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班牙内战时期林肯-华盛顿旅的参谋官，德弗林骑着摩托车穿行奔走于各个散布山野之中的行营，可谓物尽其用。虽然跟在诺福克并不相同，但是他从斯塔德利·格兰奇穿过静谧的乡间小路朝村子进发时，仍是同样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那天早晨，他在豪尔特一路顺畅地办完了各种手续，还拿到了驾照。无论走到哪里，警察局，抑或劳动市场，他编出来的那套英勇负伤、光荣退役的故事，处处发挥着神奇的效用。一应官员都推掉了手中的事务，不辞辛苦地为他服务。他们说得对。战争时期，士兵是人见人爱，负伤的英雄那就更不必提了。

他的这辆摩托车显然是战前的产品，颇有年头了。这是一辆BSA摩托车，排量三百五十毫升。不过他试验着满开了一下油门，表盘指针轻轻松松飙到了六十。既然知道了马力能够满足需要，他立即松开油门。虽然斯塔德利村并没有警察，但是毕竟乔安娜·格雷警告他说，很少有人会骑摩托车从豪尔特过来。

翻过陡坡、经过一个水车似乎已经停转的老磨坊，就进了村子。路遇一辆坐着个小姑娘、拉着三桶牛奶的马车时，他减了速。一顶蓝色的圆边软帽戴在小姑娘的头上，一件一战时期的风雨衣裹在她身上，至少大了两个号码。她的颧骨高高的，眼睛大，嘴也大；戴在手上的棉手套破了，露出三根手指来。

“你好啊，姑娘，”他停车等着她先过桥时说，“上帝保佑勤劳的人呐。”

她的眼睛惊讶地大睁着，嘴略微张着。她似乎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支支吾吾了几声，赶紧催着马儿跑过了桥，一直经过教堂开始上坡，才放慢脚步。

“可爱的农村丑小鸭，”他自语道，“让我忍不住看她好几眼。”他笑了，“噢，不，利亚姆，可别意乱情迷了。别这样，现在可不是时候。”

他拧开摩托车的油门，向斯塔德利河沿酒馆走去，注意到酒馆里有个人在隔窗瞪着他。这是个大块头，看上去三十多岁，黑胡子乱蓬蓬的。他戴着一顶粗花呢的帽子，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大衣。

“我他妈惹着你了吗，兄弟？”德弗林心想。这个人的目光又移向了那个小姑娘，马车刚刚爬上了教堂旁边的小坡，却又后退了一步。就到这里吧。德弗林支起摩托车的车架，把装着霰弹枪的帆布袋子从脖子上摘了夹在腋下，走进屋子。

酒馆里并没有吧台，只是一个宽敞舒适的屋子而已，天花板上的房梁很低。里面有几张高背椅、两张木桌子。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

屋子里只有三个人。坐在壁炉边的人在吹口琴，黑胡子站在窗口边上，还有一个只穿了件衬衫的矮胖子，看上去不到三十岁。

“上帝保佑各位。”德弗林拿出一副爱尔兰泥腿子的劲头，向着众人说。

他把装枪的帆布袋子撂在桌子上，穿衬衫的人笑着伸出手道：“我是这家酒馆的老板，我叫乔治·王尔德。你一定是亨利爵士找的新沼泽看守员了。我们都听说你了。”

“什么，已经听说了啊？”德弗林说。

“乡下嘛，你知道的。”

“他能明白什么呀？”窗边的大块头恶声说道。

“噢，我呢，是个从老远地方来的农村孩子而已。”德弗林说。

王尔德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还是说明了一下：“阿瑟·西摩尔，火炉边上那个老头是雷科尔·阿姆斯比。”

德弗林后来才知道，雷科尔还不到五十岁，只是长相老了点儿。他的穿着破烂得不可思议，呢帽子漏了洞，大衣用布条勒着，裤子和鞋上尽是泥巴。

“要一起喝一杯吗？”德弗林邀请道。

“那怎么好意思拒绝呢，”雷科尔·阿姆斯比说，“我就想来上一品脱的黄啤酒啊。”

