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玛的表演所显露的才华是否仅仅是拉辛的才华呢？

起初我是这样认识的。可是《淮德拉》的一幕刚演完，等演员应观众鼓掌谢了几次幕之后，我就清醒了，因为在演员谢幕的时候，我身旁那位爱发脾气的女士，斜着身子，把她瘦弱的上身挺得直直的，面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口，表明她不屑和大家一起鼓掌，好使她的抗议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她满以为这一招会有强烈的反应，却不料谁也没有看见。下一个剧是新剧。从前，由于新剧没有名气，我总觉得它们单薄，奇特，在舞台之外就不再存在。可这一次我却并不感到这部杰作的生命力像一场应景戏，仅仅存在于舞台上，仅仅存在于短短的演出中，我也没有感到兴致索然，大失所望。再说，我感觉到，新剧中的长篇独白备受观众喜爱；虽然过去没有人捧场，默默无闻，但有朝一日会变得赫赫有名，只要艺人作出相反的努力，不要把这出戏当做未成名的新作，而要施展全部本领，把新戏看成在今后一定会同作者其他几部名剧相提并论的杰作来演，那他就会获得成功。因此拉贝玛演的这个角色，或许有一天会被纳入她表演得最成功的角色之列，与淮德拉并肩媲美。倒不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具有文学价值，而是由于拉贝玛的演技超群，像在《淮德拉》剧中一样，把角色演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于是我豁然开朗。原来悲剧作者的作品，不过是悲剧演员创造表演杰作的原料，一种微不足道的原料。这同我在巴尔贝克结识的那个大画家埃尔斯蒂尔的情况十分相似，他从一所毫无特色的学校和一座本身就是一部杰作的大教堂身上找到了两个具有同等价值的画题。正如画家把房屋、运货马车、人物溶化在光的巨大效果中，从而使它们协调一致，拉贝玛似乎也铺开了巨大的画布，画出了无比的恐惧和温情，她所朗诵的台词，不管是高雅的，还是平淡的，全都融于一体，若是一个没有才华的演员，肯定会把它们念得断断续续，前后脱节。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抑扬顿挫，而拉贝玛的声调并不妨碍我们感觉到诗句的存在。当我们听到一个韵脚，一个和前面的韵脚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它既受前面韵脚的限制，又引进了新的思想，这时，我们就会感到有两个重叠的体系，一个是思想体系，另一个是韵律体系，而这重叠的体系本身不就已经是井井有条的复杂性，不就是美的首要因素了吗？然而，拉贝玛把词、诗句，甚至把“长篇独白”都糅进比它们自身更大的体系中，看到它们不得不在这些体系的边缘停留，我们会心醉神迷；正如诗人选词时先要考虑到韵脚，音乐家写歌词时要把一句句台词纳入同一个旋律中，既束缚它们，又带动它们。因此，拉贝玛善于把痛苦、高雅和激情这些宏伟的形象糅进现代戏剧的台词中，就像把它们糅进拉辛的诗句中一样，而这些形象正是她独特的创造，人们一看便知道是她的杰作，正如在一个画家根据不同的模特儿画成的肖像上，人们能够认出是同一个画家的作品一样。

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希望拉贝玛的姿势能静止不动，希望她在倏忽即逝的照明中产生的优美而短暂的、不再复现的色彩效果能永不消逝，我也不再希望她把一句诗重复一百遍。我终于懂得我从前的期望太高，要求太严，超过了诗人、女演员和她的导演兼布景师的意愿；那种在一句诗上飞快传播的魅力，那些变化莫测的姿势和一个接一个的场景，是戏剧艺术力求达到的瞬间的效果，短暂的目的，变幻无定的杰作，而一个对作品过于入迷的观众总想使这种瞬间的效果静止不动，这样也就破坏了这一效果。我甚至不想再来看拉贝玛演出了，我对她已经心满意足。从前，正因为我对赞美的对象——不管是希尔贝特还是拉贝玛——寄予的希望太大，所以每次都感到很失望，于是我会因为头一天没有得到愉快的印象而寄希望于第二天。这一次我感受到了快乐，但不想去仔细品味，如果我愿意，也许会体会得更深；我只是像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那样自言自语地说：“冠军的宝座我认为非拉贝玛莫属！”但我隐约感到，虽然我说出了我的喜爱，把冠军的称号给了拉贝玛，我的内心也因此而得到安宁，但这并没有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拉贝玛的非凡才华。

