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托尔茨只是半个德国人，他父亲是德国人，而母亲却是俄国人。他信奉东正教，母语是俄语，他是从母亲，从书本，从大学的课堂里，在与乡下孩子们的游戏中，与孩子们的父母的交谈中，以及在莫斯科的市场中学来的。德语则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和在书本上学到的。

他父亲原是维尔赫廖沃田庄的管事。施托尔茨就在这个田庄里长大，并且在这里受教育。从八岁起，就同父亲坐在一起看地图，一字一句地读过赫尔德的作品，维兰德的作品、圣诗，结算过农民、小市民和工人文理不通的账目，和母亲一起读圣经故事，学习克雷洛夫的寓言，也一字一句地阅读了《托勒马科斯》。

一放下指字棒，他就跟别的孩子们一起跑去掏鸟窝。在课堂里或祈祷的时候，他的衣兜里经常会发出小乌鸦的叫声。

父亲午饭后经常坐在花园里一棵树下面抽烟，母亲则织毛衣或者绣花，突然街上传来喧嚣声和叫喊声，一大群人冲到屋里来。

“出了什么事？”母亲惊慌地问道。

“想必又是安德烈被扭送回来了。”父亲冷静地说。

大门打开了，一群庄稼汉、农妇和小孩拥进了花园，果然是安德烈被扭送回来了，那是什么样子啊！皮鞋没有了，衣服被撕破了，鼻子被打破了。也有时是别的孩子的鼻子被打破。

每当安德烈出去大半天而没有回家时，母亲总是心神不宁，如果不是父亲极力反对干涉儿子行动的话，她会叫他一步不离地守在自己身边。

母亲给他全身洗干净、换上内衣和衣服。有半天时间安德留沙穿得干干净净，就像一个有教养的孩子，可是一到晚上或者大清早，他又会变成一个全身肮脏得无法辨认的人被拉回来，或者是庄稼人把他放在运干草的大车上送回来，或者是渔夫用小船把他送回来——而他却在渔网上睡着了。

母亲在哭，而父亲却无所谓，还在笑。

“将来一定是条好汉，是条好汉！”他常这样说。

“我求你了，伊万·波格丹内奇，”母亲抱怨说，“没有一天他不是身上带着青肿块回来的，前几天鼻子还被打出血了。”

“连一次也没有打破过自己的或别人的鼻子的人，还算是小孩吗？”父亲笑着说。

母亲哭一会儿，然后便坐下来弹钢琴，沉浸在赫尔兹的音乐中，眼泪一颗接一颗滴在琴键上。可是，你瞧，安德留沙回来了，或者被送回来了，他却把他刚才经过的事情讲述得那么生动、机敏，把母亲也逗乐了，况且他又是多么善解人意！他立即就坐下来读《托勒马科斯历险记》，并和母亲一起弹四手联弹。

有一次安德烈有一个星期杳无音信，母亲的眼睛都哭肿了，父亲却依然若无其事，照样在花园里散步、吸烟。

“要是奥勃洛莫夫的儿子丢失了，”当母亲要父亲去找安德烈时，父亲说，“我会发动全村的人和地方的自治区的警察去找，而安德烈，他会回来的，他是一条好汉。”

第二天发现安德烈安安稳稳地睡在自己的床上，床底下放着一杆不知是谁的火枪，还有一俄磅火药和一些散弹。

“你跑到哪儿去了？火枪是从哪里来的？”母亲一连提出诸多问题，“你怎么不说话？”

“没有事！”他只简单答道。

父亲问他是否把科尔内利·内波斯的作品译成了德语。

“没有。”他回答说。

父亲一只手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拉到大门口，再把帽子戴在他头上，又在背后踢他一脚，把他踢倒在地。

“你走吧，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他说，“要回来就得带回两章而不是一章译文来，母亲叫你背的法国喜剧的那段台词也得背熟了，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来见我。”

一个星期后安德烈回来了，既带回了译文，也背熟了台词。

等他长大了一些，父亲便让他跟自己一起坐在弹簧马车上，并把缰绳交给他，叫他把马车赶到工厂，然后又赶到地里去，再后就是进城，逛商店，进政府机关，后来又去看黏土；父亲拿一些黏土闻了闻，有时还舔一舔，然后也叫儿子闻一闻，并给他讲解这是什么土，有什么用途。不仅如此，他们还去参观草碱、焦油以及油脂的生产过程。

十四五岁的时候，孩子就经常一个人背起行囊，赶着马车或骑马受父亲的委托进城办事了，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什么，更改过什么，忽略过什么，从来没有失算过。

