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八

这一天奥勃洛莫夫逐渐地感到失望了,整整一天他都是与奥丽加的婶婶在一起。这是一位很聪明很体面的太太,她穿得很华丽,总是穿一件十分合身的新绸衫,领口总是缀着时髦的花边,软帽也合乎时尚,帽子上的缎带亮丽地烘托出她那近五十岁年龄却还算滋润的脸,链子上挂着一副手持眼镜。

她的仪表、姿态雍容华贵,身上非常巧妙地搭着一块华丽的披肩,一只胳膊肘很恰当地靠在绣花靠枕上,庄重威严地坐在沙发上。从未见她做过什么活计,弯腰、缝织、料理杂务之类的事情与她的脸面和仪态是不相宜的;她对男仆女仆下命令时用的也是漫不经心的语调,说话简短而且是干巴巴的。

她有时看看书,但从不写什么东西;她善于言谈,不过多半用法语说话,可是当她很快发现奥勃洛莫夫的法语说得不大好时,第二天就改用俄语了。

在交谈中,她不谈空想,也不卖弄聪明。在她的头脑里似乎有一条理智从不超越的严格界线。总的说来,情感、好感,包括爱情,参与她的生活的程度与其他因素是相等的,而在别的女人身上你很快会发现,爱情与她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有关系,别的因素则是次要的,视爱情留下多少空间而定。哪怕事实不是如此,口头上也是这样。

这个女人最器重的是善于生活,善于控制自己,善于保持思想与意图以及意图与实施之间的平衡。她永远不会陷入没有准备和措手不及的窘境,就像一个机警的敌人,无论你什么时候窥伺她,总是碰到她那严厉的注视着你、等候着你的目光。

上流社会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因此考虑每一个问题、一言一行,她都无不严守本分和谨慎。

她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表露自己的内心活动,不把心灵的秘密告诉任何人。你看不见她身边有可以同她边喝咖啡边谈心的好友和老太太,只有冯朗瓦根男爵经常单独地和她在一起,晚上有时坐到半夜,不过差不多总是有奥丽加在场,而且他们多半也没有说话。不过,这种沉默也是颇有意味的和深奥的,好像有某种他们彼此会意而别人不知道的事,但也仅此而已。

显然,他们俩喜欢在一起。这是旁观者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她对待他也像对待别人一样体贴、善意,但也同样的平常和稳妥。

爱搬弄是非的人据此断定他们早有旧情,说他们曾经一起到过外国旅行,不过从她对他的态度上,看不出有任何特殊的不可告人的私情的影子,因为要是有的话,是不可能不暴露的。

顺便提一下,男爵是奥丽加的一块不大的地产的监护人。此地产不知为什么竟成了抵押品,至今仍未赎回。

男爵正帮着打官司,就是说,他叫一位官员起草一份文稿,由男爵借助长柄眼镜审读、签字,再让这个官员把文件带到法庭上去,他自己则利用他在上流社会的关系,使官司得以顺利进行。他认为官司有希望很快地得到圆满解决。这件事使那些爱搬弄是非的人闭上了嘴,大家也就习惯地把他当成了这家人的亲戚。

男爵的年龄接近五十,但他还很精神,只是唇髭染了色,一条腿稍稍有点儿瘸,他极其讲究礼节,从不在女士面前吸烟,不跷二郎腿,严厉斥责那些在大庭广众中四脚朝天地躺在圈椅里的年轻人。他在室内也戴着手套,只有当坐下来吃饭时才脱下来。

他穿戴入时,燕尾服的扣眼里缀有许多绦带。他总是坐轿式马车出门,并且非常爱惜马,上车之前总得周围察视一遍,看看马具乃至马蹄,有时还掏出手帕拭擦一下马的肩胛或背脊,看看它们都洗干净没有。

