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早，我脸对着墙，还没转过身去看一眼窗帘顶上那条阳光的颜色深浅，就已经知道当天的天气如何了。街上初起的喧闹，有时越过潮湿凝重的空气传来，变得喑哑而岔了声，有时又如响箭在寥廓、料峭、澄净的清晨掠过空旷的林场，显得激越而嘹亮；正是这些声音，给我带来了天气的讯息。第一辆电车驶过，我就听得出车轮的隆隆声是滞涩在淅沥的细雨中了，还是行将驰向湛蓝的晴空。但也许还在我听到这些声音之前，已经有一种更敏捷、更强烈的，不断弥漫开来的东西，悄悄地从我的睡梦中掠过，或是给朦胧的睡意罩上一层忧郁的色彩，预兆冬雪的即将来临，或是让某个时隐时现的小精灵一首接一首地唱起礼赞太阳光辉的颂歌，直到我开始在睡梦中绽出笑脸，闭紧眼睑准备承受耀眼的光亮，终于在一片热闹的音乐声中醒来。说起来，我在这段时期里简直是足不出户，只在这间卧室里感受着外界的生活。我知道布洛克曾经说过，他在傍晚来看我时，总听见有说话的声音；既然我母亲远在贡布雷，而他在我房间里又从没发现有旁人，所以他认定我是在自言自语。过了好久，等他知道阿尔贝蒂娜当时跟我住在一起，而且我把她藏起来，不让她见任何人以后，他就声称他总算明白了，我在那段时间里为什么从来不肯出门。他错了。但他又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每件事情，即便从情理上来说是势所必至的，我们也没法在一开始就把它的本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而有些人，往往爱抓住别人生活中某个确有其事的细节，就忙不迭地引出全然不是那么回事的结论，或者根据刚刚发现的一丁点儿事实，就立时作出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此刻我在想着，我这位女友跟了我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就丢开了乘船旅行的念头，在巴黎和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她的房间跟我相隔不过二十步路，就在走廊尽头，在父亲的那间装饰着挂毯的书房里。每当夜深我俩分手的时候，她总要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仿佛这就是我每天的食粮和营养品，世上有着那么些肉体，我们为之所受的痛苦，最终会使我们享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她的舌头就有这么一种近乎神圣的品质。作为比较，我马上联想起的并不是承蒙博罗迪诺队长允许让我在兵营度过的那个夜晚，他的好意所能治愈的毕竟只是一种短暂的苦恼，我想起的是父亲让妈妈来睡在我旁边的小床上的那个夜晚。每当生活又一次要将我们从看来无法逃避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它往往是在种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下这么做的，以致我们在看清它所赐予的恩宠的那会儿，不免感到其中似乎有一种渎圣的意味！

阿尔贝蒂娜从弗朗索瓦丝那儿听说，我把窗帘拉得紧紧的待在黑黝黝的房间里，但是并没有睡觉，她就放心大胆地洗澡，不怎么怕在她那间盥洗室里弄出声音来了。这样一来，我也常常不再多等一会，就提前进我那间跟她毗连的舒适的浴室去洗澡。从前有过一位剧院经理，花费了好几十万法郎，用真的绿宝石星星点点地镶嵌在红角儿扮演皇后坐的宝座上。俄国人的芭蕾舞却教会了我们，只要灯光打得恰到好处，单凭光线的闪烁就能变幻出同样奢华夺目，然而更绚丽多姿的奇珍异宝来。这种相对来说已经是非物质的装饰虽则美妙，但是当早晨八点钟的阳光倾泻进来，使一个要睡到中午才起床的人所见到的日常的一切顿时熠熠生辉的时候，那景观却显得美妙得多。两间浴室的窗子，用的都不是光玻璃，而是一种老式的磨砂玻璃，为的是让人从外面瞧不见里面。阳光骤然照亮了蒙着薄纱似的玻璃，给它们抹上一层金黄色，沐浴在这舒适的阳光中的，仿佛不再是长久以来被雷同的生活节奏所湮没的我，而是一个更年轻的我，我陶醉在回忆之中，宛如置身于空旷的大自然，面对染成一片金黄的树丛，甚至耳边还依稀有一只鸟儿在鸣啭。这是因为我听见阿尔贝蒂娜在反复不停地哼着一支歌：

心中的忧伤本就疯疯癫癫，

谁听它倾诉，谁就更加疯癫。

我太爱她了，对她的这种糟糕的音乐趣味，我只是挺快活地笑了笑。这支歌，去年夏天曾经叫邦当夫人喜欢得不得了，但没过多久她就听说这是首愚蠢无聊的歌曲，从那以后她逢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就不叫阿尔贝蒂娜唱这支歌，而让她唱：

一支告别歌从骚乱的心间涌出，

它后来也变成了“这个女孩让咱们听得耳朵起趼子的一首马斯内的老曲子”。

一片乌云掠过天际，掩蔽了阳光，我看着那遮羞的压花磨砂玻璃黯淡下去，融进一片灰暗之中。两间盥洗室的隔板很薄（阿尔贝蒂娜的那间完全一样，也是一间浴室，以前妈妈在时，因为怕有声音吵我，从来不使用，好在她在我们的套间的另一头还有一间），我俩在各自的盥洗室里洗澡时，可以彼此交谈，除了水声，不会有别的声音打断我们的谈话，这种亲昵的感觉，住旅馆时由于住所狭小而又贴得很近，常常可以体味到，但在巴黎就很难得了。

