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邻里，是一个年轻的地主，也是一个喜好打猎的年轻人。在七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骑着马去找他，约他一同去猎松鸡。他答应了。“不过，”他说，“咱们就顺着我家那片小树林去到祖沙；我要顺便去瞧一瞧恰普雷吉诺；您知道我的那个橡树林吧？我正让人在那边伐树呢。”“那就去吧。”他便吩咐备马。他穿上一件带野猪头像的铜纽扣的绿外衣，带上一个粗毛线猎袋和一个银水壶，扛上一只崭新的法国猎枪，得意地照了一通镜子，唤了一声自己的猎狗埃斯佩兰斯，这只狗是他的表姐、一个有好心肠而没有头发的老姑娘赠给他的。我们一起动身了。我这位邻里还带上两个跟班的，一个是甲长阿尔希普，是个矮矮胖胖的庄稼人，长着一张四方脸，颧骨特高；另一个是前不久从波罗的海沿岸省份雇来的管家戈特利勃·丰·德尔·科克先生，他是个近二十岁的青年人，身材瘦削，浅黄头发，高度近视眼，溜肩，长脖。这位邻里是新近才掌管这块领地的。这是他的一位伯母留给他的遗产。那伯母就是五品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耶娃，是个胖得出奇的女人，即使躺在床上，也难受得哎哟哎哟个没完。我们骑着马进入了小树林。“你们在这里空地上等我一会儿。”我的邻里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对自己的两个同伴说。那德国人鞠下躬，就下了马，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似乎是约翰·叔本华的小说，在一丛灌木旁坐了下来；阿尔希普仍待在太阳光下，木然不动地待了一个小时。我们在灌木丛里转来转去，连一窝野禽也没有找到。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表示想到大树林去。那一天我自己都不相信会有什么好收获，也就勉强跟着他去了。我们回到了那块空地上。德国人标了一下书页，站起身来，把书放回衣袋，费劲地骑上了他那匹淘汰下来的短尾巴母马，这匹马只要稍稍一碰就要乱叫乱踢的；阿尔希普振了振精神，一下拽动两根缰绳，夹了夹两腿，终于使他那匹受惊的、被压得够呛的小马跑动起来。我们又动身了。

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的这片林子我从小便很熟悉。那时候我和我的那位极为善良的法国家庭教师德齐雷·弗勒利先生（可他每天晚上老让我喝列鲁阿药水，差点儿永远毁了我的健康）经常到恰普雷吉诺树林里游玩。这整片林子大约有两三百棵粗大的橡树和梣树。它们挺拔而粗壮的树干在榛树和花楸树的金灿灿、亮晶晶的绿叶中黑乎乎地屹立着，非常之美；树干高高地耸起，齐整地呈现在明朗的蓝空中，展开如帐篷般的宽阔而多节的枝丫；鹞鹰、青鹰、红隼在静止不动的树梢下飞来飞去，鸣声不绝，五颜六色的啄木鸟使劲地啄着厚实的树皮；随着黄鹂的婉转的鸣声，突然在茂密的枝叶中响起了黑鸫的嘹亮鸣声；在下面的灌木丛里，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啾啾地啼唱着；燕雀在小径上敏捷地跑来跑去；雪兔小心地“一拐一拐地走着”，顺着林边悄悄前进；红褐色的松鼠淘气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上，突然坐了下来，把尾巴翘到头顶上。在草丛里，在高高的蚁蛭旁，在蕨类植物美丽如雕的叶子的淡影下，紫罗兰和铃兰在竞芳争妍，还长着红菇、乳菇、卷边乳菇、橡菇和红色蛤蟆菇；在草地里，在宽阔的灌木丛里，长着红艳艳的草莓……在林子里阴凉处何等舒坦呀！在最热的时候，在大中午，这儿就像夜间一般：寂静、芳香、清爽……我曾在恰普雷吉诺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所以，说真的，如今进到这片十分熟悉的树林，不免有些伤感。一八四年那个毁灭性的无雪的冬天，竟没有饶过我的老朋友——橡树和梣树；它们干枯了、光秃了，只有几处披着病弱的绿叶，它们悲哀地耸立在小树木的上空，那些小树木是来“接替它们的，可还接替不了”……还有一些下边长满叶子的树木，似乎带着责备和绝望的神情向上挺起自己缺乏生气的、折断了的树枝；另有一些树的叶子虽然不及昔日那么繁茂，却还相当浓密，从这些树叶中伸出一根根粗大、干枯的死枝；还有一些树的树皮已经脱落了；还有一些树完全倒下了，像死尸似的在地上腐烂着。谁能料到呢，在恰普雷吉诺树林里竟找不到一处阴凉的地方！我望着那些即将死去的树，心里想，你们也许感到羞愧和痛心吧？……我想起了柯尔卓夫的诗：

