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忘记离家时妻最后说出的话。她是这么说的：“就算这么分手了也能照样以朋友相处？如果可能的话。”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我未能很好地理解她想说什么、追求什么。就像吞食索然无味的食物时那样，只是一筹莫展。所以听她那么说时，也只能回答：“这——，能不能呢？”那是我和她面对面出口的最后一句话。作为最后一句话实在是窝囊透顶的一句。

分手后，至今我和她也仍以一条活生生的管连在一起——我是这样感觉的。这条管虽然肉眼看不见，但现在也微微律动不已，有类似温暖血液的东西仍在两人灵魂之间悄然往来。这种活体之感至少在我这方面还存留着。但是，这条管想必也要在不远的将来一刀两断。而若迟早必然两断，那么作为我就要把连接两人的这条可怜的生命线尽早变成缺失生命的东西。假如生命从管中消失而化为木乃伊那种干瘪之物，那么用利器切断的痛苦也将因之变得容易忍受。而为了这一目的，我需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将柚忘掉。正因如此，我才约束自己不和她联系。只在旅行归来要去取东西时打过一次电话。因为我需要那套留在那里的画具。那是分手后迄今同柚唯一的交谈，极短的交谈。

我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我们正式解除夫妻关系而后也保持朋友关系。我们通过长达六年的婚姻生活共同拥有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许多时间，许多感情，许多话语和许多沉默，许多犹豫和许多判断，许多信守和许多达观，许多愉悦和许多单调。当然，相互守口如瓶而作为秘密藏在心底的事项也应有若干。但是，甚至连那种秘而不宣的隐秘感觉，我们也能设法使之共有。那里存在唯独时间才能培育的“场的重量”。我们让身体同那样的重力一拍即合，在其微妙的平衡中朝夕相处。那里还存在几条我们特有的“地方性法规”。不可能将这些归零，不可能将那里有过的重力平衡和地方性法规抽空而单纯成为“好友”。

这点我也心知肚明。漫长旅行途中我一直在独自思考，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思考，得出的结论都始终是一个：最好同柚尽量保持距离拒绝接触。这是合乎逻辑的地道想法。我将其付诸实施。

另一方面，柚那边也杳无音讯。一个电话也没打，一封信也没寄，尽管把“以朋友相处”这句话说出口的是她。这点对我的伤害远远超出我的预想，让我意外。不，准确说来，伤害我的其实是我自己。我的感情在永无休止的沉默中犹如以刀具做成的沉重的摆子一样从一个极端画着大大的弧线摆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感情的弧线在我的肌体上留下一道道血淋淋的伤痕。不用说，忘却这痛楚的方法实质上只有一个：画画。

阳光从窗口静静泻进画室，徐缓的风时而摇曳白色的窗帘。房间里一股秋日清晨的气味。自从住到山上以后，我对季节气味的变化变得十分敏感。住在大城市的正中心时，几乎不曾觉察有这样的气味。

我坐在凳子上，从正面久久注视支在画架上没画完的免色肖像（portrait）。这是我一如往日的作画开始状态。对昨天做的工作以今天新的眼光重新评价，动手稍后不迟。

不坏！看罢心想。不坏。我调制的几种色彩将免色的骨骼稳稳拥裹起来。用黑色颜料画出的他的骨骼，现在隐去色彩背后。但骨骼深藏其后这点，于我宛然在目。往下我必须让骨骼再度浮现于表面，必须将暗示转换为声明。

当然这不保证画的完成。这仅仅停留于一种可能性疆域。其中还有某种缺憾。那里本应存在的什么正在诉说其不在的非正当性。其中不在之物正在叩动将存在与不在隔开的玻璃窗的彼侧。我能够听取其无声的呐喊。

聚精会神看画当中喉咙干了，我走去厨房用大玻璃杯喝了一杯橙汁。而后放松双肩，双臂用力上伸，大大吸了口气，呼出。随即折回画室，再次坐在凳子上看画。更新心情，重新把意识集中在画架上自己的画上。不料我马上发觉有什么和刚才不同。看画角度与之前明显有别。