有些个早上，我就这么躺在床上，尽着性子做我的白日梦，因为我吩咐过，我没打铃谁也别进我的房间，而装在床上方的拉线开关又装得很不方便，总是要找好半天才能找到，往往我找着找着就不耐烦了，宁可一个人在床上躺着，这一来就几乎又要睡上一觉。这并不是说我对阿尔贝蒂娜住在这儿漠不关心。她跟那些女友的分手，使我的心得以免受新的痛苦，让它能在一种假寐中得到休憩，来愈合它的创伤。然而，她带给我的这种宁静，却并不是欢乐，而只是一种减轻痛苦的抚慰。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从这宁静中重尝我曾因过于强烈的悲痛而与之绝缘的许多欢乐，但那决非阿尔贝蒂娜给我带来的，而且，我不再觉得她有什么漂亮可言，我对她已经感到厌烦了，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并不爱她，相反地，那些欢乐恰恰是阿尔贝蒂娜不在我身边时我才尝到的。所以，一早醒来，尤其是在天好的日子，我并不马上让人去把她叫来。我觉得前面说起过的那个在身体里面唱歌的小精灵，比她更让我高兴，我就先那么待着，再躺上一会儿，听它独个儿对我唱那礼赞太阳的颂歌。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一些小精灵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并不就是那些最外露的。在我，等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病魔击倒以后，大概还会剩下两三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的精灵，其中少不了有那么个哲学家，他只有在两件艺术品，在两种感觉之间找出共同之处以后，才会感到快乐。不过，这最后的一位，我有时暗自在想，不知是否很像贡布雷的眼镜商放在橱窗里预报天气的那个小矮人儿，每逢晴天他就掀开风帽，碰上雨天就又戴上。这个小矮人儿，我是领教过它的自私的：天快下雨时我总会闷得透不过气来，这阵发作要等雨下来了才会缓解，而这个小矮人儿根本不管这些，当我渴盼已久的雨点终于落下来的时候，他就收起了那副快活的模样，怒气冲冲地把帽兜砰地盖上。反过来说，我相信在我弥留之际，当我身上所有其他的那些“我”都已经结束生命，我也只存最后一息的那会儿，倘若有一绺阳光从天际洒下，这个气压计小人儿也准会怡然自得地掀开风帽欢唱：“哦！终于放晴喽。”

我按铃唤弗朗索瓦丝。我打开了《费加罗报》。浏览一遍以后，知道报上没登我寄给报社的文章，或者说所谓的文章吧，那还是很久以前当我坐在佩尔斯皮埃医生的马车里，凝望马坦维尔的钟楼时写的，最近找出来以后，只是稍稍作些改动就寄出了。接下来，我读妈妈的来信。一个年轻姑娘单独和我住在一起，使她感到不可思议，大为反感。离开巴尔贝克的那天，正当她瞧着我神情沮丧，觉得让我独自一人待在巴黎很放心不下的时候，她听说阿尔贝蒂娜也和我们一起，而且看着人家把阿尔贝蒂娜的箱子也装上小火车，这时她也许是挺高兴的，那几只又窄又长的黑箱子，就挨在我们自己的箱子（就是在巴尔贝克旅馆让我在它们旁边哭了一宵的那些箱子）的边上，我只觉得它们样子挺像棺材，但并不知道它们将给家里带来的是生命还是死亡。不过我当时甚至都没往这上头去想，因为在唯恐羁留巴尔贝克的担惊受怕过后，能在那么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携着阿尔贝蒂娜同行，在我已经是喜出望外了。但对这安排，如果说一开始妈妈并没有什么敌意（她对我这位女友说话的态度非常客气，就像一个儿子刚受了重伤的母亲在对尽心竭力照顾他的那位年轻情妇表示感激之情），那么当她看到这个安排全部兑现，这位姑娘在我们家愈待愈久，而且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家的时候，她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然而我得说，这种敌意，她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向我表示出来过，正像过去她已经不敢责备我的浮躁和疏懒一样，现在她顾虑重重——这一点也许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看出来，或者说不愿意看出来——生怕对这位我说过将来要做我妻子的姑娘说长道短，会给我的生活投下阴影，削弱我今后对妻子的恩爱之情，还说不定就此在我心里撒下内疚的种子，使我在母亲离开人世时，会因为自己娶了阿尔贝蒂娜让她感到过不快而追悔莫及。对一项她自知已无法让我改变的抉择，她宁愿做出赞成的姿态。可是，所有在那段日子里见过妈妈的人都对我说，她除了因为外婆去世而显得很悲伤以外，还总有一种终日忧心忡忡的神情。这种无法排遣的思虑，这种内心波澜的起伏，使妈妈感到太阳穴发胀发烫，她整天都把窗子开着，想让自己凉爽些。但她始终没能作出决断，她害怕会给我不好的“影响”，破坏她所认为的我的幸福。她甚至下不了决心不准我先让阿尔贝蒂娜暂时留在家里。妈妈不想显得比邦当夫人更苛刻，这事儿先是这位夫人担着干系，可她倒是一点儿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这真叫妈妈大为吃惊。但无论如何，她在动身去贡布雷那会儿，总觉着把我和阿尔贝蒂娜两人这么撂下，还真有些懊悔，因为我姨祖母日夜都需要她照料，所以她在那儿可能要待上（事实上是确实待了）好几个月。可她到了贡布雷以后，却叨惠于勒格朗丹的高情雅意和一片至诚，简直没什么事要干的，那位先生不辞劳苦地把大小事儿都包揽下来，一星期一星期地推迟返回巴黎的行期，其实他跟我姨祖母并不很熟，他这么做，只是因为首先她是他母亲的一位朋友，其次他觉得这位行将弃世的病人喜欢由他照料，离不开他。附庸风雅是一种大可诟病的心态，可是它不会蔓延，不致损伤整个心灵。我的想法跟妈妈正相反，对她去贡布雷我心里大为高兴，因为不然的话我就得担心（因为我不能对阿尔贝蒂娜明说，让她别露口风）妈妈早晚会发现阿尔贝蒂娜和凡德伊小姐交情很好。在母亲而言，这不仅是对一桩她要求我先别对阿尔贝蒂娜把话说死，而我自己也愈来愈觉着难以忍受的婚事，同时也是对阿尔贝蒂娜获准待在这个家里这件事本身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除了这个至关重要而妈妈却毫不知情的原因之外，妈妈的态度还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外婆很崇拜乔治·桑，主张美德在于心地高尚，而妈妈又以外婆为楷模，因而受了这种富有教益、豁达大度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有伤风化的所作所为也使她受到影响，在这双重影响之下，她现在对女性的言行举止是颇为宽容的，换了从前，或者即便是今天，但换了属于她在巴黎或贡布雷的中产阶级圈子里的女友，她是会显得很严厉的，可是现在有我在她面前极力称颂这些女性心地高尚，而她又那么爱我，所以有好些地方她也就原谅她们了。