就在第二个剧目开始的时候，我朝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瞧了瞧。亲王夫人刚扭过头去，朝包厢的深处张望，我仿佛看见她扭头的动作在虚无缥缈中留下了优美动人的线条。她的客人全都站了起来，也朝包厢的门口望去。在他们形成的夹道中，身穿白平纹细布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款款而入，散发着胜利者的自信和女神的威严。一丝装出来的不好意思的微笑使她的脸上漾出了难得的温柔：她用这一微笑为自己姗姗来迟，为打扰了众人看戏而向大家表示歉意。她径直朝她的堂弟媳走过去，向坐在头一排的一个金发青年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转过身，向浮游在海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海怪们致以老朋友的亲切问候，暗示她和他们十五年来日复一日的亲密关系。此刻，这些赛马俱乐部的半神半人的先生，特别是巴朗西伯爵，是我最羡慕的人了。我多么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啊！她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微笑，双眸放射出晶莹的蓝光。我感到这微笑的目光充溢着神秘，但我无法破解。假如我能分解这个眼神的棱柱，分析它的结晶，也许我能充分了解此时此刻它所展示出来的我所不熟悉的生活。盖尔芒特公爵跟在妻子后面，单片眼镜欢乐的反光，露出满口白牙的笑意，衣服扣眼或有裥纹前胸的反光，使人们看不见他的眉毛、嘴唇和燕尾服，只看到一闪一烁的光辉。上身是人下身是鱼的小海神纷纷为他让位，他把身子挺得笔直，头一动也不动，伸手按在他们肩上，示意他们坐下，然后朝那个金发青年深深鞠了一躬。公爵夫人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今晚上她的堂弟媳会打扮得花里胡哨，像穿了“戏装”似的(有人说，她经常嘲笑她的堂弟媳服饰过于浮夸。按照她的中庸之道的法国精神，日耳曼的诗意和热情很快就得了个浮夸的美名），想告诉她什么是高雅的趣味。亲王夫人头上插着柔软而优美的羽毛，一直垂到脖子上，罩着用贝壳和珍珠做成的发网；公爵夫人却相反，头发上除了一枚极普通的羽饰外，再没有别的装饰。这枚羽饰宛若鸟的羽冠，居高临下，俯瞰着她的鹰钩鼻和金鱼眼。她的颈脖和肩膀袒露在雪白的细平纹布的波涛外面，一把羽毛扇拍打在波涛上，连衣裙紧贴在她身上，清楚地突出了她的优美的线条。数不胜数的闪光片是她上衣的唯一装饰物，有钻石的，也有其他金属的，长的长，圆的圆，光彩夺目，美不胜收。但是，尽管两人的打扮迥然不同，在亲王夫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堂嫂后，她们却互相转过脸来，用赞赏的目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也许第二天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同别人谈起亲王夫人过于繁琐的发式时，脸上会露出揶揄的微笑，但她肯定会说，亲王夫人仍然使人着迷，她的打扮仍然令人赞叹不已。尽管亲王夫人感到她堂嫂的服饰有点儿平淡乏味，多少露出了一点时装店的痕迹，但她也发现她的打扮于朴素中显高雅。此外，她们所受的教育注定她们和谐一致，这样也就抵消了她们在服饰和姿态上的差异。优美的仪态在她们之间展示了一条条无形的有着强大磁力的线条，公主爽朗的性格和这些线条合而为一，而公爵夫人正直的品格受到磁力的吸引，又折射回来，散发出温柔和魅力。如同正在舞台上演出的戏那样，要了解拉贝玛出神入化、个性鲜明的表演，只须把她扮演的，而且只有她才能扮演的角色交给随便哪个演员去演，就可以比较出高低。与此相仿，如果观众向楼座举目张望，就会发现在两个包厢中有一种“安排”，观众会以为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故意作出的安排：他们会看到莫里安瓦尔男爵夫人矜持，缺乏教养，煞费苦心地模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打扮和风度；而德·康布尔梅夫人干瘪的身子挺得笔直，尖头尖脑，头发上竖着一根柩车上的羽饰，活像一个领抚恤金的踩在钢丝绳上的乡下女人。按理说，在这个荟萃着当年最令人瞩目的女性的剧场内不应该有德·康布尔梅夫人的一席之地。在这个剧场里，那些包厢——包括最高层的包厢，从底下看，高层的包厢犹如一个个插着人花的大笼子，被天鹅绒隔墙的红缰绳系在大厅的圆拱上——和坐在包厢里的最出风头的贵妇构成了巴黎社交界的一幅短暂的全景。死人、丑闻、疾病、雾霭很快会使这全景发生变化，但此刻注意力、烘热、眩晕、灰尘、优雅和厌烦却把它固定在这下意识的等待和平静的冬眠状态那悲壮而永恒的一刹那间。事后人们会感到，这一刻好像是炸弹爆炸前的平静，或是一场火灾第一股火光的前兆。