遇见熟人时,他会露出厚意的微笑,对不认识的人则表情冷淡,但一旦介绍认识了,冷淡便换成了微笑,而且以后也总是笑脸相迎。

他谈论任何事情——道德、物价、科学和天下大事,都同样观点清楚,用明确、完整的字句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像是在引用已写进某本教科书里并成了社会通用的格言一样。

奥丽加与婶婶的关系迄今还是非常单纯和融洽的,她们从不过分亲昵,彼此间也没有不满之处。

这一方面是由于奥丽加婶婶玛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本人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双方都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婶婶无意要奥丽加去做她违心的事,奥丽加也是做梦也不会去违背婶婶的意愿,不会不听她的忠告。

这些意愿和忠告是什么呢?不外乎就是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式、去法国剧院还是去歌剧院之类的事情。

婶婶表示了什么意愿或说了什么忠告,奥丽加都照办,决不再多一点,而婶婶说话也总是三言两语,极有分寸,从不超越做婶婶的权限。

她们的关系平淡得让人无法断定,婶婶是否要求奥丽加听她的话,要求对她表现特别的亲昵,或者奥丽加是否真的听婶婶的话,对她特别亲昵。

然而,你从第一次看见她们在一起,就可以断定,她们——婶婶和侄女——不是母女。

“我要到商店去,你需要什么吗?”婶婶问她。

“对了,婶婶,我要去换一件浅紫色的连衣裙。”她说。于是她们便一起出去了。或者奥丽加说:“不,不要了,婶婶,我不久刚去过。”于是婶婶用两只手指夹着奥丽加的双颊,吻了吻她的额头,而她则吻了吻婶婶的手,一个走了,一个留下来。

“我们还租不租那座别墅呢?”婶婶说。她的口气不像是发问,也不像是作决定,倒像是在跟自己商量似的拿不定主意。

“是的,那边很好。”奥丽加说。

于是别墅便租了下来。

若是奥丽加说:

“哎呀,婶婶,您不觉得那片树林和沙地很没有劲吗?不如我们去另找一个地方吧!”

“我们就再看看吧!”婶婶说,“奥丽加,我们去看那场戏吗?关于这场戏,人家早就在嚷嚷了。”

“很高兴。”奥丽加回答说,但既没有急于去迎合婶婶的愿望,也没有俯首听命的表示。

有时她们也会有小小的争论。

“得了,亲爱的,绿色的缎带对您合适吗?”婶婶说,“你就用草黄色的吧。”

“哎呀,婶婶,草黄色的我都用过六次了,看腻了!”

“那就用蝴蝶蓝的。”

“这种您喜欢吗?”

婶婶细看了看,摇摇头。

“随你吧,亲爱的!要是我的话,就选蝴蝶蓝或草黄色的。”

“不,婶婶,我还是要这种吧。”奥丽加温和地说,并选了她喜欢的那种。

奥丽加请教婶婶,但并没有把婶婶当作权威(权威的意见是非听不可的),而是把她当作一个比她有经验的人罢了。

“婶婶,您看过这本书吗?怎么样?”她问。

“哎呀,糟糕透了!”婶婶把书推在一边说,但并没有把它藏起来,也没有做出不让奥丽加看的动作。

而奥丽加也就再不会想要去看这本书。要是她俩都说不上来,就去问冯朗瓦根男爵,或者问施托尔茨,要是他们在跟前的话。看不看这本书,就取决于他们的意见。

“亲爱的奥丽加!”有时婶婶说,“就是那个在扎瓦茨基家经常接近您的年轻人,昨天有人对我讲了他的一件蠢事。”

话也就此打住了。奥丽加以后跟不跟那个年轻人说话,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

奥勃洛莫夫在她们家里出现并没有产生任何问题,不论是婶婶、男爵,乃至施托尔茨都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施托尔茨介绍自己的朋友同这个家庭认识,是因为这里比较注重礼节,这里不仅午饭后不能睡觉,甚至也不让跷二郎腿;这里要求穿着整洁,注意言谈。总之,既不能打瞌睡,也不能躺下,而是要不停地进行生动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谈话。