我从凳子上下来，再度检查其位置。发觉同我刚从画室离开时相比，多少有所错位。凳子显然被移动过。怎么回事呢？我从凳上下来时应该完全没动凳子。这点毫无疑问。从凳上下来时动作很轻以免移动凳子，折回来也没移动椅子而轻轻坐在上面。为什么对这种事一一具体记得呢？因为我对看画位置和角度极为神经质。我看画的位置和角度总是固定的，一如棒球击球手对击球员区所站位置的极度执著，哪怕错位一点点都心慌意乱。

然而凳子的位置从刚才我坐的地方偏离五十厘米左右，角度也随之不同。只能认为我在厨房喝橙汁做深呼吸时间里有谁动了凳子。有谁趁我不在期间偷偷进入画室坐在凳子上看我的画，又在我折回之前从凳子上下来蹑手蹑脚离去。那时动了凳子——故意也罢在结果上也罢。而我离开画室充其量也就五六分钟。到底是何处的何人为何故意讨这种麻烦呢？还是凳子以自身意志擅自移动了？

想必我的记忆乱了章法，是自己动过凳子而又忘得死死的。只能这么认为。可能一人单过的时间太长了，以致记忆的顺序发生了紊乱。

我让凳子留在这个位置——从原来位置离开五十厘米、角度有所变动的位置。试着坐在上面，从这一位置打量免色的肖像。这一来，那里出现的是和刚才略有不同的画。当然是同一幅画。但看上去有微妙不同。光的照射方式不同，颜料质感也不同。画上同样含有栩栩如生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又有某种缺憾。而其缺憾的方向性，看上去和刚才稍有不同。

到底什么不同呢？我把注意力聚拢于看画。那种不同必然在向我诉说什么。我必须好好找出那种不同中理应暗示于我的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拿来白粉笔，把凳子三条腿位置在地板上划了记号（位置A）。然后把凳子放回原来位（相距五十厘米的旁边），在那里也用粉笔做了记号（位置B）。我在这两个位置之间走来走去，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交错看同一幅画。

我注意到，虽然哪一幅画中都同样有免色在里面，但两个角度使得他看上去有不可思议的差异，甚至显得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同时存在于他的身上。而无论哪一个免色，又都有欠缺的东西。那一欠缺的共通性将AB两个免色统合于其不在的状态中。我必须找出其中的“不在的共通性”，好比在位置A、位置B与我自身之间进行三角测量。那种“不在的共通性”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呢？其自身拥有形象不成？还是不拥有形象呢？倘是后者，我应如何将其形象化呢？

未必是简单的事吧？有谁说。

我听得清清楚楚。声音不大，但很清脆，无含糊之处，亦无高低起伏，仿佛近在耳畔。

我不由得屏住呼吸，在凳子上缓缓四下环顾。但无需说，哪里也不见人影。清晨灿烂的阳光如水洼一般在地板流溢。窗大敞四开，垃圾收集车播放的旋律从远处微微随风传来。《安妮·萝莉》（Annie Laurie）（小田原市的垃圾收集车何以非放苏格兰民谣不可呢？对我是个谜）。此外不闻任何声响。

大概是幻听，我想。有可能听的是自己的语声。没准那是我的心在意识底层发出的声音。可我听得的是异常奇妙的说话方式。未必是简单的事吧？纵使在意识底层，我也不至于说得那般奇妙。

我大大做了个深呼吸，再次从凳子上凝视画，聚精会神于画。那一定是幻听。

那岂非不言而喻的事？又有谁说道。声音仍近在耳畔。

不言而喻的事？我对着自己追问。到底什么事不言而喻？

找出免色君有而这里没有的东西不就行了？有谁说。声音照样清晰得很，简直就像在消音室里的录音，了无回声。一字一顿，清晰可闻。犹如具象化的观念缺乏自然的抑扬顿挫。

我再度环顾四周。这回从凳子上下来，走去客厅查看。所有房间都检查一遍。但家中谁也没有。即使有，也无非阁楼里的猫头鹰罢了。而猫头鹰当然不会说话。况且房门上着锁。

画室的凳子自行移动，继而发生这莫名其妙的声音。天声？我自身之声？还是匿名第三者之声？总之我的脑袋开始出毛病，我不能不这样认为。自那夜半铃声以来，我就对自身意识的正当性不甚怀有自信了。然而就铃声来说，免色也在场，和我同样真切听见了那个声音，所以客观上可以证明不是我幻听。我的听觉功能完全正常。那么，这不可思议的语声究竟是什么呢？