“很好，我的宝贝儿子！”父亲听过儿子的报告后说，并用宽大的手掌拍拍儿子的肩膀，赏给他两三个卢布，赏钱多少要看所完成的任务大小而定。

每当安德烈完成任务后，母亲都要很长时间地给他洗刷身上的烟黑、污泥、黏土和油渍。

母亲不太喜欢这种劳动实践的教育方式，他怕儿子变成像他父亲那样的德国小市民。她把整个德意志民族都看作是一群地道的小市民，不喜欢他们的粗鲁行为、独立性和自傲态度，不喜欢德国民众到处显示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那种小市民的权利，认为这东西就像母牛长的两只角，该藏的时候却不善于及时把它们藏起来。

在她看来，整个德意志民族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具有绅士气派的人；她在德国人的性格中没有发现任何温和、客气、宽容的东西，没有发现任何在上等社会中的那种良好的能使生活变得愉快、能避开某些准则、能打破常规、不受制于什么章程的东西。

这帮粗汉就知道蛮干，死守着给自己定下的规矩，固执己见，哪怕脑袋撞上南墙，也不肯放弃规章。

母亲曾在有钱人家里当过家庭教师，在国外待过，走遍了整个德国。在她的脑海里，所有的德国人都不外是一群抽短烟斗、从牙缝里啐唾沫的管事、工匠、商人、身子挺得像木棍那么直的士兵式的军官和平民般的官僚，他们都是只会干粗活、劳动挣钱、死守陈规旧俗、过合乎规则的枯燥无味的生活、刻板地履行职责的人。所有这些小市民都动作生硬、粗手粗脚、脸色红润得俗气、说话粗鲁。

她认为，德国人不论怎样打扮，哪怕穿上又细又白的衬衣，穿上漆皮鞋，戴上黄手套，也依旧是粗人：从白袖口里露出的依然是粗糙通红的手，雅致的西服包装着的却是一个面包师或小铺老板。这双手非常适合于拿锥子，或者最多是拿乐队里的琴弓。

而在她的梦想中，她儿子却是要做一个标准的贵族老爷的。尽管出身卑微，父亲是德国小市民，但母亲终归还是俄国贵族！而且这孩子也长得很好，白皮细肉，手脚秀气，白净的脸，明亮、灵活的眼神，像这样的孩子她在俄国富家子弟中见过许多，在外国也见过，当然不是在德国人那里。

没料到她的儿子竟要到磨房里去干活，几乎要亲自去推磨，每天从工厂和地里回来时，都像他父亲那样，满身油污和粪肥，一双又红又脏的手非常粗糙，吃起饭来则像饿狼一样。

母亲要给安德留沙剪指甲，卷头发，缝制雅致的领子和胸衣，在城里给他定做上衣，教他欣赏赫尔兹充满沉思的音乐，给他唱赞美花朵和生活的具有诗意的歌曲，给他讲武士或作家的光辉使命，和他一起幻想某些人注定扮演的崇高角色……

难道他的前程就非得用拨拉算盘珠子、辨认农民油污的收据、与工人交往这类事情来毁掉不成！

她甚至憎恶安德留沙驾着进城的那辆马车和父亲送给他的那件胶布雨衣，憎恶那副绿色的麂皮手套。这一切都是劳动生活的粗俗见证。

偏偏安德留沙的学习也非常好，父亲便要他做了他自办的那个小小的寄宿学校的课外辅导教师。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可是父亲却把他当成一个雇工，完全按照德国人的方式，每月发给他十卢布的薪俸，并且要他在账本上签字。

放心吧，善心的母亲，你的儿子在俄国土地上，而不是在长有两个牛角和一双推磨的手的小市民凡夫俗子中间，附近就是奥勃洛莫夫田庄，这里永远是节日，这里的人们把劳动当作轭一样卸掉了：老爷早晨不起床，也不到涂满污油的轮子和弹簧旁去巡视。

在维尔赫廖沃也有一所大房子，尽管整年大部分时间都空着、锁着，但淘气的宝贝儿子却常常跑进这个屋子里去玩，他看见那儿有许多长长的走廊和大厅，墙上挂着黑乎乎的画像，这些画像没有粗俗的绯红的面孔，没有粗糙的大手，眼睛是倦怠的、浅蓝色的，头发上扑了香粉，脸色白嫩，胸脯丰满，带着青筋的柔软的双手就像从抖动的袖口里伸出来，傲慢地按在剑把上。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人在锦衣玉食的富足生活中高雅而又无益地度过他们的一生。