此外,施托尔茨想到,如果把一位年轻、可爱、聪慧、活泼而又有点喜欢捉弄人的女子,引进奥勃洛莫夫的昏睡般的生活中,就好像把一盏灯带进一个昏暗的角落,使室温升高几度,房间里的气氛就会欢快起来。

这就是施托尔茨介绍自己的朋友同奥丽加认识想要获得的结果。他可没有料想到,带来的竟不是灯,而是花炮。奥丽加和奥勃洛莫夫就更料想不到了。

奥勃洛莫夫陪婶婶彬彬有礼地坐了两个小时,一次也没有跷二郎腿,谈话也很有礼貌,甚至很机灵地给婶婶递了两次脚凳。

男爵来了,奥勃洛莫夫笑脸相迎,并亲切地和他握手。

他的举止变得越来越有礼貌,他们三人彼此之间再满意不过了。

婶婶对奥勃洛莫夫与奥丽加在一边谈话或到外面散步的看法是……或者不如说,她根本就没有看法。

若是奥丽加跟一个年轻人、一个花花公子去散步则是另一回事了。即便如此,婶婶也不会说什么,只是她会有分寸地并让人不觉察地做别的安排,比方她亲自与他们一起去散步一两次,或者另派一个人跟他们去。这样他们自然就不会再去散步了。

但是,与奥勃洛莫夫先生去散步,跟他单独坐在大客厅的一角或凉台上……会有什么事呢?他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他不会对奥丽加说无聊的话或让她看什么书的……谁也不会往这上面想。

况且婶婶还听见施托尔茨临走前对奥丽加说,不要让奥勃洛莫夫打盹,不要让他老睡觉,要折腾折腾他,给他一点压力,叫他去做各种事情,总之,要对他发号施令。施托尔茨还请婶婶多多关照奥勃洛莫夫,如果他不出国的话,就多邀请他到家里来玩,拖他去散步,去旅行,千方百计地让他动起来。

奥勃洛莫夫陪婶婶坐着的时候,奥丽加一直没有露面。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全身一阵冷一阵热的。他现在开始明白奥丽加情绪变化的原因了。不知为什么,她这一次的变化使他感到比上一次更加难过。

上一次的失误他只感到惧怕和羞耻,而现在却觉得心里沉重、尴尬、发冷、沮丧,就像是潮湿的阴雨天。他已让她知道他猜到她爱他了,也可能他猜得不对,这可就真的让她太受委屈了,再难挽回了。即使是猜对了,那也做得太笨!简直就是花花公子的做法。

他可能已吓跑了那羞怯地叩击少女心扉的情感,那情感像小鸟一样小心翼翼地、轻轻地落在树枝上,旁边一有什么动静,就会飞走。

他心情十分紧张地等待着奥丽加下来吃饭,看她会说些什么,用什么眼神看他……

她下来了。他看着她,惊奇不已,差点儿认不出她了,她不仅换了一副面孔,连嗓音也变了。

她的嘴上再没有那种年轻、天真得几乎带孩子气的微笑了,她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或是由于疑惑不解或是出于单纯好奇而坦然地睁大眼睛了,她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要问,没有什么要知道,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

她的目光也不像过去那样注意他了。她的眼神使他觉得她早已了解他,把他研究透了,他跟她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男爵跟她一样。总而言之,他好像已一年没见她的面,她又长大一岁了。

昨日那懊丧的严厉的态度已荡然无存。她有说有笑,甚至放声大笑,回答问题头头是道,而这些问题过去是不回答的。显然她有意在强迫自己做那些别人做过而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她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精神不见了。这一切突然都到哪儿去了呢?

午饭后他走过去问她去不去散步,她没有回答他,而是把脸转向婶婶,问道:

“我们去散步吗?”