何处去了呀，

那高雅的谈吐，

那傲慢的劲头，

那皇家的气度？

如今安在呢，

那绿色的势头？……

“怎么搞的呀，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我开口问，“为什么在去年不把这些树砍掉呢？如今它们已卖不了以前十分之一的价钱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这得问我那位伯母了；一些商人揣着钱，找上门来，缠着要买呢。”

“Mein Gott！Mein Gott！”丰·德尔·科克·步一叹，“多么淘气！多么淘气！”

“怎么淘气？”我这位邻里笑着问。

“我是想梭（说），多么可希（惜）。”（我们知道，德国人在学会我们的字母“Л”的发音后，就把这字母读得特别重。）

特别使他感到可惜的是那些倒在地上的一棵棵橡树——确实如此，要不然磨坊主就会出大价钱买它们的。可是甲长阿尔希普却无动于衷，毫不痛心；相反，他甚至在这些倒地的树木上挺开心地跳过来蹦过去的，还用鞭子抽打着玩。

我们向那伐树的地方慢慢走去，冷不防轰的一声倒下一棵树来，随着响起了呼喊声和说话声，过不多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的年轻庄稼人从树林深处向我们跑来。

“怎么啦？你往哪儿跑？”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问他。

他立即停下脚步。

“哎呀，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老爷，大事不好了！”

“怎么回事？”

“老爷，马克西姆被树砸坏了。”

“怎么砸的？……是那个承包人马克西姆吗？”

“就是他，老爷。我们在砍一棵梣树，他站在一旁看……站着，站着，就到井边打水去，大概是想喝水。突然间梣树轧轧地响起来，直对着他倒下来。我们朝他大声喊：快躲开、快躲开、快躲开……要是他从旁边一闪就好了，可是他直着往前跑……准是吓慌了。梣树树梢就压住了他。天知道为什么这棵树倒得这么急……兴许是树心已烂透了。”

“你是说把马克西姆砸坏了？”

“砸坏了，老爷。”

“死了吗？”

“没有，老爷，还活着呢——可是他的腿和胳膊都砸断了呀。我就是跑去请谢利韦斯特奇大夫的。”

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吩咐甲长骑马到村里请谢利韦斯特奇，自己则快马加鞭地奔向伐木地点……我也跟着他去。

我们看见可怜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庄稼人围在他的身旁。我们下了马。他几乎没有痛苦地哼哼，偶尔还把眼睛睁得老大，好像很惊异地瞧瞧周围，咬咬铁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在颤抖，头发粘在额头上，胸部忽快忽慢地起伏着：他快要死了。一棵年轻椴树的淡影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晃动着。

我们弯下腰看他。他认出了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

“老爷，”他以听不大清的声音说起话来，“您派人……去请……牧师吧……上帝……惩罚我……腿、胳膊都砸断了……今天……是礼拜天……可是我……可是我……却没有让弟兄们歇着。”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憋得喘不上气。

“请把我的钱……交给我老婆……我老婆……扣掉欠的……奥尼西姆清楚……我欠了……谁的钱……”

“我们已派人去请大夫了·马克西姆，”我那邻里说，“也许你还不会死的。”

他想要睁开眼睛，使劲地扬了扬眉毛和眼睑。

“不，我就会死的。瞧……死神来了，她来了，瞧……弟兄们，如有对不住的地方，请大伙原谅吧……”

“上帝会原谅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在场的庄稼人以低沉的声音一起说，并脱下帽子，“请你原谅我们。”

他猛然绝望地摇了摇头，愁苦地鼓起了胸，又瘪了下去。

“总不能让他死在这儿吧，”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大声地说，“弟兄们，把那边大车上的席子拿过来，咱们把他抬到医院去。”

有两三个人向大车跑过去。

“昨天……我在瑟乔夫村的……叶菲姆那里……”这个就要死去的人口齿不清地说，“买下一匹马……已付了定钱……那马算是我的了……也把它……交给我老婆……”

几个庄稼人把他抬放到席子上……他全身痉挛起来，像一只中了弹的鸟儿，随之便僵直了……

“死了。”庄稼人们低沉地说。

我们默默地上了马，就离去了。

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使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庄稼人死得好奇怪呀！他们临死前的心情既不能说是坦然的，也不能说是无动于衷；他们的死像是执行一种仪式：又冷静又简单。