不过，就算撇开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不说，我相信阿尔贝蒂娜还是有很多地方使妈妈觉得难以忍受的。从贡布雷，从莱奥妮姨妈，从所有的亲戚那儿，妈妈保留了做事有板有眼、讲究条理的习惯，而在我这位女友的头脑里，是根本没有这种概念的。她进房间从来不知道关门，而要是房门开着，她也会毫无顾忌地直闯进去，就跟一条狗、一只猫没什么两样。她那有点不很知趣的妩媚，这会儿就使她在这家里简直不像一位年轻姑娘，而像一只养家的小猫小狗，就那么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冷不丁地出现在每个你没想要她来的地方，有时还走来跳上床跟我并排躺着——这在我倒是一种极好的休息——就像为自己做了个窝儿，一动不动地待着，全然不来惹我；换了是人的话，可就不会这样了。但后来，她终于还是向我的睡眠制度屈服了，非但不再贸然闯进我的房间，而且在我按铃之前再也不弄出声音来了。叫她不敢对这些规矩掉以轻心的，是弗朗索瓦丝。她是贡布雷那些忠心耿耿的女仆中的一个，她们知道自己主人的地位，她们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就是让他不折不扣地得到她们认定他该得到的一切。当一位生客告辞，想要给弗朗索瓦丝一些赏钱，让她跟帮厨的年青女仆去分的时候，往往还没等这位先生来得及把钱放进弗朗索瓦丝的手里，她已经在对那个跑来道谢的女仆发话了，说出的话既快当，又板实，不容对方不听，直到那女仆照她吩咐的那样，不是忸忸怩怩的，而是大大方方的道了谢才算完事，贡布雷的本堂神甫并不是一位天才，但他也清楚有哪些事是自己该做的。由于他的劝引，萨士拉夫人的一位信新教的表兄弟的女儿改宗皈依了天主教，而且结下了一段在他看来完美无缺的姻缘。这桩婚事的对方是梅塞格利丝的一位贵族。年轻人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原意是想了解些情况，但口气相当倨傲，对女方原宗新教颇有微词。贡布雷本堂神甫写了封措词强硬的回信，结果那位梅塞格利丝贵族马上回了封口气迥然不同的信，谦恭卑顺之至地恳求能有跟年轻姑娘结合的殊荣。

弗朗索瓦丝毕竟没有本领做到让阿尔贝蒂娜对我的睡眠抱有敬意。但在她身上，真可以说浑身上下渗透了传统的乳汁。对于阿尔贝蒂娜全然出于无心地提出要进我房间或让我给她要件什么东西的诸如此类的要求，她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断然回绝，阿尔贝蒂娜在惊愕之余，终于明白了自己是置身于一个奇怪的地方，这儿时行一套陌生的习俗，举手投足都得受一些不容她违抗的规矩的管束。她在巴尔贝克时对此已有预感，而到了巴黎，就干脆打消了抗拒的念头，每天早上耐心地等听见我的铃声以后才敢弄出响声。

再说，弗朗索瓦丝对阿尔贝蒂娜的训导，对这位老女仆本身也有好处，她从巴尔贝克回来后整日价不停地长吁短叹，现在渐渐地听不见了。当初临上火车那会儿，她忽然想起忘记跟旅馆的“管家”告别了，那个照看各个楼面的长唇髭的女人，几乎都不认识弗朗索瓦丝，只是见面时对她颇为客气。但弗朗索瓦丝执意要下火车赶回去，到旅馆去对这位女管家说声再见，等第二天再动身。我出于理智，更出于骤然产生的对巴尔贝克的惧怕，没有同意她去实现这份心意，她却因此怏怏不乐，终日处于一种病态的、焦躁不安的恶劣情绪之中，即便事过境迁，情况依然不见好转，她把这种情绪一直带到了巴黎。因为，按照弗朗索瓦丝心目中的法典，正如她从圣安德烈教堂的浮雕画上看来的那样，盼着一个敌人早点死掉，甚至亲手去致他于死地，都是可以允许的，但倘若没有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没有向人还礼，像个不折不扣的粗人那样，没有在动身前向一位楼面总管告别，那可就是大逆不道了。在整个旅途中，没有向那个女人道别的追忆，无时无刻不会重现在弗朗索瓦丝的眼前，使她的双颊升上一片样子很吓人的鲜红颜色。一路上直到巴黎，她不吃一点东西，不喝一口水，这与其说是为了惩罚我们，或许不如说是因为那段回忆压在她的胃里，真的把“胃袋”弄得“沉甸甸”了（每个阶层有它的病理学）。