德·康布尔梅夫人能在这里出现，得归功于帕尔马公主。像大多数货真价实的公主一样，帕尔马公主毫不崇尚时髦，热衷于慈善事业，并且引以自豪。她对慈善的热爱可以同她对所谓艺术的情趣相提并论。她常常把这个或那个包厢租给像德·康布尔梅夫人那样的人。这些人虽不属于上流社会，但由于在一起搞慈善，帕尔马公主同她们联系密切。德·康布尔梅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这对她也许更自然些，因为她同她们没有正式交往，不能凑上去同她们打招呼。然而，她很想到这两位尊贵的夫人府上去做客，这是她十年来苦苦追求的目标。她打算在五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可是她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她自以为医学知识渊博，认定自己的疾病医不好了，因而担心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这天晚上，当她一想到那些不屑与她交往的贵妇一定会注意到她身边坐着她们的一个朋友，年轻的博泽让侯爵，就不禁喜形于色。这位年轻的侯爵是德·阿让古尔夫人的兄弟，和两个社交界都有来往，二流社交界的女人总喜欢带着他出现在上流社会的贵妇面前，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坐在德·康布尔梅夫人身后的一张椅子上，椅子横放着，便于他朝其他包厢张望。那些包厢里的人他都认识。他一头金发，相貌英俊，风度翩翩。他潇洒而迷人地挺直腰，微微抬高身子，向各个包厢里的人致意，碧蓝的双眸闪烁着微笑，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宛若古铜版画上的一个高傲而爱献殷勤的大贵人，形象逼真地刻在他那个包厢的长方形的斜面上。他经常和德·康布尔梅夫人一起上剧院看戏。在剧场内，在出口处和门厅里，他勇敢地站在她身旁，而周围到处是他的有身份的女友，他尽量少和她们讲话，免得她们为难，就好像他身边带了个坏女人似的。假如这时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从他身边经过，袅袅婷婷，千姿百态，一件无与伦比的大衣一直拖到地面，像是迪安娜女神下凡，引得众人都回过头来看她（尤其是德·康布尔梅夫人），德·博泽让先生就会和他的女伴交谈得更加热烈，对亲王夫人投来的亲切而迷人的笑靥，只报以不自然的微笑，含蓄而不失礼貌，冷淡而不失宽厚，害怕向她献殷勤会使她一时陷入窘境。

德·康布尔梅夫人即便不知道包厢属于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能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演出的专注猜出她是客人。公爵夫人是为了使她的女主人高兴才做出兴致勃勃的样子来的。但是，与这股离心力并存的还有一股向心力，这股由同一个愿望——讨女主人高兴的愿望——发展起来的向心力，把公爵夫人的注意力拉回到她自己的打扮上（她的羽饰，她的项链，她的裙子上衣）和亲王夫人的打扮上。她似乎在当众宣布她是她堂弟媳的臣民和奴隶，是为了看望她的堂弟媳才到这里来的，包厢的女主人愿到哪里——哪怕是非常奇怪的念头——她都打算跟到哪里。她把剧场里的其他人都看作是好奇心强、爱东张西望的陌生人，尽管那里有她的许多朋友，而且，前几个星期，她还坐在他们的包厢里，对她们表示出一周一次的同样专一、同样相对的忠诚。德·康布尔梅夫人没想到今晚上能看见公爵夫人，因而不胜惊讶。她知道今天很晚的时候公爵夫人还在盖尔芒特城堡，推测她不会离开那里。不过，她听人说过，有时候，巴黎上演的某一出戏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感兴趣，她和到盖尔芒特森林狩猎的人一起用完茶，就会叫人给她备车，黄昏启程，飞速穿过薄暮笼罩的森林，登上大路，在贡布雷换乘火车，晚上赶回巴黎。“可能她是专程从盖尔芒特赶来听拉贝玛唱戏的。”德·康布尔梅夫人寻思着，对她不胜崇敬。她记得曾听斯万含糊其词地说过（他和德·夏吕斯先生在一起时尽用这种隐语）：“公爵夫人是巴黎最高贵的人，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精华。”然而，我是通过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和孔代这些名字，想象出这对堂妯娌的生活和思想的（她们的面貌我不可能再去想象了，因为我见过她们），因此我更愿了解她们对《淮德拉》的评价，这比世界上最伟大的评论家的评论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在批评家的评论中只有智慧，尽管比我高明，但本质是一样的。可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的内心世界，我是通过她们的名字想象出来的，我假设她们的内心世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可以向我提供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使我了解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女性是怎样的人。我像一个发烧的病人，怀着思旧和渴望的情绪，想从她们对《淮德拉》的评价中再次体味昔日夏天的下午，我在盖尔芒特城堡附近散步时所感受到的魅力。

