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里山鹬常常栖息在那些老椴树园里。在我们奥廖尔省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园子。我们的先人在选择定居地方时必定辟出两三俄亩好地用来营建带椴树林荫道的果园。经过五十来年，多则七十来年，这些庄园，即所谓的“贵族之家”渐渐从地面上消失了；房子倒塌了，或被卖掉后给拆运走了，石建杂用房也变成了一堆堆废墟。苹果树枯死了，被当作了柴火，栅栏和篱笆都消失殆尽了。唯有椴树依旧欣欣向荣，如今在它们的周围已整出一片片耕地，它们正向我们这些轻浮的后人诉说“早已长眠的父兄”的往事。这样的老椴树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树……连俄国庄稼汉的无情的斧头也怜惜它呢。它的叶子很小，强劲的树枝宽宽地覆盖四方，树下永是一片浓荫。

我和叶尔莫莱有一回在野外游猎山鹑，我看到旁边有一个荒芜了的园子，就向它走去。我刚刚踏进林子，一只山鹬啪的一声从灌木丛里腾空而起；我放了一枪，就在那一瞬间，离我没几步远的地方有人喊了一声：一位年轻姑娘惊慌的脸从树后露了一下，当即便躲开了。叶尔莫莱向我跑来。“您怎么在这儿开枪呀：这儿住着一个地主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狗也没来得及神采飞扬地把射死的山鹬叼给我，便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高个的蓄小胡子的人从密林里走了出来，他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站到我跟前。我再三表示歉意，并报了自己的姓名，还把那只在他领地上射下的鸟送给他。

“那好，”他带着微笑对我说，“我就收下您的野禽，但是有一个条件：您要留下来在我家吃顿饭。”

说心里话，我不大乐意接受他的邀请，可是却之不恭。

“我是这儿的地主，是您的邻里，我姓拉季洛夫，您可能听说过，”我的新相识继续说，“今天是星期天，我家的伙食大概会像点样，不然，我就不敢请您了。”

我做了这种场合下得体的回答，便随之前往。一条清扫过不久的小路很快把我们引出了椴树林；我们走进一座菜园。在一些老苹果树和茂盛的醋栗丛之间，长满一棵棵圆圆的浅绿色白菜；蛇醉草弯弯绕绕地缠在高高的杆子上；菜畦上密匝匝地插着小枝条，上面缠着干枯了的豌豆藤；一个个扁平的大南瓜宛如躺在地上；在那些沾满尘土、带棱带角的叶子下露出黄灿灿的黄瓜；高高的荨麻沿着篱笆一溜地摇晃着；有两三处长着一丛鞑靼忍冬、接骨木、野蔷薇，这都是往昔“花坛”的遗物。有一个小鱼池，里面灌满淡红色的含黏液的水，鱼池旁有一口水井，周围尽是小水坑；一些鸭子就在那些水坑里拍水游玩；有只狗全身颤动着，眯着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色母牛也在那边懒洋洋地吃草，不时地用尾巴甩打瘦瘦的脊背。小路拐向了一边；在粗大的爆竹柳和白桦树后面映出了一幢老式小屋，屋顶是松木盖的，屋前有个歪斜的台阶。拉季洛夫在这里停下步。

“不过，”他善意地直对着我的脸瞧了瞧，说，“我刚才细想了一下，也许您根本不愿意上我家来，要是那样的话……”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便极力向他表示：恰好相反，我很高兴在他家用餐。

“那好，请吧。”

我们进了屋。一个身穿蓝色厚呢长外衣的年轻仆人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季洛夫立即让他拿伏特加酒招待叶尔莫莱；我的猎伴朝着这位慷慨施主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我们经过那个贴有形形色色图画，挂有许多鸟笼的前室，走进一个不很大的房间——这是拉季洛夫的办事室。我脱下了猎装，把枪搁到房角里；一个穿长襟衣服的侍仆忙手忙脚地清掉我身上的尘土。

“好，咱们就到客厅去吧，”拉季洛夫亲切地说，“让您会会家母。”

我跟着他走。客厅中央摆着一个长沙发，那里坐着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她身穿一件深棕色衣服，戴一顶白色便帽，有一张慈祥而瘦削的脸，眼神畏怯而忧伤。

“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的邻里×××。”

老太太欠欠身子，向我施下礼，没有从她那双干瘦的手中放下口袋似的粗毛线手提包。

“您光临我们这地方已很久了吗？”她眨了眨眼睛，有气无力地低声问道。

“不，不很久。”

“打算在这儿久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吧。”

老太太不言语了。

“还有这一位，”拉季洛夫向我指指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说，我进客厅时没有注意到他，“这是费多尔·米赫伊奇……喂，费佳，把你的技艺对客人露一手。你干吗躲到角落里呀？”