妈妈每天有一封信给我，每封信里必定有德·塞维尼夫人书简的摘句，这么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含有对外婆怀念的因素。妈妈在信上写道：“萨士拉夫人请我们去吃了一顿她独擅胜场的早餐，要是你可怜的外婆还在，她又该摘引德·塞维尼夫人的话说，这早餐让我们不邀客人来家而得以排遣孤寂了。”我一开头回信时，傻乎乎地说了句：“从这些摘句，你的母亲一眼就看得出是你摘的。”这一下，三天以后我就读到了：“可怜的孩子，如果你是为了对我说声我的母亲，那么你找德·塞维尼夫人帮忙可是找错门了。她会像她回答德·格里尼昂夫人那样对你说：‘她对您就那么不算回事吗？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家子的呢。’”

这会儿，我听见了我的心上人在她的房间里进进出出的脚步声。我按了铃，因为已经是安德烈带司机来接阿尔贝蒂娜出去的时间了，这个司机是莫雷尔的朋友，是从维尔迪兰家借来的。我曾经对阿尔贝蒂娜说起过我俩结婚的颇为渺茫的可能性；可我从没对她很正式地谈过这事；她呢，出于矜持，每当我说到“我不知道，不过也许是有可能的”，她总是带着忧郁的微笑摇摇头，像是在说：“不，不会的。”那意思也就是说：“我太可怜了。”于是，我在跟她说我俩的将来“什么都说不准”的同时，眼前就尽量让她开心些，日子过得舒坦些，也许我还下意识地想通过这样做来使她希望嫁给我。对这种奢靡的生活，她抱着一种取笑的态度。“安德烈的母亲瞧我成了像她一样的阔太太，一位照她的说法‘有车有马有画儿’的夫人，一准要对我板起脸来了。怎么？我从没告诉过您她是这么说的？哦，她是个怪人！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还把画儿抬到能跟轻车骏马相提并论的地位。”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尽管阿尔贝蒂娜说话傻里傻气的习惯还没改掉，但确实已经有了令人惊异的长进。可这跟我全然不相干，对一个女人在智力上的优点，我一向看得很淡漠。也许，能让我感到有趣的，只有塞莱斯特那种另有一功的语言天才。比如说，当她瞧准阿尔贝蒂娜不在，抽空子跑来跟我攀谈的时候，我总禁不住要轻轻地笑一阵子，她称我是：“在床上休憩的天使！”我说：“瞧您说的，塞莱斯特，怎么是‘天使’呢？”“哦，要是您以为您跟那些在咱们这块卑微的土地上游荡的凡夫俗子有什么共同之处，那您就大错特错了！”“那怎么又是在床上‘休憩’呢？您明明瞧见我是在躺着睡觉。”“您可不是在躺着睡觉呵，难道您见过有谁是这样躺着睡觉的吗？您只是在这儿休憩一下。这会儿，您穿着这件白睡衣，再加上这么摆动脖子的姿势，看上去就像只白鸽儿。”

阿尔贝蒂娜，即使是在一些最琐屑不过的事情上，也跟不多几年以前在巴尔贝克的那个小姑娘判若两人了。在说到一桩她很反感的政治事件的时候，她居然也会说什么“这可真是太妙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她学会了对一本她认为写得很糟的书这么说：“这本书还挺有趣的，不过话得说回来，写这本书的倒像是头猪。”

我的房间在我按铃以前禁止入内，这使她觉得挺逗的。由于她得了我们家寻章摘句的家传，她就从她在修道院演过，而我又告诉过她我很喜欢的那几出悲剧中引经据典，一个劲儿地把我比作亚哈随鲁：

未经召见擅自进见

就是胆大妄为罪不容诛。

不论官爵，不问男女，

厄运概莫能逃，令人胆虚。

就连我……

亦为律条所囿，与其他女子无异，

为和他说话，若非静等驾幸

至少亦得候他召见。

她的外貌也起了变化。那双细细长长的蓝眼睛——现在更细更长了——有点变了模样；颜色依旧没变，但看上去就像是一汪清水。以致当她闭上眼睛时，你会觉得就像是合上了一道帘幕，遮蔽了你凝望大海的视线。在我脑子里留下最深印象的，大概就是她脸上的这个部位——当然这只是指每晚跟她分手时而言。因为，比如说吧，等到了第二天早晨，那头波浪起伏的秀发又会使我同样地感到惊叹不已，就像我瞧见的是一件从没见过的东西似的。不过，在一位年轻姑娘笑吟吟的目光之上，又有什么东西还能比紫黑光亮的华冠也似的一头秀发更美的呢？笑容平添了几分情意，而浓密秀发的末梢上的那些澄莹的小发卷，却更接近可爱的肌体，仿佛这就是从那儿传来的乍起的涟漪，叫人看得心旌飘摇。