德·康布尔梅夫人试图区分这对堂妯娌的服饰。而我并不怀疑她们的服饰是她们所特有的，就像从前红领或蓝翻边的制服专门属于盖尔芒特家和孔代家的仆役一样，或者，打个更贴切的比方，就像鸟的羽毛，不仅是美的装饰品，而且是身躯的外延部分。在我看来，这两个女人的服饰是她们内心活动的具体体现，或白衣素服，或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我认为我所看到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一个隐秘的思想支配，而从她的额头垂下的羽毛和她堂嫂那件光辉闪烁的裙上衣，似乎也都包含着一种意义，是这两个女人各自的象征。我很想了解这些特征的意义；我觉得天国的神鸟似乎和她们当中的一个不可分离，就像孔雀和朱诺永远紧紧相依；而另一个的饰有金银箔的裙上衣，如同米涅瓦的饰有流苏、闪闪发光的神盾，绝对不可能被任何别的女人侵占。剧场的天花板上画满了平淡乏味的寓意画，我宁愿看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正厅包厢，也不愿意往天花板上瞧一眼。当我举眸凝望她这间包厢的时候，层层叠叠的云雾奇迹般地裂开，我从云隙中仿佛看见天神们聚集在天国的两根柱子中间，在一块红色的顶篷下凝神观看凡人的表演，周围云雾缭绕，唯有他们的所在地露出了一块金光灿灿的晴空。我局促不安地观望这短暂而荣耀的场面，可我一想又感到这些永生不死的天神并不认识我，不安的心情也就平静了一些。公爵夫人和她的丈夫曾见过我一次，但她肯定记不起我来了；她只要从她的包厢的座位上偶尔看一眼池座观众席上这一大片无名无姓的石珊瑚，我就会感到无法忍受，因为我现在已完完全全溶化在这片茫茫的石珊瑚中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一双蓝眼睛闪出一道亮光，想必根据光的折射原理，我这个失去了个人生命的原生动物的模糊影像已映入这双蓝眼睛的冷淡的视线中了：公爵夫人由女神变成了凡人，我顿时觉她美了一千倍，一万倍。她把放在包厢边上的那只戴了白手套的手向我举起来，亲切地挥了挥，我的目光感觉到了亲王夫人的双眸中射过来的火一般炽热的光线。她为了知道她的堂嫂在同谁打招呼，不由自主地移动了一下眼睛，从而使眼里迸射出火一般的光芒。她的堂嫂认出了我，朝我频频微笑，那雨点般向我投来的微笑闪烁着奇妙的光辉。

现在，每天上午，她还没有出门，我就早早地出去了，绕个大弯，来到她习惯走的那条街的拐角处，等候在那里。当我感到她就要从这条街经过时，便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走过去，眼睛看着相反的方向；当我走到她跟前，抬头看她时，我故作惊讶，好像根本没料到会在这里碰见她。头几天，为了更有把握，我索性在门口等候。每当通车辆的大门打开（人们接踵而过，但看不见我要等的人出来），开门的声音会在我心中持续振荡，久久不能平息。当观众崇拜一个红得发紫的女伶时，尽管他不认识她，也会心情激动地“鹄立”在演员出入的门口，等候女伶出来；当愤怒的人群或某个伟人的狂热崇拜者聚集在监狱或王宫的大门口，等着把一个判了刑的犯人凌辱一顿或把这个伟人举起来欢呼他的胜利，每每从里面传来一点儿声音，便会以为犯人或伟人就要出来，这时，他们也会激动万分。但是，无论是名伶的崇拜者，还是等候判了刑的犯人的愤怒的人群，或是伟人的敬慕者，他们再激动，也没有我在等候这位尊贵的公爵夫人出门时的心情激动。公爵夫人服饰淡雅，步态优美（和她步入某个沙龙或包厢时的姿态迥然不同），她善于把每天早晨的散步——对我而言，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散步——变成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一副精美雅致的项链，一朵春天的奇葩。但是三天后，我怕门房看破我的诡计，就不再守候在门口，而是到公爵夫人必定经过的一个地方去等她。看歌剧以前，若是天晴，我常常在午饭前这样出去溜上一圈；若是下雨，只要天空一晴，我便下去走走。我来到仍然透着湿气的人行道上（阳光把湿漉漉的人行道照得金晃晃，像是镀了一层金），在一个弥漫着雾霭，但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一道道金光的十字路口，我看见一个女学生，后面跟着她的女教师，或者看见一个戴白袖套的送奶姑娘，我木木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按在胸口上，我的心已经飞向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我竭力回忆那条街，那个时辰和那扇门（有几次，我跟着这个女孩子，一直跟到她的校门口，她在门后消失了，没有再出来）。我回想着这些形象，希望能再见到她们，幸亏她们旋踵即逝，没有在我记忆中生根。这没什么。既然巴黎的街头也像巴尔贝克的公路一样，经常能看见美丽的少女（从前我常常幻想在梅塞格利丝的树林里能有美丽的少女出现），每一个少女都能在我身上激起一种强烈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也只有她们才能使我得到满足），因此，我即使生了病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忧虑，即使没有勇气写作或读书，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忧愁，我觉得大地更加适宜居住，人生旅程更加充满乐趣。