几年前，我的另一个邻近村子里，有一个庄稼人在烘禾房里被火严重烧伤了。（他本来就会死在烘禾房里了，恰好有个城里人路过，把这个烧得半死的人拖了出来：是那个人先让自己在一桶水里浸一身水，然后跑去打开那烧着的屋檐下的门。）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屋子里又黑又闷，烟气腾腾。我问，烧伤病人在哪儿？“那边，老爷，在炕上。”一个极悲伤的婆娘拖着腔回答我。我走过去，看见那庄稼人躺着，盖着一件皮袄，费劲地喘着气。“你感觉怎么样？”烧伤病人在炕上挣扎着想起来，可遍体是伤，命在旦夕。“你躺着，躺着，躺着……怎么样？好些不？”“当然不妙呀。”他说。“很疼吗？”他没有作声。“不需要什么吗？”又没有回答。“要不要喝点茶？”“不要。”我走开一点，坐在凳子上。我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里死一般沉寂。在屋角里，在神像下边的桌子旁，躲着一个五六岁的小丫头，她在啃面包。母亲有时朝她吓唬一下。过道里有人走动。发出响声，还有人在说话；弟媳妇在切白菜。“啊，阿克西尼娅！”病人终于说话了。“要什么？”“给点格瓦斯。”阿克西尼娅端来格瓦斯给他。又是一阵沉默。我低声问：“给他进过圣餐了吗？”“进过了。”看来是，一切都安排妥了：只是在等他咽气。我受不住了，便出来了……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顺便到红山村医院去看望一位熟人，他是那里的医士，名叫卡皮东，也是个猎迷。

这所医院原先是地主家厢房；它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或者说，是她叫人在门上方钉了块蓝色牌子，牌上写着“红山医院”几个白色的字，又亲手交给卡皮东一个精美的本子，让他作为登记病人的名字之用。在这本子的头一页上，这位慈善女地主手下一个谄媚者和仆从题上了以下的诗句：

Dans ces beaux lieux，où règne l'allégresse，

Ce temple fut ourert par la Beauté；

De vos seigneurs admirez la tendresse，

Bons habitants de Krasnogorié！—

另有一位士绅又在下边附上一句：

Et moi aussi j'aime la nature！

Jean Kobyliatnikoff

医士自掏腰包买了六张床铺，举行过祝福仪式之后，便着手替上帝的子民们治病了。除他之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患有疯病的雕刻匠帕韦尔和当过厨娘的一只手麻痹的梅利基特里莎。他们两人从事药剂的配制，烘晒或浸泡草药；他们还负责一些患热病的人。患疯病的雕刻匠神情忧郁，寡言少语；天天夜里都要唱《美丽的维纳斯》那首歌，一见到过路的人，便前去请求人家许他跟一个早已死去的姑娘马拉尼娅缔结良缘。一只手麻痹的女人常常揍他，还让他去照看火鸡。有一次我在卡皮东医士那儿闲坐。我们刚刚聊起我们新近一次打猎的事，突然有一辆大车驶进院子里来，拉车的是一匹异常肥壮的浅紫灰色马，像这样的马一般只有磨坊主才会有。车上坐着一个身穿新外套、长着花斑大胡子的壮实的汉子。“嗨，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东朝窗外喊道，“欢迎光临……”他朝我低声说：“这是雷博夫希诺的磨坊主。”那汉子呼哧着下了车，走进医士的房间，用眼睛找一下神像，并画了十字。“怎么样呀，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何新闻？……您也许有点病吧，看您的气色不佳呀。”“是呀，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有点不对劲。”“您感觉怎么啦？”“是这样的，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前些日子我在城里买了几个磨盘，运回了家，我从车上卸磨盘的时候，也许用力过猛了，肚子里咯噔地响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断了似的……从那一会儿起就老是感到不舒服。今天特别的不对劲。”“唉，”卡皮东嘟哝一声，嗅了嗅鼻烟，“大概是疝气吧。您得这病多久啦？”“已经是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从牙缝里吸了口气，并摇了摇头。）我给您检查一下……唉，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最后说道，“你的情况不对头呀；你的病可不是闹着玩的；留在我这儿吧；从我这方面说，我会尽心尽力的，可是我没法打包票。”“真的这样糟吗？”磨坊主吃惊了，便低声地问。“是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糟；若是您早两三天来我这儿，那就会没事，一下就可以治好；可是现在您体内已经发炎了，这就不好办，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不会吧，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已对您说了嘛。”“这怎么会呢！（医士耸了耸肩膀。）因为这一点小病，我就会死吗？”“我没有说会死……只不过请您留在这儿。”这位汉子琢磨来琢磨去，瞧了瞧地板，然后又瞧了我们一眼，摸了摸后脑勺，便拿起帽子。“您去哪儿呀，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去哪儿？还会去哪儿呀，回家呗，既然病得这么糟，既然这样，就得去好好安排了。”“那您就是糟蹋自己身体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得了吧；就现在这样我都奇怪，您怎么到得了这儿的？请留下吧。”“不，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兄弟，要死，就死在家里吧；我在这儿死算什么呢——我家里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病情会怎么发展，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还不清楚……当然，病是危险的，很危险，这毫无疑问……所以您应该留下来。”（那汉子摇摇头。）“不，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不留下……您给开一点药倒行。”“光有药还不行呀。”“我说了，不留下。”“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怨我！”