“可别走远了,”婶婶说,“叫他们把阳伞拿来。”

大家出来了,毫无生气地走着,眼睛望着远方,望着彼得堡,走到林边,便转回到露台上。

“您今天好像没有心思唱歌了吧!我都不敢请您唱歌啦。”奥勃洛莫夫说,等着看这种不自然的局面是否会结束,她能否再高兴起来,能否在一言一笑中,最后在歌声中再度闪现出那真诚、天真和信赖的光辉来。

“天气太热。”婶婶说。

“没什么,我试试看。”奥丽加说,唱了一支浪漫歌曲。

他听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这不是她唱的,从前那种充满激情的声音哪儿去了呢?

她唱得清纯、正确,可是……可是却像所有女郎应邀在大庭广众所唱的那样,毫无热情。她从歌里抽掉了自己的灵魂,所以也不能使听众的神经颤动一下。

她是不是在故意耍弄人,在生气呢?实在无法猜透;她看上去很亲切,说话很随和,但也跟她唱歌一样,跟所有女郎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奥勃洛莫夫还没有等到喝茶,就拿起帽子告辞了。

“平时就是我们几个人,您若不觉得乏味,就请常来玩。星期天倒是常有客人来——那时您就不会感到乏味了。”婶婶说。

男爵彬彬有礼地站起来,向他行个礼。

奥丽加对他点点头,像对一般熟人那样。当他走了之后,她便转过身去看着窗口,冷漠地听着奥勃洛莫夫远去的脚步声。

今天的这两个小时及随后的三四天,乃至一个星期,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她有了很大的长进。只有女人才会有这样快的速度在精神和心灵各方面发展成熟起来。

她在这生活的课堂上,好像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提高;每一小时发生的哪怕是最微小最不易觉察的经验和事件,对于男人来说会像小鸟般一掠而过,而女孩子却会以难以理解的速度把它抓住,会跟着它飞向远方,那弯曲的飞行路线,会作为一个抹不掉的记号、指示或教训留在她的记忆里。

在那个对于男人来说需要立一个有字的路标的地方,女人则只需有一阵微风吹过,使空气发生一种连耳朵也不易听见的空气的震颤就够了。

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她那上星期还无忧无虑、天真得可笑的脸一下子便有了严肃的思想呢?又是什么样的思想呢?她在想什么呢?好像这个思想包揽了一切:有属于男人的全部逻辑、全部抽象和经验的哲学,有全部的生活体系。

在表哥不久前离家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表哥完成学业回来了,戴上了肩章,见到她时快快活活地跑过去,还像过去那样,准备拍拍她的肩膀,拉着她的手转圈子,跟她一起从椅子上从沙发上跳过去……突然,他仔细看了看她的脸,却畏缩起来,不好意思地退了一步,意识到自己的举动还像是个顽皮的孩子,而她却是位女士了!

怎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凄惨的故事?有什么重大事件?有什么全城皆知的新闻吗?

不论是妈妈、叔叔、婶婶,还是保姆和女仆,谁都不知道。从时间上讲,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她只不过跳了两次玛祖卡舞,几次乡间舞,就说有点儿头痛,晚上睡不好觉……

后来又好了,只是脸上增添了某些新的东西,不像从前那样看人了,也不大声笑了,吃梨不是一次吃完,也不再讲学校里的事情……她也完成了学业。

奥勃洛莫夫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就像这个表哥一样,几乎认不得奥丽加了。他害怕看她。她对他倒没有什么,只是没有过去那种好奇、那种温柔了,对他和对别人一样了。

“她发生了什么事呢?她现在在想些什么呢?有什么感受?”这些问题苦恼着他,“真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他哪能明白啊!她所发生的变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需要花上二十五年的时间,还得有二十五位教授和图书馆的帮助,并在人世间混上一阵子,有时甚至要失去一些美好的道德品位、新颖的思想和若干头发,才能完成。就是说,这种变化说明她已经步入了自我认知的领域。这一步入是如此轻易,没有付出很高的代价。

“不,这太令人难受,令人痛苦了!”他最后说,“我得搬到维堡区去住,我要做事、读书,我要到奥勃洛莫夫田庄去……一个人去!”接着他又十分懊丧地说,“她不会去!再见了,我的天堂,我光明、宁静的生活理想!”