西摩尔喝干了自己的酒，把杯子“梆”的一声撂在桌子上。“我的账我自己结。”他拎起霰弹枪，单手擎着，“爵士老爷确实很照顾你啊，没错吧？这个，还有车。我真是好奇，我们在这儿干了多少年活儿了，只能拿到那么一丁点儿。像你这种外来的，凭的什么？”

“确实。我只能归结于我长得还不错。”德弗林说。

西摩尔顿时怒不可遏，狰狞的目光肆无忌惮。他抓住德弗林的衣领，把他拽起来：“少拿我寻开心，小不点儿。你要是跟我来这套，我就像踩鼻涕虫一样踩死你。”

王尔德拽住他的胳膊说：“得了，阿瑟。”西摩尔却把他推到了一边。

“老老实实从这里滚蛋，你过你的，我们过我们的，明白没有？”

德弗林连声赔笑：“当然当然，有什么冒犯的地方，实在抱歉。”

“这还差不多，”西摩尔松开他，拍了拍他的脸，“这还算差不多。不过以后，记住一点，我来了，你就滚。”

他摔门走开了。雷科尔·阿姆斯比笑嘻嘻道：“阿瑟这家伙就是个混蛋。”

乔治·王尔德闪身进了后厨，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几只杯子。“这东西最近很难搞到了，不过我愿意请你喝一杯，德弗林先生。”

“利亚姆，”德弗林说，“叫我利亚姆就行。”他接过酒，问道，“他一直都这样吗？”

“我认识他那时候就这样了。”

“我进门的时候，外面过去了一个驾马车的姑娘。他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

“他做梦去吧，”雷科尔·阿姆斯比戏谑道，“那姑娘才不会给他机会呢。”

“她叫莫莉·普莱尔，”王尔德说，“她跟她妈妈住在几英里外的农庄里，霍布斯角这边。去年她爸爸死了，母女俩就相依为命。赶上教堂不忙的话，雷科尔也会抽空过去帮把手。”

“西摩尔也会帮点儿忙。干点儿重活什么的。”

“我猜，所以他觉得这小姑娘就是自己的人了，对吧？他怎么没去参军呢？”

“这就是他另外一个痛处了。他耳膜穿孔，所以他们把他给刷下来了。”

“于是他觉得这是自己伟大人生的耻辱了，是吧？”德弗林说。

王尔德似乎觉得有必要澄清什么事情，于是局促开口道：“我一九四〇年时在皇家炮兵部队服役，在纳尔维克负了伤。右腿的膝盖骨就是在那儿没的，所以很快就退下来了。你是在法国负的伤，我没记错吧？”

“是的，”德弗林淡然道，“在阿拉斯不远。躺在担架上，从敦刻尔克逃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格雷女士说，你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年？”

德弗林点点头：“她是个善心人。我非常感激她。好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家乡认识了我们。要不是她，我就没有这份儿工作。”

“是一位贵妇人，”王尔德说，“真正的贵妇人。这一带没有谁比她更受人喜欢了。”

雷科尔·阿姆斯比说：“至于我呢，我头一次负伤是在一九一六年，索姆河战役。”

“我的老天爷啊，”德弗林从口袋里掏出一先令拍在桌子上，给王尔德递了个眼神道，“给他来上一品脱，不过我得走了。还有事儿要办呢。”

他把霰弹枪重新挎在身上，踢下车架子，往科塔奇驶去。乔安娜·格雷身穿女子志愿服务队的制服，正站在院子里喝茶。她迎向大门，明媚地笑着说：“都顺利吧？”

“是的，我见到那个老小子了，拿了枪，拿了车。都办妥了。目前唯一碰上点儿小阻碍是刚才在酒馆里。有个叫西摩尔的大块头，不大喜欢陌生人。”

“躲着他点儿。”她说，“他不大正常。你什么时候去伯明翰？”

“周六，晚上不回来。星期天的下午或者晚上我回来。”

“很好。”她平静地说，“把车骑到后面去吧，我把答应过的那份表格给你。车库里有两罐油，都是两加仑的。这样一来应该够你去伯明翰的了，大概还会剩下一些。”

“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呐？”他问道。

“您说得对，德弗林先生。”

她转身进了房子。德弗林推着摩托车，向房子后面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