费多尔·米赫伊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台上取过一把破提琴，拿起弓子——不是按规矩握着弓的一头，而是握着弓的中段，把小提琴抵在胸前，闭拢眼睛，跳起舞来，一边哼着歌，把琴弦拉得吱吱直响。看样子他大概有七十来岁，长长的粗布外套在他那干瘦的肢体上可悲地晃荡着，他跳着舞；时而大胆地摇晃着他那光秃的小脑袋，时而似乎要停住不动，把那青筋嶙嶙的脖子伸得直直的，两只脚在原地踩着，有时显然很费劲地屈起双膝。他那掉光牙的嘴巴发出苍老的声音。拉季洛夫大概从我脸上的表情猜到，费佳的“技艺”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

“好了，老爷子，够了，”他说，“你可以去犒劳一下自己了。”

费多尔·米赫伊奇立即把小提琴搁到窗台上，先向我这个客人鞠个躬，接着向老太太，再向拉季洛夫鞠了躬，随后就出去了。

“他原先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接着说，“本来挺有钱的，可是破产了，所以现在就住在我家里……当年他在省里可算是头号的风流汉呢：夺走过两个男人的老婆，家里养着一些歌手，他自己也挺能跳能唱的……要不要来点伏特加？饭菜都摆好了。”

一位年轻姑娘，就是我在园子里见到一眼的那一位，走进房间里来。

“这位就是奥丽雅！”拉季洛夫稍稍转过头说，“请多多关照……好，咱们就去吃饭吧。”

我们去到餐室就了座。当我们从客厅出来，到这边坐定后，那个因受到“犒劳”而两眼发亮，鼻子也微微发红的费多尔·米赫伊奇便唱起《让胜利之雷响起吧！》。屋角里已放着一张没铺桌布的小桌子，上面为他单摆了一份餐具。这个可怜老头的邋遢相令人不敢恭维，所以经常让他离大家远一点。他画了十字，叹口气，然后如鲨鱼似的吞食起来。饭菜确实不错，由于是星期天，所以少不了有颤动的果子冻和那种名为“西班牙之风”的甜点心。这个曾在陆军步兵团干过十来年并到过土耳其的拉季洛夫在餐席上便天南地北地聊开了。我留意地听着，并悄悄地观察起奥丽加。她不算很漂亮；可是她那坚毅而沉着的表情，她那宽阔而白皙的额门、浓密的头发，特别是那双虽然不很大，但显得聪明、清晰、水灵的褐色眼睛，无论谁处在我此时的位置上，都会感到惊讶的。她似乎很专心地倾听拉季洛夫的每句话；她脸上显露的不是兴趣，而是热情的关注。论岁数拉季洛夫可做她的父亲；他称呼她为“你”，然而我立刻猜她不是他的女儿。在谈话中他提到自己已故的妻子——“就是她姐”，他指着奥丽加这样说。她脸一下子红了，垂下了眼睛。拉季洛夫沉默了一会儿，并换了话题。老太太在用餐的整段时间里没有说一句话，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也没有客气地招呼我多吃菜。她那脸上流露出某种畏缩的、失望的期待和一种老年的忧伤，使人看了感到非常难受。快散席的时候，费多尔·米赫伊奇本来要唱支歌来“赞颂”主人和客人，然而拉季洛夫瞧了我一眼，便叫他不要唱了；老头用手抹抹嘴唇，眨眨眼睛，行了个礼，又坐下了，可坐到了椅子的边上。饭后我和拉季洛夫去到他的办事室。

凡是心里强烈地怀有一种念头或一种欲望的人，在待人接物上都有某种共同点，某种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不论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育是多么的不同。我越是留意观察拉季洛夫，就越感到他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他谈农事、收成、刈草、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近期的选举等时，谈得头头是道，顺畅自如，甚至相当投入，但突然间却叹起气来，像一个被繁忙工作搞得疲累不堪的人一样倒在安乐椅里，用手抹抹脸。他那既善良又温情的整个心灵似乎浸透着、充溢着某种情感。令我惊讶的是，我从他身上看不出他对什么有强烈的爱好，比如对吃喝、对行猎、对库尔斯克的夜莺、对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俄罗斯文学、对溜蹄马、对匈牙利舞、对纸牌和台球游戏、对舞蹈晚会、对省城或大都市的旅游、对造纸厂和制糖厂、对豪华的亭阁、对茶、对娇惯坏了的拉梢马、对胖得把腰带系到胳肢窝下的马车夫、对那些穿着讲究但不知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歪斜和往外翻的马车夫……“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我这样想。而且他绝没有装得像个闷闷不乐的人，像个怨天尤命的人；他对别人总是显出一样的感情和热忱，几乎想要去结交每一个随便相遇的人。其实，您同时会感到，他跟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朋友，都不可能真正地深交，这并不是因为他一概不需要别人，而是因为他把一切都埋入内心。我细细观察了拉季洛夫，简直想象不出他无论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会是幸福的人。他也不算是个美男子；然而在他的眼神里、微笑里，他的整个身上都蕴含着某种非凡的魅力，的确如此。所以，我很想好好地了解他，喜欢他。当然，有时他也暴露出地主和乡下人的本性，然而他终究是个相当不错的人。