她一走进我的房间，就纵身跳到床上，有时候还会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我这人有哪些地方怎么怎么聪明，以一种真诚的激情向我起誓，她宁愿死去也不愿离开我：那些日子我都在刮好脸以后才叫她来的。她属于那种不会找出自己产生某种感觉的原因的女人。一张胡子刮得很干净的脸使她们引起的愉悦，会被解释成一个在她们眼里将为她们的未来奉献幸福的男子在道德品行上的优点，但这种幸福却又会随着胡子的生长而变得黯然失色，成为莫须有的东西。

我问她要去哪儿。“我想安德烈要带我到比特肖蒙公园去，我从没去过那儿。”当然，我没法从那么些其他的话中间判断出她这句话是不是在说谎。再说，我相信安德烈会把阿尔贝蒂娜和她一起去过的地方都告诉我的。在巴尔贝克，我对阿尔贝蒂娜感到极其厌烦的那会儿，曾经半真半假地对安德烈说过：“我的小安德烈，要是我早些碰到您有多好！那样我就会爱上您的。可现在我的心已经给押在别的地方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经常见见面，因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使我感到无限忧伤，只有您能帮助我，给我以安慰。”谁料这几句戏言，时隔三星期之后却当了真。安德烈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想必是以为我在说谎，我其实爱的是她，这会儿在巴黎，也许她也仍然是这么想的。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实在是变幻莫测，所以旁人是简直没法领会其中奥妙的。而由于我知道她会把她跟阿尔贝蒂娜一块儿做些什么，一五一十地都告诉我的，所以我就请她上这儿来，她也接受了邀请，几乎天天来找阿尔贝蒂娜。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放心地待在家里了。安德烈曾是那伙姑娘中的一员，凭这一点，我就相信她是会从阿尔贝蒂娜身上得到所有我想知道的东西的。说实话，我现在可以真心诚意地对她说，唯有她能慰藉我的心灵，使它得到宁静。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挑选安德烈（她正好改变主意，不回巴尔贝克，留在巴黎了）跟阿尔贝蒂娜做伴，跟阿尔贝蒂娜告诉我的话也有关系，她告诉我说，在巴尔贝克那会儿，她的这位女友对我很有情意，可我一直以为安德烈那时挺讨厌我，如果我当初知道是这么回事，也许我爱上的就是她了。“怎么，您对这事一点都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们可是常拿这事开玩笑呢。再说，难道您从没注意到她说话想事都在学您的样子吗？每逢她刚从您那儿回来，事情就更是显而易见了。用不着她告诉我们她有没有跟您见过面。她这么一到，只要是刚从您那儿来的，那么从她脸上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们几个人你瞧我我瞧你的，笑得个不亦乐乎。她就像个烧炭佬，浑身从头黑到脚，却要人家相信他不是烧炭的主儿。磨坊伙计不用告诉人家他是干什么的，别人一瞧他那一身面粉，还有肩上那扛包的印儿，就全明白了。安德烈也是这样，她跟您一个模样地皱着眉头，过后又把长长的颈脖这么一扭，还有好些我说不上来的名堂。要是我从您房间拿了一本书，哪怕我走到外面去看，人家也知道书是从您这儿拿的，因为这书上有股子熏药的怪味儿。还有些事，说起来都是琐屑不起眼的小事，可是骨子里还真是些挺够意思的事儿。每当有人说到您怎么怎么好，看样子对您挺看重的，安德烈就会欢喜得出神。”

不过，我担心阿尔贝蒂娜会趁我不在跟前耍些花样，所以还是劝她这天别去比特肖蒙公园，换个别的地方，比如圣克鲁去玩玩。

当然这压根儿不是因为我还爱着阿尔贝蒂娜，这我自己也清楚。爱情，也许无非就是一阵激动过后，那些搅得你的心翻腾颠动的旋流的余波而已。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对我说起凡德伊小姐的那会儿，的确有过这样的旋流搅得我的心上下翻腾过，可是它们现在平息了。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因为此刻在我心中，当我在巴尔贝克的火车上了解到阿尔贝蒂娜的少女时代，知道她或许还是蒙舒凡的常客时我所感到的那种痛楚，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我已经翻来覆去地想够了，痛楚已经平复了。但是，阿尔贝蒂娜说起话来的某些样子，不时还会让我揣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她那尚且如此短暂的人生历程上，她一定接受过许许多多恭维和求爱的表示，而且是满心欢喜地，也就是说是以一种狎昵风骚的姿态去接受的。因而她对什么事都爱说：“是吗？真的吗？”当然，要是她就像奥黛特那样地说什么：“瞧他吹的，是真的吗？”我是不会多生这份心的，因为这种话本身就够可笑的，让人听了只会觉得这个女人头脑简单，有点傻气。可是阿尔贝蒂娜说“是吗？”的那种探询的神气，一方面给人一种很奇怪的印象，觉得这是一位自己没法作出判断的女同胞在求助于你的证实，而她则像是不具备与你同等的能力似的（人家对她说：“咱们出来一个钟头了”或者“下雨了”，她也问：“是吗？”），另一方面，遗憾的是这种无法对外界现象作出判断的能力上的缺陷，又不可能是她说“是吗？真的吗？”的真正原因。看来倒不如说，从她长成妙龄少女之日起，这些话就是用来应付诸如“您知道，我从没见过像您这样漂亮的人儿。”“您知道我有多么爱您，我爱您都爱得要发疯了”之类的话的。这些“是吗？真的吗？”就是在卖弄风情地应承的同时，故作端庄地给那些话一个回答，而自从阿尔贝蒂娜和我在一起以后，它们对她只剩一个用处，就是用一个问句来回答一句无须回答的话，比如说：“您睡了一个多钟头了。”“是吗？”