他在这些画像里可以学到那些光荣年代战争和人物的历史，可以读到古代的故事，而不是父亲一面抽烟一面啐唾沫给他讲过上百次的那些故事，父亲讲的都是萨克森的生活，关于冬油菜和土豆、市场和菜园子之类……

每隔三年这个豪宅都会突然挤满人群，生活一下子沸腾起来，过节啦，开舞会啦，长廊里昼夜烛光通明。

公爵和公爵夫人带着家人来了。公爵是个白发老头，脸色蜡黄干枯，鼓着一双浑浊的眼睛，脑门又大又秃，身上佩戴着三颗星，手里拿着金鼻烟壶和镶着宝石的手杖，穿一双天鹅绒长筒皮靴。公爵夫人则不论在美丽、身高和体形方面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好像从来没有人接近过她，拥抱过她，吻过她，甚至连公爵本人也没有，尽管她生过五个孩子。

她似乎高于她三年一次参加的这个社交界。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就和三个老太太坐在拐角处绿色的房间里，再就是沿着有顶盖的长廊，穿过花园，步行到教堂去，在屏风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可是除了公爵和公爵夫人外，大房子整个就是一个快乐而又活跃的世界。安德留沙用他的小孩子的绿眼睛，一下子看出了三四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用他的机敏的头脑急切而又不自觉地观察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群，就像是看一场五光十色的假面舞会。

这里有两位小公爵，彼埃尔和米舍尔。老大彼埃尔立即向安德留沙传授在骑兵和步兵里早晨如何敲鼓，骠骑兵的军刀和马刺是什么样，龙骑兵的军刀和马刺又是什么样，每个团队的马又是什么颜色，学成之后一定得加入什么部队才不丢人。

另一个米舍尔，刚刚认识安德留沙，就让他站好姿势，自己挥动着各种奇怪的拳术，对准安德留沙的鼻子和肚子打去，然后告诉他，这是英国拳击。

过了三天，安德烈凭着乡里人的那种勃勃生机，借助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用英国拳术和俄国拳术打破了米舍尔的鼻子，并在两位小公爵的心目中树立了威信。

还有两个公主——公爵的女儿，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二岁，高挑的个儿，体格匀称而美丽，穿戴华丽，她们跟谁也不说话，见谁也不鞠躬问好，而且害怕乡下人。

她们有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欧内斯蒂娜小姐，她常到安德留沙母亲那里去喝咖啡，并教他母亲给他卷发。有时欧内斯蒂娜让安德留沙的头靠在她的膝上，把他的头发卷在纸里，弄得他很痛。完了便用她那雪白的双手捧起孩子的脸蛋儿温柔地亲吻。

公爵家还有一个会使用车床制作鼻烟盒和纽扣的德国人，一个天天酗酒的音乐教师，一大群女用人，并且还养了一大群大狗小狗。

这一切就使得这个大房子里和村子里都充满喧闹、吵嚷、敲击、呼喊以及弹奏的声音。

一边是奥勃洛莫夫田庄，另一边是公爵的豪宅及其奢侈的自由放纵的贵族生活。这两方面的因素和德国人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使安德烈既没有成为德国的好汉，也没有成为庸人。

安德留沙的父亲是农艺师、技师、教师，他从自己的农场主父亲那里学过农艺实践课，在萨克森的一些工场里学过工艺学，在附近一所拥有近四十位教授的大学里，获得了传授那四十位智者向他阐释过的知识的资格。

他没有再继续深造，执意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干一番事业。他父亲给了他一百塔列尔，一个新背包，放他去四处闯荡。

从此之后，伊万·波格丹诺维奇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在瑞士和奥地利浪游了六年，在俄国已住了二十年，他庆幸自己的好命运。

他上过大学，从而认为他儿子也应该上大学，哪怕上俄国大学而不是德国大学，也不在乎，哪怕俄国大学会使他儿子的生活发生大转变，会远离父亲为他设定的生活轨道，也不在乎。

他这样做的办法很简单，即拿定主意沿着祖先的轨迹直线前进，直到将来有了自己的孙子为止，而且很放心，完全没有料到那赫尔兹的变奏曲、母亲给儿子讲的故事及她的梦想、公爵家的长廊和太太的客厅竟会把狭小的德国轨迹变成一条如此宽阔的大道。这是不论其祖父还是父亲做梦也没有见过的。

其实他这样做倒也不是要墨守成规，固执己见，他只是不会为儿子设计另一条生活路线罢了。

他很少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儿子大学毕业回来，在家里住了三个月后，他就对儿子说：在维尔赫廖沃你无事可做。既然奥勃洛莫夫都到彼得堡去了，那么你也应该走了。