从歌剧院回家的路上，我就为第二天作好打算了，除了几天来我渴望找回的形象外，还得加上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她那修长的身材，高高隆起的轻盈的金发，还有她从她的堂弟媳的包厢里向我投来的蕴含着温柔的微笑。我决定走弗朗索瓦丝向我透露的公爵夫人习惯走的那条路。但是，为了再看一眼前天遇见的那两个少女，我要尽量不错过教理课的下课时间，但眼下，德·盖尔芒特夫人那闪烁的微笑却不时浮现在我眼前，使我产生一阵阵愉悦的战栗。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试图把那闪烁的微笑和愉悦的快感，同我头脑中早就存在的浪漫想法加以比较（就像一个女人刚从别人手中得到几枚宝石纽扣，就立即想看一看它们对她的裙子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是阿尔贝蒂娜的冷漠无情，希塞尔的过早离开，以及在这之前同希尔贝特两厢情愿但一拖再拖的分道扬镳，使我这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我渴望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情，和她共同生活，等等）摆脱了束缚，自由地飞翔。接着，我又把那两个少女的形象同我这些想法逐一加以比较，然后，我又努力使我对公爵夫人的记忆同这些想法相适应。与这些想法相比较，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歌剧留给我的记忆实在微不足道，她就像一颗小小的星星，在那光芒万丈的彗星长尾巴旁变得黯然无光。再说，我在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之前就对这些想法非常熟悉了，相反，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记忆却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它开始像其他俏丽女人的形象飘忽不定，继而渐渐排斥了其他一切形象，最终专一地和我那些久已存在的浪漫想法合而为一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在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记忆变得最清晰的时候，我才敢弄清楚这个记忆的真面目。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对我的重要性；它就好比我想象中的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第一次约会，使我产生一种甜蜜愉快的感觉。仅此而已。这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根据她的生活描画出来的第一张草图，唯一真正的形象。然而，在我有幸占有这个记忆，却不知道如何注意它的几个小时内，应该是令人心醉神迷的，因为在这个时刻，我的爱的欲念总是无拘无束、不慌不忙、不知疲倦和无忧无虑地回到它的身边，但是，随着这个记忆被这些欲念逐步固定下来，当它从它们那里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它本身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不久一点也认不出来了；毫无疑问，我在梦幻中把德·盖尔芒特夫人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变得面目全非了，因为我每每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总能发现我想象中的她和现实的她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且每一次的差距都不一样。当然，现在，每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在那条街的尽头出现的时候，我远远看见的仍然是那个修长的身影和那张在轻盈的金发下闪着明亮目光的脸蛋（我就是为了这些才到这里来的，但我故意把眼睛看着别处，不让她看出我来这里的目的），然而，几秒钟后，当我走到她的身边，把目光转到她身上的时候，我看见的却是一张无精打采的脸孔和满脸的红疙瘩。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一脸红疙瘩的，也许是经常户外活动的缘故，或者是粉刺。我故作惊讶地和她打招呼，她似乎不大高兴，朝我冷冷地点了点头，再也没有《淮德拉》那天晚上的和蔼可亲的笑容了。在开始的几天，那两个少女的形象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争夺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想把我的爱占有，但终因力量悬殊，几天以后，两个少女的形象败下阵来，渐渐消失，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却自然而然地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我终于把我的爱全部转移到她身上。归根结底，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经过选择的，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消遣。我把那两个上教理课的少女和那个送奶姑娘抛到了脑后；可我再也不能在大街上找到我想寻找的东西了，再也看不见在剧院里看到的那蕴藏于微笑中的温柔和那修长的身影和金发下亮晶晶的脸蛋了，只有在远看的时候它们才存在。现在，我甚至说不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长什么模样，根据什么我认出她来的，因为从外表的总体看，她的脸也和她的裙子、帽子一样，一天变一个样子。

有一天，我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妇人，一件淡紫色长大衣的风帽下露出一张柔美而光洁的脸孔，碧蓝的眼睛周围对称地释放出诱人的魅力，鼻梁的线条似乎在脸上消失了。当我看见这个妇人时，为什么我会感到一阵兴奋战栗掠遍全身，知道我不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决不会罢休呢？为什么我会惶惑不安，故意装着无动于衷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转过脑袋，就像前一天当我在一条近道上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侧影时一样呢？她戴一顶海蓝色的无边软帽，从侧面看去，在红通通的脸颊上纵向延伸着一个像鸟喙一样的鼻子，左右横着一只目光锋利的眼睛，宛若一个希腊女神。就只一次，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长着鸟喙鼻子的女人，而是一只真正的鸟：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衣裙，乃至她的无边软帽都是毛皮做成的。她浑身包在毛皮中，不露出一丝棉布的痕迹，自然就像一只秃鹫，覆盖着黄褐色的单调的羽毛，柔软而丰满，就像是兽类的毛皮。在这天然的羽毛中间，小脑袋把她的鸟喙鼻子弯成圆形，那双金鱼眼睛闪烁着锋利的蓝光。