我刚刚同他聊起新任的县长，忽然门口传来奥丽加的声音：“茶备好了。”我们来到客厅。费多尔·米赫伊奇仍然坐在窗子和门之间的那个角落里，谦卑地缩起脚。拉季洛夫的母亲在一边织袜子。窗子是开着的，从园子里飘来秋天的清爽气息和苹果的芳香。奥丽加忙着为我们斟茶。我这会儿比用餐时更加仔细地打量她。她很少说话，像一般的县城姑娘一样，可是至少我从她身上看不出她在痛苦地感到空虚无聊的同时想要说些好听的话，不翻白眼，也不做带幻想味道的、用意不明的微笑。她显得既文静又坦然，如同一个经历过大喜或大悲后歇息下来的人。她的步态、举止又坚定又洒脱。她很让我喜欢。

我跟拉季洛夫又侃了起来。我已经记不清我们是怎样得出一个人所共知的见解：一些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往往比一些极其重要的事给人的印象更深。

“是呀，”拉季洛夫说，“我常有这种体会。您知道，我有过妻子。共同生活不很久……三年，我妻子便死于难产。我想，我活不下去了；我悲伤极了，痛苦得要死，可是又哭不出来——成了呆子似的。我们照规矩给她穿好衣服，放到灵床上——就在这间屋子里。神甫来了，几位教堂执事也来了，开始唱赞美诗、祈祷、焚香；我鞠躬磕头，可是掉不出一滴泪来。我的心仿佛变成石头，头脑也是这样——全身沉重极了。头一天就这样过去。您信吗？夜里我甚至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妻子身旁——那时候是夏天，她从头到脚都被阳光照射着，而且被照得亮亮的。突然我看到……（拉季洛夫说到这儿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您猜怎么着？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全闭上，有一只苍蝇就在那只眼睛上爬……我一下就栽倒在地了。苏醒后就开始哭呀，哭呀，已抑制不住自己了……”

拉季洛夫不说话了。我瞧了瞧他，又瞧了瞧奥丽加……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搁在膝上，从手提包里掏出手绢，偷偷地擦擦眼泪，费多尔·米赫伊奇蓦地站起身来，抓过他的小提琴，用嘶哑而古怪的嗓音唱了起来。他大概是想让我们快乐，可是一听他那声音，我们全打战了。拉季洛夫就请他别唱了。

“不过，”他接下去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挽回不了的，而且终归……人世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话似乎是伏尔泰说的吧。”他连忙补充说。

“是的，”我回答说，“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各种不幸都可忍受过去，没有摆脱不了的逆境。”

“您这样想吗？”拉季洛夫说，“怎么说呢，也许您是对的。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次躺在医院里，人已半死不活的了：我因创口感染而发起热病。唉，那时的住院条件当然没法说是好的，战争时期嘛，有个地方躺就得感谢老天爷了！突然又送来一批伤病员——把他们往哪儿安置呀？大夫跑东跑西，就是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身边，问助理医生：‘他还活着吗？’助理医生回答说：‘早上还活着的。’大夫弯下身听了听我还在喘气。这位仁兄就不耐烦了，说：‘这小子真差劲，他反正就要死的，必定死的，却在这儿苟延残喘，拖时间，不过是白占地方，妨碍别人。’我心里想：‘完了，你要完蛋，米海洛·米海雷奇呀……’可我还是病好了，您瞧瞧，还一直活到现在呢。可见您说的是对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这样说都是对的，”我回答说，“假如您那时真的死了，那终归也算是摆脱了逆境。”

“那当然是，那当然是，”他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补充说……“只要下决心……在逆境里待着有什么出息？……干吗要耽搁、拖延呢……”

奥丽加一下站了起来，往园子里走去。

“喂，费佳，跳个舞吧！”拉季洛夫喊道。

费佳腾地站起来，用一种华丽别致的舞步在房间里跳开了，犹如那出名的“山羊”在训练有素的狗熊身边表演一样，并唱起那首《在我家大门旁……》来。

大门外传来一辆赛跑用的二轮马车的响声，过不多一会儿，一位高身材、宽肩膀、体格结实的老头——独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走进这房间里来……不过，奥夫夏尼科夫是一位出色的独特人物，所以请读者许我在另一篇里去谈他。眼前我只补充说一下：翌日，我和叶尔莫莱在天亮前一同去打猎，打过猎就回家了。过了一星期我再次去拉季洛夫家，可是既见不到他，也见不到奥丽加。又过了两星期我便听说，他突然失踪了，抛下母亲，带着那位小姨子不知何处去了。全省都轰动了，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只有这时候我才彻底领悟奥丽加在拉季洛夫谈到妻子时脸上的那种表情。当时那种表情不单单是同情，它还是一种醋劲儿呢。

我在离开乡下之前去拜望了拉季洛夫的老母。我在那间客厅里见到了她；她正在同费多尔·米赫伊奇玩“傻瓜”牌。

“您有令郎的消息吗？”最后我还是问她。

老太太哭起来了。我就不再向她打听拉季洛夫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