第四天、第五天他都没去看奥丽加,也没有读书,没有写字;出去散步,也只走到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再往前就得爬坡了。

“咳,天气那么热,还散什么步!”他对自己说,打了个哈欠,就回来了,躺在长沙发上并沉入了梦乡,就像在戈罗霍夫大街那间落满灰尘、放下了窗帘的书房里一样。

他做了模糊不清的梦,醒来后,眼前是摆好了的一桌饭菜,有冷鱼汤、鲜肉排。扎哈尔站着,睡眼惺忪地望着窗外。在另一个房间里,阿尼西娅把盘碟弄得咣当响。

他吃过饭,便坐在窗前,总一个人待着,真是寂寞、荒唐!可又哪儿也不想去,什么欲望也没有。

“老爷,您看看,邻居送来一只猫,要不要呢?是您昨天要的。”阿尼西娅说,并把小猫放在他的膝头上,想让他开开心。

他抚摩了一下小猫,可是跟小猫玩还是无聊。

“扎哈尔!”他喊道。

“有啥吩咐?”扎哈尔没精打采地应了一声。

“我也许还是回城里去吧!”奥勃洛莫夫说。

“回城里哪儿去?房子都没有了。”

“到维堡区去。”

“这算怎么回事!从一个别墅搬到另一个别墅?”扎哈尔说,“那边您什么没见过?去见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吗?”

“这里很不方便……”

“又要搬家呀?老天爷!这回就已经累得够呛啦,至今还有两个茶杯和一个地板刷子没有找着呢!不是米哈依·安德烈依奇搬过去了,就是丢了。”

奥勃洛莫夫没有说话。扎哈尔走了出去,又立即拖着一个箱子和一个旅行袋回来。

“这些东西往哪儿搁呢?还不如卖了!”扎哈尔说,踢了一下箱子。

“你疯了?我最近就要出国了。”奥勃洛莫夫生气地打断他的话。

“出国?”扎哈尔突然冷笑了一下说,“好在您也就说说罢了,出国谈何容易啊!”

“你干吗这样大惊小怪?我一动身,不就完了……我的护照都准备好了。”奥勃洛莫夫说。

“在那边谁来给您脱鞋呢?”扎哈尔讥讽地问道,“让小姑娘去干?到那边,您也离不了我!”

他又冷笑了一下,使得连鬓胡子和眉毛都挤在一边。

“你尽胡说八道!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滚吧!”奥勃洛莫夫生气地说。

第二天,当奥勃洛莫夫早上九点多钟刚醒过来时,扎哈尔便端茶给他,并对他说,他去买面包时碰见了小姐。

“哪位小姐?”奥勃洛莫夫问。

“哪位?是伊林斯基家的小姐,奥丽加·谢尔盖耶夫娜呀!”

“怎么样?”奥勃洛莫夫急切地问道。

“她叫我问候您,她问您身体可好,在做些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他身体很好,他能做什么呢……”扎哈尔说。

“你干吗要加进你的愚蠢的议论:‘他能做什么?’”奥勃洛莫夫说,“你怎么知道我能干什么?还说了什么?”

“她还问您昨天在哪里吃饭。”

“你怎么说呢……”

“我说,您在家里吃,消夜也在家里吃。小姐问:‘他还吃消夜?’我说,您吃了两只小鸡。”

“蠢货!”奥勃洛莫夫生气地说。

“怎么是蠢货呢?难道不是事实吗?”扎哈尔说,“我兴许还能把鸡骨头给您找出来呢……”

“真是蠢货!”奥勃洛莫夫重说一句,“那么,她怎么样呢?”