我又一次坐在凳子上，又一次看画。

找出免色君有而这里没有的东西不就行了？简直像让人猜谜，像聪明的鸟对在深山老林中迷路的孩子指路。免色君有而这里没有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

很花时间。时钟循规蹈矩地静静刻录时刻，从东面小窗口射在地板上的光圈悄然移行。色彩鲜艳身体轻盈的小鸟飞来落在柳树枝上摇摇颤颤寻找什么，俄而叫着飞去。状如圆形石盘的白云成群结队流过天空。一架银色飞机朝着波光粼粼的大海一头飞去。对潜哨戒的自卫队的四螺旋桨直升机。侧耳倾听，凝眸注视，使潜在变成显在是赋予它们的日常职责。我听着发动机声接近而又远离。

之后，我的思维终于触及一个事实。那是不折不扣明明白白的事实。为什么那事忘得一干二净呢？免色有而这幅免色肖像没有的东西，那东西再清楚不过：他的白发！刚下的雪一般纯白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白发！舍此无以谈免色。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给我看漏了呢？

我从凳上立起，赶紧从颜料盒中归拢白色颜料，把合适的画笔拿在手里，什么也不再想，只管大刀阔斧自由奔放地往画上厚厚抹去。刮刀也用了，指尖也用了——如此持续了十五六分钟，而后从画布跟前离开，坐在凳子上，查看出来的效果。

那里有免色这个人。免色毫无疑问位于画中。他的人格——无论其内容如何——在我的画作融为一体、显在其上。我当然尚未正确理解免色涉其人的存在样态，或者莫如说等于一无所知。然而作为画家的我得以把他作为一个综合性形象、作为不能解剖的一个整体在画布再现出来。他在画中呼吸。甚至他所怀有的谜也照有不误。

而与此同时，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这幅画都不是所谓“肖像画”。它固然成功地使免色涉这一存在跃然纸上（我觉得），但并非以描绘免色这个人的外观作为目的（完全谈不上）。那里有很大的差别。那基本是为我画的画。

至于委托人免色能否将那样的画作为自身“肖像画”予以认可，我忖度不出。那幅画说不定已成了和他当时所期待的相距几光年之遥的东西。虽然他当初说随我怎么画都可以，风格上也概无要求，可是那上面有可能已经偏巧画入了免色本身不愿意认可其存在的某种消极要素。问题是，对那幅画他中意也好不中意也好，我都已经束手无策。无论怎么考虑，画都已经脱离我的手，已经远离我的意志。

接下去仍差不多在凳子上坐了半个小时，目不转睛注视那幅肖像画。它诚然是我自己画的，却又同时超越了我的逻辑和理解的范围。自己为什么画出了这样的东西呢？我已无从记起。凝视之间，它或者距自己近在咫尺，或者距自己远在天边。但那上面画的毫无疑问是具有正确颜色和正确形式的东西。

或许正在找见出口，我想，或许正在勉强通过挡在我面前的厚厚的墙壁。话虽这么说，但事情还刚刚开始，刚把类似抓手的东西抓在手里。在此我必须小心翼翼。我一边这样自言自语，一边慢慢花时间把颜料从用过的几支画笔和油画刮刀上冲洗干净。又用松节油和香皂仔细洗手。之后去厨房用杯接水喝了几杯。口渴得厉害。

可话说回来，到底是谁移动（明显移动了）画室那个凳子的呢？是谁在我耳边用奇妙语声（我明显听见了那个语声）搭话的呢？是谁向我暗示（暗示明显有效）那幅画缺少什么的呢？

恐怕是我本身。我无意识地动了凳子，给我自身以暗示，以不可思议的迂回做法将表层意识和深层意识得心应手地交织起来……此外没有我想得出来的高明解释。当然，那都并不属实。

上午十一点，我坐在餐厅椅子上，一边喝热红茶一边胡思乱想。正想着，免色开着银色捷豹来了。原来我早已忘了昨晚同免色的约定。只顾画画了。此外还因了那个幻听或误听。

免色？为什么免色现在来这里呢？

“如果可能，打算再好好看一次那个石室。”免色在电话中这样说道。我耳听V8引擎在房门前止住平日的轰鸣，终于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