我觉得我对阿尔贝蒂娜已经没有任何爱情可言，回忆往日的欢乐时我从不会去想起我俩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但对她每日的行止，我始终在暗中挂着心；当然，我逃离巴尔贝克，为的就是让她再也没法去跟这个那个的朋友会面，我一直对她的这帮朋友提心吊胆的，生怕她跟她们混在一起会为了逗个乐儿，说不定还是为了拿我逗个乐儿，就干出些伤风败俗的事来，因此我当机立断决定离开那儿，意在一劳永逸地斩断所有这一切对她有害的联系。阿尔贝蒂娜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惰性，一种把什么事情都忘在脑后、随遇而安的本领，以致那些联系一旦切断之后，纠缠我多时的恐惧症也就不治而愈了。但正像它所由缘起而又无以名状的邪气一样，这种恐惧也会以各种模样出现。在我的嫉妒还没有找到新的附体以前，我还能在痛苦已成过去之际，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可是，些许细微的诱因，就能引起一种慢性病的复发，同样，对激起这种嫉妒的人的邪恶而言，一点小小的机缘就能触发它（在一段贞洁的间歇过后）再度施威于不同的对象。我可以把阿尔贝蒂娜和她的同伙分开，从而驱走邪魔似的缠绕着我的幻觉；但是，即使我能够让她忘掉那伙人，切断她和她们的联系，她的寻欢作乐的欲望却是根深蒂固，而且也许正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宣泄出来的。而巴黎和巴尔贝克同样地为这种宣泄提供着机会。无论在哪个城市都是一样的，她根本无须去寻找，因为邪恶不仅存在于阿尔贝蒂娜身上，而且存在于别人身上，任何寻欢作乐的机会都是那些人所求之不得的。只消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就能把两个如饥似渴的人撮合在一起。对一个机灵的女人来说，先装出什么也没瞧见的样子，过五分钟再朝那个已经心领神会、兀自等在一条小马路上的人走去，三言两语就安排好一次幽会，这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有谁能看出半点破绽来呢？对于阿尔贝蒂娜，事情更加简单，她若想把那种暧昧关系保持下去，只用对我说她挺喜欢巴黎的某处近郊，很想再去一次就行了。所以，只要她回来得太晚，或是出去兜风的时间长得难以解释（尽管结果也许还是让她轻而易举地给解释了过去，而且其中绝无半点与情欲有涉的理由），就足以让我旧病复发，这回它可是跟我想象中的一幕幕背景并非巴尔贝克的场景缠在了一起，而我则极力想把这些场景连同以前的印象一并抹去，仿佛排除一次转瞬即逝的诱因，就能消弭一场先天疾病的病因似的。我没有意识到，我之所以能这么做，靠的正是阿尔贝蒂娜多变的性格，正是她那种对不久前还是情之所钟的对象说忘就忘，甚至立时生出厌恨来的本领，我这样做，不时会使某个我不认识、但曾给她以乐趣的对象蒙受深切的痛苦，我更没有意识到，我把痛苦加在这一个个对象身上，其实也是枉然的，因为这些对象都将相继被抛弃、替补，在被她轻率抛弃的旧人横陈沿途的这条通道之侧，还有一条平行的小路展示在我面前，那是一条只容我偶尔停步匆匆喘口气的无情的畏途；如果当时能仔细想一想，我该明白只有在阿尔贝蒂娜和我两人中有一个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那个时刻，我的痛苦才会休止。还在我们刚回到巴黎的那会儿，我就对安德烈和司机关于陪阿尔贝蒂娜外出兜风的报告不满意，当时我就感觉到，巴黎的近郊和巴尔贝克的近郊同样的使我不放心，有好几天，我亲自陪阿尔贝蒂娜出游，可是不管上哪儿，我照样摸不透她到底在干些什么，她照样尽可以背着我做小动作，我一个人监视她，困难更多，最后我干脆带她回了巴黎。说实话，离开巴尔贝克那会儿，我还以为就此带着阿尔贝蒂娜离开了戈摩尔呢；唉！戈摩尔在这世上真是无所不在。我一半出于嫉妒，一半出于对这种兴趣（非常难得遇到的情形）的懵懂无知，无意间安排下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而阿尔贝蒂娜在这中间始终没让我逮住过。我会冷不丁地向她发问：“喔！顺便问一句，阿尔贝蒂娜，不知是我瞎想还是您真对我说过，您认识希尔贝特·斯万？”“是嘛，我说过她在课堂里老爱跟我说话，因为她有一套法国历史的笔记；她还挺客气的，把这些笔记借给我，我看完以后就带回教室去还她，我俩只在课堂上见面。”“您看她是不是属于那种我所不喜欢的姑娘？”“哦！完全不是，正好相反哪。”

不过，除了一味作这种类似审讯的聊天以外，我更经常地是把待在家里节省下来的这点精力，全部花在想象阿尔贝蒂娜出游的情景上，我用一种热切的口吻跟她谈到咱俩一起出游的计划，无从兑现的计划使这种热切显得那么无可指摘。我表示了去巴黎圣礼拜堂重睹彩绘玻璃风采的强烈欲望，并为无法单独陪她成行深感遗憾，她瞧着我那种热切的模样，就温柔地对我说：“哦，我的小乖乖，既然您看来这么想去，那么就上点劲儿，和我们一块儿去呗。只要您愿意，我们等多久都行，等到您准备好为止。另外，要是您觉得单独和我在一起更有趣的话，我只消打发安德烈回家，让她下回再来就是了。”然而这些邀我出游的话，却正增强了我的安全感，使我更安心地待在家里了。

