十四小时内，关于“双簧管”系统的情报就会搭着西班牙外交邮袋离开英格兰；三十六小时内，提尔皮茨河沿这边的汉斯·梅耶就会欣然将情报放在卡纳里斯本人的办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