儿子为什么需要到彼得堡去，为什么就不能留在维尔赫廖沃帮自己管理田庄？老头子从来没有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只知道，他自己当时结束了学业后，父亲就叫他离开家了。

于是他也把儿子推出去了——这是德国人的习惯。当时母亲已经去世，再也没人反对了。

离家那一天，伊万·波格丹诺维奇给了儿子一百卢布纸币，对他说：

“你先骑马到省城去找卡林尼科夫，在那儿你把马留下给他，可以得到三百五十卢布。倘若他不在，你就把马卖掉，市集很快就开市了，卖四百卢布不成问题。你到莫斯科去的车费是四十卢布，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是七十五卢布，还能剩下不少钱，以后的生活你就得自理了。你跟我一块干过，所以知道我有一小笔资金，不过在我死之前，你别想打这笔钱的主意，若不发生什么意外，我大概还能活二十年，灯还亮着，油也还足。你受过很好的教育，前途远大，你可以供职，可以经商，也可以写作——不知道你做何选择，对哪一行更感兴趣……”

“我想看看能否一下子全都干起来。”安德烈说。

父亲哈哈大笑起来，并使劲地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即使是一匹马，恐怕也受不了这一拍，安德烈却没事。

“如果你本领不够，不能一下子找到出路，需要找人商量的话，你就去找莱因霍尔德吧，他会教你。”父亲向上举起手指，摇摇脑袋补充说，“啊！他可是……他可是……（他想夸奖此人一番，却没有找到适当的字眼）和我一块儿从萨克森来的，他有一座四层楼的房子，我就把他的地址告诉你……”

“不需要，别说了，”安德烈反对说，“等我也有了四层楼的房子时，我再去找他，现在没有他，我也能对付……”

父亲又拍了他一下肩膀。

安德烈跃上了马。马鞍上系着两个背包，一个装着漆布雨衣和一双显然是钉了铁钉的厚实的长筒靴以及几件用维尔赫廖沃的土布缝制的衬衣。这些东西都是父亲坚持要他买来带走的；另一个包装着一套雅致的细呢料子燕尾服、一件毛皮大衣、一打薄衬衣和一双皮鞋。这是按母亲的遗愿从莫斯科订购的。

“好了。”父亲说。

“好了。”儿子说。

“一切都好了？”父亲问道。

“一切都好了！”儿子答道。

他们默默地相互看了一下，好像彼此的目光都穿透了对方的身体。

这时在他们的旁边聚集了一群好奇的邻居，他们都张开嘴站着，看德国管事怎样地打发儿子到异乡去。

父亲和儿子相互握了握手。安德烈便策马疾驰而去。

“这小子，一滴眼泪都没有！”邻居们说，“瞧，那边两只乌鸦受伤了，在院墙上拼命地叫，冲着他叫，等着瞧吧……”

“他哪儿会怕乌鸦？在圣约翰节夜里他还一个人在森林里游逛呢！老兄，这对德国人不起作用，若是俄罗斯人，情况可就不同了……”

“那个老异教徒还真行！”一位母亲说，“送儿子走就像把一只小猫扔出门外，不拥抱一下，也不哭一声！”

“等一等！等一等，安德烈！”老子喊道。安德烈勒住了马。

“啊！看来动心了！”人群中有人赞许道。

“怎么啦？”安德烈问道。

“马肚带松了，得束紧点。”

“到沙姆舍夫卡时我自己会把它束好，不能耽误时间了，天黑前得赶到。”

“那好吧！”父亲挥挥手说。

“好啦！”儿子也点点头说，接着稍稍弯下身子，策马前奔了。

“嘿，你们简直是两条狗，而不像是父子。”邻居们都说。

忽然人群中有个妇女忍不住地大声哭道：

“我的天老爷！”她一面说，一面用头巾角擦眼泪，“可怜的孤儿，如今你亲妈死了，没人给你祝福了……让我给你画个十字吧，我的好孩子……”

安德烈转到她身边，跳下马。拥抱了老婆婆，老婆婆给他画了十字并吻了他。他本想走了，却忽然哭了起来，因为在她的炽热的话里他似乎听到了他母亲的声音，刹那间出现了母亲慈祥的面容。

他再一次拥抱了老婆婆，拭去眼泪，跳上了马，并朝马的两肋各抽了一鞭子，便消失在滚滚的灰尘中。三只看门狗狂吠着从两旁拼命地追赶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