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主教的办公室里与他隔桌而坐，顾客的位置，就像我是一个来申请大宗贷款的银行客户。可除了我在屋里的位置，我们两人之间已经不再拘泥什么礼节。我不再规规矩矩地坐着，直着脖子，挺着背，两脚并拢放在地上，双目以敬礼姿势朝向对方。如今我的身体以一种放松、甚至舒服的姿势坐着。我脱掉了红鞋，脚垫在身子底下坐在椅子里，不错，宽大的红裙边把它们遮得密不透风，但我确实是这么坐着，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经常去野餐的时候，坐在篝火旁就是这个姿势。假如壁炉里有火，火光会在光滑锃亮的壁炉表面闪烁，温暖地在身体上微微闪现。火光是我加进去的。

至于大主教，今晚简直随便得有些出格。没穿外衣，胳膊肘抵在桌子上。这副样子只要在嘴角再放一根牙签，就是活生生一幅乡村民主广告，像在蚀刻画里见到的。留有蝇屎斑的，烧掉的旧书里。

我面前游戏盘里的方格子正在填满：此刻正在进行今晚的倒数第二轮游戏。Zilch（一无所有），我拼着，毫不费力地用数值很大的Z拼了一个单元音词。

“有这个词吗？”大主教问。

“不信可以查字典，”我说，“是个古体词。”

“好吧，算你得分。”他说。脸上泛出笑容。大主教喜欢看我抢风头，摆出一副老成样，就像一只忠于职守的小狗，时刻竖着耳朵，急于找机会表现自己。他的赞许如一阵暖流拍打着我。在他身上，我感觉不到丝毫敌意，而这是过去我在男人那里，有时甚至包括卢克那里，时常感受到的。烂货这个词，他连放在心里想想都不会。事实上，他完全像老父一般慈祥。他的做法令我快乐，他喜欢这么想。而我确实感到快乐，很快乐。

他速度飞快地在袖珍电脑上加好了我们的最后得分。“你大获全胜。”他说。我怀疑他做了手脚，为的是讨好我，让我高兴。可为了什么？这仍是个问题。他这样迁就我到底能得到什么？一定有什么的。

他往椅背一靠，两手指尖顶着，这个姿势如今我已再熟悉不过。我们之间早已对所有此类亲昵随便的小动作习以为常。他望着我，目光中不无慈蔼，但同时也充满好奇，似乎我是一个待解之谜。

“今晚想看什么书？”他问我。这也已成了必不可少的例行环节。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读了一本《小姐》杂志，一本很旧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爷》杂志，一本《女士》杂志，这本杂志我恍惚记得小时候曾在我母亲的某个住所见过，还有一本《读者文摘》。他连小说都有。我已经读完了一本雷蒙·钱德勒的侦探小说，目前正在读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事》，已经读了一半。每逢这些时候，我总是狼吞虎咽、读得飞快，几乎是一目十行，竭力在下一个漫长的饥饿期开始之前，把尽可能多的内容吸收进我的脑海。假如这是在吃东西，我的行为就像饿鬼扑食，暴吃暴饮；假如这是性行为，那便好比在某个地方的小巷子里偷偷摸摸站着匆匆做爱。

我在看书时，大主教总是坐在一旁，看我阅读，虽然一言不发，但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我。这种注视是一种好奇的性行为，他这么做，令我有一种脱光了衣服的感觉。我希望他背过身去，在屋子里随便走走，自己也找点东西看看。那样的话我会更轻松些，从容些。事实上，我这种违禁的阅读行为在他面前也像是一种表现。

“我想我还是愿意聊聊天。”我说。听到自己说出这句话，我很是吃惊。

他又笑了。他看上去毫不吃惊。也许他期待的就是这个，或是类似的反应。“哦？”他说，“你喜欢聊些什么呢？”

我犹豫不定。“随便，什么都可以。嗯，比如，说说你自己。”