我没想到，把看守阿尔贝蒂娜以平息我内心骚乱的任务，如此这般地托付给安德烈和司机，让他俩去费神监视阿尔贝蒂娜之后，我却就此变得愈来愈迟钝，那种绞尽脑汁驰骋想象的冲动给遏制下去了，那些由揣度、阻止别人要做的事的意愿所激发的灵感也不复出现了。更危险的是，就我的个性而言，可能性所构成的世界总要比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更让我觉得容易明白些。这固然有助于去了解人的心灵，但也容易受人欺骗。我的嫉妒由想象而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折磨，而与可能性并不相干。然而，人们乃至整个民族（因而我也包括在内），在其生命史上都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感到自己身上需要有一个警长，一个明察秋毫的外交官，一个安全部门的首脑，这些人物从不根据可能性去作八面来风的臆测，而是进行准确的推理，暗自在算计着：“倘若德国如此这般宣称，那么它必是另有企图，那决非某种泛泛而谈的企图，而是极其明确的某事某事，而且可能已在付诸实施。”“如果此人已经逃跑，他一定不是逃往目的地a，b，d，而是逃往目的地c，必须在该地组织搜捕，具体方案如下……”天哪，这方面的本领我生来就欠缺，现在我又习惯了让别人去代我操那份监视阿尔贝蒂娜的心，自己图个清静，所以干脆听任那点微弱的本能麻木、萎缩乃至消亡。

至于我想待在家里的原因，我是很不愿意向阿尔贝蒂娜讲穿的。我告诉她说，医生嘱咐我卧床。这不是真话。即便是真话，当初这道医嘱也并没能阻止我陪阿尔贝蒂娜出游。我请她允许我不跟她和安德烈一起出去，在此我只想说其中的一个原因，一个出于明智的考虑的原因。每次我和阿尔贝蒂娜出去，只要她稍稍离开我一会儿，我就会惴惴不安：我揣想她也许是在和什么人说话，或者是在拿眼风瞧什么人。要是她情绪不佳，我又会想，大概我把她的约会给搅了或是耽误了她的时间。真实，从来就只是一种把我们引向未知世界的诱饵，而我们在探索这未知世界的道路上，是没法走得很远的。最好的办法是尽量不去知道，尽量不去多想，不为嫉妒提供任何具体的细节。遗憾的是，即使与外界生活隔绝，内心世界也会滋生种种事端；即使我不陪阿尔贝蒂娜出去，独自在家遐想，纷沓的思绪中时而也会冒出一鳞半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东西，它们就像一块磁铁那样，把未知世界的某些蛛丝马迹牢牢地吸住，从此成了痛苦的渊薮。哪怕我们生活在密封舱里，意念的联想和回忆，仍然在起作用。但这些内心的撞击并不一定是即刻产生的。阿尔贝蒂娜刚出门，孤独所具有的那种启人心智的效能，俄顷之间就使我恢复了生气；我也要在这刚开始的一天享受自己的乐趣。可要是当天的天气不仅不能唤起我对往昔的想象，而且也不能向我展示眼前的真实世界，展示这个对任何没有为一些不起眼（因而不足道）的情况所迫，非得待在家里不可的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真实世界，那么光凭享受一番乐趣的一厢情愿的愿望——这种任性的、纯粹出于本能的愿望——是还不足以给我带来这些乐趣的。有些个晴天，寒意袭人，街上的声音异常清晰地传到耳际，与我之间的沟通显得那么畅达，仿佛房子四周的墙壁都给拆了似的，每逢电车驶过，它那叮叮当当的铃声就宛如一把银刀在敲击玻璃的房子。更美妙的，是我在心里听到的那把潜在的小提琴奏出的令人陶醉的新的旋律。随着温度和外界光线的变化，琴弦变得时而紧张，时而放松。在我们体内，这潜在的乐器在日复一日单调划一的生活节奏中保持着沉默，让它奏出如歌旋律的正是差异和变化音乐的那个源泉：有些日子里，天气的变化会使我们即刻从一种音乐氛围转换到另一种氛围。我们会回忆起一支久已忘怀的曲调，歌的旋律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浮现在记忆中，甚至都来不及去辨认这到底是哪支歌，便会信口唱了出来。唯有这些内在的变化（尽管它们也是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才会引起我对外部世界印象的改变。脑海中那扇久久关闭的交流沟通之门开启了。小城生活的片段，欢愉郊游的场景，都在意识中浮现出来了。随着琴弦的颤动，我全身都震颤了起来，我相信，为了能再有一次如此奇妙的体验，我会愿意付出业已逝去和行将到来的全部生命作为代价——这些生命所留下的痕迹，早晚是要给习惯这块橡皮拂拭殆尽的。