有一天，我在那条街上来回踯躅了半天，始终不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身影。蓦然，我看见隐蔽在这个贵族和平民杂居区的两座私邸中间的一家乳品铺中，出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陌生脸孔，一个服饰优雅的女人正在让店主给她拿“瑞士干酪”。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她是谁，公爵夫人那锐利的目光便闪电般地落到了我的身上，过了一会儿，她的形象的其余部分才映入我的眼帘。还有一次，我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也没有遇见她，我知道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便郁郁寡欢地往家里走去。我心里沮丧至极，愣愣地看着一辆车开过去，却是视而不见。蓦地，我意识到车中一位贵妇透过车门在向我点头示意。她正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她那松弛而苍白的，或者反过来说紧张而鲜明的脸部线条，在一顶圆帽下，或者说在一根高耸的羽饰下，展示出一个陌生女人的脸孔，我一时竟没有认出来。对于她的问候，我没有来得及还礼。还有几次，我回到住处，在门房附近发现了她，那个可憎的门房——我最讨厌他瞟来瞟去的审视的目光了——正在毕恭毕敬地向她请安，当然少不了向她打“小报告”。因为盖尔芒特家的下人全都躲在窗帘后面，胆战心惊地窥视着这场他们听不见的谈话，在这之后，公爵夫人肯定会禁止这个或那个仆人外出，他们一定是被这个“爱进谗言”的门房出卖了。

由于德·盖尔芒特夫人连续不断地向我展现出一张张迥然不同的面孔，而这一张张面孔，在她的整个打扮中占据的位置是相对的，多变的，时而大，时而小，因此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爱并不是倾注在这千变万化的肉体和纺织品的某个部分上。她可以一天换一张脸，一天换一身服饰，看到她我照样会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因为透过这不断变化的脸孔和服饰，透过这新的衣领和陌生的脸颊，我依然感觉得到是德·盖尔芒特夫人。我钟情的是这个指挥着这一切的看不见的女人。就是她，她对我有敌意，我就会黯然神伤；她靠近我，我就会心慌意乱，惶惑不安；我渴望能把她征服，把她的朋友从她的身边统统赶走。她可以插一根醒目的蓝羽毛，也可以炫耀她赭红色的肌肤，她这些行动对我不会丧失意义。

我自己倒没有觉出德·盖尔芒特夫人讨厌每天在路上遇到我，不过，我从弗朗索瓦丝的脸上看出了几分。每天早晨，当弗朗索瓦丝侍候我出门时候，她的脸上充溢了冷漠、责备和怜悯。我刚开口问她要我的衣服，就感觉到从她那张肌肉收缩、神态尴尬的脸上升起了一股逆风。我根本没有想赢得弗朗索瓦丝的信任，我觉得这是白费力气。她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对我始终是个谜——能迅速知道我们——我和我的父母亲——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这算不上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用某些特殊的情报手段来解释。有些野蛮部族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获得某些信息的，要比邮局把这些信息传送到欧洲殖民地早好几天，其实不是通过心灵感应，而是借助于烽火，从一个山岗传到另一个山岗，最后传到他们那里。因此，就我每天上午散步这个特殊情况而言，可能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仆人听到他们的女主人对每天在路上遇见我表露过厌烦情绪，而他们也可能把这些话讲给弗朗索瓦丝听。说实话，即使我父母不让弗朗索瓦丝而让另一个人来侍候我，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朗索瓦丝比别的仆人要少一些仆人气。她的感觉，她的善良和慈爱，她的严厉和高傲，她的狡狯和局限性，她的白皙的肌肤和红通通的双手，都说明她是个乡下姑娘，她的父母亲“日子过得挺不错”，但后来破产了，不得不送她出来当仆人。她在我们家好比是乡村的空气和一家庄园的社会生活，五十年前，它们被一种颠倒的旅行——不是旅行者走向旅游胜地，而是旅游胜地走向旅游者——带到了我们家中。正如某地区博物馆中的玻璃橱柜装饰着农妇们制作并用金银线镶边的稀奇古怪的物品一样，我们巴黎那套单元房间也装饰着弗朗索瓦丝从传统和地方的观念汲取的臣服于源远流长规则的话语。她善于绘声绘色地描述——就好像用彩色丝绒刺绣一样——她儿时的樱桃树和小鸟，她母亲的灵床。这一切她都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但是尽管如此，当她踏进巴黎，到我家当仆人后，没过多久就和各层楼上的仆人在意见上和法学观念上一致起来了（更何况任何人处在她的地位也会有同样的变化），她因不得不对我们表示尊敬而耿耿于怀，把五楼的厨娘骂她主人的粗话学给我们听，那副扬眉吐气的神情使我们生平第一次感到和五楼那个令人讨厌的女房客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不禁心想，也许我们真的是主人呢。弗朗索瓦丝性格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极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必定孕育着某些瑕疵，就像法国国王的生活，他在凡尔赛宫，周围是他的侍臣，他的生活和古埃及的法老和中世纪的威尼斯总督的生活一样奇特，不仅是国王的生活，还得加上侍臣的生活。仆人的生活自然就更加奇特了，只是习惯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觉察不到。但是，即使我把弗朗索瓦丝辞退了，我仍然需要有一个仆人待在我身边，这人有同样的甚至更加特别的缺点。因为我后来又用过好几个仆人，仆人的一般缺点他们应有尽有，但到我家后仍然很快发生了变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不被我性格的锋利尖角刺伤，他们都在自己性格相应的部位上装进一个相应的凹角。相反，他们却利用我的空子插进他们的尖角。而这些空子正因为是空子，我甚至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也不知道我的仆人钻空子伸过来的尖角。但是我的仆人得寸进尺，越变越坏，使我终于知道了存在于我性格中的空子。正是通过他们不断养成的缺点，我才看到了我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可以说他们的性格是我的性格的反证。从前，我和我母亲经常讥笑萨士拉夫人，因为她总是用“那一种人，那一类人”称呼仆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想更换弗朗索瓦丝，恰恰是因为换上来的仆人不可避免地还是属于仆人那一种人，还会是我的仆人那一类的人。