医士从本子上撕下一小页纸，开了药方，并告诉他还该做些什么。那汉子拿了药方，给了卡皮东半个卢布，便离开房间，坐上车子。“再见了，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有对不起您的地方，请多原谅。万一有了什么，请关照我的孩子们！”“唉，留下吧，瓦西里！”那汉子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抽了一下马，就驾车出了院子。我走到外边大路上，瞧一会儿他的背影。道路泥泞，而且坑坑洼洼；磨坊主很自如地驾驭着马，小心翼翼地、从容不迫地赶着车，跟相遇的人点头招呼……到第四天他就呜呼哀哉了。

俄罗斯人往往都死得莫名其妙呀。此时此刻我回想起许许多多死去的人。我也想起了你呀，我的老友，没有读完大学的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卓越的、极为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发青的脸，你那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你那和蔼可亲的微笑，你那热烈兴奋的目光，你那修长的四肢；又听到你那细弱而亲切的声音。那时候你住在一个大俄罗斯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里，教他的两个孩子福法和焦济亚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着性子去忍受主人古尔那些令人难堪的玩笑、管家粗鲁的恭维、恶劣的男孩子们的恶作剧；你带着苦笑并不怨不怒地去满足无聊女主人的刁钻无理的要求；不过，每天晚饭过后，你终于忙完了各种各样的事，完成了各种各样的职责，坐到了窗前，抽起烟斗而沉思了起来，或者饶有兴味地翻阅起那个如你一样无家可归、命运不济的土地测量员从城里带来的残缺油污的厚本杂志，那时候你便会休息过来，感到轻松舒坦！当时你多么喜欢形形色色的诗、形形色色的小说啊，你的眼睛多么易于流泪，你笑得多么的开心，你那孩子般纯洁的心灵对人们充满多么真挚的爱，对一切善和美充满多么高尚的同情！应该说句实话，你不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的人；你既没有天生的好脑力，又不生性勤勉，在大学里你被认为是学习最差的学生之一；上课时你睡觉，考试时你目瞪口呆，可是，看到同学成绩好、进步快，是谁的眼睛会高兴得闪光，是谁会激动得喘不过气？——是阿韦尼尔……是谁盲目地相信自己朋友们的高禀赋，是谁为他们骄傲、吹捧，并极力加以袒护？是谁没有嫉妒，不讲虚荣，是谁无私牺牲自己，是谁乐意去服从那些不配替他解鞋带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应聘”，怀着多么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告别；不祥的预感使你深受折磨……果然，你在乡下过得很不舒心，在乡下，没有你可向之恭敬请教的人，没有你可惊叹的人，没有你可爱慕的人……乡下人和一些受过教育的地主都把你当作教书匠来对待：有的对你粗鲁，有的对你不恭。再说，你的长相不大出色，胆子又小，容易脸红、冒汗，口齿又不麻利……连乡间的空气也未能使你恢复健康：你却像蜡烛似的熔化着，可怜的人呀！不错，你的房间朝向花园；稠李树、苹果树、椴树常把自己轻盈的花瓣撒在你的书桌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壁上挂着蓝绸的时钟垫子，它是那位善良多情的德国女郎——一个金发碧眼的家庭女教师——临别时赠给你的；有时有些老朋友从莫斯科来探望你，朗读别人的甚至自己的诗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难以忍受的奴仆般的教书匠身份、不能获得的自由，还有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缠人的病患……多么可怜的阿韦尼尔呀！