“我？”他继续微笑着。“哎，我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家伙罢了。”

这句话里所包含的虚假，甚至连用词都那么缺乏真实——“家伙”——令我戛然住口。平平常常的家伙可不会成为大主教。“你一定擅长某个方面。”我说。我知道自己在怂恿他，投其所好，引他回答，我不喜欢自己这样，事实上，我对此感到厌恶。可我们俩都在自我防卫。不是他说就是我说。对此我一清二楚，我可以感觉到话语积压在我心里，蠢蠢欲动。毕竟我已经太久没有和人好好说过话了。今天与奥芙格伦同行时压低嗓子交换的只言片语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却有撩拨的作用，像开场白。既然那么点简短的交流都让我如此轻松欣慰，我当然渴望与人更多地交流。

可是如果由我开口，我一定会说错话，泄露心底的秘密。我可以感觉到这股冲动，出卖自己的冲动。但我不想让他知道得太多。

“哦，我过去先是搞市场研究，”他底气不足地回答，“之后稍稍扩大了研究范围。”

我突然想起，虽然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大主教，却懵然不知他是哪方面的大主教。他主管的是什么范畴？或者像人们过去常说的，他的专职是什么？他们没有具体的头衔。

“哦。”我应道，竭力让他觉得我对他的话了然于心。

“你可以称我为所谓的科学家，”他说，“当然，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接着有一会儿他缄默不语，我也一言不发。两人都在等对方开口。

我先打破了沉默。“这样吧，也许你能为我解答一件令我疑惑不解的事情。”

他表现出兴致盎然的样子。“那会是什么呢？”

我是在自投罗网，可一时却控制不住自己。“是从某个地方记下来的一句话。”最好不要说是哪里。“我想它是用拉丁文写的，我想也许……”我知道他有一本拉丁语词典。他有各式各样的词典，在壁炉左边的顶层书架上。

“说来听听。”他说。口气疏远了些，但明显警觉起来，或者这只是我的想象。

“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我念出来。

“什么？”他问。

显然我的音没有发对。我不知该怎么念。“我可以把它拼出来，”我说，“写下来。”

这个新鲜大胆的主意令他迟疑了片刻。可能他根本不记得我会写字。在这间屋子里，我从未握过任何一种笔，连得分也从未加过。女人不会加法，他曾经开玩笑地说。当我问他是什么意思时，他说，对女人来说，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不等于四。

那等于几？我问，以为他会说等于五或者三。

还是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他回答。

可这会儿他却回答：“好吧。”接着便隔着桌子把他的圆珠笔扔过来，几乎有些不顾一切地，仿佛在接受某种挑战。我环顾四周，找能写字的地方，于是他把计分簿递给我，就是那种案头使用的记事簿，每页顶端印有一张小小的圆形笑脸。这种东西仍在继续生产。

我用印刷体仔仔细细地写下那句话，凭着头脑里的记忆，按照橱柜里这句话的原样，一笔一画抄写下来。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它既不是祷文也不是号令，仅是一句可悲的涂鸦，被人胡乱涂写下来，之后又弃之不理。笔握在指间的感觉真是舒服，简直像具有鲜活的生命。我能感觉到它的威力，它那包容万语千言的威力。笔是嫉妒的对象，丽迪亚嬷嬷常说，她引用的这句话是感化中心的又一格言，为的是警告我们远离此类物品。千真万确，它让人产生嫉妒。就这么握着都让人嫉妒。我对大主教的笔嫉妒不已。这是又一件我渴望偷偷拿走的东西。

大主教从我手里接过有圆形笑脸的纸页，看了一眼。随即便哈哈大笑起来。他脸红了吗？“这不是真的拉丁文，”他说，“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笑话？”我说，完全给弄糊涂了。难道我如此铤而走险，为弄懂它费尽心机，就为了个笑话？“什么样的笑话？”