言归正传。我一生中每受到一次凌辱，事先都能在弗朗索瓦丝的脸上找到同情和安慰。看到她怜悯我，我就会恼火，就会打肿脸充胖子，说我没有失败，而是取得了成功。但是，当我看到她脸上流露出有节制的但又是明显的怀疑神情时，看到她对她的预感充满了信心时，我的谎言又不攻自破了。因为她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却不吭声，只是动一动嘴唇，仿佛嘴里塞满了肉，在慢慢地咀嚼。她真不会讲出去吗？至少有很长的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认为只是通过说话才能告诉别人真情，连别人同我说的话我也会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储存在我敏感的大脑中，因此，我决不相信曾对我说过爱我的人会不爱我，就像弗朗索瓦丝一样，当她在“报上”读到有个神甫或有个先生将违背邮局规定，免费给我们寄来能祛百病的灵丹妙药或把我们的收入提高百倍的妙方时，她会深信不疑。（相反，如果我们的医生给她最普通的药膏治她的鼻炎，尽管她平时什么样的痛苦都能忍受，却会因为不得不给她的鼻子上药而发出痛苦的呻吟，确信这药“会使她的鼻子掉一层皮”，让她没脸见人。）弗朗索瓦丝第一个给我作出了样子（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而且付出了更痛苦的代价，读者会在本书的最后几卷中看到，是我的一个心爱的人给了我教训），真情不说也会泄露出去，人们可以从无数的外表迹象，甚至从个性世界某些看不见的、与自然界的大气变化相类似的现象中搜集到。这样也许更可靠，用不着等别人说出来，甚至对别人说的话根本不必重视。按说我是可以觉察到这个问题的，因为那时我自己说话也常常言不由衷，可我的身体和行为却不由自主地泄露了隐情，弗朗索瓦丝一看便明白了真相；我是可以觉察到的，不过，我必须认识到自己有时也很狡猾，也会撒谎。然而，我和大家一样，说谎和狡猾直接地、偶然地受着一种个人利益的支配，是为了捍卫这一利益。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我的思想任凭我的性格暗地里完成这些紧迫而微不足道的工作，听之任之，不加干涉。