“小姐笑了,后来她说:‘怎么吃得那么少?’”

“瞧你这蠢货!”奥勃洛莫夫说,“你还应该对她说,你给我把衬衣穿反了。”

“小姐没有问,所以我也没有说。”扎哈尔回答说。

“小姐还问什么啦?”

“小姐问您这些天都做些什么啦?”

“那你又怎么说?”

“我说您什么也没有做,老是躺着。”

“唉呀……”奥勃洛莫夫十分懊丧,把拳头举到太阳穴上,大喝一声:“滚出去!”并严厉地说:“你再敢这样地胡说八道,当心我收拾你!你是个多么恶毒的人!”

“怎么,要我撒谎吗?我已活了一大把年纪了!”扎哈尔说。

“滚出去!”奥勃洛莫夫又说一遍。

对扎哈尔来说,挨骂不要紧,只是不要听到主人说那种“使人难受的字眼”。

“我还说,您想搬到维堡区去。”扎哈尔说。

“走开!”奥勃洛莫夫吆喝道。

扎哈尔走了,在门厅里叹了口气。奥勃洛莫夫开始喝茶。

奥勃洛莫夫喝了一口茶,从一大堆白面包和小甜面包圈里拣了一个白面包吃了,生怕扎哈尔再去说些不体面的话,然后点上一支雪茄,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打开一本书,看了一页,想翻第二页时,发现这一页还没有裁开。

奥勃洛莫夫用手撕开这一页,这样一来,页边便成了犬牙形,而这本书又不是自己的,而是施托尔茨的。施托尔茨可是一个死认真的人,做任何事都有一套严格的、令人厌烦的规矩,特别是对待书籍!他的纸张、铅笔和一切小东西都放在一定的地方,不得挪动。

奥勃洛莫夫本该用骨把小刀去裁开那页书,可是他没有。当然也可以去要一把餐刀来裁,但是奥勃洛莫夫宁肯把书放回原处,走到沙发那边去,也不愿意进餐厅。他正用一只手抵着绣花靠垫,想躺得舒服一些,扎哈尔就进屋来说:

“对了,小姐请您上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咳……”

“你刚才,两个钟头前怎么不说!”奥勃洛莫夫急切地问道。

“你不是叫我出去吗?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扎哈尔辩驳说。

“你坏了我的事啦,扎哈尔!”奥勃洛莫夫不快地说。

“瞧,又来那一套了!”扎哈尔在想,“就跟前几天一样……又要说那个字眼了!”

“上哪儿去?”

“上那个叫什么?花园吧……”

“上公园?”奥勃洛莫夫问道。

“对,上公园。小姐说:‘去散散步,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到那边去……’”

“我要穿衣服!”

奥勃洛莫夫跑遍了整个公园,那些花坛和亭子也都看过了,都没有奥丽加。他沿着他曾在那里吐露过心曲的小径走去,发现她正坐在一张长凳子上,离她上次折了丁香花又扔掉的地方不远。

“我以为您不会来了。”她亲切地说。

“我在整个公园里找了您很久。”他说。

“我知道您会找的,我是有意坐在这儿的,我想,您一定会从这里经过。”

他想问:“您为什么会这样想?”但看了她一眼后,便不问了。

她的脸变了,已不是原先他们在这里散步时的脸了,倒像她最近怀着非常恐慌的心情离开他时的那张脸。她的亲热也显得有点拘谨,整个脸部表情是那么专注而又明确。他知道,已不能再跟她玩那种谜语、暗示的游戏了,不能再向她提那些天真的问题了,那童稚的快乐时期已经过去了。

以前有许多没有说穿的心事,可以用巧妙的问话来沟通;在他们之间不知怎么无须说话、无须解释,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可是现在要返回原初就不可能了。