我在阿韦尼尔死去之前不久曾看望过他。他那时几乎已走不动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撵出家门，但停发了他的薪金，给焦济亚另聘了一位教师……让福法进了武备中学。阿韦尼尔坐在窗边一张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里。天气出奇的好。明朗的秋日天空在一排掉了叶子的深褐色椴树上方欢快地泛蓝；树上还有最后一批金灿灿的叶子在微微颤动，簌簌作响。冷冻的大地在阳光下冒着水汽，渐渐化冻；太阳红红的斜光照着枯衰的草地；空中仿佛有轻微的响声；从花园里传来园丁们清晰可闻的话声。阿韦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长袍；绿色的围巾在他那瘦得可怕的脸上投下死沉沉的色调。他见到我高兴极了，伸出手来，打开话匣子，接着咳嗽起来。我让他缓缓气，并挨着他坐下来……阿韦尼尔的膝上放着一本抄得工工整整的柯尔卓夫诗集；他微笑着用手拍拍这本诗集。“这才叫诗人呢。”他使劲压下咳嗽，嘟哝着说，继而用难以听清的声音吟诵起来：

鹰的翅膀

难道被捆住了？

它的道路

难道全被堵了？

我不让他往下念了，因为大夫不准他多说话。我知道什么合他的心意。可以说，索罗科乌莫夫从来没有去“追求”科学，但是，他对当今伟大思想家们已取得些什么成就这样的问题则是很感兴趣的。他常在某个角落里抓住一位同学，向他细细询问起来，他倾听着，惊异着，别人说的他都相信，然后便人云亦云地去说。他对德国哲学特别感兴趣。我给他讲起黑格尔（要知道，这是陈年旧事了）。阿韦尼尔便信以为是地点着头，扬起眉，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懂，我懂……啊，真好，真好……”这个死之将至的、无依无靠、被人抛弃的穷苦青年那种孩子般的求知欲使我感动得掉泪。应当指出，跟一切肺病患者大为不同的是，阿韦尼尔对自己的病情心中很有数，他不去骗自己……可是又怎样呢？——他不悲不叹，对自己的境况竟一次也不提……

他鼓起气力，开始谈莫斯科、谈同窗学友、谈普希金、谈戏剧、谈俄国文学；他还回忆起我们的宴饮、我们小组里的热烈辩论，痛惜地提到两三位亡友的名字……

“你记得达莎吗？”最后他又说，“那是颗金子一般的灵魂呀！多真挚的心呀！她多么的爱我……她现在怎么样啦？也许消瘦了？憔悴了？这可怜的姑娘呀！”

我不忍让病人失望——又何必让他知道，实际上他的达莎如今胖得滚圆，正跟商人孔达奇科夫兄弟打得火热呢，她涂脂抹粉，说话嗲声嗲气，还会骂街。

然而，我瞅着他那张憔悴不堪的脸，心想，能不能让他搬出这儿呢？也许还有可能让他治好病……可是阿韦尼尔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不，老同学，谢谢啦，”他说，“在哪儿死都是一样。反正我是活不到冬天了……干吗白白打扰别人呢？我在这一家已经习惯了。说真的，这儿的主人们……”

“很差劲，是吗？”我插嘴问。

“不，不是差劲！像是些木头疙瘩。可是我不能怨他们。这儿有些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闺女，蛮有教养的，是个很可爱的，极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科乌莫夫又咳嗽起来。

“一切都无所谓了，”他歇了歇，又接着说，“要是谁许我抽烟就好了……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我要把烟抽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添上一句：“感谢上帝，我活够了，认识了一些好人……”

“你起码该给亲戚们写封信嘛。”我插话说。

“给亲戚写信干什么呢？求帮助吗，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的。唉，谈这个干什么呀……你最好给我说说，你在国外见到些什么？”

我谈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说。傍晚时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收到了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如下的来信：

阁下，请允许我告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友人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住在我家的大学生，已于三日前午后二时病故，今日我出资将他安葬于本区一教堂内。他嘱我转交一些书籍和本子，今随函寄奉。他遗下二十二个半卢布，还有其他一些物件，均已交其有关亲戚。您的友人临终时神志清明，心绪可谓泰然，我全家与之诀别时，他亦无任何遗憾之表示。内人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向您致意。您的友人之死，使她深为感伤；至于我，托上帝的福，身体尚佳。

顺致敬意。

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

我还想起了许多其他的例子，这里无法一一细述。只再说一件吧。

一位年老的女地主就要死了，当时我正在她身边。神甫已为她念起送终祈祷。他忽然发现病人真的要咽气了，赶紧把十字架给她。女地主不满地挪开一点身子。“你急什么呀，神甫，”她用僵硬的舌头说，“你来得及的……”她吻了吻十字架，正要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气便断了。那枕头下放着一块银卢布：这是她为给自己做送终祈祷的神甫准备的劳务费……

唉，俄罗斯人死得好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