虽然我没有陪阿尔贝蒂娜去作长途的郊游，但是我的心神却比她的行踪更加飘忽不定，我拒绝了用我的感官去领略这个美好的早晨，但我在自己的想象中欣赏着所有那些与之相似的早晨，那些已经有过和还会再有的早晨，更确切地说，我在欣赏的是某一个典型的早晨，所有跟它相似的早晨都只是它时断时续的再现，我一眼就能认出它们；因为清冽的风儿吹过，就会把当天的福音书掀到一页页合适的位置，稳稳当当地齐着我的视线，让我躺在床上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这个理想的早晨，以酷肖所有类似的早晨的永恒的真实，充实我的心灵，给我带来一种不因体质孱弱而兴味稍减的欢乐：幸福舒畅的感觉，往往并不是从健全的体魄，而是从不曾消耗的盈余精力中产生的，我们不必靠充实精力，只须靠缩减活动，就能同样地获得这种感觉。我在病床上积累的充盈精力，使我全身震颤，心头突突地跳个不停，犹如一部不能移动的机器兀自在原地运转。

弗朗索瓦丝来生火，往炉膛里扔了些小树枝引火。一个夏天下来已被遗忘的那股气味，氤氲在炉膛四周，生成一个魔幻般的氛围，我在其中依稀觉得自己正在看书，一会儿在贡布雷，一会儿又在东锡埃尔，我感到快活极了，尽管人还在巴黎的房间里，却仿佛正要动身沿梅塞格利丝的方向去散步，要不就是去找圣卢和他的那些在军营的朋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回想积聚在记忆中的往事所感受到的乐趣，在有些人身上，例如在那些身受病痛折磨而又时刻怀着康复希望的人身上，会表现得格外强烈，难支的病体和怀抱的希望，一方面使他们不可能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跟回忆吻合的图景，另一方面又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信，以为自己很快就能那么去做，因而面对这些回忆仍会显得充满渴念、无限神往，面前的这一切，在他们已不仅仅是回忆或图景。然而，即使它们对我来说永远只是些回忆而已，即使我在回想起它们时仅仅是看见一些图景而已，有时冷不丁的，由于一种感觉同一效应，它们会使我整个儿的变成那个当初见到它们的孩子或少年。不仅户外的天气起了变化，室内的气味有了异样，而且在我身上年龄倒了回去，人也变了模样。清冷的空气中透出的树枝气味，宛如一段逝去的岁月，一块从往昔的冬日漂来的见不到底的浮冰，闯进了我这间不时留有这种香味或那种亮光痕迹的屋子，这些痕迹犹如岁月流逝留下的印痕，甚至还在我怀着契阔已久的希望的喜悦辨认出它们以前，我就已经置身其间，整个儿沐浴在它们当中了。阳光照在我的床上，穿过我瘦弱躯体的透明遮挡，温暖着我，使我有如水晶玻璃似的变得通体灼热。这会儿，我就像一个连医生还禁止他吃的菜肴也照吃不误的饿慌了的恢复期病人，又想起了阿尔贝蒂娜，心想跟她结婚势必会弄糟我的生活，既然我得承受把自己奉献给别人这么一个对我来说过于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她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我势必得过一种丧失自我的生活，再也没法享受到那种悠然独处的乐趣。

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便我们所要求于生活的只是它能给予我们的种种愿望，其中也总有一些——那些不是由物，而是由人激起的愿望——会有它们独特的禀性。所以，倘若我从床上起来，撩开一会儿窗帘，那可并不仅仅是像音乐家打开一会儿琴盖那样，也不仅仅是为了证实一下阳台和街上的阳光是不是完全和我的回忆合得上辙，我那样做，也是想瞧一眼那个挎着筐衣裳的洗衣女工和穿着件蓝罩衫的面包铺女掌柜，或者是那个用弯弯的扁担挑着牛奶罐、穿着围裙翻出白帆布袖口的送奶女人，再不就是想瞧瞧那个跟在家庭女教师后面、满脸娇气的金发小姑娘，总之，我想瞧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它跟其他图景在外表上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别，已足以使它跟那些图景之间，用音乐的语言来说，有如两个不同的音符那样迥然相异，而我只要有哪一天见不到它，这一天就会因其无法为我追求幸福的愿望提供对象而显得苍白贫乏。不过，见到这些事先想象不到的女性，虽然给我带来了愈来愈多的欢愉，使这街道，这城市，这世界都变得更令我向往，更值得我去探索，但因此也使我急不可耐地渴望恢复健康，走到外面去，没有阿尔贝蒂娜在身边，做个自由自在的人。有多少次，当那个将把遐想留给我的陌生女人或是步行，或是把车子开得飞快地从屋前经过的时候，我总为自己的病体没法跟上目光而感到痛苦，我的目光追随着那个女人，犹如火枪的枪子儿从窗洞里射出去似的落在她身上，不让她的脸容从我的眼里消失，因为我在这张脸上期待着幸福——一个幽居如我的人从未尝到过的幸福——的赐予！

至于阿尔贝蒂娜，我对她的情况已经不感什么兴趣。她一天比一天变得难看。只有当我听说她怎么撩拨起别的男人的欲念的那会儿，我才重又感到痛苦，想把她从他们那儿夺回来，让她当着我的面给高高地吊在桅杆上。她能使我痛苦，但决不会使我快乐。正是这种痛苦，维系着我和她之间的这种乏味腻人的关系。一旦这种痛苦得以解脱，减轻痛苦的努力——它有如一种让人备受折磨的游戏，逼得我付出全部精力——也随之变得全无需要之后，我就觉得她对我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我对她想必亦是如此。使我感到沮丧的是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我有时甚至希望听到她干下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丑事，能让我在病体康复之前跟她吵一场，然后好让我俩重归于好，让那根把两人拴在一起的链子换个样儿，变得柔软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