有时候，到了晚上，弗朗索瓦丝会对我很亲热，求我允许她在我房内坐一坐。每当这个时候，我似乎发现她的脸变得透明了，我看到了她的善良和真诚。可是不久，絮比安——我后来才知道他会多嘴——向我透露说，弗朗索瓦丝背地里说我坏透了，变着法子折磨她，说要吊死我，还怕会玷污她的绳子。絮比安的这番话仿佛在我面前用一种见所未见的色彩印了一张表现我和弗朗索瓦丝关系的照片。这张照片和我平时百看不厌的展现弗朗索瓦丝对我衷心爱戴，不失一切时机为我唱颂歌的照片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使我恍然大悟，不只是物质世界会呈现出同我们所见的世界截然不同的面貌，任何真实都可能会不同于我们直接的感觉，不同于我们借助一些隐蔽而又活跃的思想编造的真实；正如树木、太阳和天空，倘若长着和我们两样的眼睛的人去观察它们，或者某些不用眼睛而是用别的器官进行感觉的人去感觉它们（这时，树木、太阳和天空就成了非视觉的对等物），就会和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不同。就这样，絮比安向我打开了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意想不到的泄露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这还仅仅涉及弗朗索瓦丝，她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呢？假如有一天爱情中也出现这种事情，那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这是未来的秘密。现在还只涉及弗朗索瓦丝一人。她对絮比安讲的这番话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会不会是为了离间我和絮比安呢？可能是怕我同絮比安的女儿亲近而把她疏远了吧？我绞尽脑汁，左猜右想，但我心里明白，弗朗索瓦丝究竟是爱我还是讨厌我，不管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我都是无法弄清楚的。总而言之，是弗朗索瓦丝第一个使我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他的优缺点，他的计划以及他对我们的意图，并不像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固定不变的（就像从栅栏外看里面的花园和它的全部花坛一样），而是一个我们永远不能深入了解，也不能直接认识的朦胧的影子，我们对于这个影子的许多看法都是根据它的言行得出来的，而它的言行提供的情况往往很不充分，而且互相矛盾。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在这片阴影上交替闪烁着恨的怒火和爱的光辉。

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德·盖尔芒特夫人。我要祈求上帝赐予我最大的幸福，让她遭受各种灾祸，让她破产，让她名誉扫地，让她失去横在她和我之间的一切特权，让她没有住处，也没有人愿意理睬她，这样，她就会来求我，会到我这里来避难。我在想象中仿佛看见她来找我了。晚上，当周围的气氛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我自己的身体有明显好转时，我的思想会变得非常活跃，那些早已被我遗忘了的感想会似滚滚的波涛涌入我的脑海，然而，我没有利用我那刚刚恢复的体力来理清平时难得出现在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没有开始写作，而是喜欢大喊大叫，把我内心的想法以一种激烈的、外露的方式抒发出来；这不过是空洞的演说，毫无意义的手势，一部地地道道的惊险小说，枯燥乏味，信口开河，小说中的主人公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贫如洗，来乞求我的施舍，而我却时来运转，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富翁。就这样，我几小时几小时地遐想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声说着我在接待公爵夫人时应该说的话。尽管如此，我的处境依然如故。唉！事实上，我正是选择这个可能集中了各种优势，因而也就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女人奉献我的爱情的。因为她家资雄厚，可同世界上最大的富翁相提并论，但又比他们高贵；还不算她本人非凡的魅力，这使她成为众人的女王，煊赫一时，遐迩闻名。

我也感觉到了，每天上午我去迎她时她并不高兴。可是，即使我鼓足勇气，两三天内不到她散步的路上去等她（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牺牲），德·盖尔芒特夫人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会把我这个克制的行动归因于我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只要还有可能，我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因为我需要和她相遇，成为她瞬间注意的对象和打招呼的人。这种需要反复出现，使我不能控制自己，也就顾不得会惹她不高兴了。我应该离开一段时间，但没有这个勇气。有时候我似乎拿定了主意，我让弗朗索瓦丝给我收拾行李，可是她刚收拾好我又叫她把衣服放回原处了。她不喜欢这样，说我总是“摇摆不定”（她用了圣西门的语言。每当她不想和现代人竞争时，总会用前人的语言）。不过，她更不喜欢我用主人的腔调说话。她知道这对我不适合，我天生不是这样的种。她用“装腔作势不适合我”这句话来表达她的这个想法。我要走也一定要到一个能使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接近的地方去，否则，我是万万没有勇气离开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假如我远离德·盖尔芒特夫人，到她认识的一个人那里去，她知道这个人择友非常挑剔，可他对我却非常赏识，他可以在她面前谈起我，这样，即使不能从她那里得到，至少也可以让她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可以同这个人商量能不能请他替我传递消息，只要有商量的可能性，哪怕他不同意，我也就可以给我那孤独而无声的梦想披上一层新的、有声的、积极的形式，在我看来，这就前进了一步，可以说是一大成就；假如能有这种可能性，我不就离她更近一些了吗？这总比每天上午孤孤单单、忍辱丢脸地在那条街上来回逛荡要强吧。再逛也逛不出个结果来，我想向她倾诉的心曲一个也传不到她的耳朵里。她作为“盖尔芒特夫人”有着怎样神秘的生活，常使我魂牵梦萦，想入非非；如果利用一个有资格进出公爵夫人的府邸、出席她的晚宴、可以同她进行长时间谈话的人作为媒介，间接地介入她的生活，这同我每天上午到街上去看她相比，固然距离远了一些，但岂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接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