“怎么好久不见您了?”她问道。

他没有说话。他还是想从侧面让她知道,他们之间的那种秘密的美妙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如今那种像云雾般围绕着她的沉思默想的神态使他难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对她该持什么态度。

但是他感到,这方面,哪怕是最小的暗示都会引起她的惊奇,然后对他变得更加冷淡,那一开始就被他不小心地浇灭了的火花就可能不会再现了。应该静静地、小心地把火花重新燃起来,但是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他隐约地有点儿明白:她长大了,几乎长得比他还高,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他有孩子气的轻信了。他们面临着鲁比肯河,要找回失去的幸福,就必须渡过这条河。

“可是如果只他一个人渡过去,那怎么办?”

他心里在想什么,她比他更清楚,所以这方面她占了上风。她看穿了他的心事,看见他心底里如何的产生了感情,这感情如何的活动又如何的表现出来;她清楚,索尼奇卡的那套武器——女人的狡黠、耍滑、卖俏,对于他来说是多余的,因为这里无须进行角斗。

她甚至已看到,尽管她年轻,但在这场感情纠葛中起首要作用的是她,而他所能期待的只是深刻的印象,表现出强烈的感情上的慵懒、顺从,他的脉搏将永远随着她的脉搏跳动,绝不会有任何意志的活动和积极的想法。

她很快就估摸到自己对他有多大的支配力,她很乐于起指路明星的作用,把明星的光芒洒在一潭死水上,再由它反映出来。她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庆祝自己在这场角逐中占领先地位。

在这场喜剧或者悲剧中,男女主人公自始至终几乎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都是折磨者和被折磨者。

奥丽加同一切占上风的女人,即扮演折磨者角色的女人相比当然要好一些,她是不自觉的,但也少不了对他做出猫玩老鼠的把戏。有时她也会有闪电般的感情爆发,如突然的任性发作,接着又突然收了回去。不过,更多更常的是她推着他往前走,因为她知道他是不会自己向前迈一步的,她不推,他就不动。

“您很忙吗?”她一边绣着十字布,一边问道。

“我倒想说,是很忙,可是扎哈尔会怎么说呢?”奥勃洛莫夫心里在叨咕。

“是的,我在看一些东西。”他随便地回答说。

“看什么,小说吗?”她问道,并抬起眼望着他,看他带着什么表情撒谎。

“不,我几乎不看小说,”他很平静地回答说,“我在看一本《发明与发现史》。”

“谢天谢地,我今天正好看了一页书!”他心里想。

“是俄文的吗?”

“不,是英文的。”

“您能看英文书?”

“有点吃力,但还行。您在城里待过吗?”他这样问她,是想转移话题。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我总是在这儿,在这条林荫道上做活计。”

“总在这儿?”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条林荫道,谢谢您领我到这儿来,这儿几乎没有人……”

“我没有领您来,”他打断她的话说,“您记得吗?我们是偶然在这儿遇见的。”

“是的,确实是这样。”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您的睑腺炎全消了吗?”她打量着他的右眼睛说道。

“多谢上帝,现在已经消了。”他说。

“如果您的眼睛发痒的话,可以用普通的葡萄酒擦一擦,”她继续说,“这样就不会长睑腺炎了。这是保姆教我的。”

“她干吗老提睑腺炎的事呢?”奥勃洛莫夫想。

“对,不要吃夜宵。”她又补充了一句。

“扎哈尔!”他差点愤怒地喊出了他的名字。

“只要您常吃夜宵,”她眼睛不离活计继续说,“再躺上三天,尤其是仰面躺着,您一定会得睑腺炎。”

“那蠢——货!”奥勃洛莫夫心里又骂了扎哈尔一声。

“您在做什么活计呢?”奥勃洛莫夫问道,想转换话题。

“做一个拉铃套,”她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十字布展开,给他看上面绣的花,“是给男爵绣的,好看吗?”