“你了解学校男生们的德性。”他说。笑声里饱含怀旧情绪，此刻我看出来了，这是一种对其旧我迁就纵容的笑声。他站起身，穿过房间走到书架前，从他收藏的珍品中取出一本，但那不是字典。而是一本旧书，看上去像一本教科书，折了角，上面满是墨汁。他先是带着沉思、怀旧的神情拿在手上翻看了一阵，然后才递给我。“你看。”他说着，把书摊开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图片：《米勒的维纳斯》，黑白的，身上被人笨拙地涂上了胡须、黑色的胸罩和腋毛。与之相对的一页上是《罗马竞技场》，用英语标明，英文上面是一行拉丁文的动词词形变化：sum es est，sumus estis sunt。“喏，就在这里。”他说着指给我看。于是，我在空白处见到了那行字，用的是和维纳斯身上的腋毛相同的墨水：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

“不懂拉丁文的人要领略这句话的可笑之处还真有些难，”他说，“过去我们经常写这类东西，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搞不清那些句子都是哪里来的，可能是从学长那里一届届传下来的。”此时他已完全忘了我的存在，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只是一味地翻着书。“看这里。”他说。这幅图叫《萨宾女》。空白处是一行潦草的笔迹：pim pis pit，pimus pistis pants。“这里还有一行，”他读道，“Cim，cis，cit　...”他戛然而止，意识重又回到现实，显出很不自在的样子。他又一次笑了起来，这一次的笑可以称得上是咧开嘴笑。我想象着他脸上长满雀斑、额前翘着一绺头发的模样。这一刻我几乎喜欢上他。

“可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哪句话？”他问，“哦。那句话意思是‘别让那些杂种骑在你头上’。我想当时我们全都自命不凡，自以为很了不起吧。”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终于恍然大悟她为什么要把这行字写在橱柜壁上，同时还知道她一定是在这里，在这间屋里知道了这句话。除了这里，还能有别的什么地方？她又不是男生。一定是在过去某个追忆少年时光、倾吐内心秘密的时刻听来的。这么说我并非第一个。并非第一个闯入他沉默的领地、同他玩儿童拼字游戏的人。

“她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他几乎一点不变声色。“你和她熟吗？”

“有点熟。”

“她上吊死了。”他说，语气中没有悲哀，只有几分沉思。“出事以后我们便把灯具拆了。就在你房间里。”他顿了顿。“她来我这里让赛丽娜发现了。”他说，仿佛这便解释了一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一条狗死了，再弄一条。

“用什么来吊？”我问。

可他无意告诉我。“这很重要吗？”他问。我猜一定是用撕碎的床单。我自己就曾往这方面想过。

“我想是卡拉最先看到的。”我说。所以那天她会发出尖叫。

“是的，”他说，“可怜的姑娘。”他指的是卡拉。

“也许我不该再来这里了。”我说。

“我以为你来这里很开心。”他轻轻地说，但双眼却盯着我，目不转睛，闪闪发亮。要不是我头脑清醒，我会以为那是担忧。“我希望你开心。”

“你希望我可以忍受目前的生活。”我说。它不是以一个问句说出口，而只是一个语调平平的陈述句，平铺直叙，没有丝毫抑扬顿挫。假如我的生活尚可忍受，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便都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了。

“你说得对，”他承认，“我确实希望如此。我愿意那样。”

“那么……”我欲言又止。一切都不同了。现在我终于掌握了他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我可能因此丧命。这个秘密就是他受到良心谴责。终于明白了。

“你想要什么？”他说，还是那种轻松的语调，好像这不过是一笔金钱交易，而且是很小的一笔交易：区区烟糖钱的交易。

“你是指除了润手液。”我说。

“对。除了润手液。”他说。

“我想……”我说，“我想知道……”这话说得迟迟疑疑，犹豫不决，甚至有些发傻，是我不假思索说出口的。

“知道什么？”他追问道。

“所有的一切，”我说，可这太没有针对性了，“正在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