“是的,很好,花样很好看。这是一枝丁香花吗?”

“好像……是,”她漫不经心地答道,“我绣着玩的……”她连忙卷起十字布,脸也有点红了。

“如果就这样聊下去,如果从她嘴里得不到什么东西,那也太没意思了,”他想,“如果换了别人,比如施托尔茨,一定能得到,而我却不行。”

他皱起眉头昏昏沉沉地看了看周围。她看了他一眼,然后把活计放进篮子里。

“我们到林边去吧,”她说,把篮子交给了他,自己则打开阳伞,整了整连衣裙,往前走了,“您干吗不开心呢?”她问道。

“我不知道,奥丽加·谢尔盖耶夫娜!我为什么会开心呢?怎样才能开心呢?”

“做事情,常与人们交往。”

“做事情?有目的才能去做事。我现在有什么目的呢?没有。”

“生活就是目的。”

“当您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时,那就只能活一天算一天:您会为过了一天而高兴,睡梦中也不用去考虑今天为什么活着、明天又为什么活着这一枯燥的问题。”

她默默地听着,目光严厉,在两道蹙起的眉毛中间隐含着严峻的神色,嘴唇像蛇一样在蠕动,像是疑惑,又像是轻蔑……

“为什么活着?”她重复了一遍,“难道会有无用的生命?”

“会有,比方我的。”他说。

“您至今还不知道您的生活目的?”她停下脚步问道,“我不相信,您这是在诋毁您自己,要不,您就不配活着……”

“我已经过了应该有生活目的的年纪,往后什么也不会有了。”

他叹了一口气,而她却笑了笑。

“什么也不会有了?”她表示怀疑地问,但语气活泼、欢快,带着笑声,好像不相信他的话,并预见到他将来的前途。

“您笑吧,”他接着说,“但这却是事实。”

她低着头,静静地走在前面。

“我为谁?为什么而活着,”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走,“我追求什么?我的思想意向在何方?生命之花已经凋谢,只剩下刺了。”

他们静静地走着。奥丽加没精打采地听着,顺手折了一枝丁香给他,眼睛却没有看他。

“这是什么?”他受宠若惊地问道。

“您看嘛!一枝花。”

“什么花?”他睁大眼睛问道。

“丁香花。”

“我知道是丁香花,不过它意味着什么呢?”

“生命之花和……”

他站住了,她也站住了。

“和什么……”他疑惑地重复一遍。

“和我的懊恼。”她说,目光专注地直视着他,她的微笑说明了她的用意。

不透的云从她身边散开了。她的目光在说话,而且明白易懂。她好像有意地打开了书中的某一页,让你读懂秘藏在心的那个地方。

“那么,我还有希望……”他忽然兴奋地说。

“完全有!不过……”

她没有说下去。

他突然新生了。这回倒是她认不出奥勃洛莫夫了!他那晦暗的昏昏欲睡的脸一下子变了样,眼睛睁开了,两颊现出了红晕;思想也活跃了,两只眼睛闪烁着愿望和意志之光。她从这张无声的脸的变化中,清楚地看到奥勃洛莫夫突然间有了生活目的。

“生活,生活又向我敞开了大门,”他像说梦话似的说,“瞧,生活就在那双眼睛里,就在微笑中,就在这枝花上,就在圣洁的女神里……全在这儿了……”

她摇了摇头。

“不,不是全部……是一半。”

“最好的一半?”

“大概是吧。”她说。

“另一半在哪儿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您去寻找吧!”

“为什么?”

“为了不要失去前一半。”她终于把话说完了,接着便把手伸给他,他们一起回去了。

他高兴地时而看看她的小脑袋、她的身段、她的卷发,时而攥一攥手里那枝丁香花。

“这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他默默地反复地说,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您不搬到维堡区去了吧?”当他要回家的时候,她问他。

他笑了,也不再骂扎哈尔是蠢货了。